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济各在当选八年之际撰写了一道新通谕,集中表达了他的教会训导方针(参阅《众位弟兄》,5)1。兄弟情谊是教宗方济各在就任之际,俯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广大民众提出的第一个主题。他将主教与教友的关系比作“兄弟之旅”,并这样表达了自己的期望:“让我们永远一起彼此代祷。让我们为在全世界建立深厚的兄弟情谊祈祷”2

《众位弟兄》这个标题直接引自圣方济各的《劝诫》,教宗在此阐述的兄弟情谊不仅关乎全人类,而且涉及整个地球,与其另一道通谕《愿祢受赞颂》相辅相成3

兄弟情谊和社会友情

《众位弟兄》是兼容兄弟情谊和社会友情的表达。这是通谕内容及意义的核心。贯穿全文的现实主义淡化了一切虚幻的浪漫主义,那种在兄弟情谊议题上司空见惯的倾向。对于方济各,兄弟情谊不仅是高尚的感触、情感或想法,更是意味着走出去的实际行动(及自由选择),意味着“我以谁为兄弟?”。

以这种方式理解的兄弟情谊可以推翻当今流行的末日灾难逻辑;这种与世界为敌的逻辑认为一切与天主相悖,是一个应该尽快摧毁的偶像,需要加速了结。在这种末日灾难的深渊前,只有那些与时间赛跑的背教者或“殉道者”,而不是兄弟姊妹。我们不是好战者或背教者,对于我们来说,四海之内皆兄弟。

兄弟情谊不是浪费时间或使我们丧失分辨能力。相反,不管是争吵还是和好,它们都要花费时间,需要时间。兄弟情谊“消磨”时间,末日灾难则将时间化为灰烬;兄弟情谊需要容忍时的无聊,仇恨则是纯粹的亢奋;兄弟情谊承认人彼此间平等且存在的差异,仇恨则铲除各种与自身的不同;兄弟情谊维护政治、调解、相遇、公民社会建设和关怀的时间,基要主义则像电子游戏般地将这一切一举歼灭。

基于以上原因,2019年2月4日,教宗方济各和阿玆哈尔大伊玛目艾哈迈德‧塔伊布(Ahmed Al-Tayeb)于阿布扎比签署了关于人类兄弟情谊的历史性文件。两位领导人在兄弟情谊上有所共识,并积极寻求对当今全球性问题的认识。他们公认,兄弟情谊是挑战和阻止末日灾难的解决方案的唯一替代方案。

“兄弟情谊”这个词汇需要我们的不断探索。它具有强烈的福音精神,出现于法国大革命的座右铭中,但由于革命后的政权逐渐放弃了对它的使用,以致最后从政治经济学词汇中完全销声匿迹,被更为柔和的“团结一致”取代。尽管如此,“团结一致”仍然在《众位弟兄》中出现了22次(相形之下,“兄弟情谊”的出现频率高达44次)。方济各在他的一封信函中写道:“团结一致是社会计划的原则,可以使不平等的人享受平等,而兄弟情谊则是认同平等的人之间存在的差异”4

对兄弟情谊的认同可以改变并颠覆人们的视线,发出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强烈信息,那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都具有平等权利和公民义务并因此受公平正义的保护。

兄弟情谊也是实践“社会友情”的坚实基础。2015年,教宗方济各在哈瓦那发表讲话时回忆起他对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贫困地区的访问。堂区神父在向他介绍一些正在建造房屋的年轻人时说:“这位是建筑师,是犹太人;这位是共产主义者,这位是定期参与弥撒的天主教信友,这位是……”。教宗评论说:“他们每个人各不相同,但都在为一个共同利益一起努力”。方济各将这种态度称为“社会友情”的纽带,将权利与对共同利益的责任、多样性以及对深厚兄弟情谊的认同连接在一起。

没有疆界的兄弟情谊

《众位弟兄》开门见山呼吁一种开放的兄弟情谊惠及地球上的每个人,超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无论在世界上哪个角落出生或居住的人,都同样得到认可、尊重和爱护。对天主的忠贞与对兄弟的关爱成正比。这种正比关系也正是通谕的基本原则:如果谁不爱自己的兄弟,就不能说他爱天主。“那不爱自己所看见的弟兄的,就不能爱自己所看不见的天主”(若一4:20)5

通谕一开始就着重指出,亚西西的方济各不仅在人类中看到弟兄情谊——尤其是被抛弃者、病患者、被丢弃者和最弱小者身上,无论其出身、国籍、肤色或宗教的差异——而且也在阳光、大海和风中感受到它的存在(参阅1-3)。这种具有全球性和普遍性的目光始终贯穿着教宗整部通谕里的字字句句。

显然,这部通谕不可能与突然爆发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无关。教宗写道,不同国家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但除此之外,尽管我们因拥有高度的紧密联系沾沾自喜,它却并未对采取共同行动提供帮助。方济各写道:“愿天主保佑不再有‘他人’,而只有合一的‘我们’”(35)。

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分裂

首先,方济各详述了一种当今世界流行的发展趋势及其各种不利于弘扬兄弟情谊的现象。贝尔戈里奥分析的起点通常是——即使不是总是——他从圣依纳爵∙罗耀拉的《神操》中学到的方式,那就是邀请我们以设想天主俯视世界为定像来祈祷6

教宗通过观察世界得出的总体印象是,个人与人类共同体之间正在发生真正的分裂(参见30)。当今的世界没有历史感,不仅未能从二十世纪的悲剧中吸取经验教训,(参见13),反而似乎有所倒退:冲突民族主义重起,社会意识丧失(参见11),共同利益似乎已沦为最不共同的利益。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每个人独立自守,个人的存在高于团体生活的维度(参见12)。人们扮演着消费者和观众的角色,受众人仰慕的是那些佼佼强者。

接下来,方济各以一组不同的拼图图片向我们展示当代悲剧的全景。

第一个图片涉及政治。在这种悲剧性的环境中,诸如民主、自由、正义、团结的概念正在丧失它们的真正含义,历史觉悟、批判性思想、争取正义和促进融合的努力也被淡化(参见14; 110)。教宗对当今某些政治欠佳的评论也颇为尖锐:“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政治不再是谋求全民和共同利益发展的长期规划,而是以破坏他人利益而攫取最有效资源的浅薄见识”(15)。

第二个图片是丢弃文化。以市场逻辑为主导的政治助长了由此产生的丢弃文化,且在全球范围的蔓延(参见19-20)。

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人权的思考,尊重人权是一个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参见22)。

第四个图片是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如果说需要乘认对移民的拒绝接收权,那么需要提醒的是,仇外心理同时也不应忘记:移民是自己生命的主人,他们拥有求生的权利。教宗对此类仇外思潮的态度非常坚决:“赞同这种思维方式的基督徒不容接受”(39)。

画面的第五部分是现今通讯带来的风险。数字化通讯虽然缩短了距离,但也同时促生各种自我封闭和缺乏包容的态度,并推动一些煽动仇恨情绪的运动,策谋它们的“登台演出”。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与此相反的“肢体动作、面部表情、沉默不语和身体语言,还有香水的味道、颤动的手、发红的脸和冒出的汗珠,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各种不同的表达和沟通,是人类进行交流的一部分”(42)。

但是,教宗并非在此对当代的现实和悲剧进行冷漠的描述,他在观察中洋溢的精神是参与和信念。教宗的观点是以神学为根本出发点,在政治和文化层面进行的极大社会关注。他接下来的讨论将针对个人主义的蔓延,这是一种罪的结果。

街道上的陌生人

尽管通谕在以上的篇幅中描述了一些浓重的阴影,但方济各的愿望与条条希望之路相呼应,他向我们展示的是对充实生活的渴望,这种渴望触人心弦,鼓舞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参见54-55)。

在做出具体行动指导之前,为了寻求启示,方济各专门以第二章的篇幅重温慈善的撒玛黎雅人的比喻。对这个福音寓言的理解至关重要,有助于我们以福音精神来判断当今的时代悲剧并寻求出路。因此,我们应以慈善的撒玛黎雅亚人为社会和公民生活典范(参见66)。对路边受伤者是包容还是排斥,这是对所有经济、政治、社会和宗教项目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选择。因此,圣父教宗没有停留在个人选择层面上,而是将这两种不同决择进一步投影于国家政策的高度。尽管为了避免脱离责任感总有回到个人层面的必要。

省思并缔造一个热情好客的世界:包容的愿景

教宗方济各将他要求我们迈出的第三步称为“超越”,他指的是一种超越自我的需求。如果说第一章中描述的悲剧是消费者被封锁于个人主义的孤独和旁观者的被动,那么我们必须找到一条出路。

首先,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人去关爱,任何人都无法体验生活的价值。这是人类生存价值的奥秘所在(参见86)。由爱而产生的关联将扩大生存的意义。但是,这种自身的“开放”并不仅限于与一小群人的关系或家庭联系:与其他人建立广泛关系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没有这个基础也无从理解自己(参见88-91)。

这种爱是对“超越”和“热情好客”的开放态度,是建立社会友情和兄弟情谊的行动基础。社会友情和兄弟情谊不是排斥,而是包容。正如教宗所言,他们无视身体和伦理道德特征,不以种族、社会和文化为界(参见95)。这种张力的发展方向是“普世的共融”(95),是“兄弟姊妹间互相接纳、互相关照的共同体”(同上)。这种开放范围不仅限于地理范畴,更关乎人类的存在。

然而,在这一点上,教宗本人已经意识到产生误解的风险,这尤其是指那些不爱自己的人民却以普救主义为幌子的人。另外,威权和抽象的普救主义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它的真实目的在于同质化、标准化和施加统治。维护多元化才是真正兄弟情谊的准则,它意味着拒绝同质化,融汇并尊重多样性。真正的兄弟之间应同中存异:“我们不要以为所有人都要一模一样”7

多边主义的重要性

教宗呼吁,我们需要不仅在人际和国家层面上,而且在国际关系上,进行一个观念上的彻底转变:保障受造的全球共享。这种观点是一个全方位的改变,“可以说,每个国家也是异乡人的故乡,我们不应拒绝那些来自其它地区有需求的人享用当地的财富”(124)。

教宗进而阐述了以另一种方式理解国际关系的必要性。他明确呼吁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并谴责某些强大国家和大公司的方案: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在与其他较小或较贫穷的国家打交道时,它们往往采用双边谈判(参见153)。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对那些比自己更脆弱的人有所担当,寻求共同命运”(115)。对脆弱者的担当正是这部通谕的关键所在。

向全世界敞开心扉

方济各还谈到了要面对的挑战,因为兄弟情谊不是抽象概念,而是血肉之情。

首先是移民问题,我们可以用四个动词来概括:接受、保护、促进和融入。实际上,这不是关于“救济计划的命令,而是脚踏实地地通过这四个行动进行共同努力”(129)。

对此,方济各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建议(参见130),尤其是对于公民权问题,正如在阿布扎比为世界和平与共存签署的《人类兄弟情谊联合声明中所关注。“公民身份”与“少数派”是两个相距甚远的概念,“少数派”一词本身便含有部落主义和仇视情绪的成分,是一种将“敌人”的面具强加于对方的做法。与一种正在蔓延的世界末日政治神学说辞相比,方济各持截然不同的态度。

另外,教宗着重强调,对于接纳者,来自不同生活和文化背景的移民可以转变为一个对他们的礼物:这种人与文化之间的相遇可以同时提供丰富自己和共同发展的机会。如果能够接受对方,对他们平等相待,这一切都将成为可能。

这种论点的基础是它始终如一的原则:提高人们的认识,我们面临的是和平共处或同归于尽的选择。任何一种“消毒”和孤立主义态度都将阻碍益于自身发展的相遇。

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

方济各在下一章中讨论了如何以真正的共同利益为目标寻求最好的政策(参见154),并对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进行了直接的比较,揭示了某些愚弄弱者和“人民”的蛊惑行径。为了澄清误解,教宗回顾了他在为允准我们出版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主教任期间的写作而接受本刊采访时的一段话。鉴于对议题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将这段话原文引用如下:

“‘人民’既不是逻辑范畴,也不是神秘范畴,我们不能仅从人民所做的一切是否都是天使般的美好来理解。不是!它是一个具有神话性的类别。确实,当你解释什么是人民时,你必须使用逻辑类别,别无他法。但是,这种方式无法解释人民的归属感。‘人民’一词蕴含着更多逻辑解释以外的内容。成为人民的一员意味着归属由多种社会和文化纽带交融而成的共同身份。显然,这一切不是自动的水到渠成,而是一个缓慢而困难的过程……是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迈进”(158)8

因此,这个神秘范畴可以说明两个问题:或是领导者以民为本,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追求公益的社会大趋势;或是领导者自甘堕落,致力于选举和赢取选民共识,以民族文化为意识形态工具谋取私利(参见159)。

但是,我们不应突出人民的神话性,将它误认为一个浪漫的表达,并以此为由拒绝讨论有关社会组织、科学和公民社会制度等方面具体的制度性议题。

慈善是连接神话和制度两个维度的桥梁,它将历史推入一个新的历程,带来新的转变:制度、法律、技术、经验、专业贡献、科学分析、行政程序等等。对近人的爱是具体的现实。为了解决具体问题,我们既要提高兄弟情谊的灵性,又要努力加强更有效的组织,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另外,我们也不能幻想在所有国家实施唯一的经济运行模式,因为即使是最严谨的科学也可以提出不同的途径和解决方案(参见164-165)。

群众运动和国际组织

关于这个问题,方济各谈到了群众运动和国际组织。表面看来,这两种不同层次的组织给我们的印象是一种对立的互不相容,但实际上二者兼以多边主义为基础,分别在地方和全球范围各显其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发挥着宝贵的作用。

群众运动“将失业、工作不稳定、非正式工人以及其他许多固定渠道之外的人员聚集在一起”(169),这些运动往往会对现存现象提出反对,因为“社会政策制定理念是对穷人而不是为穷人和与穷人一起,更不用说将其纳入促进民众团结的项目”(同上)。

方济各接着指出,国际组织权力正遭受空前削弱,其首要原因是具有跨国特征的经济-金融主导地位有操纵政治的发展趋向。联合国组织就是必须进行改革以避免失去其合法性的国际组织之一。为了“使国际大家庭的观念真正得以实现”(173),联合国有促进法律主权的义务,因为公正是“实现普世兄弟情谊理想必不可少的前提”(同上)。

善政不应屈从于经济

方济各因此对政治予以详尽的论述。教宗多次指责政治对经济的屈从,以及经济领域技术专制的效率范式。实际上,政治必须广开视野,使经济融入旨在共同利益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大众项目中(参见177; 17)。

兄弟情谊和社会友情不是抽象的乌托邦,我们需要以决策和能力,并借助社会科学,寻求化可能为现实的有效途径。这是一个“高尚的慈善事业”(180)。爱不仅体现于面对面的关系中,而且还通过努力建设各种社会生活层面的团体,表现在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中。这就是方济各所说的社会友情(参见186)。这种政治慈善以社会观念的成熟为前提,即“每个人在属于一个人民时是一个充实全整的人,同时,不尊重每个人的人民并非真正的人民”(182)。也就是:人民和人是两个紧密相联的概念。

为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以及寻求在尽可能范围内达成一致,社会友情和政治慈善应保持充分开放的态度,以便与所有人,包括与政敌进行比较和对话。我们不应畏惧由分歧引起的冲突,因为“完全一致会令人窒息并导致我们在文化上的互相吞噬”(191)。这一切要求政治家拒绝放弃作为常人在日常人际关系中对爱的需求(参见193),懂得体验生活中的温柔。这种政治与温柔之间的联系听起来似乎前所未闻,但实际上确实有效,因为温柔是“使爱真正地走近”(194)。在政治活动中,弱小者必须激起这种温柔,他们拥有“引起诚挚关注的‘权利’”(同上)。

对话与相遇文化

方济各用一个词概括了通谕中使用的一系列动词:对话。教宗写道:“在多元社会中,对话是超越偶然性共识,对应享有永久性肯定和尊重的事物予以认同的最适合的方式”(211)。

教宗再次表达了他独具一格的见解:社会友情产生于不断相遇的差异。教宗指出,现在是需要进行对话的时刻。以网络为例,每个人都在社交网络上互换信息,但对话常常与过激的交换观点混为一谈,成为实际上大多以寻衅为主导的独白。另外,教宗敏锐地观察到,这种风气似乎也在政治环境中盛行,并进而直接反映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参见200-202)。

“真实的社会对话应以尊重他人观点为前提,接受他人所持信仰或合法权益中包含的可能性”(203)9。追根究底,这是兄弟情谊的真正动力,是它存在的特性,“有助于理念的相对化,至少可以避免因各持己见、相持不下而产生的摩擦而对兄弟情谊带来伤害”10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话与相对主义毫不相干。正如方济各在通谕《愿祢受赞颂》中所言,如果不是从客观真理或稳固原则出发,而是为了满足个人愿望和眼前需要,法律只会被视为偏颇的施加或是应避免的障碍。我们需要不断搜索更高的价值(参见206-210)。

因此,相遇和对话成为一种“相遇文化”,这意味着人民对包括每个人的全民规划的热切期望。它的美善超越自身的范围,是一种广义的实现共同利益的方式(参见216-221)。

通向新相遇的行程:冲突与修和

因此,方济各呼吁为相遇打下坚实的根基,并开始一个再修和的过程。相遇的基础不是空洞的外交、双重话语、遮掩现实或外表形式等等。只有实事求是,才能促进相互了解,寻求惠及所有人的综合利益(参见225-226)。

教宗认为,真正的修和不是逃避而是面对冲突,以对话的方式通过光明磊落和耐心诚恳的谈判来克服它(见244)。此外,宽恕不等于面对腐败的有权势者、罪犯或损害我们尊严的人放弃自己的权利。我们必须坚决捍卫自己的权利,维护自身尊严(参见241)。

最重要的是,我们决不能忘却对历史上滔天罪行的记忆:“如今很容易陷入一种免提旧恨的诱惑,有人说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我们必须向前看,翻开新的一页。不,看在天主的份上!没有记忆,我们将永远不会有所进取”(249)。

战争与死刑

在这里,方济各分析的两种极端性情况是悲剧性境况可能导致的解决方案:战争和死刑。对此,教宗表达了非常明确的态度。

他说,不幸的是,战争没有成为过去的幽灵,而是一个持续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明确地认识到,“战争是对所有权利的一概否定,是对环境的惨重攻击”(257)。

教宗指出,关于通过军事力量进行合法防御的可能性,天主教教理的立场是必须以能够证明道德合法性的充分条件约束为前提。但是,方济各进一步提醒,人们很容易对这一权利进行过于广泛的诠释。实际上,随着今天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发展,“战争的破坏力已经达到不可控制的程度,使许多无辜平民遭受打击”。教宗对此的结论是,“战争带来的风险可能永远超过人们赋予它的设想效益,我们不能继续将它视为解决方案。面对这一现实,对于在历史上发展起来并诉诸于合理基本原则的所谓‘正义战争’,今天很难给予支持。不可再发起战争!”(258)。

对核武器和一切形式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造成的威胁,我们必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采取协调一致的对策。教宗建议“将用于武器和其他军事支出的资金用来建立一个世界基金,为消除饥饿和促进最贫穷国家的发展服务,避免这些国家的居民将解决方案诉诸于暴力或欺骗手段,或者为寻求更有尊严的生活而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262)。

关于死刑问题,方济各重申了若望·保禄二世的思想。前教宗在其通谕《生命的福音》(56)中明确指出,死刑在道德层面上有欠妥之处,在刑事层面上也已毫无必要。方济各还回顾了拉克坦提乌斯(Lattanzio)、尼各老一世和圣奥思定等自教会早期以来便一贯反对这种惩罚的作家。他明确指出,“死刑是不容接受的”(263),教会将以坚决态度致力于死刑在世界范围内的废除。教宗还进一步将这种观点延伸到无期徒刑,并称其为“隐形的死刑”(268)。

宗教为世界上兄弟情谊服务

通谕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宗教及其在兄弟情谊中的作用。宗教蕴含着悠久的历史经验和智慧,必须参与诸如政治和科学问题的公共事务讨论(参275)。因此,教会不会将其使命局限于私人范畴。“的确”,方济各指出,“宗教首领不应参与党政,不得摄政世俗,但同时也不能放弃生存的政治层面”(276)。教会因此在促进普世兄弟情谊的进程中充当着一个公共角色(参见同上)。

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仅是基督徒人格尊严和兄弟情谊的根源,也是教会思想和牧灵活动的源泉,是我们以促进人际关系、相遇和全人类普世共融为使命的依据(参277)。教会“希望籍着耶稣复活的力量,共同创造一个新世界,使所有人都情同兄弟,使每一个被社会丢弃的人都重获容身之地,使公正与和平惠及全球”(278)。

呼吁和平与兄弟情谊

众位弟兄》以教宗的呼吁和两个祈祷结束,祈祷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呼吁的意义和祈祷的对象。

这里,教宗具体援引他与大伊玛目艾哈迈德‧塔伊布在阿布扎比签署的文件再次发出呼吁,重申双方达成的共识:“宗教绝不煽动战争,绝不鼓动仇恨、敌视和极端主义情绪,也不会怂恿暴力或流血牺牲。这些灾难是背离宗教教义、对宗教进行政治性利用以及某些宗教团体的诠释的结果”(285)。

在文告中提供的其他参考文献中,我们注意到教宗特别提及了真福富高(Charles de Foucauld),他曾“渴望成为真正‘普世兄弟’。但只有通过帮助最有需求的人,他才最终成为所有人的兄弟”(287)。对于方济各来说,兄弟情谊就是天国,圣神在那里临在、居住和运作11

“……就这样,统领一切的将是费城——兄弟之城”

在赏析《众位弟兄》并同时强调其基本思想之余,我想以对莱奥波尔多·马雷夏尔(Leopoldo Marechal)的援引告终。2013年,教宗方济各在接受本人采访时向我谈及这位他深爱的阿根廷作家。

马雷夏尔在他的知名作品《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Adàn Buenosayres)中描述了“费城——兄弟之城”,该作品以形而上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为地理环境,讲述的是诗人亚当为期三天的象征性周游。小说的第七章中明显展现出但丁对它的影响,仅从章节的标题《黑暗的卡德彼费城之旅》(Viaje a la Oscura Ciudad de Cacodelphia)就可以领略它对《地狱》的滑稽模仿。

但是,让我们回到费城,马雷夏尔写道:“一个个圆顶和钟楼被像孩童的脸一样明亮的天空衬托着。宛如花中的玫瑰,雀鸟中的金翅雀,金属中的黄金,兄弟之城费城也将位居世界大都市之首。平和快乐的人群将行走在大街小巷:盲人将重见光明,拒绝者将欣然被接受,流放者将重踏故土,受诅咒者终将被救赎……”12

“兄弟之城”将统领世界各大都市,如同花中之王的玫瑰,马雷夏尔曾这样写道。方济各在通谕中直指“天国”的到来,就像我们诵念天主经时,承认我们世人皆是在祂内的弟兄姐妹。天国的含义是基督徒将福音的喜讯作为救恩和全满的源泉传送给全人类,男女无别。这就是兄弟情谊的福音。

参考文献

  1. 本文中以下涉及通谕内容时将省略文告的标题,仅在括号内注明条目编号。请参阅《众位弟兄》,罗马,《公教文明》期刊,2020年,见www.laciviltacattolica.it/prodotto/fratellanza
  2. 方济各,《圣父的首次民众致意》,2013年3月13日。
  3. “弟兄”这一阳性名词的使用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怀疑教宗具有排除女性读者的意图。由于通谕的标题是对圣方济各话语的直接引用,因此显然需要保持原样。这里不存在任何排他性。另外,应该指出的还有,最近,鉴于对《宪法》进行修订的决定,法国男女平等高级理事会(Hce)提议将共和国国家座右铭中的fraternité以源自希腊语的adelphité一词替换,原因是虽然两个词都意味着“博爱”,但前者是阳性名词,而后者则不具备属性。另外还有人,为了避免新词,提议使用solidarité(团结一致)。对此,以方济各的思想为借鉴,我们将会看到这种选择存在的缺陷。见J. L. NARVAJA,《自由,平等,博爱”》,载于《公教文明》。2018年 II 第394-399页。
  4. 方济各,致宗座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玛格丽特·阿切尔(Margaret Archer)教授,2017年4月24日。
  5. 这个主题贯穿方济各的教宗任期和他的训导。这里仅以一些简短段落的回顾就足以展示这一点。方济各在他的宗座劝谕《爱的喜乐》中写道:“天主委派家庭使世界「成为一个大家庭」,为使众人都感到彼此是兄弟姊妹”(183)。在《你们要欢喜踊跃》中:“耶稣冲破重重的规条和法规,为我们打开一扇窗,使我们得以看到两个面容:圣父的面容和兄弟姊妹的面容。祂不是再给我们施加两个准则或规条,而是向我们展示两个面容,更正确地说,祂只向我们展示一个面容:众人所反映的天主的面容。这是因为天主的肖象临现在我们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尤其是最微小、软弱、无助和有需要的兄弟姊妹”(61)。在《生活的基督》中:“你们要奔跑!「被我们所爱的基督的圣容所吸引。我们在圣体圣事中朝拜祂,并在受苦的弟兄姊妹的肉身上认出祂”(299)。在通谕《愿祢受赞颂》中,这个主题也反复出现。例如:“他[方济各]的追随者圣文德说:「既思索万物根源,心中更加满怀虔敬之情,称一切受造物,不论大小,为他的『兄弟』或『姊妹』」”(11)。
  6. 参阅:依纳爵∙罗耀拉,《神操》,第103-106号。
  7. 方济各,宗座劝谕《爱的喜乐》,第139号。
  8. 习安东,《牧者的足迹,与教宗方济各的对话》,见J.M.贝尔戈里奥/教宗方济各,我的话语在你的目光中,布宜诺斯艾利斯1999-2013期间的讲道与谈话(Nei tuoi occhi è la mia parola. Omelie e discorsi di Buenos Aires 1999-2013),米兰,Rizzoli,2016年,XVI。
  9. 参阅:依纳爵∙罗耀拉,《神操》,第22号。
  10. D. FARES, 《人间兄弟情谊及其对教宗方济各的先验和规划意义》,载于《公教文明》,2019年 III 119。
  11. 参阅:D. FARES, 《人间兄弟情谊…,引,第122页。
  12. L. 马雷夏尔,《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佛罗伦萨,Vallecchi,2010年,第342页。参阅:J. L. NARVAJA,《“自由,平等,博爱”,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主义的替代选择》,载于《公教文明》,2018年 II 第394-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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