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的教会应召举行会议（Sinodo，即并进的意思）。这项“并进”会议的主题是“推动一个携手并进的教会：共融，参与和使命”。会议于2021年10月9至10日在罗马隆重揭幕， 10月17日则在全球各地方教会展开。教宗方济各曾于2020年3月7日宣布，他愿意2022年10月在罗马召开第十六届世界主教会议，主题为“推动一个携手并进的教会：共融，参与和使命”。今年5月底，世界主教会议秘书长马里奥·格雷齐（Mario Grech）枢机则宣布，世界主教会议势将延后一年到2023年举行，一方面出于卫生保健因素，另一方面更为了有利于开启一个前所未有的不同的会议方式。会议预定在2021年10月至2023年10月间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属教区性质，第二阶段属洲陆性质，第三阶段则为全球性质。采行这种新方法的用意在于让全体天主子民都能参与其事，目的在于使每位教友都参加，都聆听，并进行分辨。

“我们必须默观的历史”

犹记得2013年3月13日傍晚，教宗方济各刚当选之后，即刻在圣伯多禄大殿中央阳台上发表的几句话：“现在，就让我们主教和教友开始携手走这条路。这条罗马教会在爱德中领导普世教会的道路。一条在我们之间度手足之情、相亲相爱和彼此信任的道路”[1]。教宗有三次使用了“道路”这个名词。国际神学委员会提示，“道路”是希腊文“synodos”这个字的构成部分，这个希腊字由介系词“syn 一起”和名词“hodos 道路”组成，意指天主的子民携手并进的道路[2]。把这两个思想关联起来，我们即发现“携手并进的路途”（cammino sinodale）不仅意味着教友个人，更指教友团体一起分辨和寻找天主的旨意，亦即圣金口若望（San Giovanni Crisostomo）所说的：“教会的名字即携手并进”。

我们之所以重提教宗方济各当选之初所说的几句话，目的在于强调“携手并进”乃是了解他的罗马主教职务概念的关键词，同时也是他的教会学愿景的基础。他深信：“携手并进是天主期待祂的教会在第三个千年该走的路”[3]。

正如神学家埃洛伊·布宜诺（Eloy Bueno）所写的：“在教会内，携手并进这个概念已经有其应有的地位，但在观念和名词术语上仍有其不可否认的含糊之处。教宗方济各则为它举出分辨的准则并犁出当循的途径”[4]。从另一方面说，强调教会携手并进，推动教会走出自我，以传教为使命的改革思想，已带给教会一股更新的动力，让教会意识到对梵二大公会议已进入新的领悟阶段[5]。

一如本文标题所提示的，我们愿意在文中循着教宗方济各的“教会携手并进”的步骤，即从他的讲话、颁布的文件和任职中的关键时刻等不同方面，来介绍他对教会携手并进的观点[6]。

方济各教宗倡导的教会“携手并进”，用依纳爵的话来说，即指“我们必须默观的历史”乃由前后两个里程碑所界定；第一个是以他纲领性的文件，即2013年11月23日所颁布的《福音的喜乐》劝谕为起点；第二个是2019年在梵蒂冈举行的“亚马逊主教会议”为结论。而2023年10月将在梵蒂冈举行的下届世界主教会议的主题，正是普世教会的“携手并进”。

我们要以分段的方式来追溯这条路。首先，我们需要回顾过去，重新发现梵二大公会议进行期间内部所发展出来的集体领导和携手并进的新观念。其次，我们必须以质问的态度来关心《福音的喜乐》劝谕，亦即“携手并进”这个观念如何出现在劝谕中？最后，我们需要从一件事来观察教宗方济各推动“携手并进会议”的步骤。这件事就是：在以婚姻和家庭为主题而举行的2014年世界主教特别会议和2015年的世界主教常规会议之间，出现了教宗方济各于2015年10月17日发表的谈话。这篇谈话在纪念教宗保禄六世为设立世界主教会议而颁布《宗座关怀》（Apostolica sollicitudo）手谕五十周年。方济各教宗对世界主教会议进一步的贡献是他于2018年9月15日颁布的《主教共融》（Episcopalis communio）宗座宪章，这道宪章的主旨在更新世界主教会议的职能，以利教会的改革。

梵二大公会议与世界主教会议的设立

上述国际神学委员会文件第6号提醒，虽然“携手并进”的概念在梵二大公会议的训导中没有明显地表达出来，却是该大公会议所推动的教会更新的核心精神。梵二大公会议诸文献中出现的“Synodus (携手并进)”这个名词，指的是当时正在进行的大公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教会携手并进的最高表现。从这个意义来说，梵二大公会议作为一个新开始的事件，它重新开启了教会基本协和或同行的新篇章。这一方面令人想起早在初世纪教会既已建立教区会议、教省会议和大公会议的体制，同时也鼓励教会努力推动这种形式的建制（参见梵二大公会议《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36号）。

在这个大前提下又纳入1965年9月15日教宗保禄六世以颁布《宗座关怀》手谕而设立的“世界主教会议体制”。我们在《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第5号中可以看到主教的本质和职能在教会中央治理机构所扮演的角色：“由世界各地，按照罗马教宗所定或将定之方式与办法所选之主教，对教会最高牧者在咨议会中贡献有效的协助，称为“主教咨议会”。此一会议既然代表全世界主教，同时亦表示全体主教在圣统的共融中，共负关怀整个教会的责任”。

教宗保禄六世1965年11月18日向大公会议全会发表讲话时，宣布他有意在梵二大公会议结束后尽快召开世界主教会议。1966年12月8日通过世界主教会议章程，隔年1967年9月29日至10月29日召开第一届世界主教会议，主题为“天主教信仰的维护与加强，其完整性，其活力，其发展，其与教会教义及历史的一致”。两年后又召开第一届世界主教特别会议，讨论圣座与世界各国主教团的合作事宜。1971年召开第二届世界主教会议，讨论两个主题：公务司祭职与世界正义。之后，教宗保禄六世又召开了两届世界主教会议，即1974年一届讨论在现代世界中传播福音以及1977年那届讨论当代的要理讲授。

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进一步重视世界主教会议，视之为教宗执行其首席职务的良好工具[7]。他立意推动整个教会妥善接纳梵二大公会议的指示，并经由“梵二大公会议之后所举行的一连串主教会议，即世界主教会议、洲陆性主教会议、区域性主教会议、国家性主教会议以及教区性会议”，以准备迎接公元二千大禧年的来到。他在1994年颁布的《第三个千年将临之际》（Tertio mellennio adveniente）宗座牧函中如此表示，并指出“基本的议题乃是传播福音”，而传播福音的基础已在教宗保禄六世的《在新世界中传播福音》劝谕里奠定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1994同一年接受一次著名的采访中也曾谈到举行“主教会议的方法”[8]。这些不同性质和幅度的主教会议（常规会议、非常规会议、特别会议、洲陆会议、教区会议）开启一条从携手并进的角度来了解教会的途径。为此，在第三个千年来到之际，“携手并进”的概念已成为了解“后大公会议教会学的关键”[9]。

教宗本笃十六世循着这同一条路也召开了三届世界主教会议。前一届于2005年举行，主题为“圣体圣事乃教会生活与使命的泉源和顶峰”；次一届在2008年举行，主题为“教会生活与使命中的天主圣言”；后一届于2012年10月召开，主题为“为传递基督信仰的新福传”。

这位德国籍教宗于2013年2月历史性退隐后，他的继任人教宗方济各颁布了《福音的喜乐》劝谕。他以这道纲领性的文献展开行动，聚焦于“在当今世界中宣讲福音”，他深知自己走在教宗保禄六世于1975年颁布的《在新世界中传播福音》劝谕这条道路上。

从这里可以做出结论，那就是教宗方济各接纳梵二的训导以与世界主教会议接连为切入点。梵二大公会议在1965年12月7日颁布的《教会传教工作法令》中确立教会传教工作与教宗保禄六世新设立的世界主教会议机构之间的关系绝非偶然：“致力于福音在世界各地的传布是主教团的职分（参见教会宪章23号），世界主教会议，即‘为整个教会的常设主教会议’，在普遍性的重要事务中，便应该特别注意教会职务中最伟大最神圣的传教工作（教会宪章29号）”。我们看到这位来自阿根廷的教宗又赋予了“世界主教会议”新的精神，他称这个会议是“梵二大公会议最珍贵的遗产之一”[10]。

从另一方面说，我们考量到另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拉丁美洲教会的携手并进，这让我们更了解教宗方济各的来历：他来自对梵二大公会议有其解读传统的拉丁美洲，这个解读传统随着拉丁美洲主教团和其历届主教会议携手并进的活力节奏而发展。这几届会议分别于1968年在梅德林（Medellin）、1979年在普埃布拉（Puebla）、1992年在圣多明哥（San Domingo）、2007年在阿帕雷西达（Aparecida）举行。教宗方济各曾以阿根廷主教团主席的身份参与阿帕雷西达会议，会中他被选为会议结束文件编辑委员会主席。从梅德林到阿帕雷西达的历届会议，拉丁美洲主教们选择了以穷人为优先服务的对象，这个选择显明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天主教会的形象。为阿帕雷西达会议的传教神学来说，传播福音就是在基督内通传完整的生命[11]。教宗方济各《福音的喜乐》劝谕的拉丁美洲根源以及他出任教宗后所带来的新意，都应该从阿帕雷西达会议结束文件中去探索。

《福音的喜乐》中的携手并进

宗座《福音的喜乐》劝谕是一道牧灵神学文献，换句话说，是一道依据信仰来了解教会福传行动的教导。教宗方济各在他执教的年代即已亲自孕育了这个神学[12]。在这道行动计划的劝谕中，教宗告诉我们“一些可以激励和引导整个教会新福传步骤的方针”（福音的喜乐17号）。这些方针包括下面七个方面：1）革新教会外展传教；2）牧灵工作者面对的诱惑；3）教会乃传播福音的全体天主子民；4）讲道及其准备；5）穷人的社会融入；6）和平与社会对话；7）传教工作的属灵动机。列出这七个主题之后，教宗方济各立刻指出，主题的选择乃“根据梵二大公会议《教会宪章》的训导”。一如所见，在上列主题中并没有出现“携手并进”的概念。

事实上，在《福音的喜乐》劝谕中，“携手并进”这个概念仅明显地出现在行文第246号中，该号谈到“大公合一运动”乃彼此交流的恩典。然而，携手并进一如伏流，它启发这道文献中极重要的章节[13]。教宗方济各2013年8月接受《公教文明》半月刊社长安东尼奥·史帕塔罗（Antonio Spadaro）神父首次访谈时，他提到了携手并进的道路。在授予34位教省总主教羊毛披肩的礼仪中，他也明确指出“携手并进之路”就是一条使合一的教会在“教宗领导的服务中和谐成长”的道路。史帕达罗神父问及这条道路在大公合一运动上能有什么前景时，教宗答说：“教友、主教、教宗，大家必须一起走。携手并进要在不同层次中活出来。现在或许是改变世界主教会议举行方法的时候了，因为我觉得现行的似乎是静态的。方法的改变对大公合一运动、尤其对我们的东正教弟兄们来说，可能也有意义。从他们那里我们可以学到更多有关主教集体领导和携手并进这个传统的意义”[14]。

从上面那些话，可以了解上文所提到的劝谕第246号的意义，亦可推论出这绝不是孤立的声明。相反地，“携手并进”这个思想充满了教宗方济各在他的劝谕中所表达的教会概念。的确，劝谕第一章阐述的是“教会传教方式的改变”（劝谕19-49号），同时要求“教会不可推延的革新”（劝谕27号），其中论及组成教友团体的教会结构，如堂区（劝谕28号），基础团体，运动组织以及其他社团（劝谕29号），教区（劝谕30-31号），各国主教团，普世教会中央机构和教宗职位（劝谕32号）。这些反映教会不同层次携手并进的结构都蒙召根据福音的精神，尤其按照“外展的教会”这个教会学的基本隐喻所强调的携手并进的基本形式，改变其牧灵和传教方式（劝谕20-23号）。教宗方济各形容这个概念的教会为“福传的团体”，为“采取创意、积极参与、予以陪伴、开花结果、一起欢庆的福传使徒团体”（劝谕24号）。这里我们看到天主子民携手并进圣召的基本面貌；换句话说，一个“外展的教会”处在“走出去、奉献自己、走出自我、前行、不断播种、始终向前看的动态中”（劝谕21号），是一个“携手并进的教会”。

根据上述教会“携手并进”的角度来解读《福音的喜乐》的第一章，我们得以进一步肯定教区作为“福传的主体”（劝谕30号）这一节的意义。这一节还强调“主教必须追随初期教友团体一心一意的理想（宗4:32），在他的教区中激励传教工作的共融”（劝谕31号）。这里又回到“前行”的观念：“为此，有时主教站在教友前面，为给他们指出前进的方向并坚定他们的望德；有时仅临在众教友之间…而在某些情况之下他必须跟随在天主子民后面前行，以便协助那些落后的人，尤其因为羊群具有辨识新途径的嗅觉”。接着教宗方济各立刻托付任务给主教，要积极促使“教会法典所提示的教区组织机构和其他形式的牧灵对话的日益成熟，切愿聆听每个人”（劝谕31号）。关于教区这些组织机构，教宗在一个注解里特别提到教会法典有关教区会议、司铎咨议会、教区牧灵委员会、堂区牧灵委员会和堂区经济委员会的条文。

教宗的整体教会观是依据梵二教会学的观点而产生的“阿根廷天主子民神学”[15]。这个神学思想出现在《福音的喜乐》第三章第一段，文中发挥了教会乃福传的天主子民的概念（劝谕111-134号）。该段一开始即宣称：“教会作为福传的执行者，不仅是一个有组织、有圣统的机构; 她首要地就是选民百姓，在朝圣路上迈向天主。诚然，她是根植于天主圣三内的奥迹，却又是作为朝圣和福传的子民，具体地存在于历史中”（劝谕111号）。在这段里面教宗方济各开始谈论他喜爱的教会概念，即“天主的神圣忠信子民”[16]，这个概念建基在《教会宪章》第12号所训导的信仰意识的理念和天主子民的信仰不会出错上。在此我们援引《劝谕》关键性的一段，它指出一个携手并进的教会，即一个“传教使徒”团体的事实：“圣神的圣化力量在所有受洗者身上运作，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这力量催迫我们去福传。天主子民借着此傅油而成为圣的，因此天主子民在持守信仰上（in credendo）不会出错，即使找不到解释信仰的言词，也不会在信仰上出错。圣神引领天主子民走在真理内，并将之导向救恩。天主以信仰的超性意识（sensus fidei）来装备全体信众，并以此意识帮助他们分辨什么是真正来自天主的，这是祂爱人类的奥迹的一部分。圣神的临在给基督徒对神圣事物一种与生俱来的意识，并赋给他们智慧，即使在缺乏适当表达这些神圣事物的方法时，亦能直觉地领悟它们”（劝谕119号）。

因着信仰的超性意识，天主子民的确是福传的真正主体，这个主体在人类历史的核心中前行。天主子民根据他们对教会传教使命的了解来认识并宣报福音，明显地造福社会团体。教宗方济各在他的劝谕第四章中也用重要的一段来谈穷人也属于社会（劝谕186-216号）及其在天主子民中所占的特殊地位（劝谕197-201号）。优先选择穷人与教会携手并进两者有什么关系呢？福传团体，亦即携手并进向外拓展的教会，“具有无尽的渴望去展现怜悯之情，这怜悯之情是缘于他们对天父无限慈爱的体验…。这个福传的团体陪伴人类所有前进的步伐”（劝谕24号）。传教的教会必须接触到每个人：“然而应该优先接触谁呢？…‘穷人始终是福传优先的对象’”（劝谕48号）。在另一处，教宗方济各援引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话，举出神学的理由说：选择穷人为优先对象“隐含在基督学的信仰中，这个信仰相信天主为了我们而成为穷者，为使我们因祂的贫穷而成为富裕的”（劝谕198号）[17]。

携手并进乃教会建构的特征

在选出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枢机为教宗的秘密会议之前，枢机们举行辩论会，其中多位提出更为广泛的集体领导问题。新选出的教宗方济各立刻步武他几位前任教宗的芳踪，继续走在携手并进的道路上，召开了常规和特殊两次世界主教会议，讨论家庭与婚姻的问题。两次会议立刻展现了不论是主教团或天主子民都有更广泛参与的新风格。从这方面看，会议进程有多种新意，比如决定以问卷向全体教友提出棘手的夫妻及家庭生活问题，来取代过去使用的会议大纲（Lineamenta）。

世界主教会议从寄回的问卷答案中编制成一份主教会议的议程草案（Instrumentum laboris）。每次世界主教会议都有其结束文件，而会议也公布文件每项条文和整体文件的投票表决结果。除了会议方法之外，其他方面也有所改变。神学家达里奥·维塔利（Dario Vitali）指出一个有助于改变世界主教会议气氛的基本要素，即与会者的聆听意愿：“聆听天主，以便和祂一起聆听天主子民的反响；聆听天主子民，以便和他们一起活出天主的圣意”[18]。那些日子世界主教会议秘书处正忙着拟定举行会议的理论和方式[19]。

2015年10月17日，正当第十四届世界主教常规会议进行之际，教宗方济各在这个会议适逢建制五十周年时发表声明称：“自从我担任罗马主教之初，即着意重视世界主教会议的功能，那是梵二大公会议最珍贵的遗产之一”；又说：“上主要求我们的，从某方面说，业已完全包括在世界主教会议‘携手并进’这个词里面。平信徒、牧人、罗马主教携手并进是个说起来容易、却不易践行的观念”。这使他想起圣金口若望的名言：“‘教会和携手并进乃同义词’，因为教会无非是天主的羊群‘一起走’在与主耶稣基督相会的历史道路上”[20]。教宗方济各在他这篇纪念性讲话中确立了“携手并进的教会”的相貌。

聆听的教会与信仰的超性意识

教宗方济各重复梵二大公会议形容天主子民乃全体受洗者的定义，指出他们“蒙召成为精神的圣殿及神圣的司祭”（参见教会宪章10号）；他又强调“整个信友团体因为领受了圣神的傅油（参见若一2：20，27），所以在信仰上不能错误。几时‘从主教直到最后一位信友’对信仰及道德问题表示其普遍的同意时，他们即因整体天主子民信仰的超性意识而流露他们不会错误的特质”（参见教会宪章12号）[21]。

教宗在揭示上面的理念时，引用了他在《福音的喜乐》劝谕中（参见此文件119-120号）有关天主子民因圣神的傅油而成为神圣的思想。之后他又加上了新的反思材料说：“天主子民借着此傅油而成为圣的，因此天主子民在持守信仰上不会出错（参见劝谕119）。每位受过洗的信友，不论他们在教会内担任什么职务或受过什么层次的信仰熏陶，都是福传积极有效的主体。以为福传要由那些有资格的人带动，而其他的人仅是消极的接受者，这样的想法是不当的”（参见劝谕120号）。既然羊群也具有辨识上主给教会敞开的新途径的嗅觉，所以信仰的超性意识不允许我们将‘教诲的教会’与‘学习的教会’硬性分开”。教宗结论说：“一个携手并进的教会就是一个聆听的教会，这样的教会知道听取比听闻重要”（参见劝谕171号）。

教宗方济各在他这篇讲话中嘱咐教会要“互相倾听，因为每个人都有该学习之处。信友大众、主教团以及罗马主教，他们都必须彼此聆听；而他们全体则听从‘真理之神’（若14：17），以便了解祂‘给教会说的话’（默2：7）”。

于是教宗方济各立刻做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世界主教会议是教会团体各层次在生活中彼此聆听这股动力的汇集点”。换句话说，“携手并进”贯穿整体教会的生活，成为一种生活风格和进程。这种风格和进程并不局限在世界主教会议内部，而是属于教会存在的本质。

世界主教会议携手并进的阶段和层次

教宗也给我们指出聆听与共融这个动力在教会携手并进中的阶段说：“世界主教会议以聆听天主子民为起步…；接着该聆听牧人；…最后则聆听罗马主教”。在这个进程中有个的确新颖的观念必须指出：世界主教会议携手并进从天主子民开始，理由是天主子民“也参与基督先知的职能”（参见《教会宪章》12号）。这就是以家庭和以青年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在以征询天主子民为前提，进行筹备的主要理由。教宗方济各解释，以这种方式实现“教会在第一个千年所珍惜的原则：众人之事应由众人带动”[22]。因此，天主子民的效能与担任特定职务的众主教及罗马主教同为主体的地位获得承认[23]。

携手并进的阶段和层次

天主子民、各教区主教和罗马主教别具先知、辨识和推行三种特殊功能。与这三种不同功能相关的一件事，就是思考推行携手并进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世教会各教区。那里需要透过教会法典所明定的教区 “共融机构”来重振教区全体成员参与当地教会的生活。这些共融的机构以教区会议为首（教会法典460-468条），接下来的分别是司铎咨议会，参议会，咏祷司铎班以及牧灵委员会（教会法典495-514条）。

第二个层次是教省和区域性教会，主教会议，特别是主教团（教会法典431-459）。透过这些“全球主教集体领导的中间机构”，可以采取措施实现教会的健康分权，一如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劝谕第32号所肯定的。

第三个层次是普世教会，这里有世界主教会议，“它代表普世天主教主教团，成为上下携手并进的教会内部主教集体领导的表现”。

携手并进乃展示教会圣统职务的轮廓

这个有关世界主教会议的反思勾画出一个携手并进的教会的形象。这个形象带来如此的肯定：“携手并进既然是教会建构的特征，所以它能为我们提供充分了解教会圣统职务的解释框架”。在这个概念里，携手并进的教会一如“倒立金字塔”的形象，它适用于主教团、每位教区主教以及罗马主教，他们的圣召使命就在于服务天主的子民[24]。

在这样的服务逻辑中总必须牢记，“为耶稣的门徒来说，不论昨天、今天或未来，唯一的权威就是服务，唯一的权能就是十字架：…‘谁若愿意在你们中为首，就当做你们的奴仆’（玛20：25-27）”。为此教宗结论说：“一个携手并进的教会就如在世界列国中高举的旗帜（参见依11：12），这个世界经常把全体人民的命运交付在少数掌权者贪婪的手中。作为与世人‘同行’、分担人类历史痛苦的教会，我们渴望重新发现各民族不可侵犯的尊严和职权的服务功能，俾能有助于在正义和友爱中建立起公民社会”。

最后的观察是：如果教宗方济各到此所谈的是携手并进在教会团体内部的运行，那么他的反省结论则显露携手并进的外在意义，也就是教会在世界中传教的动力。

教宗2021年颁布的《众位弟兄》通谕特别彰显携手并进的传教意义，他在通谕中祝望整个人类都能生活在友爱中。一个携手并进的教会在现世旅途中成了普世友爱最好的反映，一幅活生生的照片。为此，携手并进不单是教会内部的问题，也是教会与世界关系的一部分，是从教会携手并进走向人类彼此友爱的一股动力，因为天主子民在其历史性旅途中，切愿与不同宗教信仰、理念和文化的众人分享福音之光。

2018年《主教共融》宪章中有关世界主教会议的改革

国际神学委员会在2014至2017年间拟定了一份我们在本文开头已经提过的名叫《教会生活与传教使命中的携手并进》的文件。这份文件意在提出实践携手并进的教会的神学原则和牧灵方针。事实上，“携手并进”这个概念在教会法典和历届世界主教会议中定型之前，已先在教会生活和工作中确立其方式，而这个教会乃是在共融友爱、共同责任中前行的天主子民（参见文件70号）。

国际神学委员会这份文件章节的顺序为：第一章“溯源圣经和圣传规范，以阐明教会携手并进的形象在天主启示历史中的基础”；第二章谈“携手并进在梵二大公会议教会学训导中的神学基础”；第三章提供“在教区内、在一特定区域内各教区彼此的共融中、以及在普世教会内各层次中具体实践携手并进”的牧灵方针；最后第四章则提供 “为获得教会携手并进的真实经验，而从事心灵和牧灵皈依以及团体和使徒分辨”的牧灵方针。

国际神学委员会撰写的这份文件旨在设法把“携手并进”和“集体领导与共融”这两个基本概念连贯起来。该文件第7号（另参见66号）说携手并进意味着“让全体天主子民参与教会的生活和传教使命”；而“集体领导的观念”指的则是“教会的携手并进乃经由区域内各教区主教之间和普世教会各地方教会主教之间的共融，来表达和实践的特定形式”。为此，任何携手并进的表现都需要有主教集体领导的职务参与其间。

这份文件发表几个月后，教宗方济各颁布了《主教共融》宪章，把携手并进的思想和世界主教会议连贯起来[25]。这道宪章修订并实践了教宗保禄六世为设立世界主教会议而颁布的《宗座关怀》（Apostolica sollecitudo）手谕，强调世界主教会议乃是“梵二大公会议最珍贵的遗产之一”，其“体制固然新颖，但所获得的启发极为久远”（《主教共融》1号）。教宗方济各在更新世界主教会议中，要求展开咨询程序，俾使平信徒和他们的声音更受到重视。正如我们看到的，一个携手并进的教会乃是“一个聆听的教会”，它的一举一动“都以倾听天主子民为开始”，并以“聆听牧人而继续”，再以“听从罗马主教为终结”。

要是主教的集体领导在为教会的携手并进服务，那么“世界主教会议就应该越来越成为倾听天主子民的最好工具”。因此，征询世界各地方教会乃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参见《主教共融》7号）。在此征询之后，就应由“主教牧人来进行分辨”，他们在留意天主子民的信仰超性意识时，该有能力在“社会舆论变幻无常的冲击中”（《主教共融》7号）辨认并领悟出圣神的指引。《主教共融》宪章拟定新的规则，指出携手并进的三个步骤：主教会议的筹备，举行和实践。

没有罗马主教在普世教会层次上主持的服务，则携手并进的理想无法贯彻到教会各层面（参见《主教共融》10号）。在回顾教宗方济各有关教会携手并进的思想之后，慢慢地呈现出教宗以其职权，在一个“结构上乃携手并进的教会”中“率身聆听” ，坚决推行爱德携手并进的明确轮廓[26]。

结论：“道路不先存在，而是走出来的”

教宗方济各为普世教会订了下一个目标，我们可以用安东尼奥·玛恰多（Antonio Machado）的名言来表达：“为徒步朝圣者而言，道路并不存在，而是走出来的”。这是一股来自远方、以推动携手并进的力量。教宗方济各的某些话再次给我们指出走向和任务，说明最近的过去和未来的希望：“梵二大公会议在教会认识自身和其在当代世界中的使命这件事上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这个步伐在五十多年前便迈出，如今继续鞭策我们予以接受和发展，因为尚未抵达终点。尤其是需要在堂区、教区、全国、普世教会、各修会团体等各层面上努力推行携手并进的精神”[27]。

在此，谨以强调携手并进的双重目标来结束本文：首先，根据《福音的喜乐》劝谕所指示的路线，“参与携手并进这个进程的主要目标并不是着重强调教会机构，而是为了实现每位信友都能参与传教的愿望”（劝谕31号）；其次，按照教宗方济各《愿你受赞颂》（Laudato si’）和《众位弟兄》（Fratelli tutti）两道通谕重新唤醒社会爱德的路线，携手并进的理念乃在建立一个为社会公益和照顾人类共同家园服务的友爱和传扬福音的子民团体。

  1. 2013年3月13日教宗方济各首次问候致意词。 ↑

  2. 参见Cfr Commissione teologica internazionale, La sinodalità nella vita e nella missione della Chiesa, 2 marzo 2018. ↑

  3. Francesco, Commemorazione del 50° anniversario dell’istituzione del Sinodo dei vescovi, 17 ottobre 2015. ↑

  4. E. Bueno, Eclesiología del Papa Francisco. Una Iglesia bautismal y sinodal, Burgos, Fonte, 2018, 203. ↑

  5. 参见 S. Madrigal, «Una nueva fase en la recepción del Concilio?», in R. Luciani – M. T. Compte (edd.), En camino hacia una Iglesia sinodal. De Pablo VI a Francisco, Madrid, PPC, 2020, 49-76. ↑

  6. 参见Id., De pirámides y poliedros. Señas de identidad del pontificado de Francisco, Santander, Sal Terrae, 2020. ↑

  7. 此处我们首先想到1985年举行的别具意义的第二届世界主教特别会议，因为该届会议专注于实践和推动梵二大公会议的决议。至于在他任内召开的其他世界主教常规会议所讨论的主题分别为：1980年谈教友家庭；1983年谈教会使命中的忏悔与修好；1987年谈平信徒在教会与世界中的圣召与使命；1991年谈当前环境中司铎的培养；1994年谈在教会与世界中的献身生活与使命；2001年谈主教乃带给世界希望的耶稣基督福音的仆人。除了这几届常规会议外，还有属于洲陆性的主教会议：1995年有关黎巴嫩局势的特别会议；1997年的美洲特别会议，1998年的亚洲特别会议，1998年的大洋洲特别会议，1999年的欧洲特别会议等等。另参见D. Vitali, «Sinodalidad. De “Apostolica sollicitudo” a “Episcopalis communio”», in R. Luciani – M. T. Compte (edd.) En camino hacia una Iglesia sinodal, cit., 33 s. ↑

  8. Giovanni Paolo II – V. Messori, Varcare la soglia della speranza, Milano, Mondadori, 1994, 178. ↑

  9. E. Bueno – R. Calvo, Una Iglesia sinodal: Memoria y profecía, Madrid, BAC, 2000, 41. ↑

  10. 参见Francesco, Costituzione apostolica Episcopalis communio sul Sinodo dei Vescovi, 15 settembre 2018. ↑

  11. 参见S. Madrigal, El giro eclesiológico en la recepción del Vaticano II, Santander, Sal Terrae, 2017, 295-322. ↑

  12. 参见C. M. Galli, «La teología pastoral de “Evangelii gaudium” en el proyecto misionero de Francisco», in Teología, n. 114, 2014, 34 s. ↑

  13. 参见 D. Vitali, «Un Popolo in cammino verso Dio». La sinodalità in Evangelii gaudium, Cinisello Balsamo (Mi), San Paolo, 2018. ↑

  14. A. Spadaro, «Intervista a papa Francesco», in Civ. Catt. 2013 III 465 s. ↑

  15. 参见 S. Pié-Ninot, «La eclesiología del papa Francisco», in Revista Catalana de Teología 43 (2018/2) 503-526; C. M. Galli, «La riforma missionaria della Iglesia secondo Francesco», in A. Spadaro – C. M. Galli (edd.), La riforma e le riforme nella Chiesa, Brescia, Queriniana, 2016, 37-65. ↑

  16. “我喜欢的教会形象就是天主的神圣忠信子民。这是我经常使用的定义，也是《教会宪章》第12号的定义。归属一个民族有其重大的神学价值：在救恩史中天主拯救了一个民族。不属于一个民族就不会有完整的身份。…子民是主体。教会是在历史中前行的天主子民，既有喜乐也有痛苦。为我来说，与教会感同身受就是与这个子民同甘共苦。整体天主子民在信仰上是不会出错的，他们在现世旅途前进中透过其信德的超性意识显示其信仰的不误性。这就是我今天对圣伊纳爵所讲的‘与教会感同身受’的了解”（ A. Spadaro, Intervista a papa Francesco, cit., 459）。 ↑

  17. 参见 M. Czerny, «Hacia una Iglesia sinodal», in Razón y fe, n. 283, 2021, 161-174; 168-172. ↑

  18. D. Vitali, «Sinodalidad. De “Apostolica sollicitudo” a “Episcopalis communio”» ,cit., 37. ↑

  19. 参见 L. Baldisseri (a cura di), A cinquant’anni dall’Apostolica sollicitudo. Il Sinodo dei Vescovi al servizio di una Chiesa sinodale, Città del Vaticano, Libr. Ed. Vaticana, 2016. ↑

  20. Francesco, Commemorazione del 50° anniversario dell’istituzione del Sinodo dei vescovi, cit. ↑

  21. 同上。 ↑

  22. 参见 O. Condorelli, «“Quod omnes tangit, debet ab omnibus approbari”. Note sull’origine e sull’utilizzazione del principio tra Medioevo e prima età moderna», in Ius Canonicum 53 (2013) 101-127. ↑

  23. “先知的时刻属于天主子民；分辨的职责属于集合在主教会议中的牧人，因为他们以整个教会信仰的真正守护者、诠注者和见证者身份行事；最后的决策则属于罗马主教，因为他是全体基督信徒的牧者和导师：这不是出于他个人的信念，而是因为他乃整个教会信仰的最高证人” (D. Vitali, «Sinodalidad. De “Apostolica sollicitudo” a “Episcopalis communio”», cit.)。 ↑

  24. 参见O. Rush, «Inverting the Pyramid: The “Sensus fidelium” in a Synodal Church», in Theological Studies 78 (2017/2) 299-325. ↑

  25. 参见A. Borras, «“Episcopalis communio”, mérites et limites d’une réforme institutionelle», in Nouvelle Revue Théologique 141 (2019) 66-83. ↑

  26. S. Pié-Ninot, «Verso un “ordo communionis primatus” come primato diaconale», in A. Spadaro – C. M. Galli (edd.), La riforma e le riforme nella Chiesa, cit., 293-308; M. Faggioli, «From Collegiality to Synodality: Promise and Limits of Francis’s “Listening Primacy”», in Irish Theological Quarterly 85 (2020) 352-369. ↑

  27. Francesco, Lettera al Popolo di Dio che è in cammino in Germania, 29 giugno 2019. ↑

圣地亚哥·马德里戛尔（Santiago Madrigal 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