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小说及文学解读人的内心世界，有助于接纳渴望、辉煌和艰辛。其间所涉及的并不是理论，但有助于传教，有助于善解人心…”[1]：本文作者在2016年采访方济各，当我们的会面即将结束时，他曾这样对我说。今天，在他当选教宗（2013年3月13日）10周年之际，我们试图以其文学阅读为线索，探寻他在思想及牧灵态度方面的成长过程。这将是从一个不同角度理解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里奥教宗任期的途径。
教宗方济各始终酷爱文学，小说和诗歌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他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自年轻时代起，“我就非常喜欢文学”（me gustaba mucho）。事实上，他的阅读记忆可以追溯到童年，当时，他的父亲经常在晚饭后大声读书。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
作者希望通过本文重构他的文学阅读历程，并整理一些分布于其文本和访谈中的文学参考文献。我将尝试通过一些说明而绘制一张图纸，一段塑造其思维方式的阅读经历。
创造力、想象力及语言
作为一名年轻的耶稣会士，贝尔戈里奥曾在圣达菲（Santa Fe）的一所古老耶稣会学校圣母无染原罪神学院（Colegio de la Inmaculada Concepción）高中任职教授文学。他在那里形成了一种信念，即富于创意的经验至关重要。当时，28岁的他做了一件“有点冒险的事情”[2]。那时候，他的工作是让学生们学习经典西班牙文学作品，可男孩们不但不喜欢这些作品，反而要求阅读加西亚·洛尔卡（García Lorca）之类的作家。于是，贝格里奥决定让他们在家里自学诸如《熙德》之类的作品，而在课上，他则向孩子们讲解为其所喜爱的作家。
但最重要的是，他也开始让他们写作。后来，他决定将他的学生写的两个故事拿给博尔赫斯（Borges）看。贝尔戈里奥的确认识博尔赫斯的秘书，她曾经是他的钢琴老师。博尔赫斯非常喜欢这些故事，于是提议为他们其中的一部文集作序[3]。
这段以往的经历又在今天重新出现。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方济各为一位年轻诗人卢卡·米兰尼斯（Luca Milanese）于2020年出版的一册名为Rime a sorpresa（可译为《偶遇诗韵》）的诗作[4]写序。我相信，同时阅读一部教宗的文本和一位已经深入数代人文化和感知的诗人的作品对我们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尤其是那些几百年之前的诗人，比如但丁。在这位“最伟大的诗人”逝世七百周年之际，贝尔戈里奥的确亲自为此发表了一封宗座牧函，题为《永恒生命的光辉》（Candor lucis aeternae）。可是，前所未闻的是一位教宗为一位年轻诗人的作品写下一纸序言。
在他的序言中，教宗指出，米兰尼斯的诗歌产生于一种与之俱来的能力，使他“即使在看似无关的地方也能窥见关联，晓得如何在看似随机的事物中把握一种不同的新深度”。诗歌使人看到关联、联系、对应。我从贝尔戈里奥的学生那里得知，年轻教授时的他喜欢讲授波德莱尔（Baudelaire）；作为教宗，他也同样引用过波德莱尔。或许米兰尼斯笔下具有一种对波德莱尔《书信》中高度象征性的呼应。
同样重要的是，贝尔戈里奥于1981年6月20日为阿根廷耶稣会士奥斯瓦尔多·波尔（Osvaldo Pol）的诗集 De destierros y moradas（可译为《流亡者及住所》）所作的序言。他这样写道：“诗词在人的内心有切实的住所，并同时可以感受到尚未能展翅翱翔的双翅的重量”[5]。这是对诗歌的另一个重要定义：它充满着感情、激情和肉体的欲望。这就是为什么它的重量并不是一旦起飞便不再感到的双翅的重量。相反，诗歌能够感受到这种重量，因为它的翅膀仍然接触地面，并因此而予以表达。
为什么会有这种对诗歌的热爱，以至表现于对那些诗作的支持，而它们的作者不过是尚未得到评论家“认可”的年轻学生？贝尔戈里奥知道，缺乏想象力是信仰的一个严重问题。我们缺乏强有力的图像，以助于我们“想象”我们所坚信的真理。举例来说，这就是他喜爱“民间信仰”的原因之一：它是一个强有力形象的宝藏，深深地扎根于一个民族的集体想象中。
我们正应从这一意义上理解教宗在 La trama divina, Gesù in controcampo（可译为《神圣剧情：分镜头中的耶稣》[6]一书序言中所发出的呼吁。“我呼吁，”方济各写道，“在这个世界秩序面临危机的时期，在战争和极端分化、僵化模式、气候及经济层面的严峻挑战中，我们需要发掘新语言的才能，需要强有力的故事和形象，需要能够向世界高呼福音信息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向我们展现耶稣”[7]。这一呼吁立即得到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呼应：他撰写了一个关于耶稣的剧本，而且有可能会被拍摄为一部电影[8]。
方济各时常借用图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与其是一种表达技巧，它更属于一种思维方式。2017年2月9日，他在对《公教文明》团体发表讲话时坦率表示：“我非常喜爱诗歌，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会继续阅读诗歌。诗歌中处处是隐喻，而对隐喻的理解可以使思维更加机警敏锐，更富有直觉力。富于想象力的人不会呆板，他们有幽默感，常能感受到慈悲和内心自由的甘美”[9]。
事实上，身为教宗，他曾多次使用并继续使用诗歌中的形象，甚至在他最重要的文告中也亦然如此。例如，在他专门论述夫妻感情的宗座劝谕《爱的喜乐》（Amoris laetitia）中，方济各感到使用诗意语言的必要。他于是引用了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和马里奥·贝内代蒂（Mario Benedetti）。在另一部劝谕《心爱的亚马逊》（Querida Amazonia）中，他引用了多达17位作家及诗人的作品，他们大多来自亚马逊地区并且深受大众欢迎，但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和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也在其中。在他的教宗训导中，方济各将诗歌及象征性逻辑（logos）作为其讲话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的确非常重要。
“不完整思维”逻辑：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ij）和本森（Benson）
然而，贝尔戈里奥所喜爱的诗意表达形式具有一个特点。对此，我们可以从他的教学选择中窥豹一斑。“我喜欢悲剧艺术家”，方济各曾在2013年的一次访谈中这样对我说。
我也曾在数个场合中得到机会与教宗继续就某些作品逐一展开讨论。其中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得知这位伟大的俄罗斯小说家是贝尔戈里奥的最爱之一。他在此后也多次反复谈及，包括在从巴林回程中的机上新闻发布会中。可是，他最喜欢哪一部作品？是不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正是我预料中的那一部。需要忆及的是，事实上，作为总主教，贝尔戈里奥在1988年5月27日罗普拉坦殉道者的列圣品典礼上所引用的恰恰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不相信天主的人，也不会相信天主的子民”[10]。不过，当被直接问及“您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哪些作品？”时，教宗方济各的回答是：《地下室手记》。后来，在我们于2016年进行的那次访谈中，他曾称其为“一颗瑰宝”[11] 。
在这部著述于1864年的小说中，这位俄国作家描述了一个对他所鄙视的世界感到沮丧和怨恨的人：一个不足为奇的无名者，“既不好也不坏，既非不诚实也非诚实，既不是英雄也不是蝼蚁”。尽管意识到什么是善，他仍然在未得到满足的欲望和复仇意图之间越来越深地陷入一种邪恶状态。在他的“手记”中，对生活往事的回忆穿插于独白之中，使他的灵魂被暴露得一览无余。
我想在这里稍作停留，谈谈之所以酷爱悲剧的一个方面，即：悲剧是人生复杂性及矛盾性的见证。贝尔戈里奥喜欢张力，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诠释者罗曼诺·瓜尔迪尼（Romano Guardini）所说的“两极对立”，瓜尔迪尼也对贝尔戈里奥的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不一定“二乘二必得四”，也许“二乘二得五”。的确，我们在小说中读到：“二乘二得四已不再是生命的原则，各位先生，而是死亡的原则”。精谋细划以及概念性和抽象性的思维无法“把握”生活及其中的实际矛盾。毕竟，贝尔戈里奥思想的基石之一是：事实总是先于理念，多面体的复杂性优于球体的均衡性。这是否也是他得益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他通过瓜尔迪尼得知，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对两极张力的思考来描述他的人物的存在，而那种两极张力“正是存在的最圆满时刻，它是未定，是一种不受制于任何形式约束的变动因素，既骤不及防，又无法预测”[12]。
在我看来，这是理解方济各的一个关键所在，因为这位伟大俄罗斯作家所提出的这种对僵化逻辑的违背，亦可被理解为方济各在接受我于2013年的采访时所说的“未完成式思维”或“开放式思维”之基础，其中毫无僵化之处。
沿着同样的思路，方济各向《公教文明》的耶稣会士就波德莱尔（Baudelaire）阐述了自己的反思。正如前文指出，年轻的贝尔戈里奥让他的学生认真学习这位作家：“我想到了波德莱尔写下的关于鲁本斯的诗句：‘la vie afflue et s’agite sans cesse, / Comme l’air dans le ciel et la mer dans la mer’。的确，生命是流动的，是无尽的起伏，/就像在空中翻滚的空气，在大海中奔腾的海洋”。他继续说：“生命并不是一幅黑白图片，而是一幅彩色画卷。它有明有暗，有强有弱。但无论如何，色调变化都是最为重要的”[13]。
从方济各对罗伯特·休·本森（Robert Hugh Benson）所著反乌托邦小说《世界之王》（The Lord of the World）的热情，可以看出他对“不完整思维”的需求。一位魅力超凡的世界领袖出现于这部作品中，他被许多人视为超越国家及宗教等因素所造成的分裂而进入一个更加宽广和包容的人文主义道路的代表。由此而结出的果实来自一个抽象人道主义理想的谎言，即所谓的“唯一思想”，或者就像方济各在巴林之行中所说的“孤立思想”。
2005年4月4日，贝尔戈里奥写下了一篇关于“帝国主义全球化概念”的文章。他这样描述道：“它被理解为一个完美而整洁的圆球。各族人民全都被融合于一个消除多样性间张力的统一性之中。本森在其著名小说《世界之主》中已经预言了这一切。这种全球化构成了后现代时代中最危险的极权主义”[14]。二加二不一定等于四的“不完整思维”恰恰与全球化和“孤立的”“唯一思想”相悖。
大众文学：埃尔南德斯（Hernández）、吉拉尔德斯(Güiraldes)及马雷夏尔(Marechal)
贝尔戈里奥从塞万提斯那里找到了自己对“经典”作品的定义：“幼童人手一册，青年喜爱阅读它，成人领会其意，老年人赞不绝口”[15]。经典作品是每个人都能以某种方式感知到的属于自己的作品，而不是为一小撮高雅鉴赏家所专有的作品。这使我们领悟教宗的文学热情的一个基本方面：对贝尔戈里奥来说，“经典”总是“大众”的。
他所说的“大众”意味着与人民的联系，因为其中表现的是他们的才智。为此，教宗在其使徒之旅中每每谈及他所到之地的作家及诗人，如匈牙利的米克洛什·拉德诺蒂（Miklós Radnóti），哈萨克斯坦的阿拜（Abai），哥伦比亚的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智利的加布里埃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
人与艺术之间的这种联系明显地体现于贝尔戈里奥所喜爱的一部作品中，即便他本人也承认并非一部杰作，那就是何塞·埃尔南德斯（José Hernández）在1872年创作的阿根廷史诗《马丁·菲耶罗》（Martín Fierro）。贝尔戈里奥对这部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指出他在这部史诗中看到了“一种叙述，一种构成包容性团体情感的戏剧‘舞台’”。方济各也非常喜欢里卡多·吉拉尔德斯（Ricardo Güiraldes）的《堂塞贡多.松布拉》（Don Segundo Sombra），这是衍生了《马丁·菲耶罗》的那种通俗文学的最后一部杰作。
阅读国家史诗的邀请是为了重新唤起“一种愿望，以免使那指引着这片土地上众多男男女女的祖国之梦破灭”[16]。这部作品实际上表达了对一个社会的渴望，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各居其位，包括港口商人、沿海地区高卓人、北方牧羊人、东北地区工匠、原住民及移民，只要他们不奢望将一切据为己有，将其他人从土地上驱逐出去。《马丁·菲耶罗》的叙述语调让人想起与埃尔南德斯同时代的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及其广泛涉及达科他（Dakota）木匠、加利福尼亚矿工、机械师、砖匠、船夫及鞋匠的大众民主浪漫主义。
由于移民的原因，阿根廷的民族多样性并不亚于美国。不应忘记的是，贝尔戈里奥是一位移民后裔，因此，他对移民话题的关注与这一经历紧密相关。限于篇幅，对于有人所描述的他对尼诺·科斯塔（Nino Costa）的诗篇及路易吉·奥尔塞尼戈（Luigi Orsenigo）的小说之热衷，本文将不予讨论。然而，值得一谈的是贝尔戈里奥极感兴趣的莱奥波尔多·马雷夏尔（Leopoldo Marechal），他是阿根廷文学的一位经典作家，很好地体现了一个民族在多样性及混血基础之上所建立的团结一致的价值。
方济各曾在2013年的访谈中向我谈及马雷夏尔[17]，并提到了他的三部作品：Adán Buenosayres（《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El Banquete de Severo Arcángelo（《严厉总领天使的宴席》）以及Megafón o la guerra（《战争》）。马雷夏尔的代表作是第一部作品，发表于1948年，其中描述的是“兄弟之城，费城”。这部作品叙述了诗人阿丹（Adàn）的一个象征性三日环游，地点是形而上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理环境：这是一个种族和语言的大熔炉，一个拥有无数移民（包括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德国人、俄罗斯人、叙利亚-黎巴嫩人……）的生产型欢快大都会。将方济各和马雷夏尔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对祖国阿根廷共同的深厚归属感。在2010年10月16日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13届总教区社会牧灵日会议上，贝尔戈里奥引用这位作家的话说：“我们是一个新民族，一个‘幼小的国家…… ’，正如莱奥波尔多·马雷夏尔所言”[18]。
不过，与这位作家之间的联系尤其在于一个如此国际化城市的魅力：对它的描述可谓一个真正的但丁式–但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克式–都市“地下”幻游。但丁的影响可以在小说的第七章中得到确认，这一章题为 Viaje a la Oscura Ciudad de Cacodelphia（《黑暗的卡科德尔菲亚城之旅》），显然是对《地狱》篇的校仿。马雷夏尔以及 Il viaggio premio（《中奖旅行》）的作者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有助于贝尔戈里奥混血价值的思考和想象。对此，他向莫桑比克的耶稣会士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解释：“融合使你成长，赋予你新的生命。它促进融合、转化并赋予原创性。交叉融合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比如在拉丁美洲。我们那里有各式各样的人，从西班牙人到印第安人，从传教士到征服者，从西班牙血统到混血儿。筑墙意味着自取灭亡。我们不能在手术室无菌和非微生物的文化环境中度过令人窒息的生活”[19]。这些想法中蕴含着多么大的想象力！
但是，《阿丹，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对费城的描述同样引人注目。融合与差异在和谐组建中创立了公民权，因此，马雷夏尔写道，费城是“世界大都市中的兄弟之城。和平和幸福的人们将穿行于其大街小巷：盲人将重见光明，以往的否认者将对他所否认的予以肯定，流亡者将重归他的出生地，被诅咒者终将得到救赎……”[20]。正如玫瑰是万花之王，‘兄弟之城’也将统领世界各大都市，马雷夏尔这样写道。对于所有在差异和交融中生活的人，城市是每一个人的家园。于此，我们怎会对《众位弟兄》通谕的背景视而不见？
“中产阶级”的文艺观点：马莱格（Malègue） 和曼佐尼（Manzoni）
因此，艺术并不是一个用以进行文化活动及表现力实验的“实验室”：相反，它是历史潮流的一部分，是人类在大地上旅程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首当其冲的前沿阵地，而不是精英圈层。在这个意义上，法国作家约瑟夫·马莱格（Joseph Malègue）的作品对于贝尔戈里奥的重要意义富有启发性。方济各在2013年的访谈中表示：“我在天主子民身上看到圣德，是日常生活的圣德。马莱格提出一个‘神圣的中产阶级’，我们都能加入进去”[21]。马莱格生于1876年，卒于1940年，以其未完成的三部曲《黑石头：得救的中产阶级》（Pierres noires. Les Classes moyennes du Salut）而著称。一些法国评论家称马莱格为“公教的普鲁斯特”。
在描述他所说的“神圣的中产阶级”时，方济各这样说道：“我在忍耐的天主子民身上看到圣德，那些将子女抚养成人的女人、为家里赚得面包的男人，以及病人和年迈的神父，他们身负许多创伤，却仍面带微笑，因为他们服事了上主；还有那些埋头苦干的修女们，她们默默地活出圣德。这对于我来说可谓大众圣德”[22]。教宗甚至在其宗座劝谕
《你们要欢喜踊跃》（Gaudete et exsultate），“论于当代世界成圣的召叫”的开篇便展现了与马莱格著述的联系。
于此，我们已与促使他把另一部伟大小说–亚历山德罗·曼佐尼的《约婚夫妇》（I Promessi Sposi）通读四遍的原因相去不远。在2013年的访谈中，他以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回忆说到：“我读了3遍曼佐尼（Manzoni）的«约婚夫妇»，现在，这本书就在书桌上，我打算再读一遍。曼佐尼对我帮助很大。在我儿时，祖母就教我背诵这本小说开头的话：‘科莫湖上的分支沿着连绵不断的两座山峦，向南方流去……’”[23]。
在此后的一次访谈中，他回忆起自己与这部小说的初次接触：“祖母曾经将《约婚夫妇》中的几章读给我们听，并帮助我们用心背诵。最近，我又重新拾起它，因为每次打开来，都会在其中发现新的东西。我父亲经常会凭记忆给我们背诵《约婚夫妇》，然后解释给我们听”[24]。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贝尔戈里奥对曼佐尼小说的热情是家庭阅读的结果，其中饱含着具有亲情温暖的个人记忆，连同祖母和父亲的身影。
曼佐尼的作品使一部关于“凡人琐事”的小说成为神圣天意的工具。故事与历史交织在一起，经历着种种磨难。在这个历史层面上，即使人类的阴谋诡计得以体现，也会使天主的慰籍得以体验。完全属于“神圣中产阶级”的露西娅受人类卑劣行为所害，而带来天主之仁慈宣告的也正是她。这就是与抓捕者无名氏（Innominato）的戏剧性相遇的深刻含义，露西娅在其中向他宣告了天主的慈爱：“除了对我施以怜悯，我这个小人物还能有什么别的要求？天主宽恕许多事情，是为了仁慈的事工！”。
贝尔戈里奥显然被有关慈悲的作品、一种慈悲的文学所触动。我希望在此回顾一下，在教宗的圣地之行中，他以“可怜的罪犯”这一强有力的文学表达方式谈及恐怖分子[25]。这个定义与基督在审判官面前的选择遥相呼应，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向我们展示的那样：亲吻向他宣布死刑的人的嘴唇；这个吻虽然并未改变他的主意，却使他嘴唇发抖、“心如火焚”。
此外，对于贝尔戈里奥来说，但丁也是一位天主慈悲的诗人，正如他在宗座牧函Candor lucis aeternae（《永恒生命的光辉》）[26]中所言，天主“总是提供改变、皈依、重归自我和发现通往幸福之路的可能”。例如，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特拉亚诺（Traiano）皇帝这一人物，他虽是异教徒，却被放在《天堂》第二十节中；或是虽被逐出教会却仍被但丁安置于炼狱中的曼弗雷迪国王之言，他在回顾自己的结局和神圣判决时感慨道：但那仁爱无边的神把宽大的手臂张开，把凡向他悔罪的人都一律搂抱在怀（Purg III）。这可谓方济各对天主的慈悲之观点的完美总结。
对于贝尔戈里奥，基督在审判官面前的选择近似于露西娅在无名氏面前的选择，他将它们一一铭记于心，以至于在教宗任职初期的一个关键时刻，即2013年7月8日在兰佩杜萨（Lampedusa），他在讲话中引用了上述例子：“曼佐尼的无名氏形象再次出现。对全球化的无动于衷使我们全体变为‘无名氏’：一个个既无姓名又无面孔的犯罪者”。在此，我们注意到对曼佐尼和本森的结合。
牧人的形象：从曼佐尼到雨果
《约婚夫妇》中谈到了费德里戈·博罗梅奥（Federigo Borromeo），曼佐尼写道，对他来说，“除了为他人服务之外，任何人都不享有理所当然高人一等的优越性”。《约婚夫妇》在这一章中所描述的枢机主教博罗梅奥与无名氏的会面值得深入探究，以便追寻贝尔戈里奥观点中的因素。我们还记得，保禄六世在1968年10月9日的公开会见中也曾作出同样的引用。
方济各在与奥斯汀·伊夫雷（Austen Ivereigh）通过对话合作而撰写的书中涉及到曼佐尼的作品。伊夫雷不无道理地指出，小说中“出现了不同的教会人物，包括胆小怕事的神父阿邦迪奥（don Abbondio），圣洁的枢机主教费德里戈，在‘防疫隔离所’（lazzaretto，一种将感染者与健康者完全隔离开的临时医院）中尽心尽力的嘉布遣会修士”[27]。因此，他询问教宗：从这部小说和大流行病危机来看，他如何看待教会的使命。贝戈里奥回答说：“费德里戈枢机主教是米兰大瘟疫中一位真正的英雄。但是，小说的一章中在描述到他在路上向人们致以问候时却躲在轿子里，也许是在窗口里面吧，为的是保护自己。众人对此有所不满。天主子民需要牧人陪伴于他们身边，而不是过多地顾及自身。如今，天主子民更是需要牧人的亲近，需要他们具有那些嘉布遣会士的忘我精神，他们是那些一度亲近天主子民的人”[28]。
2013年7月25日，在接受巴西环球电视网（Rede Globo）卡马罗蒂（Gerson Camarotti）的采访时，方济各以间接方式提到了《约婚夫妇》中的这一段落。当方济各抵达里约热内卢时，的确，安全系统出现了问题，他的汽车被堵在人群中。教宗对此评论道：“临行前，我去察看了将被带到这里的教宗座驾。车上有很多小窗口。如果你满怀沟通的愿望，去探望你深爱的人，朋友们，你会坐在一个玻璃箱里吗？不然。我不能坐在一个玻璃箱里去探望这些心怀如此坦荡的人。于是，当我坐在车里穿行于街头的时候，我就摇下车窗，伸出双手向他们问候”[29]。显尔易见，正是对《约婚夫妇》的反复阅读激发了贝尔戈里奥在牧灵层面上的各种反思。
在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中，方济各发现了一个美好的牧者形象。在枢机主教卡洛·玛丽亚·马尔蒂尼（Carlo Maria Martini）关于主教的一部著述的再版附文中，贝尔戈里奥注意到马尔蒂尼所谈到的《悲惨世界》人物–迪涅（Dignes）的比恩维努（Bienvenu）主教。他这样写道：“人们应该重读维克多·雨果描述那位牧者的篇章。我非常喜欢，也从中受益匪浅”。他因此而引用雨果对比恩维努主教的描述。在描述充当野战医院医生的主教时，他大量引用了这一人物：“他屈身倾听那些呻吟者和赎罪者。宇宙对于他就像是一种巨大的疾病；他感受处处的发热，耳闻处处的痛苦，但并不试图解除谜团，而是一心抚慰疮痍”。教宗以如下引文告终：“‘你们要彼此相爱’：[…]他之所求不过如此，这就是他所有的教义”[30]。这似乎真的是贝尔戈里奥心中牧人的缩影。
执行使命的“朝圣者”：弗吉尔（Virgilio）、佩曼（ Pemán）及托尔金（Tolkien）
对于贝尔戈里奥来说，人与历史事件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假若必须指出一位使教宗得到启示的诗人，那我会说他是弗吉尔。
2008年4月23日，当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贝戈里奥枢机在对教育界的讲话中谈到，人类始终将生命视为一段行程，而每个人都是一个朝圣者（homo viator）。《圣经》中自然也是这样：我们只需回想亚巴郎。但是，“在所有的人类历史和神话中”，他写道，“都会强调，人并不是一个安心好静的存有，而是受召唤的‘行者’，是‘感受到召唤’（vocato） —‘志向’（vocazione）这一概念便由此而生 — 当不进入这种动态的时候，他不过是一个仿若不存在或是败坏的人。不仅如此，踏上征途的根源是由于内心一种推动人‘走出自我’的迫不及待”。
贝尔戈里奥特别提到了埃涅阿斯（Enea）：“面对被摧毁的特洛伊城，他战胜了留下来重建城市的诱惑，背起他的父亲，开始登上一个后来成为罗马创建地的山峰”[31]。这是一个无法从教宗脑海中抹去的图像，是一幅圣像。
次年，在与塞尔吉奥·鲁宾（Sergio Rubin）和弗兰切斯卡·安布罗盖蒂（Francesca Ambrogetti）的广泛交流中，他再次谈到这位弗吉尔笔下的英雄：“请注意，基督徒的耐心并不是寂静主义或消极被动，而是圣保禄的忍耐，那种将历史背负在肩上的耐性。这也正是埃涅阿斯的典型形象：他在特洛伊城的大火中把自己的父亲背在肩上—我背起父亲向山里走去（Et sublato montem genitore petivi）— 他把自己的过去背在肩上，迈开步伐，踏上了寻求未来的征程”[32]。
以上两次对弗吉尔诗歌的引用表明，这部作品使这位未来的教宗思绪万千。止步不前是一种诱惑：埃涅阿斯承担起背井离乡、翻山越岭的危险，而且背起年迈的父亲一起出发。由此可见，一个人只有勇于担负过去、历史和记忆，才可能寻求未来。
作为教宗，方济各在重新全面回顾弗吉尔的同时展示了《埃涅阿斯记》（Eneide）对他思想上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这尤其在大流行期间接受奥斯汀·伊夫雷采访时得以体现。在那次访谈的结尾，他就《埃涅阿斯记》第二章800-804节做出了以下补充：“我想起了弗吉尔的另一节诗，就是当埃涅阿斯失去特洛伊，失去一切，唯有两条出路可以选择的时候：要么留在那里声泪俱下，痛不欲生；要么为实现心中大志而远走高飞，翻山越岭，远离战争。这是一节壮美的诗：Cessi, et sublato montem genitore petivi。‘我暂且放弃，背起父亲向山里走去’”。这正是我们所有人现在要做的事情：怀抱我们的传统根基，向山上走去’[33]。看！当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所描绘的圣像又于此重现了。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2018年10月23日，方济各在 La saggezza del tempo（《时间的智慧》）[34]新书推介会上谈到年轻人和年长者之间的关系时，要求投射一幅来自博斯（Bose）圣像工作室的圣像：那幅画上描绘的是一位肩上背着一个年迈兄弟的年轻隐修士。这实际上也正是埃涅阿斯背着安奇斯（Anchise）的画面。教宗当时评论说：“你看到的是一个能够担负起老年人的梦想并使其发扬光大、开花结果的年轻人。这或许正是启示所在。你虽然不可能将所有老年人都背在肩上，但可以背负他们的梦想前行。背起它们吧，这于你有益”。
然而，方济各也进一步强调了记忆这一主题。他这样说道：“我想起了《埃涅阿斯记》中的一节诗，那是在失败的情况下提出的一个建议，即：不要垂下我们的手臂，而是要为更好的时代做准备，因为在那个时候，这将有助于我们牢记那些此前发生的往事。你们要为即将到来的未来自重。当那个未来临到时，谨记已经发生的事情会对你们大有裨益”[35]。教宗显然担心大流行病后时期会被设想为一种忘却一切的复原。
当一个人一意构建未来时，淡忘过去是最大的诱惑。方济各接着说：“我仍然记起弗吉尔（Aeneid I, 203）的另一节诗：Meminisce iuvabit。追回以往的记忆是件好事，因为记忆会帮助我们。现在是追回记忆的时候了。这虽然不是人类的第一次瘟疫，但以往的那些于今都已沦为轶事”，一切照旧。他继续说道：“我们必须恢复对根的记忆，对传统的记忆，这一切全都‘值得回忆’”[36]。
在《众位弟兄》通谕中，对现实的分析比大流行病更为广泛。方济各忆及弗吉尔的著名诗句：“令人泪下的人世沧桑”（第34条）。教宗所指的是《埃涅阿斯记》第一卷第462节中的一段话，其中埃涅阿斯对阿卡特说：Sunt lacrimae rerum et mentem mortalia tangunt（历史是泪水，人类苦难感动人心）。
造成这种痛苦的原因之一当然是“碎片式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埃尔南·雷耶斯·阿尔卡德（Hernan Reyes Alcaide）所编辑的 Vi chiedo in nome di Dio（《我以天主的名义恳求你们》）一书中，教宗这样写道：“两千多年前，诗人弗吉尔便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战争不会带来救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从古至今，世界仍未从寄生于兄弟、同胞及国家间冲突的野蛮行为中汲取教训。战争是最显著的非人道标志。那种发自内心的呐喊仍余音未断”[37]。没有记忆，便没有经验教训。
贝尔戈里奥对弗吉尔的接受是许多文学家和文化人队伍的一部分，于其而言，对经典作品的承继是过去和现在之间一个富有孕育力的纽带，是承传连接现今和以往经验的线索，是更新一个昨日文本以从中探求指导我们未来规划的可能性。
埃涅阿斯是心怀使命感踏步前行的英雄。贝尔戈里奥对这一传说中的人物如此敏感，以至于也在当代文学中有所发现。具体说来，是他对托尔金的话的引用。这位未来的教宗曾这样写道：“托尔金在比尔博（Bilbo）和弗罗多（Frodo）身上看到的形象是受召踏上征程的人，他的英雄们了解并参与在行程中产生的善与恶之间的戏剧。“行路人”意味着一个希望的层面，是对“希望”的拥抱。在我们的身体内外，有一些东西在召唤我们踏上征程。走出去，走到路上，走到目的地，面对恶劣的天气，放弃庇护所…这就是行程”[38]。
贝尔戈里奥还在西班牙作家佩曼（José María Pemán）关于圣方济·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的戏剧 Il divino impaziente（《急性子的神》）中发现了这个英雄的形象。2013年7月31日，方济各在罗马圣依纳爵教堂引用这个人物作为毫不迟疑地传播福音的迫切性的象征，他所断定的“佩曼的那部精彩作品”出色地刻画了这一形象。方济各的整个教宗任期也充斥着同样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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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8日，教宗在五旬节守夜仪式上会见教会运动组织时引用了曼佐尼小说中的话：“无需枉费口舌，只要用你的一生讲来听”。具体而言，教宗在这里指的是《约婚夫妇》中他最喜欢的关于无名氏皈依的那一章，其中我们读到：“生活与语言相应和”。关键正在于此：生活与语言相对应，因此，贝尔戈里奥所喜爱的有诗意的文字是与生活紧密相联并充满表达生活的各种图像、隐喻和概念的文字。
通过构建一个贝尔戈里奥的文学阅读图志，我们也许会更好地理解他的观点，甚至可能发现他理解世界和作为牧者的方式的根源。我们强调了悲剧的重要性，那是人生矛盾的展现。我们也发现了教宗如何热衷于那些表达民族灵魂的文学作品，不仅如此，它们也同时能够让他洞察到马雷夏尔帮助我们思考和想象的那个多面性和混血的未来。
通过交叉阅读埃尔南德斯、马莱格、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曼佐尼，人们可以感知贝尔戈里奥心中的人性。它就像是一个平方式的延伸：从伦佐和露琪娅朴实的大众层面，到《马丁·菲耶罗》史诗人物的高卓人性；继而从神圣的中产阶级 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反英雄式“地下”人的社会生活的残酷性，最终在弗吉尔关于埃涅阿斯的使命或是在托尔金关于弗罗多的话语中找到自己的出路，受召迈出步伐，踏上他们需要走完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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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a Francesco, «Postfazione», in Papa Francesco – C. M. Martini, Il vescovo, il pastore. L’ autorità nella Chiesa è sempre «al servizio», Cinisello Balsamo (Mi), San Paolo, 2022, 115 s. ↑
- J. M. Bergoglio – Papa Francesco, Nei tuoi occhi è la mia parola…, cit., 624 s. ↑
- 同上，Il nuovo Papa si racconta. Conversazione con Sergio Rubin e Francesca Ambrogetti, Milano, Salani, 2013, 67 (or. El jesuita. Conversaciones con el cardenal Jorge Bergoglio, S.I., Buenos Aires, Vergara, 2010). ↑
- A. Ivereigh, «Il Papa confinato. Intervista a papa Francesco», cit. ↑
- Papa Francesco, La saggezza del tempo. In dialogo con Papa Francesco sulle grandi questioni della vita, Venezia, Marsilio, 2018。这部书在罗马的奥斯定学院正式推出，方济各参加了有不同年龄人士到会的新书介绍会。会议是在世界主教会议第十五届常务会议背景下的一个特别活动，主题为《青年、信仰与职业鉴别》（2018年10月3日至28日）。 ↑
- A. Ivereigh, «Il Papa confinato. Intervista a papa Francesco», c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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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a Francesco, Vi chiedo in nome di Dio. Dieci preghiere per un futuro di speranza, Milano, Piemme, 2022. ↑
- J. M. Bergoglio – Papa Francesco, Nei tuoi occhi è la mia parola…, cit., 6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