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转型期的资本全球化

大约自14世纪末开始，一种会计技术在意大利北部银行中普及起来，即将存货（stock）确定为资本，比如一艘即将横渡大西洋的邮轮、一个装满谷物的谷仓、一块田地、一部机器，等等。何谓“资本”？资本是一种必须在未来带来剩余价值的资源，其现有价值相当于这一未来收入的贴现总和（即折算成现在的货币价值）。这种操作看似平凡，而且于今已是司空见惯，但实际上则是所有金融市场实践的基础，是成本效益分析及整个环境经济学的指导原则；离开它，经济体系就会土崩瓦解。

那么，这种操作等同于折现未来，实质上是资本所有者对未来一切稳操胜券的假设，只考虑这一资本将会产生的货币增值。这种对未来的预期完美到可以被量化的程度，并可将这种确定的价值折现于这种收入的来源：即现有资本。未来中不得出现任何意外，否则资本现值就会受到质疑。于是，时间不再存在，空间也不再存在，因为资本货币价值的量化需要具有普遍性，以便对一切进行比较。

亚马逊（热带雨林）在熊熊燃烧吗？如果在人们心目中，与减缓全球变暖相比，砍伐森林能够带来更大的预期利润，那么这就无关紧要了。尽管科学界一再警告说，气温升高6摄氏度将导致地球末日，但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仍坚持预言说，气温升高6摄氏度所带来的损失将不过是实际世界 GDP总量的10%。于是乎，游戏开始了：亚马逊资源作为木材及耕地储量的吸引力远远超出了它作为地球之肺的吸引力。

这种悲剧性错误的根源在于将亚马逊地区同化为一种“资本”。“资本化” 这一荒诞不经的做法起源于中世纪的意大利，之后于18世纪在银行界之外流传开来，德国林业界人士采纳了根据一片森林的木材年采伐量为其估值的这种方式。19世纪，它进入了某些会计业务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演变为一种几乎全球性的实践。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某些经济学家佯装坚信所谓的“理性预期假说”。这一理论宣称所有经济行为主体能够准确地预见未来，也就是说，它们具备根据现有信息预见即将发生的事情的能力。尽管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荒谬假设，但却为会计、经济、金融资本化实践所不可或缺。尤其是，这种做法并不止步于金融资产及森林。即使人的生命也在保险合同中被以同样的原则进行估价：我们的生命因此而转化为一种资本，一种必须能够带来盈利的存货（stock）。

最终，为历史学家所了然于胸的是，在千百年中，“资本”首先意味着“奴隶”。正是于此，我们建立在资本化实践基础上的社会所产生的病态与拒绝相信所有生命皆相互依存的“关联性宇宙论”所造成的病态之间的联系昭然若揭。事实上，尤其是在一个人被剥夺与“亲人”的一切关联而只能任凭主人宰割的时候，那么他不是奴隶又是什么呢？奴隶是处于社会性死亡中的人。同样，从关联性宇宙学的角度来看，资本也是一种死的存货；它并不指向任何一个令人惊喜的未来、一个“好消息”、一个天主的国得以彰显的未来。资本的存在完全受制于其所有者的意愿和预见。

“方济各经济学”正是意于杜绝这种实践[1]。不！无论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是我们每年捕杀的一亿条鲨鱼中的一条，或是一棵树，都不是“资本”。其价值是无法衡量的，不能脱离构成它的各种关系而被确定。杜绝“资本化”意味着对某种实践和某种观念予以限制，也以此而意味着必须开创新的实践并塑造相关的思想意义。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预测来年的成果，不应该计算发生类似于El Niño的现象或债务人破产的概率，但应该阻止对某些资源的资本化，其中包括人的生命、人体、健康、气候、生物多样性、海底、大熊猫、森林，等等。

仔细想想，还有什么可以被资本化？也许所剩无几。假若这便是我们为挽救在这个星球上的体面生活的可能性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呢？假若放弃资本化那些对我们有真正价值的东西是向天主在其中拥有一席之地的未来开放的秘诀，向喜乐开放的秘诀呢？2022年9月，方济各曾在亚西西对我们说过：“你们要去那些自由经济学的超尖端专业大学，去看一看在那里学习的青年人的面孔”[2]。钻研资本增值的种种技巧细节令人伤感，因为它斩断了我们与宇宙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对于我们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

当今对我们共同利益的保护

私有财产与资本化紧密相连。自罗马法创立私有财产制度以来，“这是我的”意味着将“所有他者”完全排除于与我所拥有财产的可能关系之外，也就是划清我的财产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就等于以物代奴，将可怕的奴隶制内在运作转换到人与物的关系上。毫无疑问，制止资本化的要求将对私有财产的扩展实行严格管制，但我们知道，受制于我们的有限性，伟大的基督信仰传统始终将私有财产视为退而求其次的解决办法。根据所有教父的观点，至少直至圣多玛斯，财产的类型是自然法范畴中的“公有物”（res communis），即共同财产。

让我们明确一点：这有别于公共财产（res publica）。限制资本化要求对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施限。事实上，亚马逊的例子便证明了这一点：不幸的是，巴西政府可能将亚马逊这一资本视为一个比南美丛林为拯救地球所具有的数十亿吨碳吸收量更为珍贵的价值。同样，举例来说，中国的公有制并未能阻止中国政府组织一种与西方国家不相上下的技术官僚性采掘主义。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持衡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的同时珍视共同利益的价值。

《宗徒大事录》中没有记述早期基督徒团体所实行的物品共享吗？“凡各人所有的，没有人说是自己的，都归公用”（宗 4：32）。这是宗徒大事录中的记载，它可以证明这种分享对早期基督徒的重要性：一对虔诚的平信徒夫妇–阿纳尼雅及其妻撒斐辣–试图把钱藏起来，偷偷摸摸地将共同财产占为己有，结果遭到天主的严惩（参见宗 5：1-11）。巴西的无地农民深愔此理：土地本身便是首先需要恢复其“共同利益”之社会地位的“财产”。《肋未纪》早已这样说过：“土地不可出卖而无收回权，因为地是我的，你们为我只是旅客或住客”（肋 25:23）。土地为天主所有，不可私有化，更不可资本化。人是大地上的过客：应关护造物界，而不是充当它的拥有者。

许多社会团体已经在学习如何在地方、区域、国家及全球层面爱护我们的共同利益，他们正在实地制订诸如兴建灌溉系统、池塘、小路等使用与分享规则及其行为方式，以保护这些资源。共同利益是构成我们与世界最原始关系的因素，这其中也包括一切我们最现代、最有效的发明，诸如自由软件、著作版权（Copyleft）、对等式网络（peer-to-peer），等等。维基百科便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与以往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或《世界百科全书》相比，维基百科具有较少的误差和（远远）超出它们的信息量，而前两种形式则皆建立于公共（国家）知识的组织基础之上。

共同利益管理也是我们应对生态挑战所需的集体创造力的纽带。新冠大流行为此作出了一个最新的证明。除了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之外，大多数国家都没有预料到这次大流行。从所发生的一切看来，就好像它们未能从以前的疫情中吸取教训似的，包括可追溯到2003年的第一次非典疫情。作为二战后典型的联合国下属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尽管在多年来一直警告新人畜共患病即将暴发，却从未引起关注。事实证明，私营部门在应对大流行病方面未能显示出较高效力：作为其驱动力，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使它们无法在病毒面前提供解决方案，而这种病毒但凡能在一小部分人口中繁殖，就会继续变异为（传染性更强，危害更大的）超级病毒。那么，将卫生保健私有化，例如为接种疫苗设定价格便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弱势群体将被剥夺这种权利，而他们将为病毒变异提供一个理想的温床，从而使富裕人群试图用以保护自己的疫苗失效。换言之，有效防治新冠这类疾病的唯一方法是将全球健康视为共同利益。并且，这一共同利益不仅包括人类，也包括整个动物王国[3]。

建立各种地方、地区、国家及国际机构，以便我们将生命健康作为一项共同利益来关护，这是解决未来几十年将成倍增加的流行病，特别是面对热带流行病时，唯一可行的持久性解决方案。位于日内瓦的“被忽视疾病药物研发倡议”（Dndi）就是一个此类机构的范例。我们需要更多的类似机构，这不仅旨在卫生健康，也是为了气候本身、海底、陆地以及海洋生物多样性、鱼类，等等。中国在其“新冠清零”政策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便证明了这一点：当局的一意专断独行无法使生态挑战得到有效解决，因为它最终总是在维护自身权力和有效打击祸及我们的灾难之间调停。相反，在2020年春天，各医疗团队的独创性摆脱了束缚自己的官僚规则，集中所有资源应对患者的感染浪潮，用3D打印机生产免费呼吸器等，证明了集自由智慧于一体可以创造奇迹。

在2050年内达到净碳零排放的最低水平仍有可能实现。最近的一份报告[4]描述了法国经济通过对公共部门（每年约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及私营部门（每年在绿色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约为200亿）的成本进行估算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如果能够在2060年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超过国际社会在2015年所承诺的+2°C上限，科学家们所了解的是，一旦超过这一上限，强烈的非线性上升将会加剧全球变暖及上述各种灾难。然而，若要真正实现这些设想，就必须在地方、团体及大型国际组织中遏制世界资本化的恶性循环，并积极创立新机构，以使我们的共同利益（物质及非物质财富）得到保护[5]。

显然，这种实施需要大量的协商、折衷及审议工作。这既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设想相反（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全球治理可以围绕市场价格实现，而无需恰谈），也截然不同于反民主的专制主义。这种集体商议的学徒制就是基督信仰传统中所说的“团体分辨”，也是教宗方济各鼓励教会走向共议的原因。

生态转型的阻碍何在？

三十年以来，科学界关于全球变暖重大风险所传递的信息便已然非常明确。然而，在这三十年中，我们的大多数国家几乎没有为减少排放、更没有为适应当前及未来的破坏采取任何措施。

肆虐于巴基斯坦的洪灾已造成数千人死亡和3300万人受灾，更不用说在进行重建所需的数年时间里饥荒和流行病在该国各地将造成的严重损害。鉴于与全球变暖及森林砍伐直接相关，洪灾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正如那些摧毁澳大利亚、亚马逊、加利福尼亚和法国森林的特大火灾。人们已经得知，在2050年之前，孟加拉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将被淹没，整个湄公河三角洲也将被吞没。这些国家的政府正在竭力寻求解决方案，以提前应对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风险。相比之下，在几十年内，印度的一些地区有可能会像东南亚和中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一样，几乎在全年度中持续出现对人类致命的高温和高湿度环境。这些国家正在采取哪些措施，以警告本国民众并帮助他们为此而做好准备？2040年内，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将可能丧失40%以上的现有可利用淡水资源。能够使人们得以存活的海水淡化厂又何处可循？

事实上，寥寥无几的举措不仅不及时，而且其规模也往往不足以应对挑战。全球绿色投资在2035年内的融资需求不是预计为90万亿美元吗[6]？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却仍在为5年内筹集500 亿美元而一筹莫展……

孤岛幻想

造成这种相对的瘫痪有几个原因。其中首当其冲的可谓“泰坦尼克号综合症”，也就是说，尽管意识到邮轮已经撞上冰山并开始进水，但我们的一部分经济精英仍继续在甲板上歌舞升平。为何会如此？因为这些精英深信自己将享有登上救生艇的特权；于是，他们不仅感到安然无恙，而且还觉得为防止沉船而进行修复的改革所需财政及政治成本过于高昂。有一种被称为“孤岛幻想”的黄粱美梦[7]：这些超级富豪梦想一个他们可以避难的地方，以逃避由于自己疏忽大意而酿成的灾难性后果。事实上，对气候危机负有主要责任的正是这些精英们：仅仅占世界人口10%的最富有人群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便达到世界总排放量的40%以上。这种孤岛已经存在：那就是拉丁美洲的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ies），以及采掘公司驻非洲外派人员在私人民兵保护下用以安身的“村庄”。

那么，对人类灭绝的可能性进行科学探讨的重要性是否显而易见呢？这种孤岛并不存立。即使在一个超常情况下，一个超级富豪团体设法将自己隔离于其中某些人正在建造的掩体中，但各阶层人口的消逝也会使他们丧失大部分服务，而离开这些服务，他们根本无法生存[8]。

社会的选择

陷入瘫痪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正处于非化石燃料政治经济学的岔道口。为大多数环保主义者和“方济各经济学”（Economy of Francesco）的年轻人所主张的第一种选择是，重组我们的社会，尽可能广泛地分配水资源及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来源和政治决策权：从本质上讲，就是围绕分散的公共资源建立参与式民主。过去十年中，可再生能源生产合作社（风能和太阳能）在一些州（Länder）的大量涌现似乎显示出德国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意向。在权力下放和能源资源共享的同时，政治决策也应顺理成章地进入共享。遗憾的是，从那时起，这些合作社大多被私有化，而德国也重新退回煤炭行业：两大倒退重新将这个国家带回岔道口上，而其他所有国家也都仍在那里徘徊不前。第二种选择，简单地说，就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及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所遵循的选择，这也是法国正在尝试的选择，即：在公共领域和寡头垄断的私营部门之间建立专制联盟，以促进非常不均衡的生产能源资源以及政治决策的集中管理。这尤其适用于“核解决方案”。

我们的判断是，部分精英正在犹豫不决：其中一些人已对第二种选择表示支持，并正在寻找一种将其强加于群众的方式。他们宁可在应对生态危机的奋争中失去宝贵的时间，也不愿冒着丧失权力的风险，让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尤其是青年–过早投身于民主-分权方案。

媒体所有者对媒体的非民主控制存在于日趋集中化的“媒体市场”中，从这一角度可观察到一个非常糟糕的迹象：它使最恶劣的集体操纵成为可能，而不只是北京及莫斯科的宣传。然而，正如上文所言，官僚专制主义无法利用我们所需的情报资源来应对当今的挑战。

陷于瘫痪的金融界

阻碍我们的精英步入生态转型的第三个障碍是金融界的瘫痪。教宗方济各提醒我们说：“金融是一种液态物，一种气体，使你无法掌握”[9]。早在1931年，庇护十一世的《四十年》通谕（Quadragesimo anno）即已对金融专政提出谴责。近年内，特克森（Turkson）枢机亦在于2011年秋季签署的宗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声明中呼吁对市场金融及银行业进行不可或缺的监管。这种监管之所以未能得以落实，是因为繁荣一代（boomers）选择献祭的偶像崇拜背后所隐藏的所谓市场效率谬论，以及诸多难以逆转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制定的放松监管决策。

据2021年间数据显示，仅欧元区排名前11位的银行就持有5300亿欧元与化石碳氢化合物直接相关的金融资产，包括煤炭、石油及天然气[10]。这些资产在上述银行股本中的平均占比为95%。如果不清除这些资产，等到我们的社会最终决定禁止使用化石燃料的那一天，它们中的大多数就会破产，而这一决定是为让今天的孩子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所难免的。对此，它们虽了然于心，但却未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商业模式，而且由于没有人愿意再从它们那里购买这些新的“腐烂”资产（asset），它们正在全力拉下经济去碳化的手刹，以至不惜对国家（在银行崩溃时无法对其施以救援）、中央银行（其主要订购者）及私营跨国公司（其资金来源依赖者）进行讹诈。事实上，教宗方济各在亚西西所谴责的事情正在发生：“仅限于粉饰于事无补，我们必须针对发展模式提出质疑”[11]。如今，这种模式完全受制于金融界的指令，而这些指令又隐藏于“绿色”金融的漂绿（green washing）背后[12]。

摆脱这种僵局的办法是什么？这不是一个关于建立国家坏账银行，在高价回购这些“腐烂”资产后将其损失转入国家预算的问题：这意味着再次让纳税人及最贫穷者买单。与此相反，我们应该要求由议会控制的中央银行自行回购这些资产，并通过创造货币来弥补损失。如果银行因此而开辟的新信贷空间被用以为生态转型提供资金，那么它既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任何损失，也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当然，有些人会提出阴魂不散的通胀风险；如果创造货币真的永远意味着通胀，那么所有的银行都必须关闭，因为它们的工作正是从无到有地（ex nihilo）创造货币[13]。方济各指出：“你们要警惕金融膨胀：必须从根本上回归经济活动，着眼于以人为本，因为经济活动要服务于人”[14]。

“泽套玛雅”（tseltal maya）的例子

直至17世纪，欧洲始终是“类比法”的天下。这意味着，它认为宇宙由通过类比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独立本体组成，而天主位居这些本体的顶点。整个受造界通过非历史性本体类比（analogia entis）而与祂相联，这一信条经多玛斯·阿奎那（Tommaso d’Aquino）及中世纪大公会议所确立，但许多新教神学家却拒绝接受它。由于一系列无法在此一一列举的原因，单纯地回到由中世纪类比所构建的世界观似乎极为困难，甚至并不可能。相反，其他类型的一些更加横向的类比是可能的，它们向那些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开放。当我们试图从前人的事例中汲取灵感，去做一些创新的事情时，我们就已经在经历这种情况了，而这正是我们为了创建能够管理本地及全球共同利益的机构所必须发明的。因此，我们与启发我们的源泉之间所形成的是一种类比关系。

神学家克里斯托夫·西奥博尔德（Christoph Theobald）将这种类比称为“类比天国”（analogia Regni），即对即将到来的天国的类比[15]。这种类比也许可以成为理解新型宇宙观的关键，而新型宇宙观可以帮助我们应对挑战：一种完全的将学会关护我们与生命、现在、过去，尤其是与未来之间的关系。

恰帕斯州（Chiapas）北部丛林的社会与团结经济的具体经验有助于我们理解上文所言。墨西哥北部对美国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幻象趋之若鹜，但我们知道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我们不改变方向，就会被气候灾害无情地击垮。2022年夏天，生活在墨西哥最富裕地区之一的新莱昂州（Nuevo León）居民饱受饮用水短缺之苦，他们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以附近水坝仅存的少许水源救急。遗憾的是，很少有墨西哥人将这场灾难与耗水过度的采掘业发展挂钩。

不过，在墨西哥中部和南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吉列尔莫·邦菲尔·巴塔拉（Guillermo Bonfil Batalla）所说的“深处”[16]，即抵制死亡、追求社团和谐的墨西哥，其主要表现是农民家庭及土著团体。在恰帕斯州，泽套族玛雅人是目前最大的族群，他们的语言在全国排名第三。泽套族文化是教宗方济各努力向寻求其他生活方式和替代经济的年轻人传达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多亏中美洲文化中的船货（cargo）制度，泽套团体在西方人到来时得以幸存。船货是指通过为团体服务而在其内部获得道德权威的人。他们可能是解决冲突、打开心弦、守护地球母亲的人，或是教理老师，以至执事。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在团体中生活并关爱他人的方式，因为一人之难牵涉到所有人，威胁到整个人类团体的和谐与合一。

在这个拥有丛林生态系统及文化、自然资源的地区，农户们赖以生存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尽管拥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但该地区却是全国贫困和边缘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愈40%的人口生活于极端贫困线以下。

在整个20世纪，特别是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起义期间，由于不同团体的农民斗争，该地区的土地得以从外国掌权者手中收回，并通过合作农场（ejidos，一种不存在私人所有权的团体土地耕作及管理方式）的形式成为土著团体的利益。财产为农场合作者（ejidatarios） 所共有，且依照规定禁止将其私有化。特别是，财产不得转卖给任何合作农场以外的人。近几十年来，泽套团体采用米尔帕耕作法（milpa，种植物为玉米、豆类、辣椒、南瓜、佛手瓜等），以这些农作物作为他们的基本饮食，并种植咖啡，作为向其他国家销售和出口的主要农产品。

虽然社会运动使土地所有权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但该地区的经济结构仍以采掘业为主，而且被少数中间商所垄断，这些中间商从咖啡收购价和国际市场转售价之间的巨大差价中牟利。被称为“土狼”（coyotes）的咖啡中间商不仅垄断了咖啡销售链，而且一旦有可能便会设法剥夺最贫困者的土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咖啡豆价格波动幅度极大，那里的投资者及大企业投机行为决定着每一个种植泽套咖啡豆农民的收入，他们根本无视这些农民的存在，这使得咖啡市场成为一个不稳定和极其不公平、不公正的场所，成为一个最明显的扼杀经济的例子。

因此，泽套社团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组织了起来并决定采用另一种方式，从而为那些按照健全的农业生态从事咖啡种植的人提供公平、可持续的收入。“我们一起工作”（泽套语Yomol A’tel）就这样诞生了。如今，该组织已成为墨西哥原住民泽套族社团的一套社会企业组织经验，这些社团位于恰帕斯（Chiapas）州北部丛林的Chilón、Sitalá、Yajalón、Ocosingo和 Pantelhó等城镇。该项目旨在通过销售优质产品，在当地社团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创造公平的经济条件，其目标是提高生产者的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加强社团工作体系及保护当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即当地人所称的“和谐生活”（lekil kuxlejalil）。

“我们一起工作”项目的目标是使渴望美好生活的人们得到改变，并以此为出发点综合发展咖啡、蜂蜜和肥皂生产的价值链。在这一经验中，小额信贷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社会企业模式的核心首先是培训：这种培训的愿景希望能够再现泽套人民传统的学习方式，即不依赖正规教学，而是通过观察和亲身实践来努力培养捍卫濒危土地及应对异常价格波动所需的技能。

这些具体做法基于三项原则：

1) 制定公平的价格，使生产者及其家人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并得到足以满足其需求的收入；

2) 将妇女和男子置于企业的中心，使企业遵循包容、公正和公平的原则，采用横向的组织和决策模式，力求博采众议；

3) 努力创造就业机会，建立自己的教育体系–不一定是西方意义上的学校教育–以及在考虑到泽套人价值观及其文化的同时能够实现土地所有权并维持后代生活的生产流程。

这些原则和实践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其他地方的人从中得到启示？这就是“类比天国”所面临的挑战，即：通过类比使各方的成功经验成倍递增，向不同的规模发展，从我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一切都将会提高我们接受天国的程度。

  1. 参见 G. Giraud， «L’economia di Francesco e i giovani», in Civ. Catt. 2020 IV 531-544. ↑
  2. 参见 同上，«La notte della gioventù contemporanea. Una riflessione dopo “Economy of Francesco”», in Civ. Catt. 2022 IV 324-331. ↑
  3. 参见 Id.，«Per ripartire dopo l’emergenza Covid-19», in Civ. Catt. 2020 II 7-19. ↑
  4. 参见G. Giraud et Al., «2% pour 2°C ! Les investissements publics et privés nécessaires pour atteindre la neutralité carbone de la France en 2050», in Institut Rousseau (https://institut-rousseau.fr/2-pour-2c-resume-executif), 8 marzo 2022. ↑
  5. 参见G. Giraud，《宇宙政治——促进全球公共福祉的新型国际组织》，https://www.gjwm.org/2022/01/31/cosmopolitica/ ↑
  6. Figure proposed by the New Climate Economy Report (2019) and confirmed in Martin et Al., Carbon Tax Policies: Impact on Global Warming and the World Economy, forthcoming. ↑
  7. G.Giraud, Composer un Monde en commun.Une théologie politique de l’Anthropocène, Paris, Seuil, 2022. ↑
  8. 鲁本·奥斯特（Ruben Östlund）于2022 年荣获金棕榈奖的影片《悲伤三角》（Sans filtre – Triangle of sadness）以冰冷的讽刺手法讲述了这个故事。 ↑
  9. 方济各，《在“方济各经济”活动上的讲话》，2022 年 9 月 24 日，见 www.vatican.va。 ↑
  10. 参见G. Giraud – C. Nicol, «Actifs fossiles, les nouveaux subprimes? Quand financer la crise climatique peut mener à la crise financière», in Institut Rousseau (https://institut-rousseau.fr/actifs-fossiles-les-nouveaux-subprimes), 10 giugno 2021. ↑
  11. 方济各，《在“方济各经济”活动上的讲话》，引用如前。 ↑
  12. 参见A. Grandjean – J. Lefournier – G. Giraud, L’ illusion de la finance verte, Les Editions de l’Atelier, Ivry-sur-Seine, 2021. ↑
  13. 参见G. Giraud, La rivoluzione dolce della transizione ecologica, Città del Vaticano,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22. ↑
  14. 方济各，《在“方济各经济”活动上的讲话》，引用如前。 ↑
  15. 参见 C. Theobald, Le courage de penser l’avenir. études oecuméniques de théologie fondamentale et ecclésiologique, Paris, Cerf, 2021. ↑
  16. 见 G. Bonfil Batalla, México profundo.Una civilización negada, Alcalá,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2019. ↑

 

加埃尔∙吉罗德（Gaël Giraud S.J. ）- 艾莉卡·剌拉（Erika Guadalupe Ruiz La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