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弥厄尔·切尔尼 枢机（Card. Michael Czerny S.J.） 根据大公会议及教会训导，交谈是神学和神学教育的基础。本文旨在对此展开思考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神学学科内不同形式的交谈和更新，以更好地步入顺从圣神的神学对话[1]。
自梵二大公会议以来
关于交谈和更新的思考始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开启的教会范式转变。随着《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Dei Verbum，简称DV）的颁布，教会摈弃了一种使神学研究在几百年中受到限制的态度，即自现代以来教会因将自己视为内外交困的堡垒而采取的防御态度。梵二大公会议决定以一种更有对话性和建设性的方式取代这条通过特利腾大公会议制定的以天主教护教学为特点的路线。梵二会议是首届未宣布任何绝罚的大公会议。其中，天主的启示被理解为祂对人类的自我通传，并向我们发出与祂共融的召唤。教会已然认识到自身充满活力的现实，她受召叫向地球上所有的人传播福音的喜乐。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重展一个更符合早期教会经验的宽广视野：“圣传及圣经组成天主圣言的同一宝库，并托给教会保管，全体圣民依附着它， […]与自己的牧人团结一致”（DV 10）。《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简称GS）鼓励教会与世界、与当下、与全人类进行对话，并在这样的参与中增强自我意识，不断重新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当然，对话的宗旨是有效地宣讲福音，但也是认出基督临在于历史中的标记所必需的途径。按照福音精神进行分辨是信友们的信仰意识（sensus fidei），即他们对信仰本能的行使，它能够使我们 “倾听、分析并诠解我们这时代的各种论调”，从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寻找一个空间或平台，使教会在 “她由基督所接受的体制中[…]获致更深刻的认识，更透辟的解释，并更适宜地使这体制迎合我们这时代的情形”（GS 44）。
梵二大公会议极大地转变了教会面对世界的方式，这一变化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神学的理解，对司铎、会士和信友等各种形式事工的培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教会培育中的对话
梵二大公会议关于司铎培育的法令《司铎之培养》（Optatam totius，简称OT）强烈要求教会学科 “首先应注意，务使哲学与神学之各种科目，均能和谐而逐步的去启发修生的心灵，使能对基督的奥迹，日益澈悟；此奥迹关系人类的全部历史， 继续影响着教会”（OT 14）。
为了执行大公会议的这一法令，根据会议的规定指导和规范教会学科，保禄六世准备了宗座宪令Sapientia christiana（SC）。这部宪章在序言中援引的大公会议文献主要有《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天主教教育》宣言（Gravissimum educationis），《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宗座劝谕（Evangelii nuntiandi，简称EN）以及同一位教宗发布的《民族发展》宗座牧函（Populorum Progressio，简称PP）。“基督的教会寻求将福音带给人类各个阶层，以改变人们的个人和集体良知，以福音之光照亮他们的工作和举措、他们的整个人生，以及他们所置身的整个社会环境”（SC I中引用的EN 18和GS 58）。
然而，保禄六世未能在其任期内颁布新宗座宪令Sapientia christiana（《基督信仰的智慧》），继其之后完成这一任务的是若望∙保禄二世，那是在1979年4月15日，他继任教宗的第一年。近四十年后，在改革与更新日显迫切的情况下，教宗方济各于2017年12月8日签署了关于教会高等院校的新宗座宪令《真理的喜乐》（Veritatis gaudium，简称VG）， “以深思熟虑和先知性的决心” 提出了改革的建议，并于18个月后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宗座神学院圣路易吉分院发表的演讲中亲自发表了相关评论[2] 。
这部新宪令在序言中重温了以往文献中制定的教会社会训导要理，其中包括若望∙保禄二世的通谕《论人的工作》（Laborem exercens）、《论社会事务关怀》（Sollicitudo rei socialis）和《一百周年》（Centesimus annus）；本笃十六世的《在真理中实践爱德》（Caritas in veritate）；以及教宗方济各本人的《福音的喜乐》(Evangelii gaudium，简称EG）、《愿祢受赞颂》（Laudato si’，简称LS）以及新近的通谕《众位弟兄》（Fratelli tutti，简称FT）。
在《福音的喜乐》中，教宗方济各强调了以福传为核心重新思考教会活动各个领域的必要性。神学学科必须拥抱这一优先事项，根据大公会议约10年之后开始形成的进程面对挑战，迎接全球化逐渐形成的世界新格局。正是基于梵二大公会议的教导，教宗方济各将目光转向当今的人类及教会巨大挑战。神学家和教会的牧者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要在一个世俗化和多元化的世界中宣讲天主（的真理），而且要效法我们的慈父，以个人的面孔和仁慈的心向那些在许多边缘地区遭受不公的人宣讲。这是一个教会身份的问题：我们宣扬天主的方式显示着我们作为教会的身份。
耶稣会在1995年举行的全体代表大会中宣布：“与信仰服务不可分割的是促进正义、深入不同文化、向其他宗教经验开放”[3] 。如果脱离用以捍卫如今被侵犯的各种人类尊严的历史爱德，我们怎么可能致力于作为知识爱德的信仰服务？如果不为正义而战，信德就有可能脱离现实，因将自身禁锢于单纯崇拜和仪式而无足轻重。然而，与此同时，致力于正义必须在热忱、反思和完好信德的滋养下才会避免陷入意识形态：“如果没有信仰的通传、文化转变以及与其他传统的合作，促进正义便无从谈起”[4] 。
在此，我们之所以回顾大公会议和教宗的一些文献以及耶稣会的一份文件，并不是因为这项任务应被理解为以教义和理念为主的道路，而是由于天主子民在不同地理区域以及在不同文化间对话中所表达的 “对福音文化和社会调解坚持不懈的努力”，梵二大公会议和教会社会训导的 “丰富见解和指导遗产” 得到的 “验证和补充是 ‘实地的’” (VG 3)。这是一种对重新定位和组建教会学科不可或缺的牧民经验。
神学的内部对话及更新
《真理的喜乐》开宗明义地指出了教会生活中的各教会科系的基础：“天主子民是朝圣者，他们沿着历史道路与所有民族和文化的男女精诚团结，以藉着福音之光照亮人类走向爱的新文明旅程。庞大而多元的教会学科体系与教会的福音使命密切相关，这一使命的真正起源是为促进人类大家庭切实和完整的成长而全力以赴、使其在天主内得到最终圆满的教会身份”（VG 1）。
因此，各教会学科应成为 “超性眷顾的文化工作坊，让教会借此诠释那来自耶稣降生成人及基督死亡与复活的奥迹，从圣神借以充实全体天主子民的智慧和知识的恩典中汲取养分：从信友的信仰意识到牧者的训导，从先知的神恩到圣师和神学家的神恩”（VG 3）。这些学科的设置必须 “为一个更加以福传为核心的教会道路服务”（DF 1）。
对《真理的喜乐》和宗座宪令Sapientia christiana（《基督信仰的智慧》）的序言进行对比的结果表明，两者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两部宗座宪令所制定的目标皆聚焦于共同的紧迫性和宗旨。然而，这一确认值得引起注意：如果今天神学学科的更新计划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以1979年的目标为核心，那就意味着，尽管迄今为止已作出许多有效努力，但仍有许多工作尚待进行。在那不勒斯，教宗方济各提醒教会学府关注那些若望∙保禄二世早已提出、但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学教职人员忽略的内容。
《真理的喜乐》的新意在于，它鼓励我们沿着保禄六世和若望∙保禄二世在宗座宪令中规划的方向继续前进，并针对当今更多元化但在全球化驱使下更单一化的社会和宗教现实进一步具体执行。从福传和牧灵、方法论和神学的角度出发，VG中两个相辅相成的解释学关键词是 “关注” 和 “勇气”。这两个词使我们认识到VG对今后教会学科的指导意义。
关注 “初传” （kerygma） 和穷人
让我们从 “道成肉身” 谈起：虚己因此而成为关注世界的本质性要素。教宗对神学家们的要求是要继续 “向天主的爱敞开心灵，像天父一样寻求他人的幸福”（EG 92）。
第一个紧迫而持久的准则是默观 “常新和永远充满魅力的耶稣的福音喜讯，使福音在教会和人类生活中越来越能更好地‘道成肉身’” （VG, 序言，第4条）。“在与各种文化和宗教的对话中，教会宣扬耶稣的喜讯并以爱德来实践福音。耶稣所宣讲的这种爱德是所有律法教导、先知神视和天父旨意的概括”（DF）。在神学研究中，增强关注力意味着更多地强调背景、现实和多样性。这就要求神学家及其学生都要考虑到他们周围的社会、政治、文化、教会、经济和最终的 “牧灵” 具体情况及挑战，使神学教育能够付诸行动，对它们作出更加有效的回应。真正的关注会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同情心，以及让远远近近处于压迫之中的大众生活、让各种现行的奴役形式，还有仍在各个地方遭受的社会创伤、暴力、战争和巨大的不公正来触动自己的内心深处。“如果没有来自基督圣心的同情，神学家就有可能被某些特权条件所吞噬，谨慎地置身事外，不与大多数人分担任何风险”（DF）。
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中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对此进行了阐述，按照此原则 “现实比观念更重要” ，此原则也出现于《愿祢受赞颂》中[5] 。方济各指出，以抽象的方式处理问题会导致对背景的 “去个人化”，具体接触真实的戏剧人生才是人们应该保持不变的切入点。这才是神学真正的关怀，因为 “宣讲（kerygma）有其清晰的社会性内容：在福音的核心中有团体生活和对他人的付出。最初的宣讲内容已包含一种直接的道德内涵，以爱德为中心”（EG 177）。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天主教各院系应该成为教会反思的工作坊，致力于培养当地教会的自我意识，以助于开创充满信德、能够有效应对当前和未来全球危机的新牧灵模式。
分辩和对话的勇气
如果说关注是一种使人产生同情心的理智品格，那么勇气则是一种不畏重重困难、坚持分辨和对话的心智品格。此外，教宗方济各还建议突破界限，开诚布公。这是一种被称为 “坦率无惧”（parrēsia）的 “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品质” ：“心向天主，相信祂对我们所怀的爱（参见若一4，16）”[6] 。最后，我们还需要忍耐，它使我们在面对困难时勇于前进，甘愿为建设天主的国度作出自己的贡献。这种美德被称为坚忍（hypomonē）[7] 。
因此，在坦率无惧和忍耐的深化下，勇气在面对矛盾或竞争的时候需要 “容忍并解决冲突，让冲突成为新进程这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以借助于这种方式 “创造历史，在冲突、紧张、对立的生活环境中能达致多元并赋予生命的合一。这不是选择一种混合主义，亦非选择一方吞灭另一方，而是选择在更高的层次上化解冲突，凡是对双方有效的和有用的，都须保留”（EG 228 ）。
勇气意味着不逃避促进信仰与科学之间、福传与文化之间、文化与宗教之间相遇的任务，即使它们有时会掩埋着冲突或摩擦的危险。如果说Sapientia christiana明确认同大公会议的愿望，表示在对待神学学科的方式上放弃某种防御性的 “教义辩护” 精神，那么在《真理的喜乐》中，教宗方济各则将这种意识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一个将自己设想为走出去的教会，不是与现代性正面交锋，而是与当今世界开放对话；这样的教会不怕冒险进入 “危险” 领域，敢于投入精力和资源，与那些在教会范围 “之外” 生活和体验人生的人寻求接触点。
这种对勇气的强调使我们认识到，对话和分辨不仅是方式或策略，更是种种艰巨任务对我们提出的从不间断的严格要求。事实上，真诚而深刻的辨分接受选择天主旨意的风险，因为天主希望为祂的受造物带来最好的结果。产生于学习和实践的辨明可以带来涉及人文科学的存在、心理、社会、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见解，并且超越这一切。“即使是教会制定的明智规范为分辨也不足够。我们应牢记，分辨是个恩宠。[…]简言之，分辨引领我们到达永生的泉源，亦即「认识祢──唯一的真天主，和祢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若十七 3）”（DF, 引用《你们要欢喜踊跃Gaudete et exsultate》，第170条）。
此外，对话也是对践行接纳、收容并促进一种相遇文化的个人承诺的表达方式[8] 。对话意味着谦卑、坐末席和不搞殖民化。教宗方济各以人们 “彼此语言不通” 的巴贝尔塔（参见创11:7）为例展示了真正危险的巴贝尔综合症：“那就是不听对方在说什么，而是认为自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将会说什么。这是一种瘟疫！”（DF）。
关注和勇气概括了 “体现耶稣生活和宣扬福音方式的要素和标准，如今，祂的门徒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将它们继续传延下去”（DF）。这些更新和重生的福音标准 “深深地播撒于梵二大公会议的教导和近几十年来教会在其指引中积累的经验之中，以聆听圣神以及人类大家庭最深切的需求和最尖锐的问题”（VG 4）。
关注各学科间的对话
作为两个解释学关键词，关注和勇气能够增进神学的接纳性，也就是说 “与社会和民间机构、大学和研究中心、宗教领袖以及所有善良的男女开展真诚对话，以求在和平中建设一个包容和友爱的社会、呵护受造界”（DF）。
神学家将其言行态度转向关注和勇气是为了满足哪些要求？“接纳型神学以分辨和真诚对话为解释现实的途径，它要求神学家懂得如何以跨学科的方式共同合作，克服脑力工作中的个人主义”（DF）。与其是一意恪守长久以来的身份，教会学科更应开启能够丰富教会内涵的专门研究，促进不同文化身份之间的交流，探索接触现实和当下的新方式。所有这些都需要关注和勇气。神学教授和学生都必须做到细心勇敢，以便将 “知识的统一性这一做学问的重要原则运用于对其中多重、相关和趋同表达方式的区分和尊重之中”（VG 4c）。
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最初，从多学科模式起步的学生将发现不同学科对某一特定问题的看法。随后，他们将转向将不同学科与同一个疑难问题挂钩的跨学科模式。但最有效的是 “跨学科、横向或系统” 模式：这意味着在自己的本专业学科中纳入由另一学科得出的概念和思维方式。这种 “纳入” 意味着将不同的领域和观点带入自己的领地，使这一领地得到改造。与此同时，需要注意不要将本学科的观点强加给另一个学科，而是开展真正的对话、交流和发展。
这种关于复杂性的认识论得益于教宗方济各的另一个基本原则，即 “整体大于部分，也大于各部分的总和”（EG 235）。教宗将这一道理比作一个形象的 “多面体，它反映出各部分向同一方向汇聚，每一部分又保留其独特性”（EG 236）。我们在《愿祢受赞颂》中再次发现这些原则，方济各在其中表达了 “世上万物彼此相连的信念”（LS 16）和 “所有生物彼此息息相关”（LS 42）。《愿祢受赞颂》是一篇跨学科思考和 “与所有人进行交谈”（LS 3）的伟大文告。它警告说，“将知识切割，将零碎的数据独立处理，这是一种愚昧无知的行为；唯有将所有数据重新整合，才能呈现更宏观的现实愿景”（LS138）。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总结《真理的喜乐》在今天指导教会学科的方式：“在区分和尊重其多重、相关和趋同的表达方式中，作为做学问的重要原则，知识的统一性” 应鉴定 “教会研究系统在内容和方法层面上的学术、培育和研究建议”（VG 4c）。学科本身就是多元制的，因为现实是多元化的。天主的子民是色彩斑斓、多元的；作为教会，出于自身的普世性，应向各种不同学科张开欢迎的双臂。
对话和联网
《愿祢受赞颂》和《众位弟兄》通谕指出，“世上一切皆互相联系”（LS 70; FT 34），而网络是我们建立和探索种种联系的方式。在当今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世界里，网络变得更加不可或缺，它已成为神学和教会的天主教大公性问题上至关重要的要求：“毫无疑问，神学必须深深扎根于圣经和活的传统中，正是因为如此，它必须跟上文化和社会进程的脚步”（VG 4d）。这同样好比方济各所说的多面体：虽然一个人足以掌握一个球体，但要把现实当作一个多面体来认识，就必须建立网络。
如何将这种观念应用于神学学科和教会大学中呢？它们的工作 “有助于建立一个公正和友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对受造界的关怀以及致力于和平的建设是民间、教会和宗教间机构合作的结果”（DF）。在这里，我们的目光随着教宗方济各转向困境中的人类：“我们的人民的问题、痛苦、争斗、梦想、挣扎具有解释学价值，如果我们想认真对待道成肉身的原则，就不能对其视而不见。他们的问题有助于我们向自己发问，他们的质疑是对我们的发问”[9]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摆脱那些自我参照、相互竞争但实际上使人迷惑的逻辑，这些逻辑即便在我们的学术机构和[……]神学院中也经常[暗中]存在”（DF）。
神学学科必须抓住教授和学生所拥有的众多良机，进入 “以保护大自然、守护穷人、建立彼此尊重和友爱的网络关系为导向的跨宗教交谈”（LS 201）。其目标不应该是混合主义或跨学科之争，而是寻求 “一个更高层面上的解决方案，使存在矛盾的对立面的宝贵潜力同时得到保留”（VG 5）。方济各表示，神学 “必须与复活的耶稣的精神保持一致，像祂一样自由地走向世界，接触边缘地带，包括思想的边缘地带。[…] 以往的伟大神学综述是神学智慧的宝库，但它们不能被机械地套用于当前的问题中”（DF）。
简而言之，这就是 “对知识统一的、本质的看法”[10] 。这一理念是当今基督宗教思想所面临的挑战。事实上，“直到最近，基督宗教一直被认为是欧洲和北美的宗教，并几乎完全被认同为西方文明。实际上，在这个新千年的黎明，基督宗教不仅不以西方人为主导，而且具有普遍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无论我们是否对接受这种情况做好了准备，基督宗教的中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未来似乎不在西方，而是在地球上的非西方地区”[11] 。
从内部更新神学
在那不勒斯的演讲中，教宗方济各将教授们誉为各民族灵魂的 “精神民族志学者”，并请他们永远 “顺从于复活之主的标记和行动以及祂的和平之神[…]，不要有征服的意念，不要有改宗的欲望——那是瘟疫！要避免咄咄逼人的反驳意图”（DF）。
对圣神的顺从如何能够从内部带来神学更新的对话？更新神学作为一种内部的对话，需要顺从圣神，使对话能够在所有必要的 “内部” 进行：在属于人民的世界和文化中，特别是在边缘地区；在教会及其历史中，特别是在梵二大公会议和不同的修会传统中；在作为教授或学生的神学家中，无论是默观、研究、教授、学习还是投身于牧灵服务。
当神学能够放弃那些逃避或歪曲真理的花招，使自己得到对话者思想上的接受时，它才会成为顺从于圣神的真正 “普世大公的”。我能否做到希望他人考虑我的想法，而不是强求他们必须全盘接受？同时，我是否可以把自己的身份和想法放在第二位，在我所占的多面体的一角为他人留出一些空间？这种与他人之间的相互接纳意味着共同寻求真理，而不是独断专行，表达着一种欢迎对话的友善态度。它在辩论的新鲜空气中茁壮成长，可以使我们的头脑更为敏锐，更为直观。正如圣多玛斯以 “心胸宽广” （latitudo cordis）所指，反之亦然：只有当神学能够打开心智，也就是说，当它使我们更乐于接纳和爱、向我们的近人敞开心扉时，作为信仰反思的神学才可能达到其目的。
对圣神温顺依从的神学与其生存环境展开对话并使它不断扩大，对在思想道路上相遇的人充满友爱。对于那些努力步入这条道路的人来说，它不仅是一次令人振奋的冒险，还有可能引导他们独辟蹊径。就像以往超越已知水域的探险家，今天的神学家也需要一种对天国忠贞不渝的热忱，引领他们走出安全地带的安逸，向无边际的新领域推进。
那么，让我们对我们的神学学科寄予期望，成为在友好关系中同中存异的沃土，使神学能够在谨慎和勇气的陪伴下进行接纳和对话的实践；使神学知识的体验模式成为一个多面体而不是一个平滑而不具体的球体；使神学研究能够促进一个具有推动力及说服力的本土化过程。教宗方济各认为，神学必须采取 “一种‘从内部’与人们以及他们的文化、历史、不同的宗教传统进行对话的模式；一种与福音一致的模式，包括不惜自己的生命而提供见证”（DF）。
- 本文是对我们于2021年11月19日在Regis College（多伦多大学）举办的校长讲座（Chancellor’s Lecture）的再讨论。在此，我们特向克里斯蒂安∙巴龙（Christian Barone） 神父和罗伯特∙切尔尼（Robert Czerny）对文章起草和审校所作的宝贵帮助致谢。 ↑
- 参见方济各，《在意大利南部宗座神学院那不勒斯圣路易吉分院的讲话》，2019年6月21日，见www.vatican.va/。以下简称DF（方济各的讲话）。 ↑
- 第34届耶稣会修会大会（1995年），第2号法令，第19条。 ↑
- 同上。 ↑
- EG 231-233; LS 110; 201. ↑
- 方济各，会见普世博爱运动成员的讲话，Loppiano（Fi），2018年5月10日。 ↑
- 参见同上。 ↑
- 参见EG239：“在特别重视对话的文化里，对话自然成为相遇的形式，这也是成熟的时机，要设计建立共识与协议的方式，旨在达成一个公义的、反应敏捷的、包容的社会”。 ↑
- 方济各，阿根廷宗座天主教大学世界神学会议视频讯息，布宜诺斯艾利斯，2015年9月1-3日。 ↑
- 若望∙保禄二世，S.，通谕《信仰与理性》（Fides et ratio，1998），第85号。 ↑
- P.Vethanayagamony, «Mission from the Rest to the West», in Mission After Christendom: Emergent Themes in Contemporary Mission,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10, 5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