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吉安卡洛·帕尼（Giancarlo Pani S.I.） 去年，在勃朗峰（Monte Bianco）山脚下的莫尔热镇（Morgex，属奥斯塔大区），一个题为《曼佐尼与学校》的会议在“纳塔利诺·萨佩尼奥历史与文学研究中心” （Centro di studi storico-letterari Natalino Sapegno）基金会总部所在地、中世纪城堡“阿尔舍拱门”（Tour de l’Archet）召开[1]。基金会主席布鲁诺·杰尔马诺（Bruno Germano）教授发表了题为 《论曼佐尼的“道德主义”》的开幕词，他在奥斯塔高级中学教授意大利文学达35年，其中22年任职于当地文科高中。此外，他还著有多部面向中小学生的诗歌童话。出生于奥斯塔且与家乡密不可分的纳塔利诺·萨佩尼奥（Natalino Sapegno）代表瓦莱达奥斯塔大区（Regione Valle d’Aosta）委托布鲁诺·杰尔马诺负责监督以他本人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该基金会是为表达对他的敬意而建。在这次会议中，杰尔马诺教授以一种令人惊讶的现代性视角以及历史兼平信徒观念探讨了曼佐尼在《约婚夫妇》（I Promessi Sposi）中的道德和公民担当问题。我们在位于奥斯塔附近的杰尔马诺教授的住地罗伊桑（Roisan）小镇拜见了他，我们也感谢他对访谈问题的解答。
杰尔马诺教授，根据您作为学者和教师的经验，哪些是促使曼佐尼创作这部杰作的道德原因？这些因素在《约婚夫妇》中是否有或多或少的明确体现？
我想引用《费尔莫与露琪亚》中一段著名的“题外话”来探讨一下激发曼佐尼创作该书的道德因素。《费尔莫与露琪亚》是在1821年至1823年间草创的初稿，后来在1823年至1825年间经过重新加工和大量重写而成为《约婚夫妇》。在初稿第二卷的开头，曼佐尼想象出一位假定的读者批评他在叙述中缺乏对主题的情感投入，因为他没有停下笔来描写两位主人公情感的宣泄，这二人实际上是一对恋人，而且，已经订婚。我们不应忘记，曼佐尼是浪漫主义的拥护者，他曾捍卫并理论化了浪漫主义的创新理念（只需回顾1823年出版的《给肖维先生的信》，正是在那些年）；但他显然不赞成这种做法，并试图与那种挑逗读者感情冲动本能的倾向保持距离。在那段文字中，曼佐尼在为假定的批评作出自我辩解：“爱在这个世界上是必要的；但世上所有的爱情[…]，粗略计算一下，其数量要比我们这个备受敬重的物种的延续性需求高出六百倍”，而且，“它并不需要其他人费心去培养”；因为“想要培养爱，只会让它在不需要的地方生长出来。[…] 这个世界还需要其他的情感，一位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在人们心灵中多传播一点；比如怜悯、对近人的爱、温柔、宽容、自我牺牲：哦，这些永远不会嫌多；应当赞美那些努力在这个世界上添加一些这些情感的作家”。
在您引用的《费尔莫与露琪亚》的那段话中，曼佐尼预见到了另一种反对意见，即他并没有考虑公众的喜好，而爱情主题总会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
对于这一观点，曼佐尼明确回答说：“如果文学旨在取悦那群几乎只会一味取乐的人，那么它们将是最轻浮、最卑微、最末流的职业”。毫无疑问，今天我们庆幸曼佐尼在小说后期的版本中删除了这些意图陈述，尤其是他所提出的论点中充斥着的粗俗讽刺，这与他在仅两年的改写过程中所达到的异常精妙的讽刺相去甚远（例如，他曾说，在他看来，干扰“一位不再幼稚、其睿智超出美貌[…]、命运坎坷的处女”的隐秘情感似乎欠妥）。不过，最重要的是在叙事的连贯性上，也就是在艺术层面上，他得当地删除了这些想法。然而，尽管曼佐尼在小说的最终版本中删去了对这些道德目标的陈述，但这并不影响这些原则声明真正成为他身为作家的选择基础这一事实。
我们知道，曼佐尼的青年时代并非一帆风顺。如果说宗教信仰让他备受困惑，那么，他的道德生活同样如此，如同任何一位有追求的年轻人在努力生活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情况。众所周知，他小时候被送进寄宿学校的那段经历并不轻松；无论如何，他那时在远离父母的情况下生活。既然他很少或根本不去教堂，那么在他这种特殊情况下，其艺术创作中的道德抉择又是以什么为根基呢？
这些抉择基于种种由来已久的信念，其中尤其是他所受的启蒙教育。年仅16岁的亚历山德罗就写下了充满雅各宾派怒火的《自由的胜利》，其中赞颂了拿破仑在马伦哥（Marengo）战胜可恨的奥地利敌人后签署的《吕内维尔和约》，也赞颂了暴政和迷信的终结，而当时的他将迷信和宗教关联起来。四年后，在抵达巴黎时，他为慰籍母亲而写下了《卡罗·因波纳蒂哀歌》（Carme in morte di Carlo Imbonati），这部哀歌立即引起了当时人的极大关注，以至福斯科洛（Foscolo）不禁在《墓地哀思》（Sepolcri）中摘录了其中的一段，且在注释中认真复述了大约十节诗文并加上了这样的溢美之词：“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位文学出身的青年才俊，充满了爱国之情：我抄录这首诗是为了褒扬它，并表明他远方的朋友对他是多么的怀念”。是的，这位年仅二十岁的经验丰富的文学家所创作的《哀歌》含有对诗学的真实而明确的宣言，他借因波纳蒂之口提出了一些道德戒律，这些戒律将成为他作为未来作家的担当的思想坐标。
您能具体举几个例子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吗？
以下是一些令人印象深刻且广为人知的表述。首先，青年亚历山德罗想象自己正在向因波纳蒂谴责当代世界的虚伪，在那个世界中，“心口不一触目皆是，人人对美德虽有口皆碑、颂声载道，但却在内心对其暗中窃笑；在那里，节操已不复存在；在那里，投机取巧被视为美好，丑陋与淫荡为人所好；[…]在那里，若能侥幸，犯罪与鄙行并不算什么”。随后，他对想象中的朋友和导师（即因波纳蒂）的正直表示赞扬，因为他不肯随波逐流，不肯像大多数人那样“追求享乐/虚荣和利益，以及在高堂大殿里/信口开河的无稽之谈，或是显贵俗辈/强词夺理的调嘴弄舌”，而总是宁愿选择“那些逝去的人安静的陪伴：他们仍然是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和规范”。接着，他谴责了在宗教学校接受的那种唯利是图、墨守成规的教育：“我也不想告诉你，我如何被喂养于/市侩畜群肮脏的羊圈中/[…]面孔如何/被恶臭的牲口槽扭曲”。正因如此，这位年轻人“转向至高无上的古人；并被如此的一种爱所征服，似乎看到了他们/真实的一面，并能与他们探讨”，而不是像某些诗人那样，窃用一个“如此尊贵的名称[…]却将路边的污秽、傲慢/以及他们的恶习随身带往平都斯”。亚历山德罗继而以因波纳蒂的训诫对这些感叹作出了这样的呼应：“倾听[…]并静思；知足常乐；永远不要将你的目光从目标上移开：保持你的双手和心灵的纯洁：世间之事/只需体验那些满足你的需要的/不要为其太过操心：永远不要沦为它们的仆人：/不要与卑鄙者休战：神圣的真理/永远不要背叛，也永远不要以任何言语/趋奉恶习或嘲弄美德”。这里向我们展现的是一个真正的人生规划和文学担当，我要指出的是，其根基并不存在宗教诉求，倒反而属于宗教的对立派、教权派和修正派。
曼佐尼在法国与母亲团聚时，巴黎正处在一种革命与反抗的氛围中，他在这一氛围中结识了母亲和卡罗·因波纳蒂经常出入的文化界中的重要人物。这种环境是否真的更利于一种积极而投入的文化和公民教养呢？
当然，曼佐尼在巴黎的五年不仅对他的文化教养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坚定并引导了他在道德和公民责任方面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将成为其所有作品的标志。当二十岁的亚历山德罗初到巴黎时，他是一个伏尔泰主义者、雅各宾派、无神论者，甚至有些放纵不拘，经常出入空想家们（idéologues）的文化圈，正如您已经提到的，他的母亲和因波纳蒂通过索菲·德·孔多塞（Sophie de Condorcet）及其同伴克洛德·傅里叶（Claude Fauriel）的交情步入这个圈子。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是启蒙运动和唯物理性主义思想的继承者，是世俗和民主基础上的改革主义的支持者，也是一切形式的狂热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反对者。这些圈子中最知名的有意识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医生兼心理学家卡巴尼斯（Cabanis）、德·斯塔埃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以至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家和主角之一西耶斯（Sieyès）；此外，索菲的丈夫、数学家尼古拉·德·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也曾是这个圈子中的一员，他在大革命恐怖统治时期为逃避断头台而在狱中自杀。
拿破仑发动政变后，以及曼佐尼在巴黎逗留的整个期间，大部分空想家们以反对皇帝为荣，与此同时，他们也遭到皇帝的暴力镇压。在那些境况中，亚历山德罗处处备受敬迎，这尤其是出于他身为在法国被视为刚刚过去的世纪中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切萨雷·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之外孙的原因。因此，曼佐尼成年期的人格发展将会一方面通过他的理性主义思想与其所处文化环境之间的契合，另一方面得益于他与历史政治现实—拿破仑复辟—的冲突。与曾经激励他的世俗化又高度理想化的价值观相比，拿破仑复辟显然是倒行逆施。空想家们的唯物主义当然无法回应他对自由和正义的诉求，因为这些诉求显然与现实相矛盾。
是否有哪位名人对曼佐尼的文化教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只有一位对话者令他着迷，并对他的教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克洛德·傅里叶，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他与科学家的遗孀索菲·德·孔多塞一起，与茱莉亚·贝卡利亚（Giulia Beccaria）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贝卡利亚鼓励并支持亚历山德罗与这位更成熟的同伴深交，傅里叶比亚历山德罗大十几岁（这既足以赋予他权威，也并不妨碍俩人之间互诉衷肠）。傅里叶是一位文化修养很高的知识分子，有着重要的政治履历：年轻时，他曾在大革命期间担任福舍（Fouché）的秘书，后来又致力于历史、文学和语言学研究。他精通十多种语言；是一位中世纪文学学者，尤其精于普罗旺斯中世纪文学；他还是歌德的朋友；也是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及英国文学的鉴赏家，特别热爱莎士比亚著作，他曾翻译并在法国普及莎士比亚著作，曼佐尼也因此认识并深刻地喜爱上了莎翁。1823年，傅里叶将《卡马尼奥拉伯爵》（Conte di Carmagnola）译为法文。在我看来，他也在《约婚夫妇》的创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恰是在亚历山德罗改写《费尔莫与露琪亚》的两年期间，傅里叶一直作为曼佐尼家的客人住在布鲁苏格里奥（Brusuglio）。以其语言学家的深厚文学功底和丰富经验，傅里叶无疑充当了亚历山德罗的宝贵顾问。另外，他也是一位植物学家，并将这一个人喜好传与曼佐尼，使得曼佐尼也跟着他一起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亚历山德罗立刻对他产生了极大的钦佩之情和真挚的情感共鸣，他在1806年至1810年间写给傅里叶的那些充满对友情的炽热渴望的信函便是见证。有人认为，两人间的关系是曼佐尼真正的“大学”。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写给傅里叶的信函是其通信联系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遗憾的是，我们只有寄出的信函，因为傅里叶保留了曼佐尼的信函，而曼佐尼却未保留这位朋友的信函。然而，傅里叶是一个心灰意冷的知识分子，并未与曼佐尼谈论过伦理政治担当方面的问题，因此他也无法阻止年轻的亚历山德罗因目睹法国革命理想的终结及意大利对独立的渴望而产生的历史悲观主义。
可是，又是什么使得曼佐尼对自由和革命的诉求与如此真切而自由的基督信仰之间的调和成为可能呢？
这是由于杨森主义（giansenismo）及其代表人物所发挥的作用。热那亚修道院院长尤斯塔奇奥·德戈拉（Eustachio Degola）为曼佐尼提供了解决理想抱负与残酷现实之间冲突的钥匙，他是一位被怀疑为异端的杨森主义者，致力于调和基督信仰的纯洁性与大革命对民主和自由的诉求。德戈拉积极参加了促成1797年热那亚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政变，但他维护天主教作为国教的地位，并希望将其从罗马的管辖下排除出去。德戈拉早在那个世纪的初期就已经去过巴黎，并于1808年应亨利·格雷瓜尔（Henri Grégoire）主教的邀请重返那里，这位主教是德戈拉的好友，也是法国大革命和杨森主义的重要人物。
大革命初期，格雷瓜尔一直提倡基层神职人员参加国民议会，他在巴士底狱被攻破的当天主持了国民议会，而且被视为法国立宪教会的领袖。他是普选权和废除奴隶制的支持者；曾为争取犹太人的政治权利而努力，并因着1791年一项法令的批准而取得成功。他虽然视路易十六为暴君，但却投票反对判之以死刑。此后，他始终是拿破仑的坚决反对者。另外，他还在提交给国民大会的三份报告中谴责和批评了破坏与旧政体（Ancien Régime）有关的宗教及艺术财产的行为，并创造了“破坏主义” （vandalismo）一词：这难道不是曼佐尼关于圣马蒂诺（San Martino）骚乱的文章的灵感之源吗？曼佐尼对格雷瓜尔格外敬重，虽然在我们谈到的巴黎期间两人无缘谋面，但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在1819至1820年间再次于法国首都逗留期间与之相见，当时，这位被逐出教会的前杨森派主教已遭到拿破仑之后的君主复辟当局的冷落（当局于1831年阻止了他的宗教葬礼）。
那么，曼佐尼从哪里接触到天主教信仰，尤其是，在《约婚夫妇》中，如何以显著的方式体现出道德与公民层面的均衡？
我之前所说过的这些是为了强调，曼佐尼与天主教信仰的相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谨的伦理道德，即与道德原则的一致性；二是这些信徒在一个充满社会乌托邦热情的年轻人眼中所代表的公民和民主担当。当然，曼佐尼从来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根据福斯科洛的恰当定义，他是一个“为文学而生” 的人，对于世俗事务，无论是私人事务还是公共事务，他皆不擅长。曼佐尼在《五月五日》（Cinque Maggio）中的名言“人声嘈杂鼎沸/压不倒的是他（拿破仑）的声音”听起来既像是（通常理解中的）为拿破仑声讨公正，又像是在承认自己不参与政治。曼佐尼体质虚弱（他一直患有严重的神经病），而且，情感上也脆弱（不应忘记他的童年，他是个实际上被母亲遗弃的异常敏感的男孩），这些都为他的人际关系打上了深深的烙痕；但他总是坚定地诠释自己身为作家所承担的公民职责。
您能为我们指出小说中某些表现出公民责任感和道德严谨的人物吗？
在曼佐尼于小说中描绘的无以计数的人物中，我想提到一个他特别倾注心血的人物，那就是枢机主教费德里戈·博罗梅奥（Federigo Borromeo）。由于曼佐尼围绕这个人物形象所勾勒的文字都具有教育性质，因此，这位枢机主教通常被视为是一个在艺术表现力上平淡无奇的人物。马西莫·米拉（Massimo Mila）对莫扎特《唐璜》的评论无疑是有道理的，即：“天真无邪、品德高尚的人当然比其他人有一百个理由更受欢迎，但那些犯罪的人更有趣”。曼佐尼意识到在描述费德里戈·博罗梅奥时未免会有编写圣人传记之嫌，因此，在不同语境下都予以谨慎的轻描淡写，比如，在开始介绍时，他表示自己绝对需要花费些笔墨介绍一下费德里戈·博罗梅奥，并同时提醒说：“谁不打算细听这番叙述，不妨跳过这一段，径直进入下一章”；或者当他承认主教的一些信仰的狭隘性时（例如，他相信巫术），曼佐尼声称，这可以用当时的观点来解释，但也表示自己并不想为这些观点辩解，“以免给人留下我们似乎要为他写悼词似的印象”。 尽管这个角色缺乏文学感染力，但他却选择长篇大论地探讨，这一事实说明了重申其道德原则对作者本人而言是多么重要。曼佐尼赋予他笔下的正面英雄的功德全部归因于社会层面，几乎未曾涉及信仰。“他的一生，其实就是始终如一的扶危济困”：这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坚持自己的原则的标准；同时，曼佐尼也以大量篇幅着重对这种坚持加以强调：“他生活在华丽安逸的环境里，但他从孩提时即铭记关于献身与谦逊的准则，关于骄奢淫逸是空虚，傲岸自负是罪孽，关于真正的高贵与真正的善行的教导。[…]我想特别说明，他是异常严肃地对待和接受这些准则与教导的，他认真领略它们，认识到它们是千真万确的。他发现，其他相对立的准则与教导，纵然也以同样的自信、有时甚至是通过同样的嘴巴，代代相传，但它们绝对是名不副实的。”（第二十二章）。作者在同一章中回顾了那些“试图在他面前、他身上、他周围[…]设法给他配置一些家具摆设，把他同众人区分开来”的导师的奴性，并将其定义为“他们属于那种谨小慎微的人，无论是对美德，还是恶行，统统都心怀疑虑，他们始终宣扬，完美存在于中庸，他们把中庸规范为自己达到的目标，并在中庸之中获得良好的自我感觉”。因此，曼佐尼笔下的正面英雄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社会工作者，无论在扶危济困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例如，作为图书馆的创建者：我顺便回顾一下，德戈拉和格雷瓜尔也都在他们不屈不挠的政治活动中创建了重要的图书馆）；但费德里戈首先是一位有着严格信仰的人，也就是说，他与自己所信仰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从这个角度看，安保迪奥这个具有争议性的人物虽然没有一颗雄狮般的心，但是否也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一些积极的东西呢？
安保迪奥正是曼佐尼着力塑造的人物，但作者通过与该人物相反的视角，展现的却是安保迪奥身上所具有的以善良和美德为基础的表里不一。虽然枢机主教这个人物形象的典范性质在艺术上可能看起来并不怎么吸引人，相反，他的对立面，即安保迪奥，无疑是曼佐尼以最大的心思、更丰富的创造力和更敏锐的批判力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在此，我暂且不谈文学中的反讽，但在安保迪奥这个人物身上，反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仅从严格的叙事层面以及丰富的心理洞察和细微的心思变化来看，这些都让他成为艺术上最有成就的人物，安保迪奥也是整部作品的主要人物之一。事实上，他出现在小说的所有决定性时刻，当他出场时，他必定是绝对的主角，这一点可从开头八章的内容看得出来；与枢机主教的两次对话；在前往无名氏城堡解救露琪亚的途中的那段著名的、无价的独白；他在瘟疫期间不断发出的哀叹，直至两位订婚人喜结良缘。那么，曼佐尼对主人公在艺术形式上的认同总是通过巧妙反讽的滤镜，这与其道德判断的严厉程度成正比，无论这种判断是含蓄的还是明确的。小说第一章以神职人员的形象开篇，通过对构成其人生一贯原则的妥协“体系”的惊人描述，曼佐尼为我们呈现第一篇伟大的“道德”篇章，这与造就作者人生理想的严谨性截然相反，而这份严谨的道德基础正是言行一致和献身精神。
此外，我仅想起，也是最具讽刺意味的例子，对温和主义进行的令人难忘的抨击，这常常让我们逃避团结的责任。“至于有人为着保护自身的权益，去跟权豪恶霸较量，而落得个头破血流的下场，安保迪奥总有办法找出他的某些过错。这样行事确实毫不费力，因为是与非之间永远无法划出一条如此明确的界限，以致可以断言一方绝对有理，另一方完全理亏。他尤其反对同道弟兄冒着危险去支持被欺凌的弱者，跟豪门权贵作对”；这段话将表面上的“好心”的态度实际上斥责成为“人之常情”，正如在其他语境中所言，“常识”不同于好心，或是说：强大的压迫者实际上永远是错误的，即使面对受害者可能存在的过错亦然如此。因此，虽然曼佐尼以善意的宽容描述了安保迪奥，但他仍是一个“反面英雄”，这证实了曼佐尼最初的—而且也从未放弃的—反教权背景，只有杨森主义的严谨才使其有所缓和，并引导他走向天主教信仰，而且，从公教信仰的角度，他对罗马（教会）的世俗权力始终抱持强烈的保留态度。
在您看来，哪个人物最能体现《约婚夫妇》作者严谨的道德观？
我们会在露琪亚这一人物身上发现曼佐尼道德的严谨性最高的，甚至诗歌般的体现。露琪亚身上弥漫着强烈的责任感，以至于这份责任感也成为她感情生活的试金石和条件，曼佐尼让我们感受到露琪亚感情生活的轰轰烈烈，即便没有刻意为之。当然，如今看来，露琪亚的形象显得有些过时。我记得，1967年，由这部小说改编的第一部电视剧问世后，在一次采访中，饰演露琪亚的保拉·皮塔戈拉被问及，是否认为她所饰演的角色所具有的决绝和羞赧可以代表一个现代年轻女性。她回答说：“我真的相信，如今的露琪亚在堂罗德里戈（Don Rodrigo）的催促下会说：‘这是让人送我一辆玛莎拉蒂（Maserati）的好机会’”。这显然是一个玩笑，但它表明，在此后五十年中盛行的“被包养的女性”（olgettine）的习气在当时也并非不可想象；但我个人认为，并不能仅仅因为主人公容易脸红，并且因其生活和节操受到攻击而苦恼，就用曼佐尼的说法将其视为一种“现代”态度，或是将她嘲笑为“过分虔诚的人”（pinzochera）。要知道，露琪亚是17世纪的一个目不识丁的女性，她在日常生活中坚定且懂事，为赡养母亲而努力工作，深爱并珍视一个给予她爱和尊重的男青年，而且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甘愿牺牲个人感情。如果对这一形象不予以历史性的解读，而是以当今的淡漠为基准敷衍了事，那就意味着不愿反思当代女性为争取自由而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曼佐尼本人为那些批评女主人公的人提供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定义，即：“假正经的女人”（Madonnina infilzata）。然而，这一由曼佐尼发明的非凡的语言表达形式并非平白无故地被放入了安保迪奥口中：安保迪奥是机会主义的原型，而机会主义与曼佐尼的信念却有着天内壤之别。
至于克里斯托弗（Cristoforo）神父这一独特而非凡的人物形象，我们又该如何评价他在人文及道德方面的教育意义？
克里斯托弗神父无疑是曼佐尼在皈依天主教后重获新生的“新”的最高体现。我希望已经阐明，将曼佐尼在《约婚夫妇》中所确认的道德及公民信念归因于他皈依天主教信仰是一种错误观点：恰恰相反，信仰皈依之所以成为可能，并且对他的世界观起到决定性作用，是因为年轻的亚历山德罗自幼便生活于启蒙运动所特有的团结友爱及自由理念的熏陶之中。这也正是为他的小说奠定基础的基石。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信仰皈依带给曼佐尼的内心变化即使不是彻底的，也是深刻的，而通过克里斯托弗神父，这种新生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请允许我在这里补充一个说明：曼佐尼经常遭受的指责是小说中出现过多的教会人物，与当时的欧洲小说相比，无疑显得太过夸张。《约婚夫妇》一经问世，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广泛的国际共识（首先是通过歌德，其次是紧随其后的各种译本都证明了这一点），但很快就被其他出版后大受追捧的小说热潮所湮没，尤其是在法国（比如司汤达、巴尔扎克，以及后来的莫泊桑、左拉；还有别样处境中伟大的俄罗斯小说家）。因此，我相信，以神父和修女为代表的宗教元素的普遍存在（莫拉维亚[Moravia]在他的一篇论文中称之为“近乎痴迷的”[2]）仍然妨碍着这部小说在欧洲的推广，它在欧洲的发行量很低。但这与19世纪初伦巴第地区乃至整个意大利的社会政治落后有关，当时，教会的作用无处不在。
因此，神职人员在小说情节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曼佐尼在描写他们的个人际遇时更是细致入微（值得注意的是，五个与婚约人无关的叙事线轴中，有四个涉及教会的人物：安保迪奥、洛多维科·克里斯托弗罗[Lodovico-fra Cristoforo]修士、格特鲁德[Gertrude]、枢机主教博罗梅奥，还有一个涉及无名氏[Innominato]）及其良心危机和随后的皈依），而且我提请大家注意，曼佐尼几乎没有强调任何这些人物的“宗教信仰”：对于许多的人物形象，他要么描写有权势的人的能力（地方上的神父；洛多维科避难的修道院的监护人神父），或是使其成为他们那个时代的习俗和（不良）风俗的牺牲品（安保迪奥、蒙扎的修女），或是把他们描写成古怪而滑稽的人物，有着天真且略显粗俗的信仰（加尔迪诺[Galdino]修士、法齐奥[Fazio]修士）。
我完全同意这个经常被人遗忘的前提；但克里斯托弗神父的新颖之处何在，最重要的是，这个人物与曼佐尼本人有什么关系？
克里斯托弗神父是曼佐尼唯一真正将自己从信仰中获得的新的世界观（以非凡的诗歌般的效果）寄托于其身的主人公，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必须被视为曼佐尼主人公中最具自传性的一位。正如前面所谈到的作者的民主使命感，克里斯托弗也以服务和保护卑微者为己任（“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调节纷争，保护受欺压的人们”：第四章末），而且他在这样做时表现出了严谨、自我牺牲和始终如一的精神（例如他在城堡里面对堂罗德里戈时的决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精神在曼佐尼皈依之前便已然是构成其道德责任感的因素。但是，修士的行动受到了不曾在其他主人公身上显示出光芒的启发，而这无疑是曼佐尼精神世界中一个深刻的生存关键，在我看来，应该将其理解为修士这一形象在小说中出现的动机，即：宽恕的道德观。无论在第四章洛多维科皈依的传记式构建，还是在被害的贵族兄弟家中精心布置的场面，还是在瘟疫期间克里斯托弗修士再次出现于约婚故事中（参见第三十五章与伦佐感人至深的长篇对话），通过宽恕而达到“安慰”的主题都是曼佐尼真正的“宗教信仰”中最强烈的音符，也是作者将超越性维度引入其教育意图的唯一特征。在我看来，对于当今的读者而言，越来越缺乏说服力的是书中不断提到的“天意”，虽然这有助于解决小说的大团圆结局，但故事中出现的许多无辜受害者并没有证实这一点。相反，在我看来，克里斯托弗修士所体现的宽恕伦理在当今社会和历史时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在今天这个社会和历史时期，对立和报复的逻辑似乎不仅越来越占上风，而且越来越趋于正当性。
如今，《约婚夫妇》的价值在学校教学中受到很大的轻视。这应归咎于教师还是文化变迁？另外，对于您来说，这部意大利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是否以某种方式影响到您的教学？
在35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始终主张《约婚夫妇》在学校课程中不可或缺。我一直在三年制高中任教，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教学，我就发现，那些在最初两年课程中读过这部小说的学生们都有着沮丧的经历，他们过早地断言这部小说枯燥乏味且不合时宜。因此，从那时起，我就把完整重读这本小说列入了中学毕业会考的教学大纲，显然这是与其《咏叹调》（Cori）、《爱国诗歌》（Odi）和《圣歌》（Inni sacri）并列同行的。那时候，我至少以三个星期的时间通过在课堂上阅读最重要的段落来讲解这部作品，从而突显与这部作品的理解和评论框架相关的基本要素，如历史现实主义、语言价值及其历史文学重要性；我会详细讲述曼佐尼非凡的内省能力，正是借助于这种能力，他使小说中的许多主人公和次要人物成为永不磨灭的记忆，其中某些人物也因此而成为一种俗语表达。记得那时候我激情澎湃地向专心致志的学生们朗读格特鲁德的情景，虽然这是一部莎士比亚三幕悲剧，但作者以令人钦佩的方式在不到两章的篇幅里就将其复杂性综合在一起（即使这一情节可能是受狄德罗[Diderot]的小说《修女》[La religieuse]的启发，但其艺术表现被认为在深度和简洁性上远远超过这一原型，后者更平淡、重复且缺乏细腻度）。我还记得徜徉在密密麻麻的肖像画和素描画林中的乐趣，这些画作或是立体绘制，或是铅笔素描，视人物的重要程度而定，但总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有的艺术和文学价值本身都足以证明，这样一部杰作值得被列入青少年基本读物。因此，我不会责怪自己在这方面有过疏职。
最后，您是否在近期重读过《约婚夫妇》？这部小说现在给您留下的印象又是什么？鉴于您的教学经验，您对当今的教师有何建议，以发挥这部小说的价值？
我承认自己上年纪后经常以重读这部小说为乐，而且感到必须肯定卡尔维诺（Calvino）的观点：经典作品永远不会说完它们要说的话，而且每一次重读都是一次初读。每一次我都感到懊悔，因为作为一名教师，我未能充分强调曼佐尼作品中无数道德反思的现代性，这些反思仿似源源不断，形成了一个具有非凡教育价值的枢纽组织。我已经强调过，我认为仅从这位作家的道德观中解读其宗教信仰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就连我自己当时也低估了其教育意义：我建议教师同行们不要重蹈覆辙。曼佐尼对人与历史的思考继承了各类文学作品中道德学者们的悠久传统。从古代经典以及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和圭恰尔迪尼（Guicciardini）的悲观主义开始，作者从这些著作的格言中重现其活力，到他最心爱的莎士比亚的反思，还有拉辛（Racine）的内省，尽管拉辛的感伤主义令其困惑，再到博须埃（Bossuet）的演说，作者抄录了博须埃的许多名言，并用伏尔泰（Voltaire）的理性主义常识对其加以调和：曼佐尼的道德主义不同于任何教条主义，完全沉浸在对人的分析和理解之中，既没有任何神秘主义的诱惑，也毫不向几乎总是被错误地用来解释小说中的某些叙事发展的奇迹主义让步。
我越来越相信，通过挑战性的方式阐述曼佐尼艺术所传达的伦理和公民观念这一问题，并认真强调其道德准则，不仅可以有效地消除年轻人对当今极为普遍的媒体过度曝光的个人主义的依赖，而且会使未来的成年公民以更大的自主判断力及服务精神在他们周遭的社会中立身处世。
- Manzoni e la Scuola. Convegno di studi e di formazione per docenti delle scuole secondarie：参见www.sapegno.it/iniziative/manzoni-e-la-scuola-convegno-di-studi-e-di-formazione-per-docenti-delle-scuole-secondarie ↑
- A.Moravia, L’uomo come fine, Milan, Bompiani, 2019, 35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