徐光启(1562-1633)是上海人,生活于明朝末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难得奇才, 精通数学、天文学、水力学、农学以及练兵。 除精晓学术之外,他还在朝廷担任过不同重要官职。 在其一生71年中,他一贯为人坦诚、正直朴实。 晤利玛窦之后二人开始合作,并于41岁时领洗入教。 从此以后,他深入研究基督宗教教义,并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传教士宣扬的基督宗教与儒教并不矛盾,而只是对其有所补充。 本文作者金鲁贤于1985年被祝圣为上海教区助理主教,并于1988年接任该区正权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05年向其授予教宗正式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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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 —— 一位适合任何时代的人

作者:金鲁贤 主教

 

各位神父、修女、修士、教友:

2012年是普世教会的福传年,也是我们上海教区的开教先驱徐光启诞辰450周年。作为徐光启的一个老粉丝,三年前我曾写过一个牧函,现又写这第二个牧函,和大家分享我这几年学习徐光启的几点感受,希望大家都能重视他、纪念他、宣传他,以他为榜样来为上海教区的福传出力,同时也恳请他为我们教区的牧灵福传工作转求天主。

一、一位适合任何世代的人

台北光启社和江苏电视台合作录制过一部大型纪录片《徐光启》,我注意到其英文标题是:A Man for All Seasons,当时觉得这个题名太传神了,因为这曾经是人们对英国圣人多玛斯·莫尔(1477-1535)的颂扬,多玛斯·莫尔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人文主义者,在亨利八世的时候殉道。当得知他去世的消息,他的好朋友荷兰天主教神学家伊拉斯谟称他是a Man for all seasons,一个适合任何世代的人。

是什么品质让人将徐光启比作圣多玛斯·莫尔?莫尔和徐光启一样,均曾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他们都不喜权术,不善营私,看淡官场的升迁,莫尔对羡慕他职位的人说:如果我的人头可以换一座法国的城池,那么,国王准会让我的人头落地;徐光启坚辞阉党为拉拢他而封的官爵,从不趋炎附势,结党舞弊。他们在其位,谋其政,体恤民众。莫尔看到资本积累过程中人民的苦难,揭露圈地运动中“羊吃人”的血腥,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留下了辉煌的著作;而徐光启看到天灾人祸带给人民的苦难,试图用科技救民,给我们留下诸多不朽的科学篇章。他们在乱世虐政中坚守良心,为了教会的益处,莫尔拒绝宣誓承认亨利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宁可入狱乃至受死也不要自由;徐光启在教难来临的时候,毅然上书为传教士和自己的信仰辩护,并以自己身家性命担保。他们智力超群,但是从不恃才傲物;他们天性温和,热爱家庭,生活简朴,爱好友谊,信仰虔诚。生前,他们备受人民的尊敬;嗣后经年,他们的价值仍然不断被发现。直到今日,莫尔还是一个受社会不同阵营所推崇的人,教会高度肯定他的圣德,1886年列他为真福,1935年列他为圣人,而共产主义阵营将他的《乌托邦》看作是共产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来源。徐光启也是如此,人民高度评价他那种爱国爱民、清正廉洁、刚正不阿、追求真理的品质,将它视作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徐光启去世近380年以来,这种评价一直没有改变。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从推崇 “德先生” (民主)、“赛先生”(科学) 和“反对基督教”运动 ,到传统价值遭到质疑的后现代运动,徐光启的形象在国人的心目中不仅巍然不倒,反倒日益丰满高大起来, 从“爱国爱民的科学家”,到现在的“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社会各界没有忘记徐光启。…… 多玛斯·莫尔在百年前被列为圣人,徐光启亦是当之无愧的呀!

我还联想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要把a Man for all seasons翻译成中文,直译就是“一个四季之人”,“一个适合任何时节(任何世代)的人”,如果意译,那就是“不倒翁”,“常青树”等,然而,“不倒翁”在中国文化中有贬意,指的是处事圆滑,八面玲珑,运筹官场,长保权势的人;而“常青树”则指那种稳健博大,具有历久弥新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侧重了精神性的层面,但得在前面加上限定词“××常青树”才能使用,那么,徐光启最适切的就是“科学界的常青树”和“教会的常青树”。

二、科学界的常青树

我在上封牧函中已经介绍过徐光启的科学贡献,当时有一个感想,世人往往将科学和宗教对立起来,只说他作为科学家的科学贡献,回避他的信仰。然而,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徐光启自己从来没有把科学与宗教信仰对立起来,不仅如此,他在领洗入教之后反而更加热切地追求科学,成绩也更为显著。这非常值得我们教友深思。

人们往往认为科学是道德中立的,是客观的,然而,一种没有社会道德和伦理良知的科技会沦为杀人工具: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合成氨的发明人哈伯,在一战期间为德国制造了毒气弹;为了蝇头小利,那些科技人员可以为不法厂商提供各类足以致命的添加剂。科技应该以人为本,承担社会责任。徐光启的科学实践是以人为本的,是充满忧国忧民的责任心的,他的科学精神在现代社会尤为可贵。他提倡“实学”就是因为农事、水利、数学、天文、兵法、屯盐、工艺等“实学”,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他之所以在农学方面成绩最大,因为那是“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他说自己每次听到“他方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就会尽量去收集、育种、总结经验并推广,希望人民因之受益,不再饿肚子。比如托人从福建三次带来蕃薯作种,钻研蕃薯往北种植的各种技术,推广种植,是因为它易栽培且高产,“足以活人者多矣”。他对棉花种植和蚕茧养殖的技术总结,也是看到纺织是江南家庭重要的生计来源。他研究在滩地种植木棉的技术,是为替官盐军队烧饭的灶民忧心,因为海水变淡,他们生产困顿,种植木棉可以解决灶民的生活问题。 他将水稻引入中国北方,他改良诸多种作物的种植方式,总结经验撰写了六十卷的中国最著名的两本农学著作之一《农政全书》,为提高农产量和农作技术提供指导。据统计,他一生涉足的科学门类共有农业、军事、天文、气象、水利、建筑、机械制造、测量、制图、医学、音乐和会计等十二个子目,他的每一项研究都是从造福人民的责任感下进行的。可以说,正是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怀,为徐光启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无限的领域和主题。

徐光启的科学研究中还有一种超性的责任感。徐光启和传教士接触之后,开始了他“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科学传播过程。在徐光启和利玛窦的时代,自然科学还没有和神学分离,它们浑然一体,都是人们荣耀天主的方式。正因为如此,徐光启将利玛窦的学问分为三种,从大到小分别是修身事天之学(相当于形上学、伦理学和神学等)、格物穷理之学(物理学)、象数之学(算术几何及其它科技)。不过,传教士们在传教中有不同的侧重,比如利玛窦认为,象数之学对于中国有帮助,可以“富国足民,代天养民”,因此,他和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而熊三拔认为,对实学的关注,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拯救灵魂转移到低下的“器学”,对传教没有帮助,因此一开始徐光启提议翻译《泰西水法》的时候,他是有保留意见的。为了说服熊三拔,徐光启提出了一个重要见解,那就是科学也是善工。科学不仅仅 “代天养民”,还激起人们对仁义的追求,它虽然属于“小”学,但人们可以由小见大,看见天主,更重要的是,科学和宗教是天主救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正如我们在行哀矜的时候,有形哀矜和神哀矜一样,科学拯救身体,宗教拯救人灵,身体和灵魂不可分。因此,科学追求也是一个人的美好德行的一部分,可以为天主作见证。

三、教会的常青树

徐光启为人稳健务实,智力超群,信仰坚定。利玛窦神父在世的时候,非常欣赏徐光启的学识及品德,在日记中赞美徐光启,说他“天资美好,秉性善良”,“注定了要他美饰这个初生的教会”,他欣赏徐光启,答应和徐光启一起翻译科学著作,利玛窦口传,徐光启笔录,两人从1605年开始共同翻译的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对中国近代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一个文化传教的典范。在教务的事情上,利玛窦也尊重徐光启的意见,徐光启认为不行的事情,就不办,比如当时利玛窦想通过结交宦官得到长住北京的许可,徐光启反对,认为结交宦官,就卷入了派系纠纷,不利于传教。1605年耶稣会神父欲在北京购置新居建堂(即南堂)的事情,应邀前去商量的几位中国人中就有徐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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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请阅读:http://www.catholicsh.org/NewListIn.aspx?InfosID=3968&InfoCategoryID=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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