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萨维尔·德贝纳泽（Xavier de Bénazé ） 圣依纳爵·罗耀拉的《神操》（ES）和教宗方济各《愿祢受赞颂》（LS）提及的“生态皈依”[1]到底有何关联？这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不止如此，很可能这个研究还将开启更多可能的“探索”，因为在我看来，这个领域没有悠远而稳固的传统和/或经验。我们面对的是需要开启的新大门，需要涉足的新领域，而对我们中的某些人而言，这些路径可能值得商榷。在其他的情况下，这些探索需要花费时间：必须对其进行更深入的体验、理解，最终达到足够成熟，以便能与他人分享或被他人采纳。鉴于此，在这个“探索模式”的背景下，如果不想迷失方向，我认为有益且恰当的是，首先勾勒出我们共同的视野和对潜在世界的愿景。
共同范式是什么？那就是“整体生态学”，这是教宗方济各在《愿祢受赞颂》通谕中，尤其是在第四章所提出的。由于整体生态学几乎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且，由于定义它的方式多种多样，在本文中，我首先将之定义为一种关系范式。之后，我将尝试举例说明这种世界观如何能应用于我们的时代，一个正经历社会和生态危机的时代，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阶段，也不妨称之为“人类世”（Antropocene）[2]。
整体生态学：一种关系范式
事实上，当我们看到这个深陷人类世危机的世界，时间似乎充满敌意而晦涩，或者，至少是动荡不安的，一如《神操》在“默观降孕奥迹”（参见：ES 101-109）所描述的。在证实这种情况时或许会让我们陷入绝望、愤世嫉俗、义愤填膺，但我们知道，这种反应会导致我们走向死亡，至少也是灵性方面的死亡。为此，我们不该由此出发，或者至少不能纠结于此。
让我们发挥想象力，想象地球上一个我们熟悉和热爱的地方。在地球上找到一个能给予我们生命、平安和希望的地方，这是一份宝贵的恩赐。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片“圣地”，一个被创造出来的角落，在那里我们感到被接纳，宾至如归。在我们深感绝望之际，内心便可以回转到那片圣地。这是整体生态学一个有益的灵修操练，因为，若我们与受造界保持一种类似的赋予生命的关系，我们也能因此而培养与自身、与他人以及与天主的关系。
我们如何能从概念上定义整体生态学？在《愿祢受赞颂》通谕中，我们发现不同的表达方式，此处，我阐述其中之一：整体生态学是一种审视世界的方式，所以，也是一种将我们置身其间的方式。简言之，它将世界视为由四种主要的关系交织而成：“我们与天主的关系，与自己、与他人及与世界的关系”（LS 237）。信德让我们确信，与天主的关系是其他三种关系的根源、支撑和目标。
彻底地改变我们看待周遭世界的方式，这个当务之急不是别的，乃是一种“皈依”。因此，响应《愿祢受赞颂》的号召，意味着将我们置于与《神操》同频的视角，其实，《神操》也被恰如其分地定义为“一所悔改的学校”。如果我们需要在整体生态学及其关系型世界观方面有悔改，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别处、从另一种世界观悔改，更准确地说，从教宗方济各所说的“技术官僚范式”（参见LS 106-114）皈依。在过去的三个世纪，我们发展出了一种将世界当作一台大型机器的视野。这个世界观让我们人类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科学。它为我们带来了所谓的“进步”；或者，至少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它为西方世界带来了“进步”，因为它主要是一种西方视角的世界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可以说，这种视野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现在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导范式。
除了“进步”之外，这种机器范式还为我们带来了不可思议的馈赠。如果没有现代医学，我们中的一些人将无法生存，现代医学的优势恰恰在于将人的身体视为一台机器，并因此而开发出将其分解成更小部件的工具和技术。这就是所谓的“还原方法论”（metodologia riduzionista），在这个方法论下，身体变成了一组肢体，单个的肢体又变成了一组细胞，单个细胞继而又变成了一组细胞生物，诸如此类。由于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身体这台机器的运作方式，我们也能更有效地修复它。我们获得了健康，摆脱了许多痛苦。为此，我们必须感谢现代医学、还原论、进步，以及最终的“机器范式”，它使我们能够置身于这个机器世界，并在其中越来越高效地行动。
然而，当今世界的生态和社会危机需要 “大地和穷人的呐喊”（LS 49），也应让我们认识到，这种模式已走到尽头。事实上，它所带来的成果如今无论对地球还是对我们，其危害远大于生命的益处。然而，不幸的是，这个系统并无改变，首先是因为民众的惰性——对此我们每个人都负有责任；其次是当权者和国家不愿做出任何改变。正因如此，教宗方济各在《请赞颂天主》（LD）的劝谕中毫不犹豫地向他们发出挑战：“对于强国，我敢重申这个问题：在现阶段，究竟是什么诱使人揽权，而当情况紧急和必要时，却不运用权力去采取行动？”（LD 60）。这是另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皈依呼吁。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种机器范式以及向整体生态范式转变的必要性，我举一个例子说明。塑料来自石油工业：它是我们采用还原法获得的产品，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识别出石油中的不同分子。它是我们技术的产物，这些技术使我们能提炼石油并将其分解成不同的分子。基于这些知识和能力，一个完整的行业已经发展起来，我们得以向世界提供这种经济、轻便、灵活且相当耐用的材料。它给我们带来了“进步”，赋予了我们安全感，使工作变得更简便、更安全，也让包装和运输更加便捷。它也给我们带来了舒适，甚至时尚。
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
但如今，所有这些积极的进展正在日渐受到质疑。一次性塑料随处可见：冰箱，垃圾桶，河流，海洋。在海洋中漂浮着那个所谓的“第七大陆”，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塑料垃圾岛，其面积几乎是意大利的三倍。不过，更严重的是，塑料在阳光下分解成无孔不入的微塑料。由于这些微塑料顺应水的循环而流动，它们也见于北极冰层，亚马逊的“原始”区域，我们体内——每个欧洲人几乎每周会摄入大约四克的塑料，相当于一张信用卡！这些微塑料也见于母乳中，甚至出现在婴儿脐带的血液中。
我们还应该把这一切都称作“进步”吗？绝对不能。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停止呢？基于机器范式本身，我们现在明白了：塑料正在摧毁这台机器。即便想停下来，我们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摆脱机械带来的舒适，摆脱习惯的势力似乎太难了，而对于那些从塑料产业中获利的富人和权贵来说，这更是难上加难。科学的还原论方法清楚地说明，我们正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而金融方面更胜一筹的还原论也阻碍我们做出任何重大的变革。
行文至此，我们注意到：需要的不只是机器范式的技术变革，而是更深层次的变革。固然，创新的回收方法、可生物降解的塑料等等，这些都是受欢迎的，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切还不够，我们必须在更深层次上做出改变。事实上，塑料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却是与化石燃料、海洋生物多样性，贫穷等课题息息相关。孤立个别问题的还原方法无法解决问题。反之，教宗方济各在《愿祢受赞颂》通谕中使用的关系范式才是真正的替代方案。该通谕中的整体生态概念可用一句话来概括：“万物相互关联”（LS 240）。带着这样的视角就可以改变我们对世界、对塑料的看法：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塑料是与微塑料关联在一起，而微塑料又关系到生态系统和人类的健康，健康远胜过金钱，所以，“金钱”这个媒介显然应该为全体——人类和生态——的“健康”宗旨而服务。正如若望·亨利·纽曼枢机所言，我们必须开始“意识到”这一切有何意义：我们的理解力必须不再局限于纯理论或智力层面，而要成为一种生之信念。
这就是我们的指南针，我们看待世界的新视野，以及整体生态学的范式。正如我们已经述及的，世界是由四种至关重要的关系构成的（参见 LS 217），我们必须照顾好其中的每一项关系，并顾全大局关系。
改变对世界一种深层次的看法会产生切实的影响。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例子说明。就拿一头普通的牛来说，（单单）提到它，我们脑海中会浮现的画面是一头圈养的牲畜，然而，如果从关系的视角来看，我们大多数的人会以一种特定的形式与之关联起来，即，牛排——一块肉，吃的东西。那些住在城市的人，很可能过去的一个月，甚至更久都没见过牛，可是，我们大多数的人在过去几天里都吃过牛肉。这是因为消费的循环和城市生活如此影响到我们；但从更深层次来看，也因为我们对世界抱有肉食主义的观念，所以，我们“看不出”将牛视为食物有任何问题。反过来，想象一下在印度，一个超过80%的人口是印度教徒的国家。他们的宗教塑造了他们对世界深刻的认知，对这群人而言，牛是神圣的动物。因此，你可以瞻仰牛，当你可以在它面前祈祷，你会在心中默念它可以给你让路，因为眼看着约定的时间要迟到了。但你绝不会将它“视为”一块行走的牛排。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借以说明两种世界观如何造就人与另一种生物之间两种不同的关系。
现在想象一下一颗矗立在皑皑白雪中的冷杉树。我们或许会想到圣诞节，这里浮现出的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即便我们不再是基督徒（也会受此影响）。事实上，我们的文化在这种宗教中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以至于我们最终将雪和圣诞冷杉树关联在一起。不过，在谈到“雪”的时候仍然也只有一个词。反之，如果我们对加拿大北部的一位因纽特妇女说“雪”时，她可能会一脸困惑地看着我们。对她而言，“雪”这个词毫无意义，因为因纽特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冰雪之中，因此他们对这个我们称之为“雪”的白色世界的认知更加深刻。他们有很多词语来形容“雪”。例如，其中之一描述的是冻雪，在上面找不到动物的足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必外出打猎，不仅因为徒劳无功，还会危及自身、家人和部落的安全。行文至此，通过语言，我们可以直观地领会“冰雪世界”的另一种理念，而这个理念直接影响着因纽特人与周围矿物生态系统之间发展关系的类型。
上述例子表明，世界观能够对我们与他人、与其他生物，甚至与无机物的关系产生非常具体和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当教宗方济各强调：我们必须悔改和改变我们的范式，从技术官僚的范式转向关系型的整体生态学的世界观，这种转变将对我们在这片土地的生存方式产生非常具体的影响。
对于这个关系型的范式，我还想强调一点。通过采用这种范式，将会使得整体的基督教生态学更便于和其他生态理念进行对话。换句话说，关系型的世界观将我们和他人联系起来，而这正是一个好消息。今天，至少在欧洲范围内，我们可以说，在很多社会问题上，教会和社会存在冲突，无论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对话不是理所当然的易事，而且，教会的话语常常被边缘化。所以，这就导致了不易聆听到那在我们身边工作的圣神的福音；另一方面，在我们周围分享福音也变得困难。然而，面对生态和社会危机，凭借整体生态学及其关系型范式，教会突然找到了敞开的心扉和耳朵。我们可以找到盟友，也可以对话。
让我们仅参照和思考发生在法国的两个例子。哲学家兼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现年104岁，或许其在国外的知名度更胜于在法国。他是一位研究复杂性的学者，他的座右铭是“联系，联系，再联系”。这位前共产主义者，二战士兵，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当然不是教会的“中坚分子”。然而，在阅读了《愿祢受赞颂》后，他公开将此通谕称作“天意”（provvidenziale）。他的这番举动并非由于他转向用天意来解读历史，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思想碎片化的时代，所谓的环保主义政党对问题的宽泛和复杂性缺少真正的认识，他们忽视了教宗方济各精彩表述的‘共同家园’的重要性，这里教宗借用了戈尔巴乔夫曾使用过的‘共同家园’”[3]。一位法国无神论哲学家竟然对一位天主教教宗及其世界观大加赞赏，教宗的这个世界观正是透过整体生态学的关系范式看待复杂性的问题。这绝非理所当然。殊不知，有人也可能会反驳：“好吧，他是位哲学家，也是一位年长的智者，能够跳出固有思维模式去考虑问题，甚至能背叛他‘自然的’部落去寻找盟友”。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正确的。
现在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德尔菲娜·巴托（Delphine Batho）现年52岁，她是法国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家，也是法国议会议员，曾在让-马克·艾罗（Jean-Marc Ayrault）领导的社会党政府（2012年）担任部长。同样地，在法国政坛，这并不意味着她是天主教会的天然盟友。然而，在2019年，即《愿祢受赞颂》通谕发表四年后，她出版了《整体生态学：宣言》（Écologie intégrale. Le manifeste）[4]。在书中，她倡议在政治领域采取一种根本性的、全新的生态方法，超越传统的“左派、右派”体系，因为对她来说，这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主要挑战，也是一个跨党派问题。在她的著作中，她明确支持一种关系型的世界观。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成熟的、非基督徒的政治家，她来自一个绝对不是法国天主教会天然盟友的政党，却捍卫整体生态学的概念及其关系型范式。这是一个值得强调的不寻常的事实，我们应该对这些对话的开放感到欣慰。
当然，两者间也有着一个重要的不同。莫兰和巴托各自发展了关系范式，正如教宗方济各在《愿祢受赞颂》中所做的那样，但是——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但是”——他们二人并没有采用这份通谕的完整视角。其实，他们谈论的是与自身、与他人以及与自然的关系，却没有提及与天主的关系。因此，两者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同时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共同点。正基于这两个原因，对话才得以进行。
让我们深入探讨“对话”一词。它不仅是一个词语，更是一种方法论。教宗方济各在《愿祢受赞颂》中支持对话，以便我们所有人类都能克服在必要的生态和社会转型中带来的巨大挑战[5]。但教宗并不限于支持对话：他将该通谕视为一种对话。实际上，如果你逐章审视《愿祢受赞颂》通谕的结构，便能容易地识别出天主教社会训导中“观察-评估-行动”的方法：第一章和第二章=观察；第三章和第四章=评估；第五章和第六章=行动。如果从对话的角度来阅读，你就会意识到教宗方济各的每一步（观察-评估-行动）都是通过倾听“世界”开始（第一、三、五章），然后从基督信仰的角度给出回应（第二、四、六章）。
聆听并分享智慧：这才是真正的对话。因此，教宗方济各不仅仅支持对话，更构建对话。他不只是说说而已，更推进所说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他邀请我们与他一同实践教宗保禄六世于1964年8月6日在《祂的教会》（ES）中提出的愿景：“教会必须与其本身生活于内的世界对话。教会成为言语（parola）；教会成为信息(messaggio)；教会成为对话(dialogo)”（ES 67）。对话作为整体生态学关系范式的体现，这最后的思考给我们引出另一个问题：圣依纳爵的《神操》如何推动对话？在依纳爵避静中，我们体验并提供哪种/哪些类型的对话？
致力于悔改过程的六种方法
现在让我们转向更平信徒式的讨论。进入整体生态皈依的体验有几种可能的方式。为了探索这个方面，FORTES 研究小组和 Campus de la Transition 团队研发了一个有趣的指南，其中确定了六扇探索生态和社会转型的大门[6]。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顺序跨越它们。第一扇门叫做 Oikos：它基于我们认识、居住和照顾我们共同家园的方式；也基于自然科学和物理学。第二扇门叫做 Ethos，关于分辨和伦理道德。第三扇门是 Nomos，涉及规则和管控。第四扇门是 Logos：我们如何解读和想象世界。第五扇门是 Praxis：为求改变，我们必须采取的具体行动。最后一扇门是 Dynamis：对信徒来说，我们如何与自己、与他人、与自然以及与天主建立联系。
关键在于，不同的人可以通过不同的门进来。其要领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最“自然的”那扇门开始，然后跟着启发我们的那个动力前进，从而去探索人类世社会和生态危机的复杂性。以我为例来给大家解释那个让人感到自然的门径。我是一名农业工程师，因此我从Oikos（这扇门）和对世界的科学的描述出发。然后，我意识到这种描述指出：在人类压迫下的生物世界陷入了一种高危的状态，于是我将目光转向人类社会，寻找解决方案、规则和管控手段。于是我穿过了Nomos的大门。此时，我注意到法律是人类建立的，本应服务于善，对抗邪恶；本应该帮助我们过上美好的生活。但什么才算美好的生活？看看，我们来到了Ethos大门涉及的问题。不过，众所周知，伦理学并非只关乎哲学和清晰的辨识力：我们的行为受到伦理原则的塑造，这些伦理原则是我们从我们的文化、聆听的历史，发展的艺术以及我们与生俱来的叙事那里所汲取的。这样一来我就被带到了Logos的大门。此刻，我明白了叙事的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塑造我们在个人和集体层面的行动：这些行动，正是我们今天迫切需要的行动；那些具有真正影响力的行动；那些回应人类世挑战的行动，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这时候Praxis大门已近在眼前，我必须承认，今天，在我耶稣会士的使命中，占用我大部分时间的是实践。但是，作为一名耶稣会士，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也意识到，如果我们单单依靠自身的力量，我的事工和我们的行为都将是绝望的。我从经验和实践中得知，如果我们想在这个混乱的人类世代中保持活力、平安与喜乐，就必须与天主、与自己、与他人以及与造化工程建立深厚的联系。这就是Dynamis之门，在我看来，它是与《神操》和我的基督徒信仰最直接相关的大门。
我们本可以从灵性经验和悔改开始；或者从行动的紧迫性，从Praxis大门。从那里发出，我们可以追溯出许多路径。每个人都可以从任何一扇门开始。面对人类世，我们倾向于以为每个人都应该以同一的方式开始，即从家（Oikos）的角度入手：我的家庭或我的团体是如何消费世界的？但数字、地图和事实对某些人可能具有说服力，而对其他人则不然。如果我想与他人具有建树性的关系，就必须能够从他们自己的门径去与他们接触：或许是Ethos的大门，或许是行动的大门，Praxis的大门。这都无关紧要。关键在于邀请我们去对话，邀请我们放手向内心靠拢去接触他人的处境，一起建设共同福祉。这项任务是伟大的、紧迫的、艰巨的，并且永远需要完善。
我想通过一段深深滋养我基督徒生态灵修朝圣之旅的灵修经文作为结束。这是皮埃尔·特伊哈德·德·夏尔丹（德日进神父）所著《在世界祭台上的弥撒》的第一页：
“主啊，既然再次（发现）……既无麦面饼，又无葡萄酒，也没有祭台，我要将自己提升于这些象征标记之上，直进入全然宏伟的真实者前。身为祢的司祭，我将在整个大地的祭台上，向祢奉献世界的劳苦与忧伤。
就在那里，旭日初升，照耀着东方的地平线。又一次，在太阳移动的火光下，地球的生动面纱正在苏醒、颤动，重现它令人敬畏的劳作。噢，主啊，我将这新的劳苦所期盼的收获，呈献于我的圣盘上，并将今日将榨出的所有果实的琼浆倾注于我的圣爵中。我的圣爵和圣盘犹如一个灵魂深处敞开的怀抱，它拥抱瞬间从大地四极八方涌现的力量，这些力量被高举并在圣神内汇聚。[…]
主啊，请悦纳这一完整的面饼，那是造化工程经由祢的吸引力的推动，在崭新的黎明中，向祢所呈奉的。[…] 这葡萄酒，我们的痛苦，只可惜，至今也不过是一杯被溶解的饮料。然而，我非常确定，因为我能感受到，在这无定形的造化工程的心中，祢已然安置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圣洁的渴望，从不虔诚者到忠信者，促使我们一同齐声赞颂：“主啊，让我们合而为一！”[7]。
- “所以，他们需要的是‘生态皈依’，好使他们与耶稣基督相遇的成果，能显示在他们与周遭环境的关系中”（LS 217）。 ↑
- Cfr P. CRUTZEN ET AL., «The Anthropocene», in L. ROBIN – S. SöRLIN – P. WARDE (edd.), The Future of Nature: Documents of Global Chan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483-490 (www.jstor.com/stable/j.ctt5vm5bn.52). ↑
- «Edgar Morin: “L’encyclique Laudato Si’ est peut-être l’acte 1 d’un appel pour une nouvelle civilisation”», in La Croix (www.la-croix.com/Religion/Actualite/Edgar-Morin-L-encyclique-Laudato-Si-est-peut-etre-l-acte-1-d-un-appel-pour-une-nouvelle-civilisation), 21 giugno 2015. ↑
- Cfr D. BATHO, Écologie intégrale. Le manifeste, Monaco, Éditions du Rocher, 2019. ↑
- 参见：例如，教宗方济各用来构建《愿祢受赞颂》通谕第五章结构的五段对话。 ↑
- Cfr C. RENOUARD ET AL. (edd.), Manuel de la Grande Transition, Paris, Les Liens qui libèrent, 2024. ↑
- P. TEILHARD DE CHARDIN, La Messa sul Mondo, Brescia, Queriniana, 2019, 9-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