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文化对话中的民间宗教情愫

民间的宗教情愫：是宗教信仰或文化？

前些时日，一位在普通堂口协助服务的耶稣会士私下告诉我们，他为堂区教友参与弥撒祭典、要理讲授和堂区活动的人数锐减的现状感到担忧。与此现象相反的是，有一大群信众受到堂区善会组织的吸引，在善会举行庆节活动时挤满了教堂，尤其当善会举着它的圣像和旗帜在大街小巷游行时，信友们更是挤得水泄不通。这位会内的弟兄清楚解释如此不成比例的现象的原因说：堂区活动属于信仰层面（也因为俗化的缘故而进堂的人数减少），而堂区善会的节庆活动则属于文化的领域，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善会的节庆活动广受欢迎的原因。

我们以为这样的解释有些简化和牵强，因为就如众所周知的，耶稣是在具体的文化环境中宣讲祂的福音，而之后传播福音的工作也是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展开的，却没有完全认同于其中任何文化^[1]。因此，为了不陷入理想主义者的错误，认为信仰的纯净会因与文化接触而遭到污染，或者认为存在着一种能够完全认同福音的文化^[2]，我们必须反省一下，从基督信仰的观点看，«文化»究竟为何物。

文化一词虽然有许多极好的定义，但依我们看，最具意义的乃是埃维里·杜勒斯（Avery Dulles）枢机主教所给的定义。他强调文化乃是人类精神的物质化，同时也是物质的精神化，也因此文化发挥了使我们的世界更具人性的作用^[3]。依我们看，这个定义与教宗方济各以下的话完全吻合：“可以想到一些接受过福音本地化熏陶的民族，他们也成为集体从事传播福音工作的主体。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因为每个民族都是各自文化的创造者和自身历史的主人翁。文化是一个民族继续不断再创的具有活力的事物，每一代人把他们面对不同生活境遇的整个待人处世之道传给下一代，而下一代则必须将之重新修订整理，用以面对自己的新挑战。人‘在他所生活的文化环境中既是文化的子女，也是文化的父母’。当福音与一个民族的文化结合，这个文化的传承也以始终崭新的方式将福音传递下去；从这里可以看到传播福音的重要性体现在使福音融入当地文化。天主全体子民中的每一个民族，根据自己的天赋，把天主赐给的恩典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为所领受的信仰作见证，并以令人信服的新表达方式使信仰内容愈趋丰富。我们可以说‘人民继续不断向自己传播福音’。从这里就凸显民间宗教敬礼的重要性，那是天主子民自动自发的传教行动的真实表征。这乃是一种持续发展的事实，其间的主角是天主圣神”^[4]。

一个既相似又不同的进程

上面引自«福音的喜乐»的这段话可以作为在民间宗教情愫中信仰与文化对话的纽带。事实上，很难在来自信仰和来自文化两个背景的经验之间犁出一道分界线。的确，今天的我们，作为植根于希腊拉丁文化和犹太基督信仰的社会的继承者，有可能掉入一种陷阱，即认为有些事物渗入了信仰的领域，比如那些与圣经、神学、礼仪和教会体制等有关的事物；而另有些事物则属于文化表征，它们或触及信仰，或无法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表达信仰，乃至包容信仰^[5]。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澄清民间宗教情愫不是单纯被文化浸染（或感染）的宗教经验。为此，当«有关民间宗教敬礼与礼仪的指南»（Direttorio su pietà popolare e liturgia）在为民间宗教情愫与其宗教敬礼表达方式下定义时，指出此乃任何文化任何民族经由文化途径所表达的普遍宗教生活经验。在这些经验中可以看到人性和精神两个层面的自然调和，这样的调和透过文化表现而彰显出来，并不依循礼仪形式，因为这是出于每个个别民族的特征^[6]。重要的是该注意到这里所说的乃是«文化的表现»，而非单纯的虔敬或敬礼行为（从这些表达的贬义来说）。从这里已经明显看出一个可以直觉到的事实，那就是借由这样的经验和表达方式，信徒可以真正地敬礼天主^[7]。

这一点促使我们做两个重要的思考。第一，民间信仰情愫的表达，不论其在文化上对天主的表达具有何等的力量和能量，既不能也不应该取代教会的圣事^[8]。之所以如此强调，其主要理由乃在于：圣事是天主所制定的，因此属于启示的范畴；而民间宗教情愫则属于个人私下获得启示的层次^[9]。从这同一意义看，民间宗教情愫也不能与圣经或教会神学训导相比拟，因为这两者都是受到天主圣神的启发并有圣神的参与。

第二个思考引领我们确证，不论民间宗教信仰情愫，或是礼仪，或是神学，都有共同的标志，那就是它们的表达方式都烙有文化的标记。也因此我们必须想到，虽然圣事的本质在历代每个世纪中都必须保持其完整性，但各件圣事的表达方式时而会有所改变。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不同语言对教义信理的表达格式上和圣经的翻译上等等。

从这些前提可以更好地了解到我们所说的究竟意指什么：从神学观点看，民间宗教情愫也进入天主降生成人的动态事件；从这个动态事件产生了许多在教会内表达和传递神圣之事，即使如方才说的，其表达传递方式会有重大的区别。据此，按照圣经学家埃米利奥·萨尔瓦多勒（Emilio Salvatore）的说法，我们看到在基督、天主降生为人这件事上进行着信仰与文化结合的进程，一如我们在圣经上所看到的。根据这位圣经学家，如此的进程经由逐渐吸收先已存在的元素而发展，这些先已存在的元素由一个核心团体赋以新的意义，那就是宣讲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初传（Kerygma cristiano）。这样的进程藉由信仰与文化的对话而产生，其间主要的对话者是基督的人性^[10]。

彼时的贝尔戈里奥（Bergoglio）枢机（译者按：当今的方济各教宗）以类似的方式注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的某些话，说明福音本地化的进程说^[11]：“救恩必须到达至每个人和整个人的每日具体生活。为此，当福音与各种文化接触时，它将这些文化的真实价值化为自己的，其结果即创造出一个新文化。1982年教宗在罗马这样说：‘一个没创造文化的信仰乃是没有获得完全接纳、没有思考完整、没有忠信地活出来的信仰’。信仰把具体的人纳入天主的子民中，但必须不使教友脱离他们的人民和他们的文化。教会的整个行为就是努力设法拥抱所有愿意成为基督门徒的人，教会必须陪伴他们在各自的团体文化中善度每日的生活旅途。向一个民族传播福音和福音的本地化两者相辅相成；然而，为了使这样的相互关系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必须得让文化变得有能力彰显信仰的标志、并走上净化民族传统及其与福音无法相容的生活思维方式之路。至于教会，她必须了解福音的愿景，使自己有能力吸收各民族的价值。只有在如此合情合理而稳定的平衡中，教会才能将福音讯息完整的真谛和天主圣言的力量、以及一个民族的本质和其文化的所蕴含的真实价值及力量通传给那个民族”^[12]。

两种精神之间的对话

然而，福音与文化的相遇并不以单向的方式出现，它们的相遇该是双向的。毕竟，相互性乃是具体物质的精神化及精神的具体物质化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一如杜勒斯枢机所说的。问题在于，在诸多情况中，文化界接触民间宗教情愫的过程仅从这两个异变因素之一的角度来看。于是，民间宗教情愫终被视为仅是人性的产物，也因此，当我们在谈论如何搜取民间宗教情愫最纯真的本质，也就是方济各教宗所说的﹤神学之境﹥时（参见«福音的喜乐»劝谕126节），便衍生出许多负面的牵连。

这类把民间宗教情愫缩减为民族特性表现的不完善接触不仅来自外在，也出自其内在。换句话说，这些不完善、有缺陷的接触既来自那些企图把民间宗教情愫或任何宗教艺术表现贬为纯民俗或历史或文化层次的人（他们以旅游观光、经济和俗化为由，贬低或忘却信仰的根源和它的内在生命^[13]），也来自那些希望教会进步、渴望净化教会的错误和偏离、或拒绝令人不适的教会传统的人。

所有这一切都有个相同的结果，即去除基督信仰文化的灵魂、精神和它那使人与天主交往的能力，将之贬降为社会文化，仅以纯人性或被俗化或进行俗化的美学准则来界定基督信仰文化。

至于民间宗教情愫，它在与文化接触和阐述自身的时候，展现其自身为人民集体的表达，为旧时代的遗物，是历史的遗产，它让我们看到的不是获得基督信仰熏陶的文化，而是根源于基督信仰之前的宗教敬礼和无知人民的迷信等等。虽然在民间宗教情愫中这样的进程表现得更为具体，因为那是非物质的活生生的事实，但实际上在这样的进程中又加添了其他的文化表现。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发掘艺术和文化的神圣层面。这种重新发现的进程，根据耶稣会士贝特·德勒曼斯（Bert Daelemans）的说法，要求我们不再根据«解说性»或«功用性»的观念来“使用”艺术，俾能够«重新发现隐藏在艺术内部的祈祷背景，辨识并尊崇真正艺术所蕴含的神圣价值，从而教导自己拥有美学的感性»^[14]。为此，既然民间宗教情愫在其名词最深刻的意义上也是基督信仰文化的表征，所以也应该在艺术界推动类似的发展进程。这个进程经由恢复艺术的垂直或精神价值意义来进行，这个价值意义在许多情况中被一种纯粹横向的观点所模糊或掩盖。换句话说，就是要记住在基督信仰的文化概念中，理智、情感和人的创造性并非唯一的主角，因为天主圣神也介入文化中。

礼仪专家公萨洛·古斯曼（Gonzalo Guzmàn）的一些话可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进程，他说：「每个文化都是动态的，它产生并传递自己的历史。它是一股隐藏在每个民族中的创造力，各民族借着它来面对或设法应对时代变迁所带来的种种内外不同的处境。为此，当文化遇到信仰，也就是遇到本地化的福音时，这个具有创造性和传递功能的活力便开始成为福传者和传教者。为此，文化被视为传播福音者和接受福传的主体。在这样的进程中，民间的宗教敬礼崇拜有其特殊的重要性…。正是护卫者圣神在人类心灵中的临在，使得人能够塑造始终新颖的，表达其与天主关系的方式。民间宗教敬礼崇拜乃是神性和人性两个精神合作创造出来的成果；是信仰走向成熟过程的标记，当然，这个标记在某些现象上有待净化。民间宗教敬礼崇拜含有一股传教和自我福传的力量，教会牧人都应该加以引导和强化，绝不可伤残它。民间宗教情愫，特别是民间宗教敬礼崇拜，以其充满情感的象征性语言，或许是天主圣神用来作为信仰入门的第一个工具」^[15]。

当今信仰与文化对话中的民间宗教情愫

从这方面看，在一个走向俗化的世界中，民间宗教情愫在信仰与文化对话中竟成为重要的因素，这实在有点矛盾。比方说，这个矛盾表现在民间宗教情愫的复苏推翻了许多俗化的社会学家和神学家的预见，他们曾宣称宗教将在社会大众公共生活中消失。可是事实显示民间宗教情愫仍然是许多社会文化的组成要素之一，这凸显出对宗教的认同和对天主的渴望仍铭刻在二十一世纪男男女女的心坎中^[16]。

另一个矛盾现象就是：人们寻找以当代文化的形式活出对天主的渴望，只不过这些形式乃是先前其他文化的模式，而非教会为了建立与我们的文化对话而采用的许多中介。为了进一步了解当代人以他们的形式表达对天主饥渴的经验，阿根廷耶稣会士豪尔赫·塞伯德（Jorge Seibold）所引述的说明很具启发性。他解释当代人在民间宗教情愫中寻找一个没有教条、没有要理、没有体制的宗教，以表明其愿意以不同的方式活出对天主的信仰^[17]。然而，当他们寻找那些表面看来似乎与当代人在日常生活挑战中找寻耶稣基督的天主没什么关系、却也帮助他们与天主相遇的旧时代的表达形式时，这种模式也成了矛盾。

为我们来说，这些乍看起来似乎无法理解的矛盾，实际上在民间宗教情愫中进行信仰与文化对话时，却能成为让我们发现三个重要因素的大门：首先，当代人对天主的想念经由民间宗教情愫显示出来，这样的情愫成为准备教外人与天主相遇的前奏^[18]，也维护他们免于陷入俗化的危险^[19]，同时也是使信仰与文化结合（参见«福音的喜乐»劝谕69节）以及在教会内进行文化自我福传^[20]的工具。其次，民间宗教情愫让我们看到梵二大公会议之后教会在推动与当代世界对话的努力中，在我们的文化内部仍有许多要素证明早在过去信仰已结合在文化中。如果我们想要为真正的基督信仰文化的对话铺路，就应该留意到这点^[21]。最后，从前面所说的我们发现，由于社会巨大和快速的变迁，今天的人已陷入文化和宗教认同的危机。也因此，正如卡洛斯·阿米戈·巴雷豪（Carlos Amigo Vallejo）枢机所强调的，当今的人需要与自己的文化进行修和的工作，使自己经由这个修和得与天主相遇^[22]。

需要在民间宗教情愫中进行文化分辨

由民间宗教情愫所促成的人性精神与神性精神之间的对话，就如基督信仰文化的各种表现那样，其间经常存在着虚伪、陷阱和过错，必须予以揭穿和唾弃。这样的进程就是耶稣会士神学家保罗·戛拉格尔（Paul Gallagher）所称的进行«文化上的分辨»，目的在于获得«文化上的安慰»，也就是获得文化和信仰的和谐与齐头并进，让我们在天主圣神的引导下认识到天主的智慧^[23]。

至于对民间宗教情愫所进行的分辨，保禄六世教宗已指出民间宗教情愫能有的一连串局限（参见«在新世界中传播福音»40节）；而教宗方济各更对这些局限加以说明和陈述（参见«福音的喜乐»69-70节）。这两位教宗均确认民间宗教情愫所蕴含的潜在能量，方济各教宗甚至视民间宗教情愫为医治并解放所有那些局限的最好起点（参见«福音的喜乐»69-70节）。为此，我们以为在民间宗教情愫中进行文化分辨时，宜注意到一连串的建议和规则。这些建议和规则，按照依纳爵的方法，足以使分辨的工作达到良好的目标。

第一个规则就是应用圣依纳爵所教导的自问«我去哪里和为何而去»^[24]。此亦即意识到在民间宗教情愫中进行信仰与文化对话的首要目标乃是传播福音，一如保禄六世教宗在«在新世界中传播福音»中表明的：「必须向文化和人的各种文化传播福音，但不是表面涂漆的装饰性质，而是深入到生命根底，亦即梵二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就这些名词所阐述的既丰富又广泛的意义，始终从人开始，并回归到人际之间和人与天主之间的关系」（«在新世界中传播福音»20节）。

第二个规则在于不掉入幼稚和讨好境地，也不抱持不信任的心态。前两者的态度是假设所有怀有民间宗教情愫的凡人都具有纯净的信仰；或者信以为那些冷淡、远离教会的人开始在真诚地寻找信仰或接近祈祷，而其与教会的接触亦仅在此而已。第三类人的态度是不信任任何不跟随官方正式准则的，或与自己所信和所追寻的不完全一致的信仰经验。事实上，这个规则要求我们接纳民间宗教情愫中存在的对立和混杂的动机^[25]，好能根据信仰的现实精神引领这些对立和混杂的动机走向圆满的结局。

梅德因文献（documento Medellin）就这方面如此表明：«人服膺信仰，以不同的层次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因此，不能轻易以任何表面看来属于基督宗教信仰的表征来肯定一个人的信仰；而真正服膺信仰和真实参与教会生活的特征，即使微弱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含有虚伪、世俗、甚至自私的成分，也不能随意遭到否定。事实上，信仰作为人类现世旅途中的行为，常参搅着种种不完善的动机»^[26]。

第三个规则的关键在于让文化处于它的位置，既不使它成为绝对的权威，也不低估或俗化它。如果福音不能认同于任何文化，但为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民族并非如此。为此，当一个人与民间宗教情愫接近时，既不能陷入只重视展现宗教热忱的唯物论中，也不能陷入以为外在宗教热忱没必要的唯神论中。这也就是说，应该让精神物质化，也让物质精神化，好让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时代能够参与物质与精神相辅相成的进程。为此，宜特别留意维护民间宗教情愫活力的核心，不使之遭到俗化，沦为单纯的人为创作。事实上，只有当民间宗教情愫被引入人性精神与神性精神之间的对话时，它才能够给人指出与天主、与他人、与环境建立关系的新方式，也能激发出基本价值（参见«福音的喜乐»74节）。否则，我们将使信仰陷入适应文化并屈就于文化的诱惑，而非天主与人相遇的神学场所。

第四个规则是总要在忠于教会、忠于教会共融的原则下度文化和民间宗教情愫的生活。从一方面说，这意味着我们要记住民间宗教情愫的真正核心就存在于教会受托保管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中；从另一方面说，不可相信那些使人自我封闭的个人主义，其中以«精神俗化»为首（参见«福音的喜乐»93-97节），因为它们摧毁基督奥体内各肢体之间的共融。总而言之，民间宗教情愫有任务创造文化，并以手足友爱之情而非个人主义的精神活出这个文化的召叫，因为个人主义者常以为只有他握有真理，或采信类似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o）者的态度来寻求自己心灵的安适。

第五、也是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规则，因为它正如每个基督信仰经验那样，提醒我们注意到所有这一切的关键就是爱。方济各教宗在«福音的喜乐»中强调：「为能认识了解民间宗教情愫，必须以善牧的眼光接近它，因为善牧不做评断，而是去爱。只有从爱所赋予的自然感性出发，我们才能重视信仰基督的民族、尤其是贫苦人士宗教敬礼中的天主圣三的生命。这使我想起那些跪在子女病榻下的母亲们即使连信经的经句也念不出来，但双手紧握着玫瑰经念珠的情景；或者在极简陋的居所内点燃一支蜡烛，满怀热望地祈求圣母玛利亚助佑，或以深爱的眼神望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那样。凡是热爱忠于天主的神圣子民者，不能视这些行为仅是对神的自然追寻而已，而是由倾注在我们心中的圣神以其行动而彰显出来的天主圣三的生命（参见罗马书5，5）」（«福音的喜乐»125节）。

其实，只有以这种充满爱的凝视才能发现，在似乎稗子丛生的田地里，也结满麦穗，因此我们没有权利将之拔除。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凝视有能力借着爱来净化那块田地，慢慢地准备在收割的时候麦子终于克胜稗子。

从这整个过程得出的结论是：把信仰与文化隔开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好比使肉体与灵魂隔离同样不可能。为此，我们面对的挑战或许不在于隔开它们，以便确定信徒生活中何者比较属于信仰层面，何者又更属于文化层次；而是设法整合两者同归于一个方向，使它们之间建立起可以并行的对话。如此，民间宗教情愫能够成为我们当代男男女女的«神学场地»，而不仅是把我们与自己的地方和历史拉上关系的文化表现形式而已。

1. 参见梵二大公会议文献：«教会宪章»17号；«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 58号；圣若望保禄二世«救主的使命»通谕，1990，52-54 号；圣若望保禄二世«在大洋洲的教会»宗座劝谕，2001，16-17 号；圣保禄六世«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劝谕，1975，20 号。 ↑

2. 参见M. P. GALLAGHER, Fede e cultura. Un rapporto cruciale e conflittuale, Cinisello Balsamo (Milano)，San Paolo，1999，88-90。 ↑

3. A. Dulles, «The Prophetic Humanism of John Paul II», America, 23号（1993）9. ↑

4. 教宗方济各«福音的喜乐»劝谕，2013，122 号。 ↑

5. 参见V. Codina, La religiòn del pueblo. De cuestionada a interpelante, Santander, Sal Terrae, 2019, 157s。 ↑

6. 参见圣座（教廷）礼仪圣事部2002年公布的«Direttorio su pietà popolare e liturgia»（有关民间宗教敬礼与礼仪的指南）9-10号（www.vatican.va／roman curia／congregations／ccdds／documents／rc_con_ccdds_doc_20020513_vers-direttorio_it.html）。 ↑

7. 参见J. SEIBOLD, La mistica popular, Buenos Aires, Agape, 2016, 29-65。 ↑

8. 参见圣座（教廷）礼仪圣事部年公布的«Direttorio su pietà popolare e liturgia»（有关民间宗教敬礼与礼仪的指南）2 号。 ↑

9. 参见圣座教义部2000年6月26日公布的 « Messaggio di Fatima（法蒂玛的讯息）»（www.vatican.va.／roman curia／congregations／cfaith／documents／rc_con_cfaith_doc_20000626_message-fatima_it.html）；另见«天主教教理» 66号。 ↑

10. 参见E. Salvatore, «Arte Sacra e Territorio», in G. DE SIMONE (ed.), La devozione popolare tra arte e teologia, Napoli, Quaderni di arte e teologia, 2019, 49。 ↑

11. 参见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设立宗座文化委员会谕令» ，1982年5月20。 ↑

12. 见J. M. Bergiglio, «Cultura e religiosità popolare», Nei tuoi occhi è la mia parola. Omelie e discorsi di Buenos Aires 1999-2013, Milano, Rizzoli, 2016, 589。 ↑

13. 参见OBISPOS DEL SUR DE ESPAŇA, El catolicismo popular. Nuevas considerasiones pastorales, Madrid, PPC, 1985, 3; 5.3-5.4。 ↑

14. 参见Bert Daelemans, «Tres claves ignacianas para orar con el arte», in Manresa 92(2020) 339。 ↑

15. Gongzalo Gusmàn, «lo popular como un lugar teològico de encuentro entre la liturgia y la piedad», Roma, Edizioni Liturgiche Vincenziane, 2016, 136s; 208。 ↑

16. 参见C. Galli, S. Movilla Lòpez, Fe y piedad popular. Fuerza evangelizadora de la piedad popular. Las imagenes. Las bendiciones, Barcellona, Centre de Pastoral Liturgica, 2015, 24。 ↑

17. 参见Jorge Seibold, La mistica popular, 55s。 ↑

18. 参见J. OTÒN, Tabor. El Dios oculto en la experencia, Santander, Sal Terrae, 2020, 144-146。 ↑

19. «为许多人来说，民间宗教情愫仅是他们与教会和与基督信仰在天主及人的真理方面结合的维系。这样的情愫比我们所谓的某些“官方的”牧灵计划方案更触及具体和真实的人。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此的宗教情愫不能偏离真正基督信仰的经验。为能做到这点，必须避免冷漠的、理智化的、抽象的、与人民脱节的牧灵态度»。（参见C. AMIGO VALLEJO, Religiosidad popular, Boadilla del Monte, Madrid, PPC, 2008, 208）。 ↑

20. 参见J. C. SCANNONE, «Evangelizaciòn de la cultura moderna y religiosidad popular en América Latina», in Teologia y vida 28(1987) 66-71。 ↑

21. 参见P. Sequeri, «Coscienza cristiana, ethos della fede e canone pubblico», in ASSOCIAZIONE TEOLOGICA ITALIANA, A misura di Vangelo. Fede, dottrina, Chiesa, a cura di M. VERGOTTINI, Cinisello Balsamo (MI), San Paolo, 2003, 13-30. ↑

22. 参见C. AMIGO VALLEJO, Religiosidad popular, 121。 ↑

23. 参见M. P. Gallagher, Fede e cultura, 171s. ↑

24. 依纳爵·罗耀拉的«Esercizi spirituali（神操）»239节。 ↑

25. 参见S. Morra-M. Ranconi, Incantare le sirene: Chiesa, teologia e cultura in scena, Bologna, EDB, 2019, 179。 ↑

26. 拉丁美洲主教团第二届大会文献«Documento Medellin» VI, 6, in Enchiridion – Documenti della Chiesa latinoamericana, Bologna, Emi, 1995, 1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