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玛丽亚∙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诞辰150周年的国际会议上，教宗方济各将这位教育家誉为 “二十世纪文化界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她为建设一个更加博爱与和平的世界，[…]在教育领域和整个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愿这一重要的周年纪念日能够激励人们为子孙后代慷慨奉献，从而培育团结互助的人以及向对话与接纳开放的世界公民” [1]。

蒙特梭利（1870-1952）的教学工程以非同寻常的方式遍及全球，至今已涵盖145个国家的65000所学校，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其中意大利约200所，美国4400所，德国1100所，英国800所，爱尔兰375所，还有属于欧洲其他地区的460所。此外，加入国际蒙特梭利协会的附属学校还分布于蒙古、墨西哥、哥伦比亚、白俄罗斯、巴基斯坦，以及非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

在蒙特梭利诞辰150年之后，究竟是什么使她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至于被公认为 “世界上最著名的意大利女性” [3]？

一棵给我，一棵给天主

1949年，蒙特梭利在圣雷莫（San Remo）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蒙特梭利大会上讲述了一个印度故事：一个小牧羊女孩想在她的果园里栽种两棵新的植物，一棵为自己，另一棵为天主。这第二棵尤其使她欢喜不已：“她小心翼翼地给它浇水，为它遮挡阳光，也不容许昆虫靠近。为此，她无心顾及第一棵，而是把它交给别人照管。出乎意料的是，她献给天主的那棵植物死掉了，而另一棵却生机勃勃。绝望的牧羊女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有人告诉她：‘你给这棵植物浇水太多，又不让它接触阳光和昆虫，可是，植物需要阳光才能合成叶绿素，它的生长和繁殖也离不开昆虫。正是你的这种无微不至使它无法成活’。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儿童教育领域。教育工作者和家庭成员的干预，即使是出于最大的善意，也往往会成为创造力自由发展的阻力。它们会抑制生命所需的自然因素的活动，进而压迫和窒息孩子内在能量” [4]。

此外，蒙特梭利还以塔冷通（talento）的比喻（参见玛25:24-28）为例。对于那个仆人将得到的塔冷通藏在地下的做法，她如此阐释了其中的含义：“我们不能将教育领域活动局限于对现有事物的单纯维持，否则我们就会像那个仆人一样无能，丝毫不关心（塔冷通/天资[talento]）开花结果的问题。我们知道，少儿精神中蕴藏着无法意料的丰富能量。我们必须对其加以培养；[…]我们必须发挥儿童奇妙的潜力，为人类的美好未来做准备” [5]。

这就是蒙特梭利教学法的过人之处：我们不能扼制孩子的成长，相反，要增强他们与生俱来的生命力。

由蒙特梭利方法的成功得出了一些结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场十分倾向于促进世界人民团结的运动产生了。虽然人们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各持己见，但取得一致认同的观点是：“必须抓教育” [6]。虽然 “教育” 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但令人吃惊的是，“倡导各种形式教育的人士一致认为，教育必须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抓起” [7]。

由此可见教育系统改革的重要性。教育必须 “从新生命尚未开始、精神上还是零的阶段时开始。[…]在这个存在的起点，人具有完全的共性，也就是说，虽然一切都尚待产生，但这一时刻却包含着无限的潜在可能性，它既可以使人分裂，也可以使人团结。这个看法听起来不错：如果在那个一切尚待形成的时刻开始进行教育，我们就有希望找到创造人类和谐的途径。这是一个教育系统所能提出的最高目标。如果能够寄希望于儿童，通过他们改变世界的命运，这对所有人来说都将是一个莫大的欣慰” [8]。

罗马大学（La Sapienza）的叛乱

引导蒙特梭利发现教育方法的种种事件错综复杂，与她的个人经历紧密相连。她一度决意报名罗马大学的医学和外科学院，但直至19世纪末，该学院从未有过女性学生就读的先例；此外，她是理工科高中毕业生，不符合该学院录取人文科毕业生的要求。但是，不甘退却的她在父亲的陪同下求助于教育部长圭多∙巴切利（Guido Baccelli），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科学家。鉴于禁令，部长建议她先报读自然科学专业，以便在第二学年提出转学医学的申请[9]。尽管如此，蒙特梭利的生活并不轻松：她的大学学习需要家长的陪同；另外，在她去实验室的路上，一些男生的阻拦迫使她不得不在夜间进行活体解剖的实验。凭着自己的执着，她于1896年以一篇有关精神病学的论文毕业。罗马大学首位 “医学女博士” 的消息出人意外，不同报刊登载了这一事件[10]。

同年，蒙特梭利随意大利代表团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妇女权利大会，并在会上提出了男女同酬的倡议。此外，她还成立了一个促进妇女解放的 “妇女协会”。刚刚大学毕业的她已成为一名妇女权利的倡导者，一名抗议者和一名女权主义者的先锋。

尽管个人兴趣更趋向于神经精神病学，但她最初的工作开始于罗马大学的医疗诊所。她热衷于照顾智障儿童，并发现许多这些孩子的潜力都无法得到发挥。这个起点引导她开启了使一些弱智儿童部分以至完全恢复正常的使命。在此后的50年里，蒙特梭利始终致力于儿童能力的研究，并制定了一个教育方案，将她在医学上发现的方法应用于普通教育学。这里面一个重要的细节是：蒙台梭利非常重视简单工具以及不同形状和颜色的物体（立方体、正方形、拼插积木、带有数字和字母的卡片、盒子、铃铛等），它们能够吸引儿童的注意力，促进他们的学习。

1899年，她加入了保护 “非正常” 儿童的全国联盟理事会，并与她的同事朱塞佩∙蒙特萨诺（Giuseppe Montesano）共同负责一所低能儿教育学院的管理工作：这是精神病学的一个分支，致力于针对弱智者心理发展迟缓特点以及治疗方法的专门研究。通过在国家和欧洲会议上对其实验结果的推广介绍，她开始了自己的国际生涯。

在此期间，她与蒙特萨诺之间萌发了感情，并于1898年3月为其生下一子。为了避免丑闻和对各自事业的影响，她在暗中生下了这个儿子，并且在双方同意下决定不公开他们的关系。他们的儿子马里奥由奶妈在一个远离罗马的地方抚养。遗憾的是，两人的关系由于蒙特萨诺与另一个女人的婚姻而终止：蒙特梭利从此只穿戴黑色衣装，以表追思。她的儿子在14岁之前一直和奶妈一起生活，蒙特梭利定期去看望他，直到1913年自己的母亲去世，她才将儿子接到自己身边。马里奥后来成为蒙特梭利方法论的伟大倡导者和传播者。

在罗马圣洛伦佐区（San Lorenzo）的经历

1906年，蒙特梭利受托为圣洛伦佐平民区组织一所工人子女幼儿园。当时，那里由非专业建筑工队承建的58栋新居民楼正处于建设中， 3至6岁的工人子女安置问题于是也成为一个当务之急，蒙特梭利受邀照顾他们。这里需要她照顾的并不是智残儿童，而是贫困粗鲁的平民区孩子，他们的父母都是缺乏表达力的文盲。第一个 “儿童之家” 就这样诞生了[11]。由于没有市政府提供的资金，她亲自定做了适合儿童体型的桌椅。在智残儿童教育方面取得出色成绩后，她的教学理念形成了更清晰的模式。孩子们很适应这样的环境，他们对新的安排充满热情，学习效果也远远超过普通水平。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学会一起生活。在到访的权威人士中，值得回顾的是路易吉∙斯图尔佐（Luigi Sturzo）神父[12]。

对蒙特梭利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并促使她在同一居民区成立了第二所 “儿童之家”。1908年，这一经验被推广到米兰，她在那里建立了两所儿童之家，然后又回到罗马成立了第五所。这些儿童之家很快便名扬瑞士，但真正获得成功是在1913年她前往美国之时。

另一方面，她在一次会议上认识了其他教育学学者，其中特别是爱丽丝∙哈尔加登（Alice Hallgarten）：她是莱奥波德∙弗兰切蒂（Leopoldo Franchetti）男爵之妻，在翁布里亚省（Umbria）开办了一所学校。在参观了圣洛伦佐区的 “儿童之家” 后，弗兰切蒂夫妇以极大的热情说服蒙特梭利搬到他们家里，在那里写下她的经历。另外，他们还为1909年问世的Il metodo della pedagogia scientifica applicato all’educazione infantile nelle Case dei Bambini（《应用于儿童之家的幼儿教育之科学的教育方法》）[13]提供了印刷费用资助。翌年，蒙特梭利的方法被弗兰切蒂家族创办的小学采用：由此，蒙氏方法从幼儿园走入了小学。

蒙特梭利方法

蒙氏方法是一个建立在早期工作基础上的新项目：这些工作虽然必不可少，但蒙特梭利以自己的天分对它们进行了补充。给了她启发的是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及两位教育家：约翰∙裴斯泰洛齐（Johann Pestalozzi）和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Friedrich Froebel）。蒙特梭利认为, “裴斯泰洛齐给了孩子们自由, 却没有向他们提供教具, 而弗洛贝尔向他们提供了教具, 却没有给他们自由。她于是把这两样在自己看来对幼儿教育同样不可缺少的东西整合在一起给了他们” [14]。这种方法从三岁以下婴儿的感官教育开始，并继续发展为三岁到六岁期间使用的教具，这些教具已经在儿童之家经过试验[15]。

教育的基本原则是对生活提供帮助，教育者应该使儿童的潜能得到发挥：根据蒙特梭利的定义，生活本身将完成其作为 “人类建设者” 的任务[16]。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孩子的自由应得到优先考虑：不应将任何东西强加给他们；他们必须自己选择怎么玩，做什么。教育工作者帮助他们准备教具，陪伴他们成长。蒙特梭利以 “自由的纪律”（“不要课桌！”）反对儿童在学校里坐着不动的传统纪律：“纪律” 是指每个人 “是自己的主人，也就是说，需要遵循某种生活规则时，他们可以自律” [17]。因此，它涉及尊重他人，保持秩序，在不打扰他人的情况下举手投足。另外一种创意教法是无言的教育：它有助于集中精力和保持注意力。此外，各种奖励和惩罚被完全废除，备受关注的方面涉及食物、卫生、服装、校园装潢、教具箱和彩色粉笔、简易工作、墙壁上的图画等等[18]。

蒙特梭利的另一个发现是，“人在工作中成长” [19]。工作对幼儿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手工操作有助于智力发展。

批评与赞扬

与此同时，来自世俗和天主教方面的蒙氏方法反对者的早期批评开始出现。教育家吉多∙德拉∙瓦莱（Guido Della Valle）对 “科学教育方法” 冷言讥讽，将其描述为 “极端方济各会式的爱的说教” [20]。《公教文明》也加入了讨论，它一方面对蒙特梭利的直觉和教育实践给予支持，另一方面则对其中存在的 “错误哲学理论” 表示不满。该期刊赞扬蒙氏方法所要求的 “宗教教育必要性”，却批评其准则不符合 “古典教育学中的恒常” 原则。尽管如此，期刊最终认为该方法将带来 “儿童教育学和教学法的一种革命，非常有利于幼儿期的儿童” [21]。然而，也有人怀疑它怀有培育 “未来男女英雄” 的奢望[22]。

无论如何，针对耶稣会士拉蒙∙鲁伊斯∙阿马多（Ramón Ruiz Amado）在巴塞罗纳刊物La Educación Hispano-Americana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公教文明》重申：“值得注意的是，博学的鲁伊斯∙阿马多神父将蒙特梭利方法定性为一种 ‘心理现代主义’，他称其为活力论，因为它旨在 ‘提升学生的道路，让这条路本身发现他应接受怎样的教育’ ” [23]。

对蒙特梭利的赞扬来自基督教民主运动的一些代表人物，他们在其工作中看到了深刻的伦理道德诉求和强烈的社会敏感性。除了路易吉∙斯图尔佐神父之外，菲利波∙梅达（Filippo Meda）也通过米兰天主教大学校刊为蒙特梭利方法进行了辩护[24], 以应对在天主教领域表现出的不信任。此外，当时已成为教育部长的哲学家乔瓦尼∙詹蒂莱（Giovanni Gentile）也是这种创新方法的支持者[25]。

侨居西班牙

蒙特梭利于1915年移居巴塞罗纳，大战期间也生活在那里。她的一个女学生开设的一家名为 “蒙特梭利方法学校”（Escola Modelo Montessori）的儿童之家取得了很大成功。蒙氏方法通过在天主教中的应用而得到发展：为了使儿童积极参与弥撒，这所学校建立了一个适合他们的 “儿童小圣堂”。礼仪及其标志被蒙特梭利视为教会的教学方法和宗教教育之核心。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其中包括此后陆续出版的《生活于教会中的儿童》（I bambini viventi nella Chiesa）丛书[26]。

蒙特梭利对幼儿能力的洞察使她发现了天主与儿童之间的神秘联系：他们 “表现出对天主作为生命创造者和保护者的信仰。[…]他们善于区分自然和超自然事物的直觉如此之强，以至于我们认为它涉及一个宗教敏感期：幼儿期与天主之间的联系似乎如同身体发育完全依赖于使它改变的自然规律” [27]。

儿童在6岁左右就开始探索世界，并对行为和判断产生兴趣。引导孩子并非易事，因为他更乐于自己理解事物，而不是满足于被动地吸收各种判断；然而，“孩子的自由必须受限于集体利益：这是一种我们称之为礼仪和行为教育的形式。因此，我们必须制止孩子做任何可能冒犯或伤害他人以及不体面或无礼的事情” [28]。

重返意大利与法西斯主义

1924年重返意大利后，蒙特梭利受到本笃十五世的接见：教宗降福了她并对其教育方法表示赞赏[29]。此外，她也受到法西斯主义者的赞扬：在为她归国而发表的讲话中，墨索里尼将马可尼的电报机和蒙特梭利的方法称为 “以祖国庄严名义下结合在一起的两种天资” [30]。在政权批准下，由墨索里尼担任名誉主席的蒙特梭利教育研究中心及期刊L’idea Montessori（《蒙特梭利理念》）诞生了。这一研究中心得到了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让∙皮亚杰（Jean Piaget）和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等人物的支持[31]。1926年，蒙特梭利组织了一个为教师应用该方法做准备的全国性培训课程。墨索里尼将蒙特梭利的成功称为意大利的骄傲。然而，由于无法控制这些新学校，它们在为元首带来荣耀的同时也为其增添了烦恼。此外，最初赞成蒙特梭利但后来成为她的批评者的朱塞佩∙隆巴多∙拉迪斯（Giuseppe Lombardo Radice）也发表了一些言论，对她提出了反对，理由是阿加齐（Agazzi）姐妹的教学思想更扎根于意大利传统[32]。

几年后，蒙特梭利与法西斯主义彻底决裂。最初，希特勒关闭了德国的蒙特梭利学校；此后，与法西斯政权的分歧迫使她于1933年放弃蒙特梭利教育研究中心，永久性地迁居荷兰。与此同时，她继续辗转于世界各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蒙特梭利正在印度。在那里，她为适应当地情况而改编的教学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功。她在印度停留了7年，其间甚至由于敌国公民的身份不幸遭受软禁。尽管如此，她还是成功地培训出约1500名印度教师。

1946年返欧后，她被授予极大荣誉，蒙特梭利教育研究中心也得以重组。三年后，她参加了以 “世界重建中的人的塑造” 为主题的第八届国际蒙特梭利大会[33]。1952年，当她仍处于活动巅峰期时，死亡降临到她荷兰的家中。她被埋葬于海牙（l’Aia）附近的诺德韦克安泽（Noordwijk aan Zee）天主教墓地。她墓碑上的碑文是：“我祈祷亲爱的孩子们，愿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与我一起共同建设各民族间和世界上的和平”。

“培养人的” 科学

对蒙特梭利来说，教育学应该被称为 “培养人的科学”，它是帮助儿童发挥与生俱来的潜力的能力[34]。这些往往不为人知且出人意料的天生能量必须得到培养：它们必须得到支持，使儿童通过自身所能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做好准备。

儿童研究展示了童年阶段的价值：根据蒙特梭利的观点，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出生后的最初两年极为重要，因为这是儿童从生命最初的无意识到精神和身体能力形成的时期[35]。未来的人诞生了，他们由此奠定的成长基础将随着一系列具有自身动力的新事物一同发展。倘若这些基础遭受误导或扭曲，不可逆转的损害很可能会产生。在这个年龄段，积极品质和缺陷会同时出现，这些特征将塑造之后的成人，并为其个性打上可能是永久性的烙印。

人们通常认为，婴儿不过是缺乏智力、力量、意志力的弱者，处处需要帮助。而蒙特梭利方法则持与此相反的看法：“我们相信，为了把握方向，寻求正确道路，人类必须求助于儿童。能够帮助人类解决大量社会和个人问题的唯有儿童。他们绝不是可怜的弱者：孩子是人类及文明之父，是我们的老师，在教育方面亦然。这并不是对童年的过分推崇，而是一个伟大的真理” [36]。

儿童的潜力

蒙特梭利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真理：第一，儿童开始移动的方式；第二，他如何学会讲话；这两个突破都是通过其个人驱动力产生的。“孩子慢慢地开始移动，仿佛慢慢地从生命中苏醒过来。双手为工作而醒来，双脚为行走而醒来。[…]语言学习更为非凡。所有的孩子都会在两岁时开始说话，否则，即使最迟钝的母亲也会为此忧虑重重，因为这是自然现象。可是，孩子在两岁的时候就会说话，这怎么可能呢？心理学家们非常仔细地致力于对这一复杂现象的研究。孩子会说所谓的母语，他们在两岁时不仅能够发音，而且能够构建思想表达不可或缺的语法顺序：这是一种以智力事实为前提的自发活动，它揭示了孩子如何在生命第一个时期便拥有活跃的心理活动” [37]。

蒙特梭利指出，语言是几千年来人类学会相互理解的成果。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学习一种非自己母语的语言需要相当大的努力。然而，一个两岁的孩子却能学习，或者说是吸收一种语言，换句话说，他们学习语言的方式直接、快速且不易遗忘。通过开始说话，他在自己身上塑造有能力与他人进行沟通和联系的成人形象。蒙特梭利所说的 “吸收性思维” 意味着 “儿童思维的吸收不同于让水通过而不存留水的海绵；它[…]完全吸收，并同时塑造人的性格” [38]。

过去，这种在很长时间内未引起注意的学习主要被归因于遗传；人们并未理解儿童如何通过一个自主的过程塑造自己的个性。因此，蒙特梭利深为惊叹：“天主的力量在这种创造和进化的现象中得到了体现，祂赐予新生儿一个弱小的外表，同时赋予他超人的无限能量。在这一方面，儿童是天主用于人类进化的工具。在教育者眼中，儿童具有威严、美善和神圣智慧的一面” [39]。

在对蒙特梭利教育学进行总体概述之后，现在应该思考它的两个特点：宇宙教育以及通过儿童实现世界合一。

宇宙教育

宇宙教育是蒙特梭利方法中最有力的新元素之一。它的正确理解应该是：“为后代做有效的准备，使他们了解整个人类趋向于融合成一个一元的有机体。这个理念不应被视为指导人类行动的理想，而是被当作已经存在的现实，尽管它仍处于实现的过程中。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推动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以促进他们相互团结的问题，而是提高对一个既有事实的认识，这个事实要求人们有意识地适应他们的现状” [40]。

因此，必须帮助儿童了解文明的重大发现、最早的世界探险漫游、人类自古至今的历史，使书本中的枯燥概念变得更加生动。“这些伟人的生活和工作中不存在自私的影子，他们付出不求回报，但他们建造的伟大事物注定会在其身后发展壮大。人与人之间这种美好的团结友爱投射于未来，扎根于遥远的过去，将过去、现在、未来永远地联系在一起” [41]。宇宙教育正是从个人经验到普遍经验的延伸。因此，儿童工作成为对他人、对世界的服务：虽然平凡，却是宇宙宏大故事的一部分。在此，我们仍需要把儿童视为 “老师”，点燃自己内心深处新的希望和光明[42]。

通过儿童实现世界的合一

这是蒙特梭利方法的另一个原创声明。在婴儿出生时，他/她在爱中被迎接，而爱也是其唯一需要的事物。如果一个孩子在长大后发现有精神缺陷，那是他或她在幼年时期缺乏亲情、家庭保护和成长所需的照顾的结果。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基础中并不存在爱的原则。虽然宗教对其加以肯定，但支配现代社会的实际上是对金钱的贪婪、竞争和自私自利。能够改变人内心的是什么？蒙特梭利回答说：“能够让全世界的人团结起来的方法只有一个：对儿童的爱和关怀” [43]。

一个婴儿的问世可以在家庭中创造奇迹。面对一个新的生命，即使一个利己主义者也可能从根本上发生转变，展示对他的爱。幼儿 “虽然一无所有，却是对一切的承诺：无论是在富人的家里，还是在穷人的家里，[…]在所有的国家中，他不知道什么是政党以及其他社会差异和分歧，无论出生在哪里，他都具有同样的特征” [44]。基于这种确定性，“教育可能是实现整个人类家庭团结合一的最有效工具” [45]。

  1. 教宗方济各，在纪念玛丽亚∙蒙特梭利诞辰150周年国际大会上的致辞，2021年10月23日。本次大会因大流行病疫情的影响而被推迟一年举行。 ↑
  2. 参见C. Maurizio, ”Montessori in the world: how many are there and where are the schools”, in Tecnica della scuola (www.tecnicadellascuola.it/)
    montessori-in-the-world-how-many-and-where-schools-are），2020年9月1日。 ↑
  3. F. De Giorgi, ”Rileggere Maria Montessori.Modernismo cattolico e rinnovamento educativo”, in M. Montessori, Dio e il bambino e altri scritti inediti, Brescia, Morcelliana-Scholé, 2020, 5. ↑
  4. M. Montessori, «La solidarietà umana nel tempo e nello spazio», in La formazione dell’uomo nella ricostruzione mondiale.Atti dell’VIII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Montessori presieduto da Maria Montessori (San Remo, 22-29 agosto 1949), Roma, Ente Opera Montessori, 1950, 195. ↑
  5. 同上，196。 ↑
  6. Id., «La capacità creatrice della prima infanzia», in La formazione dell’uomo…, cit., 29. ↑
  7. 同上。 ↑
  8. 同上，30。 ↑
  9. 参阅L.Borghi, Il medico di Roma.Vita morte e miracoli di Guido Baccelli (1830-1916), Rome, Armando, 2015, 238. ↑
  10. 这是对首批女医学毕业生的称呼。1870年之后，另两位毕业于医学专业的女性分别是：1877年，佛罗伦萨的Ernestina Paper；1887年，那不勒斯的Anna Kuliscioff（参见同上，238）。 ↑
  11. 具体描述可参见：M. Montessori, Il segreto dell’infanzia, Milano, Garzanti, 1950, 150-162. ↑
  12. 人民党领袖兼卡尔塔吉罗内市（Caltagirone）市长斯图尔佐神父结识了蒙特梭利并对她的方法表示赞赏，为此，他留下了一个有趣的见证。也就是说，他声明她的教学没有反基督信仰的偏见。参见F. De Giorgi, «Rileggere Maria Montessori…», cit.,20 s. ↑
  13. M. Montessori, Il metodo della pedagogia scientifica applicato all’educazione infantile nelle Case dei Bambini, Città di Castello (Pg), S. Lapi, 1909。这是一部献给弗朗切蒂家族（Franchetti）的作品。1912年，该书的英文版在美国发行后在那里获得了巨大成功：一些教师赶赴意大利，前往儿童之家参观并了解其应用。该书被翻译成36种语言，出现于58个国家（参见De Giorgi, «Rileggere Maria Montessori…», cit., 43）。 ↑
  14. P. Giovetti, Maria Montessori. Una biografia, Roma, Edizioni Mediterranee, 2009, 54. ↑
  15. 关于教材，她写道：“我有两年教育罗马弱智者的经验。当时，我以爱德华∙塞甘（Edouard Séguin）的书为依据，我也珍视伊塔德（Itard）令人钦佩的经验：此外，在这些文本的基础上，我还制作了非常丰富的教学材料”（M. Mont Edouard Séguin essori, Il metodo della pedagogia scientifica…, cit. 31）。 ↑
  16. M. Montessori, La mente del bambino, Milano, Garzanti, 2017, 14. ↑
  17. 同上，Il metodo della pedagogia scientifica…, cit., 63. 参见 «Lo spauracchio della disciplina», in Id., Educazione per un mondo nuovo, Milano, Corriere della Sera, 2018, 124-135. ↑
  18. 在儿童之家，每个房间的墙上都挂着拉斐尔的《椅子上的圣母》的复制品，几乎成为它的象征物。 ↑
  19. M. Montessori, Il segreto dell’infanzia, cit., 262. ↑
  20. G. Della Valle, «Le “Case dei Bambini” e la “Pedagogia scientifica” di M. Montessori», in Rivista Pedagogica 4 (1911/2) 71; 73. ↑
  21. «Una nuova riforma edilizia e pedagogica», in Civ. Catt. 1910 I 86 s. ↑
  22. «Il metodo Montessori», in Civ. Catt. 1911 I 201. 参见《公教文明》英文版的评论文章, 同上, 1922 I 357 s. ↑
  23. «La “Casa dei Bambini” della Montessori e l’“autoeducazione”», in Civ. Catt. 1919 II 219 s. 另参见M. Barbera, L’educazione nuova e il Metodo Montessori, Milano, Àncora, 1946, 135-141. ↑
  24. 参见F. Meda, «Il Metodo Montessori», in Vita e Pensiero 13 (1922) 666-678。作者这样写到：“教会似乎是该方法所倡议的教育之目的”（同上，674）。 ↑
  25. 参见P. Giovetti, Maria Montessori…, cit., 76. ↑
  26. 参见S. Cavalletti, «Prefazione» a M. Montessori, I bambini viventi nella Chiesa. La vita in Cristo. La Santa Messa spiegata ai bambini, Milano, Garzanti, 1970, 5 s。这套丛书包括三本书籍：第一本出版于1922年；第二本出版于1931年；第三本首先以英文版出现于1932年，然后于1949年出版了意大利文版。 “善牧教理” 产生于蒙特梭利方法论：参见S. Cavalletti, Il potenziale religioso del bambino. Descrizione di un’esperienza con i bambini da 3 a 6 anni, Roma, Città Nuova, 1979; Id., Il potenziale religioso tra i 6 e i 12 anni, ivi, 1996;G. Pani, «La catechesi del “Buon Pastore”», in Civ. Catt. 2020 III 160-169 （中文版《“善牧”教理讲授》，https://www.gjwm.org/2020/11/16/la-catechesi-del-buon-pastore/）。 ↑
  27. M. Montessori, La scoperta del bambino, Milano, Garzanti, 1950, 324 s. ↑
  28. 同上，Il metodo della pedagogia scientifica…, cit., 64。 ↑
  29. 参见M. Barbera, L’educazione nuova e il Metodo Montessori, cit., 133 s. ↑
  30. B.Vespa, Donne d’Italia.Da Cleopatra a Maria Elena Boschi storia del potere femminile, Milan, Mondadori, 2015.尤其是：G. Marazzi, «Montessori e Mussolini: la collaborazione e la rottura», in Dimensioni e problemi della ricerca storica 13 (2000/1) 177-195. ↑
  31. 参见P. Giovetti, Maria Montessori…, cit, 78. ↑
  32. 罗莎和卡罗琳娜∙阿加齐（Rosa 及Carolina Agazzi）是受弗罗贝尔（Froebel）和幼儿园结构启发的教育家：参见同上， 76. ↑
  33. 参见Atti dell’VIII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Montessori presieduto da Maria Montessori…, cit. ↑
  34. 参见M. Montessori, Comeeducare il potenziale umano, Milano, Garzanti, 2019. ↑
  35. 参见同上，Educazione per un mondo nuovo, cit., 12. ↑
  36. 同上，«La mente assorbente», in La formazione dell’uomo…, cit., 340. ↑
  37. 同上，341 s. ↑
  38. 同上，343。 ↑
  39. 同上，347。 ↑
  40. G. Honneger Fresco, «Educazione cosmica: un inedito di Maria Montessori», in Il Quaderno Montessori, n. 29, 1951, 61 s. ↑
  41. M. Montessori, «La solidarietà nel tempo e nello spazio», cit., 201; Id., Come educare il potenziale umano, Milano, Garzanti, 2019, 32 s. ↑
  42. 参见G.Galeazzi (ed.), Educazione e pace di Maria Montessori e la pedagogia della pace nel ‘900, Torino, Paravia, 1992: “我们必须求助于儿童，把他们当作默西亚、救世主、社会的再生者。我们必须以足够的自制和谦恭来接受这样一个理念：然后像三位贤士一样走向儿童”（同上，56）。 ↑
  43. M. Montessori, «L’unità del mondo attraverso il bambino», in La formazione dell’uomo…, cit., 532. ↑
  44. 同上，529。 ↑
  45. 同上，535。参见同上，Educazione per un mondo nuovo, cit., 15：“新一代的人将不再是事件的受害者，他们将拥有引导和塑造未来人类社会所需的清晰视野”。 ↑

吉安卡洛·帕尼（Giancarlo Pani 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