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给子孙和正在成长的孩子一个怎样的世界?1 这是教宗方济各的通谕《愿祢受赞颂。论爱惜共同的家园》(Laudato si’. Sulla cura della casa comune ,简称LS)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将生态问题明确地摆到人类问题的中心,既不针对意识形态,也并非“技术性”提问。

教宗进一步阐述,“此问题不只是涉及环境,也不能一点点局部地处理。当我们问自己想留下一个怎样的世界时,首要想到整体的大方向、意义和价值。除非我们愿意花气力处理这些更深入的议题,否则我不认为我们对生态的关注能带来重大成果”(LS 160)。由此可见,这个通谕并不完全是从“生态”角度出发,因为它的内容并不限于现象,例如气候变化,虽说现象本身也非常重要。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愿祢受赞颂》是一个真正的社会通谕。

文告的结构、提问、主题思想和全球视角

教宗的提议以整体视角和全球性为特征,毫无偏袒,他将受造界理解为“共同的家园”,那里面充满的是生命,而不是仅供使用的“物件”。在我们面前呈现的宇宙是一个充满“多种性和多样性”,一切都处于互相关联、由无形的联系结合在一起的“关系”中(参LS 16; 86; 89; 92; 138)。世界是一个关系网络。

因此,促使教宗撰写通谕的是有关生存的意义和我们在地球上生活的问题:“我们生存于世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在此世上?我们工作和奋斗的目标是什么?地球需要我们为它做些什么?”(LS 160)。从这个意义上,方济各汇集并重申了其历任前任教宗的提议,教宗不仅可以,而且必须面对生态问题的原因提供了根据。“自然环境正受到无理的损毁,此事的根源在于一项人类学的错误;这错误不幸正在广泛蔓延之中。人一旦发现自身能以工作来改变世界甚或创造世界的能力以后,却忘记了这种能力是基于天主原先所赏赐的万有”2。圣若望·保禄二世在1991年5月1日发布的通谕《百年》(Centesimus annus)中如此写道。因此,问题不再是天主教徒是否应该从信仰的角度面对生态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应该如何去做。也正是就这个问题,教宗方济各有意做出他的回答。

“我主,愿祢让我们的姐妹大地母亲受赞颂。她滋养及管理我们,并出产各种果实和色彩缤纷的花草”。这是亚西西圣方济各在《造物赞》(Cantico delle creature)中的祈祷。赞美的语调是一个对全球性的认可,并指明了需要保持的精神态度。它提醒我们,地球“好比一位与我们分享生活的姊妹,也好比一位张开双臂拥抱我们美丽的母亲”(LS 1)。我们本身亦出于“尘土”(参创 2:7)。“我们的身体由大地上的各种元素形成,我们呼吸她的空气,并从她的水获得生命和滋润”(LS 2)。圣方济各给整体生态的基督徒做了见证,将我们与人类的本质联系起来:“正如热恋中的人,当他注视太阳、月亮和最微小的动物时,会引吭歌咏,吸引万物同声咏赞”(LS 11)。

然而,从这赞美的光明美景中,在通谕这幅大画卷刚刚开始展开的时候,可以听到大地母亲的呐喊,抗议我们造成的危害,她与穷人一道向我们的良心发问并“激励我们敢于承认自己对受造界所犯的罪过”(LS 8)。教宗通过采纳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的话来提醒我们这一点,这些话也因此成为天主教会训导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人类而言……破坏了天主创造生物的多元性:他们使气候改变、剥夺森林资源、破坏湿地,使大地的完整性受损;他们污染了地球上的水、土地、空气和生命──这全是罪”(LS 8)。宗主教发出如此严厉且动人的评论,其出发点是视世界为“共融的圣事,借着它,我们得以与天主和近人共同分享。我们谦卑地相信,天主与人能相会于天主受造界无缝外衣中最微小的细节里,也能相会于地球上最小的一粒尘土中”(LS 9)。

愿祢受赞颂》的思路围绕“整体生态”的概念展开,并且在文告开始(参LS 15)以一种“地图”阅读指南的形式予以概述。首先,教宗“简略检视目前生态危机的几个面向,目的是运用现代最出色的科学研究成果,使我们深入主题,并为下文中将论及的伦理和灵修过程奠定稳固基础”(LS 15)。这是文告的第一章

接着,在第二章中,教宗“从犹太基督信仰传统汲取一些原则,使我们对环境保护的承诺,更加前后一致”。

然后,在第三章中,教宗方济各努力“探索导致现今境况的源头,不只是研究问题的征状,更希望能深入问题的成因”。因此在第四章中,他将谈到“这将有助于提供一既尊重人类在世独特位置,又尊重我们与四周环境关系的生态保护途径”。

基于这种思考,在第五章中,教宗进一步“为更宽广的交谈和行动提出建议,其中涉及我们个人,而且也会影响国际政策”。

在此基础上,教宗方济各在第六章中提供了“一些取材自基督信仰灵修宝库并深具启发性的人类发展指南”,因为他“深信若欠缺动机和教育,改变就无法成就”。
通谕最后以两个祷告结束文告:第一个与其他宗教的信徒共享,第二个与基督徒共享,并由此回到文告一开始的默观祈祷。

文告的每一章各以其特定方式展开每一个主题,但整体上通过一系列根本性主题贯穿而成,因此具有很强的统一性。教宗本人对此进行了总结和介绍:“穷人和地球的脆弱性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世上万物彼此相连的信念、对来自科技的新范例和新权力形式的评论、号召众人力求认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其它途径、受造物的各有其价值、 生态的人性意义、直接坦诚讨论的需要、国际和本地政策的重大责任、丢弃文化及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建议”(LS 16)。

如果说科学是聆听大地之呐喊的特权工具,那么教宗方济各的方式则是强烈呼吁大众对话。这首先是指各教会团体之间的对话。他提到了很多其前任的训导以及梵蒂冈的其它文告(特别是教宗正义与和平委员会的文告)。像在《福音的喜乐》(Evangelii gaudium) 中一样,他还引用了来自各大洲的许多主教会议的立场。此外,对话也应是普世教会的和各大宗教之间的。正因如此,教宗也与巴尔多禄茂宗主教,以及伟大的法国新教思想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参LS 85 )和伊斯兰灵修作家阿里‧阿尔‧卡瓦斯(Ali al-Khawwas)(参LS233)进行了对话。最后,我们还注意到教宗对耶稣会思想家德日进神父(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引述。这个曾于1962年受到圣职办公室“警告”的德神父,业已被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在具有不同程度重要性的文告中引用过(参LS 83)。

第一章:我们共同的家园出了什么问题?

通谕的第一章通过有关环境问题的最新科学成果,呼吁我们聆听受造界的呐喊。教宗认为需要“将世界现况视为切身之痛, 藉此发现个人如何能为此奉献心力”(LS 19)。我们需要用自己的双眼去识别征兆。

污染及丢弃文化:(LS 20-22) “我们的家园──地球,愈来愈像堆积如山的巨大污秽地”(LS 21)。在这些活动的根源上,一种“丢弃文化” 出现了。我们必须通过采用基于再利用和循环利用的生产模式以及限制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对其予以抵制。然而,“一个文明社会是建立在其成员对其他社会公民的责任感上,我们对兄弟姊妹悲惨遭遇的漠视,显示我们失去了这责任感” (LS 25)。而且,令人惋惜的是,“此方面的进展仍然非常有限”(LS 22)。

气候变化: 是“全球性的问题,严重影响:环境、社会、经济、政治及资源分 配,是目前人类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LS 25)。如果说“气候乃是大众福祉,属于所有人且给予所有人”(LS 23),那么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则是那些最贫困的人。“不少拥有较多资源和经济或政治权力的人,似乎只着重粉饰问题或隐藏征兆”(LS 26)。

水的问题: 教宗描述的情景是凄惨的:一些整体人口群落,特别是儿童,由于饮用非饮用水而生病和死亡,但由工厂和城市排污而造成的含水层污染却仍然继续存在。对于方济各来说,“取得安全饮用水是基本人权,因为水是人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所以也是人行使其它权利的先决条件”(LS 30)。剥夺穷人的用水就意味着否认“他们的生存权利与不可夺去的尊严”(同上)。

宇宙中全球生物网内的多样化正在消失: “因为所有生物彼此息息相关,每个个体必须以爱及尊重被珍惜着,而我们也是生物,且彼此互相依赖”(LS 42)。教宗这样描写到。他展示了一个超越狭义人类中心说的宇宙,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和谐互联的受造界美景。各个物种不是仅仅可利用的“资源”,它们具有自身价值,而不以人为中心。但是,“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动植物品种消失。我们永远不会认识这些物种,我们的子孙也不会有机会见到它们,因为它们已不复存在。它们绝大部分消失的原因是与人类的活动有关。由于我们人类,使得数以千计的物种无法再藉它们的存在归光荣于天主,也无法再将它们的信息传达给我们。我们没有权这样做”(LS 33)。跨国经济利益通常会阻碍对宇宙和谐的保护(参LS 38)。

人类生活质量恶化及社会生活素质下降: 教宗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时的城市经历一定极大地影响了他对大城市生活以及毒物排放、城市混乱、交通运输问题和视觉及噪音污染造成的城市退化现象的相应认识(参LS 44)。我们所认识的发展模式直接影响着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并显示“过去两个世纪的进步未必带来整体发展”(LS 46)。 “很多城市庞大而缺乏效能,又过度浪费能源和水资源”(LS 44),因而从健康角度不宜居住,另外与大自然的接触也很有限,只有少数特权人物例外地享有私有化空间(参LS 45)。

全球性的不公平现象: 随着环境和社会的衰落日益恶化,最受伤害的是地球上最弱小的人(参LS 48)。这并不仅仅是“间接损害”(LS 49)。大地与穷人在一同呐喊(同上)。解决方案不是降低出生率,而是抵制世界上少数人口“极端和选择性的消费主义”(LS 50)。由此浮现的问题应是改变生活、生产及消费方式的意愿(参LS 59)。

第二章:信仰的光照

“看到”生态危机的症状后,教宗从信仰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思考和反省。因此,在通谕的第二章中,他重读了圣经的叙述,并向我们打开了一个来自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广阔视野。他认为,生态危机的复杂性牵涉到含有灵修和宗教因素的跨文化和跨学科对话。信仰提供了“充足的动机,推动基督徒和其它信徒,去爱护大自然和兄弟姊妹中最脆弱的一群”(LS 64)。因此,对自然的责任是基督宗教信仰的组成部分。

宇宙,是天主之爱的陈述:在圣经中,“释放和拯救是出于同一位天主,也是创造宇宙的天主”(LS 73)。关于创造天地万物的叙述有助于我们在反省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也反省每种生物本身的价值:“整个物质宇宙陈述天主的慈爱,和他对我们无止境的爱。土壤、水、山峦等等,每件事物都是天主对人的爱抚”(LS 84)。因此,对于圣若望·保禄二世,“可以说:‘除了圣经的正式启示之外,白昼黑夜也彰显天主’”(LS 85)。天主的不竭财富在整个宇宙及其补充性中得以表达。这些地方他无处不在,也促使我们由衷钦崇。

世界,以及与天主的相遇:但是教宗并不是泛泛而言。他明确指出,世界是我们与天主相遇的地方,他常在那里施展作为。根据依纳爵《神操》,它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做出与天主相遇的“默观地点”:“人与天主的友谊史必定与一些特定的地方——那些具有强烈个人意义的地方——息息相关。我们都记得这些地方,重拾回忆对我们大有裨益。从小在山上长大的人、惯于坐在水泉旁饮水的人和曾经在户外的小区广场玩耍的人,若是让他们返回这些地方,他们会有机会重拾真实的自我”(LS 84)。

罪孽打破了整个受造物之间的和谐:根据圣经的叙述,人的生命基础建立在三个相互交织的基本关系上:与天主的关系、与近人的关系,以及与大地的关系。“按圣经的记载,这三个生死攸关的关系,不论是外在和内在的,已经破裂。这破裂就是罪”(LS 66)。

受造物是天主的赐予,需要守护,而不是占为己有,任意操纵:教宗抱怨在这方面“我们基督徒有时会错误诠释圣经”(LS 67),将人描述为绝对的君主,世界的专制者。今天,“即使我们是按天主的肖像受造,并被赋予管理大地的权利,然而我们必须大力反对人类有绝对权力操控其它受造物的想法”(LS 67)。 “我们不是天主。在眼前的大地,就已经赐予我们了”,人类有责任“‘耕种及看守’世界的乐园(参创:2,15)”(同上)。

受造物不可以被占有,我们“必须先视其为众生之父张开双手的惠赐”(LS 76)。“借着受造物,我们可上达‘天主的大能和祂充满爱的仁慈。’”(LS 77) “宇宙的出现不是全能者任意的行动、能力的炫耀或自我肯定。受造界是属于爱的领域”(LS 77)。受造物是复活的基督迈向天主的圆满(参LS 83)。在这个普世的共融中,具有智慧及其独特性的人类及“其独特性却无法与其它开放系统的进化过程相提并论”(LS 81)。人受托付需对受造物负责,因而人类的自由如此神秘,它可以促进受造物的发展,亦或导致它的退化。

一切受造物共同迈向天主:“其它受造物的终极目的不存在于人。反之,受造物与我们共同迈向同一目的──天主”(LS 83)。这些话里存在着一个观点上的根本变化。我们不认为宇宙会向人类汇聚或为人类的利益而存在,而是将人类放在所有受造物之间的整体关系网络内。实际上,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是紧密相连的。并且,人不仅具有自身独有的价值,还有着重大责任去“保护脆弱的大地”(LS 90)。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受造物的任何残忍行为是“‘不合乎人性尊严的。’”(LS 92)如果我们的内心欠缺“对人类伙伴的温柔、怜悯和关怀”(LS 91),那么对生态的承诺将是不完整的、意识形态化和精神分裂性的。我们需要一个对普世共融的认识:“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由同一天父所造;我们全由无形的联系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宇宙大家庭”,这促使“我们彼此要有神圣、慈爱和谦卑的尊重”(LS 89)。

这源自圣经的见解具有很明确的社会意义:“原则上地球是大家共同继承,共享成果”,拥有一部分土地的人应尊重“社会抵押”的性质对其进行管理,一切形式的私产权皆须对此有所承担(LS 93)。

整个受造的命运贯穿于基督奥体:本章以天主教信仰启示的核心结尾:“耶稣的在世生平”和祂“与世界有形可见的爱的关系”也“记载了祂的复活和光荣,祂也一直存留于受造界之中,祂是万有的主”(LS 100)。祂“与受造物完全地在和谐中共处”(LS 98)。所以,整个受造界的终极“在于自起初已存在的基督此一奥迹”(LS 99),祂将在今世的终结把一切交于父。 “因此,世界的受造物对我们来说不再只是单纯的大自然而已,因为复活的主不可思议地笼罩一切受造物,并使它们归向圆满的终结”(LS 100)。天父的奥秘体现在祂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中,教宗方济各对此特别予以强调。耶稣也曾邀请“去体会天主是一切受造物的父亲”(LS 96)。因此,“天主无限的威能总不会令我们逃离祂父爱的温柔,因为在祂内,慈爱和力量相逢”(LS 73)。

第三章:生态危机的根源

通谕第三章对现状进行了分析,通过与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对话,在第一章中已经指出的症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问题更深入的成因。反思的两个核心首先是以科技为中心的范式全球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参LS 102-114),然后是现代人类中心说的后果,例如实际相对主义、就业危机以及生物科技创新带来的挑战(参LS 115‐136)。

技术与权力:教宗承认并赞赏科技进步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他感恩地肯定了它们对生活条件带来的改善(参LS 102-103)。教宗方济各说,科技可以制造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工具(家用电器、运输工具、桥梁、建筑物、公共场所等等),同时“也可创作艺术品,使沉浸于物质世界的男男女女‘一跃而入’世界之美。谁可否认飞机或摩天大厦之美?” (LS 103)。

教宗肯定了技术对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它使“拥有这些知识的人,特别是有经济资源可利用它们的人,可于整个人类和世界中占有突出的主宰地位”(LS 104)。以技术为主宰的思想观念将整个现实世界视为一个可被无限操纵的对象。这是一种涉及生活各个方面的简化论。技术不是中立的,它“决定我们要发展的社会生活的方向”(LS 107)。以技术为中心的范式也主导着经济和政治。特别是,“经济为求利益,完全接纳科技的进步”(LS 109)。但是仅凭市场本身“不能保证人类整体的发展性和社会的包容性”(同上)。仅仅依靠技术来解决所有问题意味着“隐藏了最真实和深层的全球性问题”(LS 111),因为“科学和科技的进步并不等同于人类和历史的向前迈进”(LS 113)。我们需要一个“文化革命”(LS 114)来寻回价值观念。人类需要“有良好的道德操守、文化和灵修”(LS 105)。

现代人类中心论的后果:继续追寻造成危机的原因,教宗认识到现代社会中过分的人类中心论(参LS 116):人类已失去认识自己在世界上所处的真正位置的能力,采取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认为一切都应围绕着自己以及自己的力量,而完全忽视所应承担的“负责任的管理”(同上)。人类中心论偏离造成的结果是“除非能满足人的实时需要,否则一切事物皆互不相干”(LS 122),其结果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恶化,“当文化本身是堕落的,客观真理及普世适用的原则不彰,法律只会被视为偏颇的或是应避免的障碍”(LS 123)。对这种过分的人类中心论进行矫正是一个人类学问题,它将有助于保障“人际关系的重要性”(LS 119)以及对每一个生命的保护(参LS 120)。

必须遏制丢弃文化的泛滥,它的“用完即弃”的逻辑为人与环境之间任何类型的功利主义关系辩护。正是这种丢弃的逻辑导致对儿童的侵害,对老人的抛弃,将他人沦为奴隶,高估市场自身调节力,进行人口贩运以及濒危动物皮毛和“血钻石” 的交易(LS 123)。与这个逻辑同出一辙的还有许多犯罪集团,器官和毒品走私贩卖者以及因为孩子的出生与自己的计划不相符而遗弃新生婴儿的父母(同上)。

在整体生态学中,每个人都必须有就业机会,因为工作“代表人生在世的部分意义,是成长的途径,使人类发展和个人满全”(LS 128)。教宗呼吁捍卫这个权益,因为工作可以避免对人的丢弃。他补充说,为了使每个人都能真正地从经济自由中受益,“有时必须对那些拥有庞大资源和财力的组织加以适度限制”(LS 129)。

当今世界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生物科技的研究与创新。其中主要关注的是转基因生物的问题。尽管“在某些地区,基因改造谷物带来的经济增长,解决了不少问题,但仍然有不少不宜低估的重大难题存在”(LS 134),比如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耕地集中于少数大地主的手中”(LS 134)。教宗方济各非常重视小型生产者和乡村农民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网络系统。因此,“需要进行广泛的、负责任的科学和社会方面的讨论,衡量所有可运用的数据,且直接坦诚地就事论事”(LS 135)。

第四章:“整体生态学” 的提议

通谕第四章的内容是提议的核心:生态学作为一个公义的新范式,“既尊重人类在世独特位置,又尊重我们与四周环境关系”(LS 15)。正如我们多次指出的,教宗方济各的愿景是全球性的、整体的:“大自然不可能被视为与我们无关,或只是我们居住的处所”(LS 139)。这是人类学问题,但不是人类中心论。教宗认为环境与社会和人类问题之间的紧密联系不应受到切割:“现今,对环境问题的分析,不能与对人、家庭,与工作相关,以及城市背景的分析切割,也不可与个人如何自视自处切割”(LS 141);因此,“基本的问题,是考虑到大自然体系本身及其与社会体系的交互影响而寻求整体的解决方案。我们并非面对两个分别属于环境和社会的危机,而是一个同 时包括两者的复合式危机”(LS 139)。

为此,教宗方济各提议考虑一个复合的环境、经济和社会生态学(LS 138-142)以及建立在公益原则(LS 156-158)和世代之间的公义原则(LS 159-162)之上的文化生态学(LS 143-146)和日常生活生态学(LS 147-155)。

环境、经济和社会生态学:教宗方济各将一切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复杂而统一,在由此复原的宇宙图像中,我们对时空与地球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成分组成的网络的探索将永无止境:“在宇宙中──是由许多开放而相通的系统所塑造成形──我们可在其中 辨识出无数形式的互动关系和参与模式”(LS 79)。

因此我们的学习研究也不能是片面的、分散的,各种知识必须进入一个更广泛的视野并考虑“生态系统之间,以及社会交互作用的各个领域之间,也互有关连”(LS 141)并且涉及制度层面,因为“一个健全的社会机制必定会有一些有助于环境和众人生活质量的影响”(LS 142)。

文化生态学:如果我们考虑到生态危机的复杂性及其成因,那么“对不同种族多样且丰厚的文化、其艺术和诗词、其内在生命和灵修,须予以尊重”(LS 63)。生态学实际上“亦包括保护人文文化宝库”(LS 143),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广义性。 “我们需要尊重各民族和各文化的权利,并且了解各社会团体在历史中发展的过程,而这过程需要生活于当地文化背景 的人们持续积极参与”( LS 144)。

日常生活生态学:生态问题不仅是大系统问题,也是一个日常生活问题。教宗在通谕中对城市环境给予特别关注,这与他在城市出生和生活的个人经验密切相关。“我们的庞然建筑物和单调的公寓住宅区正好反映全球化科技的精神,即不 断涌进的新产品与乏味的单调共存”(LS 113)。然而人类具有很大的适应力,并且向往美丽与和谐。教宗感叹“某些个人和团体展现出的创意和主动真令人赞赏,针对环境的局限性, 他们减缓四周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又学习在混乱及不稳定中调整自己的生活”(LS 148)。教宗方济各还指出,有些地方“虽然建筑物的外墙失修,人们仍注重打理自己的居室住所,或从睦邻关系中得到满足”(同上)。人性、人性化的温暖和社区意识可以使所有地方不再像地狱,而是转为一个更有尊严的生活环境。但是,尽管如此,真正的发展必须以全面改善人类生活质量为前提,包括公共区域、住房、交通等(参LS 150-154)。

公益原则和世代之间的公义原则:是教宗提议的参考。的确,整体生态学“与公益此概念是密不可分的”(LS 156)。为公益努力不仅意味着助人要以“优先关爱最贫穷的人”(LS 158)为基础,同时也要考虑到子孙后代:“要有可持续的发展,就不可能排除世代之间的精诚团结”(LS 159)。

第五章:如何行动?对话的重要性

《愿祢受赞颂》第五章提出了有关行动的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必须做什么?仅仅停留在分析上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为更宽广的交谈和行动提出建议,其中涉及我们个人,而且也会影响国际政策”(LS 15),从而“逃出使我们下沉的漩涡”(LS 163)。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上的建议。教宗十分清楚,“有些环境议题是不容易取得广泛共识的”(LS 188)。另外,“教会不会解决科学上的问题或取代某些政策。但是我关心的是推动公开坦诚的讨论,使大众的福祉,不会因特殊利益或意识型态而受损”(同上)。因此,对话是必不可少的,它是行动的基础。但是这个对话包括哪些内容呢?该通谕至少强调了五个方面的讨论:国际政治中的环境问题对话(LS 164-175);为制定新的国家和地方政策进行对话(LS 176-181); 决策过程中的对话和透明度(LS 182-188); 政治和经济为人的成全而对话(LS 189-198); 宗教与科学的对话(LS 199-201)。通谕在这些问题上毫不粉饰地予以阐明并发出指责。

关于国际政治中的环境问题对话:教宗写道:“国际间的互相依赖催促我们构想一个世界要有一共同计划”,提出的解决方案应确保“是全球性的,而非纯粹为保障少数国家的利益”(LS 164)。通谕不回避对最近国际动态的严厉批评:“最近的世界高峰会议,在环境方面的讨论,表现令人大失所望,归根究底,是欠缺政治意愿,因此在环境问题上未能达成真正有意义和有效力的全球性协议”( LS 166)。文告坦率提出:“在现阶段,究竟是甚么诱使人揽权,而当情况急需时,却又不运用权力去采取行动?”(LS 57)。我们因此需要一个有效的全球管理 形式和手段(参LS 175):“我们需要达成共识,定一个协议来管理‘全球的共同利益’的完整范围”(LS 174)。

为制定新的国家和地方政策进行对话:教宗直接指出一个政治痛点:“为响应选民的诉求,政府极不愿意推行可影响消费水平和造成外来投资风险的措施,以免引起公众不满。具远见的环境议题,本应涵盖在政府公共政策内,却因政权的短视而拖延了”(LS 178)。在地方阶层,有必要推广对本土“更大的责任感、更强的团体感、更乐意保护他人、启迪创造的灵感”(LS 179)。因此,社会也“透过非政府组织和中介团体的协调,社会必须向政府施压,要求制订更严格的规章、程序和监管措施”(同上)。综上所述,公民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决策过程中的对话和透明度:有必要鼓励发展公正和透明的决策程序,以“分辩”哪些政策和商业计划能够带来“真正有利于整体的发展”(LS 185)。特别是,有关环境影响的研究新项目“需要能自由交流意见及具透明度的政治协商过程。另一方面,若有利益输送,或隐瞒计划中对环境的实质影响的贪腐行为,通常会提出似是而非的协议书,无法提供完整报告,且让人不能深入研究讨论”(LS 182)。教宗写道,在有关任何商业倡议的讨论中,都必须提出明确的问题,以便能够识别它是否会带来真正的整体发展:“成果是什么?为什么?何地?何时?如何?为谁而做?风险是什么?成本是什么?谁支付?如何支付?” (LS 185)

政治和经济为人的成全而对话:“自然与人类环境是属于那些不能凭市场力量来保障的公共资产”(LS 190)。因此,必须发展“更重视伦理原则的新经济系统”,“并发展新方法去规范投机性金融手法”(LS 189)。更根本地: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何谓‘进步’”(LS 194),将其与改善人们的真实生活质量联系起来。同时,“没有政治的经济并不具正当性”(LS 196),新经济需要采取一种新的整体发展形式。

宗教与科学的对话:我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地阐明,科学本身不可能解释人类生存的意义,如果“忘记使人和平共处、乐于牺牲及善待他人的这些主要生存动机”(LS 200),仅仅提供技术解决方案是不够的。在这个层面上,宗教及其与科学之间的对话都非常重要。教宗写道,应进行“跨宗教的交谈,以为保护大自然、守护穷人,或是建立彼此尊重和友爱的网络关系等”(LS 201),同时科学之间的对话亦有助于克服各学科的孤立。

教宗总结说,“生态危机的严重性要求我们大家关注大众的福祉,在交谈之路上,我们需要具备恒久忍耐、自我克制和慷慨大方的心态,永远谨记‘现实比观念更重要。’”(同上)

第六章:生态教育与皈依

教宗方济各通谕的第六章也是最后一章的核心是“生态皈依”。文化危机的起源根深蒂固,重新塑造新习惯和新行为并非易事。教育和培养仍然是主要挑战:“若欠缺动机和教育,改变就无法成就”(LS 15),需要在“学校、家庭、媒体、慕道班”进行(LS 213)。

教宗写道:“很多事物需要改变发展的方向,但是最需要改变的就是人类。对共同的根源、互相的归属及共享的未来,我们缺乏意识。这分基本的意识能使我们发展出崭新的信念、心态和生活方式。我们面临着重大的文化、精神和教育上的考验,这条更新的道路虽然漫长,我们仍然必须启程”(LS 202)。

因此,在本章中,教宗强烈敦促我们迈向新的生活方式(LS 203-208),为人类和环境之间的盟约施行教育(LS 209-215)。在阐述了“生态皈依”的内涵之后(LS 216-221),他进一步论述了这种皈依可带来的喜乐与平安(LS 222-227)以及公民爱心与政治(LS 228-232)。教宗随后展开了丰富和具有深刻启发性的神学反省,圣事标记与享受憩息(LS 233-237),圣三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LS 238-240),最后以万物之后玛利亚(LS 241-242)和感悟 “超越现世”的永生(LS 243-246)告终。

迈向新的生活方式:即使存在着实用的相对论和消费文化,“我们并未失去一切。人类既能作出最卑劣的事情,人类也能够超越自我,纵使受到各种心理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还是有能力再次选择美善,再次重新开始”(LS 205)。另外,“若我们能克服个人主义,便能真正培养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为社会带来重大改变”(LS 208)。

为人类和环境之间的盟约施行教育:环境教育可以影响和改变日常行为方式及生活习惯,比如节约用水、用电、垃圾分类等(参LS 211)。 “整体的生态学也是由日常生活中众多小手势交织而成,能打破暴力、剥削和自私的逻辑”(LS 230)。引起各种变化的因素是心态:“生态皈依可启发我们更大的创意和热忱”(LS 220)。

生态皈依:通谕的标题明显揭示了它对方济各会精神的参照。教宗重申“基督信仰的丰富精神遗产是两千年来个人及团体的经验的结晶,对人类的更新,可作出珍贵的贡献”(LS 216)。基督信仰和灵修为激发关爱世界的热情提供强烈的动机,而且,“若没有可启发人心的灵修,仅注重教义,是无法坚守此崇高的承诺”(同上)。因此,“生态危机是一个号召,叫人有内心的深度悔改”(LS 217),它需要一个真正的生态皈依,“好使他们与耶稣基督相遇的成果,能显示在他们与周遭环境的关系中。活出我们的使命,而成为天主化工的保护者,是个重要的生活美德;绝非可有可无或次要的基督信仰经验”(同上)。

这种皈依“对生活质量提出另一种新解,并且鼓励活出先知性和默观式的生活方式,为使人能享受极大的喜乐,由沉迷于消费中解脱出来”(LS 222)。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不能达到内心的平静,那么他将无法在愉悦的质朴中成熟:“反映在平衡的生活方式及欣赏赞叹的能力上,助人更深入体会生命奥妙的真谛”(LS 225)。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上是“是由日常生活中众多小手势交织而成,能打破暴力、剥削和自私的逻辑”(LS 230)。

教宗呼吁“四海之内皆兄弟”(LS 228),并由此将“爱的文明”(LS 231)带入社会活动。即使是相互照顾的微小行为也具有文明和政治价值。有趣的是,教宗方济各提出了里修圣女小德兰的例子,她“邀请我们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踏上爱的途径──不要错过一句良言、一个微笑,以及任何一个小手势所能表达的平安和友善。整体的生态学也是由日常生活中众多小手势交织而成”(LS 230)。此外,教宗还提及诺齐亚的圣本笃(LS 126)和真福耶稣嘉禄小兄弟富高神父(LS 125),然后自然还有亚西西的方济各。

圣事标记与享受憩息:我们不仅在内心与天主相遇,而且在圣事中与天主相遇。圣事以特有的方式展示了天主如何拥抱自然。基督宗教并不排斥物体和物质性,而是充分地突出它们:“借着对天主的崇拜,我们获邀在不同境界中拥抱世界。因着水、油、火、色彩的意义所象征的力量,都纳入我们赞颂的行动中”(LS 235)。尤其感恩圣祭“是天主圣化受造物的最高峰”(LS 236)。通谕中最富有浓郁灵修性的一页正是关于感恩圣祭的描写。以颇让人回想起德日进在其《世界祭坛上的弥撒》中的语调,教宗方济各写道:“在降生成人奥迹的高峰,上主选择了要借着薄片的物质来进入我们个人内心的最深处。祂不是从上而来,而是从内而来。祂来,好让我们能在世上找到祂。一切的满全都已在感恩圣祭中达成;感恩圣祭是宇宙生命的中心,满溢着爱和永不止息生命的泉源。偕同临在于感恩圣祭中降生成人的圣子,整个宇宙都在赞颂天主”(LS 236)。他继续说:“感恩圣祭联结天与地,拥抱和贯穿一切受造物。出自天主创造之手的世界,会在欢跃的赞颂朝拜中回归天主”(同上)。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关注生态环境时,感恩圣祭也是光照和动力之源,并导引我们成为受造界的管理者”(同上)。

超越现世:从圣体圣事开始,教宗方济各的话题逐渐向上升高,他的语调令人联想起但丁,并且也在文中对其进行了直接引用(参LS 77)。面对圣三,教宗确认人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中享有“那天主圣三的动力,即早已于受造时铭刻在他们内的动力。万物的互有关连,使我们发展出全球性精诚团结的灵修精神,它原是涌自天主圣三的奥秘”(LS 240)。

受造界的母亲和母后玛利亚,她光荣的身体是受造界的一部分,如今偕同复活的基督已达至圆满的美LS 241)。在她身边,若瑟在福音中以正直和勤劳人的身份出现,充满了那些真正坚强者所具有的温柔。他也能够教导我们如何关怀受造物;启发我们慷慨及温柔地保护天主托付给我们的世LS 242)。玛利亚和若瑟可以教导我们,激励我们保护天主赐给我们的这个世界。

从末世论的角度来看,最终我们会直接面对面地观看天主的无限美善:“在永生的每一个受造物都会是焕然一新,灿烂辉煌,各有其位,并与已终于获得释放的可怜穷人分享所有”(LS 243 )。

教宗推出两篇祈祷经文,以结束他本人释义为“既令人喜乐,也令人担忧”的反省。第一篇与相信有一位全能创造者的人们共同分享。第二篇是使基督徒“能实践耶稣基督藉福音向受造界所作的承诺”(LS 246)。通谕以这样的形式结束:“上主,求祢以大能和真光触动我们,为使我们守护一切的生命,并为迎接祢正义、和平、仁爱与美丽国度的来临,准备更美好的未来。愿祢受赞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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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以通谕的形式,在其前任教宗发言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声音,提出了关于受造界 – 我们的共同家园这个问题的论述。作为一个世界领导人,教宗方济各以极大的勇气呼吁所有人加入可持续和包容的发展模式。我们相信,许多人将从中受到深刻启发,并无论是从信仰还是从实际选择角度出发,以自己的切实行动来迎接这个挑战。

新通谕发行的时机很重要。 2015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其中充满了各种活动:第三届发展筹资国际会议将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预计联合国大会将在2030年前商定一套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巴黎气候变化会议将获得各国政府减慢或至少减少全球变暖的计划和承诺。通谕表明,对人类生态和环境生态的关注如今在拯救人类和建设社会生活问题上已成为信仰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实际上已成为教会社会训导里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时机已到,发布一个完全以生态为主题的通谕是教会社会训导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http://www.vatican.va/content/dam/francesco/pdf/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50524_enciclica-laudato-si_zh_cn.pdf
  2. http://w2.vatican.va/content/dam/john-paul-ii/pdf/encyclicals/documents/hf_jp-ii_enc_01051991_centesimus-annus_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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