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拉达书》是新约中的一份特殊文书,是保禄宗徒在一个令人忧虑的时期写下的书信。当时,一个他经过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和心爱的热忱团体陷入了“犹太化”道路。一些已接受基督耶稣信仰的以色列人,强调救赎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必须遵守犹太法律、传统和割礼。他们认为,最终使人得到救赎的主要因素并非基督救恩,而是犹太法律。

这是一个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微妙情况,《迦拉达书》需要以谨慎的态度面对这新状况和这个对新生教会生死攸关的问题。犹太化支持者迫使保禄对一个根本问题进行反思:难道基督徒需要成为犹太人吗?针对这个问题,宗徒逐步深入的认识对宣讲福音至关重要,他坦率的措辞在书信的第三章中达到高潮:“因为你们凡是领了洗归于基督的,就是穿上了基督: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耶稣内已成了一个”1

这也是有史以来对信仰的救赎价值的首次反思。福音在继此之后更晚的时期才出现,其写作完成于宗徒在教会初期进行的开拓性工作之后。也正是出于这个历史原因,《迦拉达书》文笔犀利,充满了浓厚的激情。从神学角度来看,作为保禄在履行多年宗徒使命之后对其思想发展的阐述,他在此封书信里对教理的论述充满了激昂、亢奋和紧张。尽管这种对论题的“炽热激情”有助于吸引读者并与其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但缺乏进行全面讨论所需要的冷静。

《迦拉达书》和《罗马书》

自迦拉达人的团体成立以后,一种新出现的情况令宗徒保禄陷入不安,迫使他不得不介入。一方面,在那个时期,保禄正在进行内心自我发现和比较,重温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他恰恰在履行宗徒使命的问题上遭到攻击。这一切无疑更坚定了他的信仰见证,不管是内心深处的信念,还是传统的旧约圣经,共同的信仰构成写信者保禄与收信者之间的纽带。由此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对和平、共融及协调发展的自由选择是基督徒生活不可放弃的最基本特征。

与此后不久写给罗马人的《罗马书》相比,《迦拉达书》仿佛只是一个草稿。尽管两书主题相同,但后者语气沉稳而安宁,有助于确保叙述的可靠性,而不以发表清晰明确的观点为宗旨。《罗马书》相当晦涩难解,是保禄写给他本人不曾相识的对话者,并且双方之间也未曾发生具体冲突。

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对于犹太化宣讲者促成的转折点,《迦拉达书》旨在道出“本质”,阐明基督救赎的具体内涵,并强调基督信徒的核心及其人生价值的界定。因此,这封书信对我们每一代和任何历史时期的基督徒都至关重要。我们需要优先考虑根本要素,尽管这样做会带来忽视其他重要事物的风险,但其绝对优势是有助于理解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根基,同时哪些是次要的,并因此可予以不同的边缘性发展。

教宗方济各和《迦拉达书》

在2019年的亚马逊世界主教会议上,教宗方济各曾多次参与讨论,并且未点名地提及了《迦拉达书》。大会的讨论主题是难于找到解决方案的亚马逊地区冲突问题。对此,方济各围绕“满溢”或“溢出”(西班牙语desborde)对天主的怜悯进行了反思,针对救赎的历史就两个根本问题进行了讨论。

首先,教宗谈到的是救赎的“满溢”:“天主治理万物不仅限于法律规范,而更是诉诸于恩宠,这好比一个溢流,是‘更富足的’天主的行动” 2。这也恰恰是《迦拉达书》的基本主题:在主耶稣里的信仰超越梅瑟法律。

犹太化宣讲者认为法律是来自天主对其选民的礼物,因此是一个不可逾越的事实。另外,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先例也可以印证这一教条:耶稣的生活和工作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祂是犹太人,领受了割礼,用圣咏祈祷,遵守礼仪和星期六安息日(除了一些出于特殊原因的例外)等等。因此,为了得到救赎,皈依上主天主的的外邦人也必须遵守法律规诫。如上所述,对法律的遵从是蒙受恩宠的基础。

第二个反思涉及在耶路撒冷讨论关于外邦人必须遵守梅瑟法律的会议(参阅宗15)。也就是说,“在教会中,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产生了传统问题上的冲突。在那种情况下,为了解决问题,教会并没有简单地要求外邦人‘遵守规则’,而是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以具有超跃性的“满溢”行动,将自己交付于圣神” 3。在那次会议中,对那些试图扭曲教会的人,保禄宣讲的“福音的真理”(迦2,5.14)得到圣神的确认,保证了教会的统一。保禄的福音宣讲与其他宗徒的宣讲相符合,因此,伯多禄与保禄分担了对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传教区,并为筹资建造耶路撒冷圣殿共同许下承诺。如果以犹太传统为基础,教会则有可能沦为“隔都”。这样,籍着圣神的引导,基督徒团体逐渐开始建立起来,并成为一个“天主教”普世教会。

圣保禄《迦拉达书》中心环节的上述两个方面及其在救赎上的力量是教宗方济各在世界主教会议上发言的着眼点,他籍此为例,指出了一个以圣神为引导解决冲突的道路。

《迦拉达书》和海因里希·施利尔(Heinrich Schlier)的内心经历

海因里希·施利尔是保禄书信的一个出色释经者,他生平中一个具有转折性的事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迦拉达书》的力量及其对信徒良知的影响。施利尔生活在上个世纪(1900-78年),曾是波恩神学院的新约和古代教会史教授。1949年,他为久负盛名的新教丛书迈尔斯评论(Meyers Kommentar)撰写了对《迦拉达书》的注释,成为该系列的第七卷 4。此书的出版引起很大轰动,并连续多次发行(1951年,1962年,1965年,1971年),直到70年代后,不知因何缘故绝版。

仿佛出于天主的新启示,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施利尔教授本是福音派信徒,在《迦拉达书》注释的写作过程中,保禄的经历使他深受触动。注释工作结束时,他已成为了天主教徒。书信中动人的描写和保禄义正词严的奋力反驳使施利尔深刻地体验了宗徒的激情和磨难,他不断严肃地向自己质疑。到完成艰辛的写作工作之时,他已同昔日判若两人。他对基督的信仰和对宗徒的教会的信仰已同归一处。施利尔摆脱了新教教徒的疑惑,发现了伟大教会传统的价值和重要性。他还出人意外地撰写了一本书,讲述自己的灵修经验:《简短陈述。天主教信仰的公开声明》 5

继《迦拉达书》之后,似乎出于施利尔继续追寻宗徒整个灵修历程的愿望,他开始撰写对保禄《罗马书》的注释。但写作完成后,他的文本却遭到新教丛书的拒绝,直到 1977年,才通过天主教出版社Herder,在圣经注释Theologische Kommentare刊登 6

通常情况下事情往往与此相反。比如,马丁路德在成为“宗教改革者”之前,分别于1515-16年和1516-17年见先后撰写了对《罗马书》和《迦拉达书》的注释。这也正是新教的起源。路德反方向地经历了保禄的原始路线。他对《迦拉达书》的注释是在维滕贝格(Wittenberg)讲授《罗马书》之后,也就是说,他的经历是保禄从文笔安宁客观到措辞激昂犀利的转变。此后,路德在其一生中始终坚定不移地扮演着 “宗教改革者”的角色。他多次对《迦拉达书》发表过注释,并发行了至少三个版本(1519年、1531年、1535年),其中有数十个重印本。什么是救赎?对这一折磨人类良知的最大问题,路德在宗徒的书信中找到了解决方案。实现救赎需要通过人吗?谁可以施行救赎?路德从未掩盖自己对《迦拉达书》的热情和忠爱,相反,他不仅终生对这封书信进行研究,甚至曾以对最心爱的人才有的表达方式说过:《迦拉达书》是“我的新娘(mein Keth von Bor)” 7

《迦拉达书》的结构

书信结构遵循的修辞写作方案如下:在致问候辞(1,1-10)之后,有一个回忆保禄在大马士革经历的叙述部分(1,11–2,16);然后,由叙述进入围绕信仰和辩护两个主题展开的讨论(2,17-21),以圣经和亚巴郎的坚定信仰为基础予以印证,并比较了建立在旧盟约基础上的两种救赎(3,1–4,31)。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基督解救了我们,使我们获得自由;可见,信德需以爱德行事(5,1–6,10)。书信的结尾是对迦拉达人的告别,保禄深情地称其为“弟兄们”(6,11-18)。

不论是否出于本意,书信使用的不是文学体裁,而是一种进行法律辩护的口吻:保禄是一位宗徒而并非作家,他的写作完全服务于使徒工作的职能。另外,保禄宗徒独自面对其特定历史背景和使命,无法以旁观者冷静的态度从容看待自己的生活。他并非一个普通的犹太基督徒,在将自己奉献给天主之前,他已彻底体验了犹太人经历,尝试了不可实现的幻想。保禄还是神学家,因此,他不仅从具有前瞻性的牧灵角度对待宗徒使命的事宜(像伯多禄一样),而且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以其自始至终在救赎结构中的贯穿对它们前因后果的可能性予以分析。《迦拉达书》的基本讨论内容是有关存在。

福音与旧约

因此,保禄在《迦拉达书》中预定的目标是揭示基督徒应具备的最基本和必不可少的因素:对复活的上主及其恩典的信仰。但这种态度可能在有意无意中导致一个相悖后果,诱使我们为解开症结而丢弃其他信念,也就是,因信仰的忠贞而抹杀历史的连续性。有的人为了试图解决问题,甚至会拒绝旧约。

一种观点认为:福音本身是完整无缺和自成一体的崭新开端。因此,旧约被搁置一边,导致对源头失去感情,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脱节,最源头被相对化。事实上,我们不应忘记旧约是新约的种子:救恩历史的启示源于天主的奥迹,存在着一个“起初”(创1,1)。

书信的论点

《迦拉达书》证实的一个论点是,保禄与十二宗徒宣讲同样的福音,是一种独立中的共融(第1-2章)。这是一个在历史事实基础上展开的以理据争。文中对具体细节的回顾完全出于对以上论点的证实,并非出于其他目的。当然,即使我们力求更好地使用历史文献,比如将神学角度上颇为微妙的《宗徒大事录》与《迦拉达书》作比较,重新追溯所有这些情节也显然是不现实的。《迦拉达书》终究是一份第一手史料。

保禄以自传体叙述为自己进行辩护,是因为有人指控他所宣讲的福音是为了取悦于人 8

但众所周知,对保禄的指控与他的真实生活毫不相符,对此,出于迫不得已,他以富有个性的文笔一一予以反驳。保禄是教会里的门徒,但也曾对它有所迫害,他成为基督徒后对天主的完全服从与其在犹太教中的依附相同,并且完全符合人固有的感受和行动以及普遍性的宗教虔诚。此外,他在大马士革得到了圣神的直接引导,接受了信仰的归化。此外,保禄的反对者指控他在讲道中因牟取私利而取悦于人,但这些诬告实际上无非是对犹太主义的依附,亦或是出于这些攻击者的需求。

事实上,为此付出代价的人既不是其他人,更不是他的攻击者:唯有保禄,饱受了圣经中所讲的孤独和贫穷,以及从母胎中已被天主选拔和召叫的信者需承受的悖论的代价(1,15)。

可以肯定的是,“由人而来的福音”(1,11)指的是亲情、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密关系,同时也是在以色列需遵从的天主的旨意。这种遵从基于一个律法,它是天主的圣言,但也是规范公民生活和制度的文本;体现与天主真实相遇的不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是在认可祂的团体中的归属。不管是在基督之前和保禄时代,还是我们生活的今天,以色列人一直以天主选民而引以自豪。这种自豪感主要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但也在信仰之外,甚至在否认信仰的情况下普遍存在(一些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以色列人也坚持其正统“犹太人”身份)。

与本民族历史的团结一致是人类的自发情感,至少从伦理道德范畴上来说,这种一致通常与历史遗留交织在一起,包括个人记忆、文化和语言。

此外,我们也有必要考虑伯多禄和十二宗徒接受福音启示的方式。他们与主的共融生活是朋友间朝夕相处的日常起居和对话情境,是耶稣言语的直接见证人。在这种自然进程中,这些最有权威的宗徒们遇到的难题能够在与师父的对话中得到解决;然而对于保禄,他与天主的关系却自始至终面临特殊情况,有时是打击,有时是启示 9,从来没有过亲切宁静的对话和平等的交谈。十二宗徒与主耶稣同起同居,接受福音并享有“柱石”(2,9)之称,保禄却被排除于其外。

归根结底,即使那些按人的看法认识过基督的人(参见格后5,16),现在也只能像保禄一样与祂建立属灵的关系。祂是上主,Κyrios,施予我们与圣神的共融,而不是日常生活情境。也就是说,宗徒保禄个人独处的情境已成为所有基督徒的规范。

参考文献

  1. 参阅迦3,27-28; 参阅格前12,13; 哥 3,11;费 16。
  2. D. FARES, 《“亲爱的亚马逊”的核心。“前进中的满溢”》(Il cuore di “Querida Amazonia”. “Traboccare mentre si è in cammino” ), 载于公教文明,2020 年I 537。
  3. 同上。
  4. 可参阅由M. BELLINCIONI翻译的意大利文评论: H. SCHLIER, Lettera ai Galati, Brescia, Paideia, 1965年;根据1962年原版。
  5. 参阅H. SCHLIER, Kurze Rechenschaft,见K.HARD(合编), Bekenntnis zur katholischen Kirche mit Beiträgen von M. Giessner, G. Klünder, H. Schlier, R. Goethe, Würzburg, Echter, 1955年, 169-192 (意文译本, H. SCHLIER,:《简短陈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解经者之一皈依天主教的自传》Breve Rendiconto. Il racconto autobiografico della conversione al cattolicesimo di uno dei più grandi esegeti del Ventesimo secolo,L. CAPPELLETTI编, Roma, Nuova Òmicron, 1999)。
  6. H. SCHLIER, Der Römerbrief, Freiburg i. Br. – Basel – Wien, Herder, 1977年。
  7. 参阅 M. LUTHER, Tischreden 1 (Weimarer Ausgabe), Weimar, H. Böhlaus, 1912年, 条146, 69, 18-19。
  8. 参阅迦1,10。保禄不断遭受攻击,他在这一节经文中三次点名指出这些指控他的“人”。
  9. 参阅迦1,12; 格前15,8; 格后12,2-9。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