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迭戈·马泰伊（Diego Mattei S.J.） 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被首次颁与一位亚洲女性，韩国女作家韩江（韩语：한강，英语：Han Kang）。1970年，她生于一个文学世家，是作家韩胜源之女。瑞典文学院授予她这一奖项，是因为她“以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授奖原因中这样写道：“韩江对肉体与灵魂、生者与死者之间的联系有着独特的认识，并以其诗意和实验性的风格成为当代散文的创新者”。
这一决定令人惊叹，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位相对年轻的女作家，而且其作品也颇为有限，总数不过二十部左右，其中包括一些诗歌、几部短篇小说、八部长篇小说以及两篇散文。另一方面，这也是一项向非西欧语言作家所颁发的为数不多的诺奖。在韩江之前，2012年的获奖者是中国作家莫言，1994年的获奖者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1988年的获奖者是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1968年的获奖者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
韩江1970年11月27日出生于光州市，9岁时随家人移居首尔并开始学习韩国文学，如今，她已在那里从事创意写作教学多年。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她还获得了其他著名国际奖项，其中包括2016年以《素食者》而获取的曼布克国际奖以及2017年以《少年来了》而获取的马拉帕尔特奖。
迄今为止，在意大利出版的韩江译作有以下五部： Convalescenza[1]（中文意为“痊愈”），其中收录了两部长篇小说（第一部与这部选集同名，但最著名的是出版于2000年的第二部： Il frutto della mia donna（中文版：《植物妻子》）。之后是La vegetariana[2]（中文版：《素食者》，2007年于韩国出版）、L’ora di greco[3]（中文版：《希腊语时间》，2011年于韩国出版）、Atti umani [4]（中文版：《少年来了》，2014年于韩国出版）。2024年11月，即诺贝尔奖颁发后约一个月，Non dico addio [5]（《不做告别》2021年于韩国出版）在意大利发行。意大利Adelphi出版社出版的前三部作品（《La vegetariana》、《Atti umani》和《Convalescenza》）是由米莱娜·泽米拉·奇奇马拉（Milena Zemira Ciccimarra）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只有后两部作品（《Atti umani》和《Non dico addio》）是由利亚·约韦尼蒂（Lia Iovenitti）直接由韩文翻译并由奇奇马拉进行校正的，这反映的不只是跨地域的事实，也包括文化的距离。这位韩国女作家于1993年从诗歌开始走上文学研究之路，并因此获得了今天的诺贝尔奖。其诗歌创作尚待发现。
在本文中，我们将按照书籍的写作顺序而非意大利译本的顺序来介绍上述作品。
《痊愈》
第一部长篇小说 《痊愈》 [6]讲述的是关于一位年轻女性必须面对姐姐去世的故事。她由于姐姐作出的决定（本文对此不予赘述，以免因剧透而减少读者的好奇）而受到牵连，两姐妹陷入了一种沉默，同时，她也变成了一个沉默的见证人。她因此而遭到惩罚和冷落，被压制于沉默的枷锁之下，因为“她曾经在那里，她晓得”。
姐姐去世后，幸存者开始陷入内疚和疑问：她是否可以采取什么别的做法，是否可以早些打破被强行施加的沉默？她发现了自身的冷漠和疏远，认识到这一点的残酷固结成了一个脚踝的伤口，不知为何，这个不愿愈合的伤口竟奇怪地需要好长时间方才愈合。标题中的“痊愈”既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身体上的痊愈象征着与自己和解的拼搏，也象征着无意识地拒绝比妹妹活得更久。结局尽管是暂时的，却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暂时的结局，因为整个故事中贯穿着作者以非凡的机敏而展露的各种关于未来的可能性，例如：“你不知道两天后”、“你不知道一个多月后”、“你不知道一个寒冷的早晨”、“一个星期二的下午”、“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你不知道你会坚持下去”，等等。
第二部长篇小说 《植物妻子》[7]讲述了一个年轻女人慢慢变成一棵树的故事。这是一个奇异的第一人称叙事，虽然采用了女主人公的丈夫的视角，但却充满了女性的敏感。故事的主角是女主人公的身体，是一棵树，因为她的身体在与丈夫失去身体亲密接触，在两个人的关系陷入无声的疏离、已不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慢慢发生变化，变得僵硬起来，成了一棵树。男性角色不仅在这个故事中，而且在《素食者》中也都是刻薄和暴力的。韩江的写作也是对一个仍然存在着强烈大男子主义社会的一种谴责，这种大男子主义堪称男性沙文主义。
在某一时刻发生的事情似乎是一种演化，因为转变带来了与现存事物的“接触”，面对丈夫显而易见的心胸狭隘，她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身边发生的一切。“我听到远近各地的花蕾萌发、花瓣开放，幼虫破茧而出，猫狗产下幼崽，住在旁边一栋楼里的某个老人不规律的心跳声，楼上厨房煮在锅里的菠菜，楼下公寓里留声机旁花瓶里插着的一束被采摘的菊花” [8]。
陈述出人意料地嘎然而止，女主人公的声音以第一人称单数突然出现，这是她与母亲的对话，里面夹杂着既怀旧又冷静、既醒悟又有些失落的回顾：“妈，我不能再写信给你了。[…]阳光照进我赤裸的肉体，好像带着你的味道，我禁不住跪下来，一边叫着：妈，妈！再没有别的话” [9]。
变成一棵树是一种对世界的温柔的反抗吗？对此，Eugenio Giannetta这样写道：“韩江几乎在所有的作品中都表现出了对生活的极端状态的兴趣，并通过一种隐喻的风格对其进行叙述，这种风格往往富于诗意、不加修饰、深入本质，但同时也是可触的，这种可触性由言简意赅的句子和短暂的时间段组成，文字叙述精准生动、风格新颖、落地有声，不仅能够激起一种感官刺激，而且往往出自与焦虑不安联系在一起的种种内在精神状态”[10]。
《素食者》和《希腊语时间》
为韩江赢得国际声誉的小说《素食者》写于2007年。该书于2016年被译为英文，并于同年成为第一部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的韩国作品。该小说继承了前一部长篇小说的洞察力和想象力，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名为《素食者》、《胎记》和《树火》。主人公英慧是通过她周围的人的目光而展现的，其中包括她的丈夫郑先生、她的姐夫还有姐姐仁惠。在英慧丈夫心目中，无论是从身体、心智还是气质上而言，她都是一个毫无吸引力的女人。
当她在一夜之间突然决定开始吃素时，她的配偶悲惨、冷漠和傲慢的神情发生了变化。英慧的选择引起了家人极大的惊愕、公开的困惑和断然的拒绝。她的选择绝非基于意识形态或理想主义，她很快便发现自己被噩梦所折磨，噩梦中的血腥和暴力让她心惊肉跳。她梦见“一根长长的竹杆上挂着一块块血红的肉，还滴着血。我试着走过去，但这些肉…这些肉没完没了。我走投无路，嘴里含着血，沾满血的衣服粘在身上”[11]。这些梦不断地重复，而且变得更加栩栩如生：“我梦见谋杀。或是我杀人，或是我被杀…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边界被渐渐消融。[…]现在，噩梦出现的次数多得我数不清。梦上加梦，交叠在一起，成为一幅恐怖的连环画。[…]不管是杀人者还是受害者，那种经历都再清晰不过，不可能不是真的”[12]。
结论是明确的，一种令人痛惜的直白。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个自试图去掩盖的暴力。“对我来说，这一切开始变得陌生，就好像我走近了某种东西的反面。我被反锁在一扇没有把手的门后。也许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直在这里的东西。四周一片漆黑[13]”。暴力不仅存在于她的噩梦中，也存在于她的身边，存在于她的基本关系中：她的丈夫，他无情的评判和一个根据自己的利益衡量一切的男人的目光；她的家庭和父母。一家人共进午餐的场景令人不安，因为父亲–一名曾经参加过越战的士兵–对女儿施暴，强迫她违背自己的意愿吃肉。
第二部分《胎记》发生在两年之后。女主角收到了丈夫的离婚协议书，这是一种现代形式的休书，这种休书在圣经中有所记述。现在，这个女人的形象由她的姐夫掌控，他是一个依靠妻子仁惠（英慧的姐姐）生活的录像艺术家。梦再次成为故事的推动力。这个男人梦见一男一女两个赤裸的身体，他们的皮肤上画满了花花草草。他决定让自己的小姨子参与进来，没费太大力气，他就说服了她一起制作一部视频作品。
于是，这个坚持奉行素食主义的女人过起了一种越来越脱离人群的生活。她的身影让人联想到护火贞女的姿态，静得让身边的人感到不安。为了摆脱继续折磨她的噩梦，她不惜做任何事情[14]。使用的一些圣经图像，尽管这些图像对于作者的语言来说很陌生，但却很容易引起西方读者共鸣，女主人公的状态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回归，或者说回到天堂般的时光里，返回最初的伊甸园中，那里既没有暴力，也不会因自己的身体而感到羞耻。在《胎记》中，核心元素仍然是肉体，它在某一时刻被定义为“神圣”，是人类、动物和植物元素的融合，“体现着人的原始时代”以及“永恒”。
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是发生在此后一年的事情。丈夫在被妻子发现后离家出走，抛下妻子独自照顾儿子。英慧再次精神崩溃。她失去了之前一直保持的岌岌可危的平衡，被关进了一家精神病院。有一次，人们在深林里发现了从病院出逃的她，在那里，她疯狂地想要变成一棵树。她的状况甚为悲惨，因为从她选择严格的素食主义开始，她就在拒绝所有营养的同时陷入了一种公开的自杀性厌食症。
第三部分发生在仁慧最后一次探望妹妹英慧的时候。仁慧劝说妹妹恢复进食，因为她的顽固不化导致她最终无法挽回地住进了重症监护室。这个故事充满了绝望的色彩。选择素食的根源再次得到深化。小说的这一部分描述了英慧与试图向她喂食者抗争的令人震惊的一幕；笼罩着两姐妹的压迫感非常强烈，在长篇小说《植物妻子》（意文版：Il frutto della mia donna）中宁静祥和的基调，在《素食者》中却令人不安。
安德烈亚·德贝内代蒂斯（Andrea De Benedettis）写道：“韩江通过她的小说而塑造的主角是这个窘困的大男子主义社会忘却了但并不为此而感到羞愧难当的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通过身体，她揭露了更高层次的问题，从家庭暴力到自闭的社会动态”[15]。
想到《圣经》中的形象，在读完这部至今仍是这位韩国作家最著名的作品之后，我们不禁自问，是否可以将英慧的形象与《圣经》中某些伟大的先知相比。虽然关联的意图明显不同，但在转向正义以及一种减少暴力的人性这些根本问题上，这本书含有某些促使我们不得不进行自我批判的内容。能否将坚决拒绝肉食与某些先知的言行举止相提并论？对此，《旧约》中共有32个，其中包括下列众所周知的有关先知的记载：在《列王记上》第19章第19-21节中，厄里亚将外衣披在厄里叟身上，以示对他传承衣钵；在《殴瑟亚》第3章第1-5节中，先知娶了一个另有新欢的淫妇，与她分开单独生活，并无性爱关系，就像将被剥夺统治权和崇拜的以色列，只有回转过来寻求自己的天主；在《依撒意亚书》第20章第1-6节中，先知像俘虏似地生活了三年，成为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将遭受的命运的先兆。不过，最为人所知的还是耶肋米亚的做法：他将麻制腰带藏在幼发拉河畔的岩石缝里（参耶13:1-11）；不娶妻；不生子；不举丧或参加宴会（参耶16:2-4.5-7.8-9）；打碎的瓦瓶（参耶19:1-2.10-11）；放在颈上的木轭（参耶27:1-3）以及购买叔父的儿子的田地（参耶32:1.7-15）。最极端的要算厄则克耳的行动：他必须左侧卧390天，以示以色列的罪，然后右侧卧40天，以赎犹大的罪[16]。
英慧的选择并非出于减肥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她的良知为明确反抗暴力而迫使她做出的本能和必要的选择，暴力不仅存在于她的生平经历中，也存在于历史之中，我们可以说，若将视线放得更远一些，它始于从伊甸园般纯真的原始境况中被逐出的人类境况。英慧是一个准先知，她提出了一个异常强烈的问题：是否有可能摆脱暴力的漩涡。尤金尼奥·吉安内塔（Eugenio Giannetta）谈到了一条“超越的破坏性和狂喜性出路”[17]。
下一部小说是《希腊语时间》。杰纳罗·塞里奥（Gennaro Serio）认为，这部小说是“韩江与读者建立最暧昧关系 […]、最‘文学化’且最难以捉摸的作品，焦点在一系列富于象征性且具体的语义，这一系列问题为搭建一座脆弱的桥梁而作”[18]。
这是一部以浓厚诗意为内核的小说。在其章节交替的结构中，我们听到一个以第一人称单数发出的男人的声音，看到一个发自第三人称单数的女人的视角，被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因身体状况而与外界隔绝，就像那部讲述一把剑在夜晚将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隔开的中世纪传说一样[19]。事实上，男主人公因病失明，而女主人公则患上了一种极度失语症，她不仅失去了声音，更重要的是失去了语言能力，以至无法思考。
在这部小说中，韩江再次选择了极端的生存境遇，这些境遇的极端性成为人的普遍境遇的隐喻：在这里是孤独与疏离、痛苦与疲惫的境遇。男女主人公在一堂希腊语课的教室里相遇：他是老师，她是学生。由于远离韩国文化世界，希腊语本身就是一种死寂而极端的语言，它对应着男子在德国长大后的疏离感，以及他现在回到祖国后在同龄人社会中的孤独感，他的亚洲血统在同龄人中已不再明显。对于女主人公而言，这是一扇可能恢复语言能力的大门，使她内心深处的障碍被重新打开，就像青春期中的她在发现法文单词“bibliothèque”后类似的暂时缄默状态也随之而去一样，小说开篇引用的这句话带有明显的博尔赫斯风格：“我们之间有一把剑”[20]。
赋予这部小说以特点和标志的是以下两个元素。首先是希腊语，其语法复杂性使得每个词都能以一种自足的方式存在，不需要任何联系便能完整地表达其含义。这似乎表达了两个人物以不同方式追求自足的愿望。他这样说道：“尽管如此，恰恰是它复杂的语法系统–以及它是一种已经消亡了几个世纪的语言–使它赋予人一种安静、令人安心的感觉。[…]正是在那个时候，柏拉图的著作开始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就像之前曾一度使我迷恋的佛教一样，它切断了我与感官现实的联系。也就是说，为什么我被引向对可见世界的遗失？”[21]。
第二个要素是哲学家柏拉图，他的哲学表达了关于圆满、美和永恒的条件的理念：生活难道以这些参数为基础？这排除不完美吗？“首先，死亡和消解与理念便是相悖的。融化成泥的雪花不可能与理念相对应。[…]必须有光，无论这光有多么微弱。[…]即使是最微小的至美、至上，也必须具有积极意义上的光。你怎么能谈论死亡和消解的理念呢？这就好比谈论圆形三角一样！”[22]。
结局似乎否定了两人对纯洁的追求，痛苦的局限性–他们都是这种局限性的标志–并没有像《素食者》中那样导致他们走向死亡的结局，而是以各自作为承载者的形式向对方敞开了心扉。正如作者所言，《希腊语时间》具有前一部小说所缺乏的积极结局，故事从流畅的叙事散文开始，逐渐变得越来越抒情和诗意，在尾声中“溶解”为思想和记忆的片段，最终变成单个的诗意词语，或者说变成了只有在万花筒中才拥有色彩和生命的碎片[23]。在《希腊语时间》中，与身体元素一样，梦的元素再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韩江所珍视的一个维度：“我只是平静地注意到，除了梦境之外，我不容重新逃向任何其他地方”[24]。
《少年来了》（意文版：«Atti umani»） 和《不做告别》（意文版：«Non dico addio»）
在以一种独特的细腻和深度探索了人类的极限处境之后，在运用了肉体的强大力量之后，韩江向历史敞开了怀抱，这个历史的因素在之前的作品中只构成背景，此刻已占据了前台，成为她的探索叙事的对象。我们同意欧亨尼奥·吉安内塔（Eugenio Giannetta）的观点，他这样写道：“作者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徘徊于令人不安的梦幻般的境象以及趋于见证文学、探索真相的自然倾向之间”[25]。
这两个对韩国历史事件的叙述体现了韩江成熟的社会和历史意识。第一个事件是她在《少年来了》中所叙述的发生在1980年的“光州运动”。第二个事件是1948年底至1949年间对济州岛上成千上万居民的大屠杀[26]，那是在战后初期，屠杀的原因是这些居民被怀疑同情共产主义思想。在这两部小说中，“见证”的意图非常明显，对真相的渴望似乎是作家的主要意图。《少年来了》在韩国社会的许多阶层引起了轩然大波，作家遭受了各种形式的排挤，如今，诺贝尔奖的颁发会或许会消除这些排挤。
《少年来了》以15岁男孩东浩为视角，韩江在后记中写道，她希望捍卫东浩的记忆：对纯真的守护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当时被军事暴力残酷镇压的所有人。莉亚·伊奥维尼蒂（Lia Iovenitti）指出：“作者在后记中透露，她在看到手无寸铁的受害者的照片后受到启发要写这本书”[27]。的确，韩江这样写道：“我仍然记得当我的视线停留在一位年轻女性被刺刀摧残得面目全非的脸庞上的那一刻。无声无息中，我内心深处某种温柔的东西被击碎了。在那之前，我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28]。
作者提到的事件是1980年5月18日在光州市发生的民主示威：大学生和许多市民走上街头，要求当时统治韩国的军政权进行一系列民主改革。镇压是血腥的，数百人惨遭屠杀；据估计，受害者总人数达2 000人。
小说在六个章节的第一章中叙述了发生于那些天的事件。主人公东浩是一名年少的中学生，作者以第二人称单数的叙事口吻讲述他在军队到来前的关键时刻被“跟踪”。这种口吻给作品注入了一种凄美和参与性的基调。从一开始，韩江的笔触就充满了抒情和怜悯：“你微微睁开眼睛，只让一丝光线透进来，就这样眯着眼望着省政府门前的银杏树。仿佛在那里，在那些树枝中，风几乎也变得可见。[…]当你睁大眼睛时，树木的轮廓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你很快就需要戴眼镜了”[29]。
第一章节之后是其他五个章节。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些其他的年轻人，刚刚二十出头的男孩和女孩。韩江不时为他们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发声，一直追溯到2002年。我们由此见证了韩国社会的演变。她将最后一句话留给了2010年的东浩的母亲。如果说在前几部小说中，身体表达深刻的不安和对纯真的向往，那么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身体则是残酷的伤口、僵硬的尸体和严重的腐烂难认。他们是受了伤、受了刑、蜷曲着的伤痕累累的躯体。即使身体上的创伤愈合后，情感和关系上的创伤依然存在。被拘捕者最终走向自杀，而女工则在超然的沉默中封闭自己，唯独如此她才能继续活下去。无法集中精力从事任何活动影响到复学；无法建立亲密关系阻碍了建立家庭；就连重新入睡的基本需求也被反复出现的噩梦阻挠；遗忘的需求可望而不可及。这一切也都是那个年代的后患，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参与以至哪怕是偶然参与那个年代抗议活动的人多年来所遭受的社会排斥。《少年来了》是一部充满激情、震撼人心的小说，在谴责之前，它首先是纪念。阅读这本书不仅令人感到震惊、怜悯、愤慨和痛苦，而且引人深思。
这部作品分为六个不同的部分，每个部分都有时间上的安排，并被赋予了不同的视角：时或是第二人称单数视角，时或是第一人称单数视角，时或是第三人称单数视角；由此，作家达到了一种多棱镜效果，那种以尊重、精确、关注细节、人性化的思想和心态从事写作的“文风”使她的作品引人入胜。
在这部历史小说之后，另一部历史体裁新作《不做告别》相继问世。这是一个务实性的书名，因为它表达了无法忘记也不愿让人们遗忘1948年底至1949年初发生在济州岛的数万人死亡事件的意图，当时，几个由民族主义右翼的北朝鲜流亡者组成的军事旅负责打击某些所谓的共产主义同情者。其结果是，大批渔民和穷人遭到屠杀，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整个家庭和村庄被夷为平地。韩江希望重解这些事件，以便更好、更深入地理解它们，“从伦理的角度重新解读历史及其暴行，以创新的方式提出20世纪的一个大主题，即痛苦与邪恶，以及所有独裁政权所特有的人性的丧失”[30]。
因此，《不做告别》（首先）是一个关于暴力和犯罪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女性的故事，因为主人公是两位年轻女性，而背景则是其中一位年轻女性的年迈的母亲。作者从一开始就借助于女作家庆荷的声音展开叙述。在我们看来，她的这一选择的意图与其说是为了自传，更是出于一种责任感。这似乎在暗示，我们在小说中听到的是她自己的声音，而不是别人的声音，叙事虚构对故事来说是功能性的，不过是一层微薄的面纱。主人公其实是一名记者，她写了一本关于G号事件[31]的书，这时正经历着一段个人的难关。
故事情节非常简单：曾与其多年共事的摄影师朋友仁善在首尔住院，请求她尽快前去探望。庆荷匆忙赶去，不料面对的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请求：因为手部严重受伤被送往首尔，仁善请她立即搭乘飞机前往济州岛上她母亲的故居，为无人照管的小鹦鹉阿米喂水。颇令读者惊讶的是，庆荷居然同意了这一要求。几个小时后，她在济州岛上遭遇了暴风雪的袭击，在越来越大暴风雪中，离天黑只有几个小时了，她不知能不能赶到那个位于济州岛中部的家。
实际上，两位女士之间有着一个艺术和摄影项目，这在多年中将她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项工作涉及种植99棵树并拍摄它们逐渐被积雪覆盖的过程。庆荷为此而疲惫不堪，最终放弃了这个项目；然而，仁善却一直在私下继续着这项工作，当她得知所有的素材都已准备就绪时，出于对在工作中受伤的朋友的责任感，她认为自己无法拒绝友人向自己提出的请求。
小说的前半部分全部是对这一旅程的叙述。当女主人公似乎因为迷路而注定要被冻死时（描写暴风雪和黑夜降临的段落时或令人焦虑不安），她最终来到了那所房子前，从这一刻起，韩江的叙述喷涌而出地转向一种不可能的、梦幻般的揭示真相。在梦境与幻想之间，仁善出现在她的朋友面前，在乡间小居中努力寻找光明和温暖的真实感伴随着两个女人开始交谈和回忆时自相矛盾的本真。
小说以一个梦境开篇。雪花从天上飘下来，落在海边，汹涌的波涛撞击着或许本是墓碑的一块块木头，力量越来越大，速度也越来越快。这是涨潮。猛然间，海水可能会摧毁并冲走埋葬的尸体的意识令人焦心如焚，因为不愿看到这个场面。梦境于是再次成为韩江小说中的故事起点。因此，这里将仁善和她母亲的家族史交托给梦幻般的基调也并不令人引以为怪。正是在这一忏悔的框架下，老妇人–一个慈祥但终究微不足道的老妇人–的形象以截然不同的面貌出现。
总结一些线索
本文选择性地根据韩江作品的创作顺序而非出版顺序对其展开介绍。在我们看来，这一选择使我们能够回顾作家叙事探索的演进维度，即从比较内在情感的写作逐渐转向历史大事件的广阔气息，同时忠实于我们在介绍中所呈现的某些元素。同时，对于熟知这位韩国女作家的行家而言，我们承认这种介绍是浅显的，也许是不足挂齿的。
第一个要素是有罪意识和无法宣称自己无罪的可能性。从Convalescenza开始，暴力就一直出现在韩江的作品情节中；从《素食者》开始，它被很好地主题化。如果说作家发现的第一个答案是内在的，以个人反抗姿态的形式表达，那么随后则鼓起了勇气，成为回忆和陈述：一方面是谴责，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和解的方式。
另一个重复出现的特点是草木元素的存在。韩江曾在多年前声称，她年轻时曾被诗人李箱（Yi Sang）的诗句“我相信人应该是植物”深深打动。而植物则渴望成为《植物妻子》和《素食者》中的女主角。在《不做告别》中，树木被赋以悼念济州逝者的任务。虽然浅易，但下列自然元素的重复出现不容忽视：光是生命的源泉，尤其是在早期作品中；雪是寂静、沉思的源泉，但在其他作品（如《希腊语时间》）中也是危险和遗忘的源泉，雪也始终贯穿于《不做告别》中。
最后一个我们不能不提到的重复出现的元素是身体。这个元素反复出现了多次，是所有故事中的无声主角。它是一个记忆的身体，表达着头脑尚未意识到的东西，是一个反叛的身体，是一个见证者，是一个不完美的、有限的转变者，但也是一个遭受侵犯、伤害、撕裂、折磨和毁灭的身体。读完《素食者》或《少年来了》之后，充满信德的基督徒的目光不禁对其中不可侵犯的尊严之谜产生好奇。身体是圣神的宫殿，但尤其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教理就是耶稣基督的奥秘，是祂使自己空虚，为了与人相似，他不惜舍弃自己与天主同等的地位，听命至死（参见斐 二6-8）。
在耶稣基督事件之后，身体作为启示之所，在受到虐待时，会告诉我们什么呢？当我们无视甚至压制它时，我们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玛窦福音》中关于末日审判的比喻（参见玛 廿五31-46）引起了我们的共鸣，这是一个真正的诠释、道德及认知标准。主总会问：“你何时给了我喝的？何时给了我穿的？何时给了我吃的？何时治愈了我？”。韩江的作品则提出了问题的另一面：当我们压制、无视、伤害他人时，我们的良心和基督在哪里？
- 参见K. Han, Convalescenza, Milano, Adelphi, 2019. ↑
- 参见同上，La vegetariana, ivi, 2016. ↑
- 参见同上，L’ora di greco, ivi, 2023. ↑
- 参见同上，《人类行为》，同上，2017年。 ↑
- 参见同上，Non dico addio，同上，2023年。 ↑
- 参见同上，«Convalescenza», in Convalescenza, cit., 11-41. ↑
- 参见同上，«Il frutto della mia donna», in Convalescenza, cit., 43-86. ↑
- Ivi, 77. ↑
- Ivi, 74 s. ↑
- E. Giannetta, «Scrittura di connessioni», in Avvenire, 11 ottobre 2024, 19. ↑
- K. Han, La vegetariana, cit., 21. ↑
- Ivi, 36. ↑
- 同上。 ↑
- 这一部分与Convalescenza中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之间有许多相关之处：皮肤上的斑迹作为起始条件、感情上的疏离、植物元素、光作为生命元素的作用、女人需要回到初始状态去吸收阳光的温暖，就像植物一样，从空气和阳光中获取养分。 ↑
- A. De Benedettis, «Da Gwangju a Seul violenze penetrate nell’inchiostro», in il manifesto, 11 ottobre 2024, 12. ↑
- 参见D. Garrone, «Le azioni simboliche dei profeti», in https://letterepaoline.net/2012/09/18/le-azioni-simboliche-dei-profeti ↑
- E. Giannetta, «Scrittura di connessioni», cit., 19. ↑
- G. Serio, «Tra il corpo e il dolore con grazia ossessiva», in il manifesto, 11 ottobre 2024, 12. ↑
- 作者似乎参考了 Chrétien de Troyes 笔下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兰斯洛特与吉尼维尔》。 ↑
- K. Han, L’ora di greco, cit., 11. ↑
- Ivi, 106 s. ↑
- Ivi, 104. ↑
- 参见ivi, 89 s. ↑
- Ivi, 96. ↑
- E. Giannetta, «Scrittura di connessioni», cit., 19. ↑
- 据估计，短短几个月内共有3万人惨遭杀害，其中许多人曾被监禁并遭受酷刑。 ↑
- F. Musolino, «Vince Han Kang, la voce discreta della fragilità», in Il Messaggero，2024年10月11日，第22页。 ↑
- K. Han, Atti umani, cit., 189. ↑
- 同上，第11页。 ↑
- E. Giannetta, »Scrittura di connessioni, «cit., 19. ↑
- 小说文本中如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