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教宗方济各就任已愈七载,他任期内推进教会的动力是什么?某些评论员和分析家质疑这种动力是否依然存在,另一些人则努力探索其内涵。这些疑问可以用以下形式提出:方济各如何进行教会管理?结合近几年的实际,我们应如何对其加以理解?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将在此试析这种管理方式的真实意义,其执行者是一位讲求实际并具有丰富个人和教育经历的人物1

让我们一起回顾特利腾大公会议的时代。会议伊始,便有一些担任神学专家职务的耶稣会士出席:他们是依纳爵应教宗保禄三世的要求,任命并派遣参会的神学家迭戈·莱内斯(Diego Laìnez)和阿方索·萨默隆(Alfonso Salmerón)神父。此后,奥古斯塔主教巡察史克劳德·杰伊神父(Claude Jay)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向他的同会弟兄传达了如何在会议上表现的有关指示 2。有趣的是,他丝毫没有介入教义和神学方面的问题,却只是关注耶稣会士应如何提供生命的见证。能够在大公会议这样独特而重要的背景下提出类似想法,这足以使我们领悟依纳爵对改革教会的初衷。对他而言,从人的内心开始转变才是首要问题。

这便是依纳爵所说的转变“结构”的保证。《神操》的宗旨是为人和教会的“改革”服务。这种改革也是理解方济各议程的关键。举例来说,依纳爵曾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建议大家去医院看望病人:“听穷人的告解并安慰他们,如果可能也带些东西送给他们并让他们作祈祷” 3。正是出于对这耿耿衷心的训导,方济各在就任宗座之后的首次牧灵访问是前往兰佩杜萨岛(探望难民——译者按),这一举动是教宗对“慈悲星期五”信息的充分体现。

方济各是耶稣会士,他的教会改革观念与依纳爵的愿景相辅合。历史上,对于团体和教会的管理方式,耶稣会士在不同层面上具有他们的独特风格。方济各是有史以来耶稣会士首次当选罗马教宗,也是这种独特风格得以展示的契机。

因此,在进一步展开对主题的探讨之前,非常明显的是,鉴于形成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个人性格的灵性魅力,任何在教宗方济各任期内因反对其灵性、牧灵和结构转变而大做文章的人,究根结底是因为缺乏对其核心的理解。改革是一个真正属神的改革过程,但同时也会时缓时速地引起形式——亦称“结构”——上的改变。就像石蕊试纸随着液体中的酸度或碱度自然地改变颜色一样,改革是一个自然的转变过程。因此,争取改变不是停留于虔诚灵性指导的纸上谈兵,而是一种切实的管理行为。

在耶稣会不同的灵修模式中,对贝尔格里奥影响最大的是耶稣会士圣伯多禄‧法伯尔(Pietro Favre,1506-46年),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称其为“革新神父”。他认为,内在经验、信理表达和结构改革之间彼此紧密相关。同样,圣依纳爵认为祈祷不仅涉及心灵和思想,也有身体的参与,需要摆正适当的姿态。教宗在2013年8月接受本人代表《公教文明》所做的访谈中指出,“强调苦修主义、静默和作补赎是一种扭曲的思潮,它一度在耶稣会,尤其是在西班牙环境中流行。我则更接近神秘学思想,也就是路易·拉勒芒(Louis Lallemant)和让-约瑟夫·苏林(Jean-Joseph Surin)的思想。法伯尔也是一个神秘者” 4。教宗方济各的改革思想正是由此起源 5

改革者就如 “自我空虚”

“阅读教宗关于耶稣会士的谈话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改革的核心和坚定不易的决择。2014年1月3日,教宗在耶稣堂的弥撒讲道中说:“基督的心是为爱而‘自我空虚’的心。我们每个追随耶稣的耶稣会士都应该具备“空虚自我”的精神。耶稣会的中心是基督和祂的教会,我们要对贬抑自己的召叫做出回应,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方济各认为,改革扎根于这种忘我的奉献,在他最热衷而且引用最多的一段圣经章节中(斐理伯书2:6-11),教宗看到对真正改革的描述。如果没有真实的“ 空虚自我”,只停留在理念上,不管是一个理想的项目计划,还是花好月圆的良好愿望,都仅仅是老生常谈的变革意识形态。

改革是一种可能含有狂热成分的意识形态,并且同所有意识形态一样,它们都唯恐失去自己的支持者。对于那些如果无法大展宏图便会大失所望的人,改革也就无从谈起。方济各心目中的改革与这种变革的意识形态截然相反,若能“扫除”这种世俗逻辑,便能水到渠成。教宗任期的推动力并非对行事能力或拟定变革的刻意追求,而是分辨和自我空虚的时候,并以此更好地彰显基督的使命。分辨本身就是改革的“系统结构”,它可以在组织机构中得到具体落实。

方济各在接受奥斯汀·伊弗雷(Austen Ivereigh)采访 6时说:“教会是一个机构”,她的存在可以避免一些幻像:教会是抽象的、天神心的和诺斯底主义的。但是,使教会成为“机构”的是圣神 7,“祂的魅力带来混乱,但同时也在其中创造和谐”。教会“作为朝圣和福传的子民,她……必然地以机构的形式出现,但同时又超越任何体制”(《福音的喜乐》,111号)。对于教宗方济各,圣神和机构之间绝不存在相互抵触。教会由圣神领导,正是由于“圣神引起的混乱与和谐之间存在的张力”,可以避免“教会的自我保全”(EG 27号)。这意味着一个动态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保留需要的,去处不需要的。换言之,教会的未来不可能是循规蹈矩、一成不变的。

因此,正如福音中的叙述,需要容忍莠子和小麦一起生长,因为像田地的主人所言:“不,免得你们收集莠子,连麦子也拔了出来。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在收割时,我要对收割的人说:你们先收集莠子,把莠子捆成捆,好燃烧,把麦子却收入我的仓里”(玛13,29-30)。

非意识形态的分辨

依纳爵∙罗耀拉创始的灵修是一种与历史动态发展紧密相关的历史性灵修。更确切地说,它超越历史,具有创建和组织机构的功能。依纳爵为服务教会而建立的灵修事工促成了耶稣会并催生了它与文化和历史对话的能力。

实际上,为了能够达到更全面的描述,以上所述是一个必要的背景,对理解教宗贝尔格里奥任期的做事方式至关重要。方济各在依纳爵的生命中发现了与自己的设想不谋而合的内在一致性。那么,贝尔格里奥解读的依纳爵“计划”又是什么呢?是一个意欲强加于现实的理论性观念?还是一个需要付诸实践的抽象意义?实际上,这些都不是。

方济各所理解的依纳爵计划“既不是功能性规划,也不是一个多种可能性的组合。他的计划在于使自己亲身经历的内在经验明确和具体化” 8。因此,关于教宗方济各有何“计划”的质疑毫无意义。教宗没有即成理念来强加于现实,也没有现成的意识形态性质的改革计划,他向前迈进的根基是灵修和祈祷经验的分享,是在人类的脆弱状况中进行耐心对话和磋商,提供具体回应。方济各创造的是进行真正公开对话的机构性条件,而不是在会议桌上进行战略性谋划和研究。在2020年的五旬节庆祝活动中,关于最后晚餐经验,他毫不犹豫地宣明:“使徒们向前迈进,他们没有准备,他们介入了,他们走出去了”。

显然,这个观点暗示着牧人应完全融入天主子民中,归属于祂的子民。以在智利发生的事件为例,继希克卢纳(Charles Scicluna)蒙席提交关于神职人员的侵犯行为报告后,方济各于2018年4月8日向智利主教们致函,他在信中写道:“对我而言,我认识到,并且希望你们忠实地传达这一点,我在评估和理解情况方面犯了严重错误,尤其是因为缺乏真实可靠的信息。从现在开始,我向所有受到侵犯的人道歉,并希望在最近几周内与被访者代表的会议上亲自对他们致歉”。

这些话表明,只有通过“沉浸”在人民及其苦难之中,教宗才能了解事实真相。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涉及着教会管理结构,是一种管理形式,而不仅是风格的问题。在此,即成观念排不上用场,各种信息也无法确保真实可靠,达到贤政的必经之路唯有相遇和沉浸。

这是一种体制风格改革,尤其是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当今教会的处境以及基督宗教的未来,它可能尚待更深入的理解和讨论。新冠疫情肆虐期间,教宗独自一人在一片空荡的圣伯多禄广场上发出“降福罗马城和全世界”(Urbi et Orbi)的文告并以弥撒的形式降福了全球,这一形象也许是其最有代表性的标志之一。

我们将这种前行的方式称为“分辨”,是对生命和历史中的天主旨意进行分辨。尽管这一切发生在心灵中,但追根究底是外在现实在内心中的回荡。这种发自内心的回响激励我们为寻找天主而进行开放性对话和相遇,不管祂在何处,即便是在界限分明的边境也不应产生任何阻碍。

最重要的是,在改革的思想中,现实总是高于理念 9,它不是对思想而是对现实的分辨,是对教会实实在在的历史进行分辨。因此,我们必须从历史出发,尤其是“想天主怎样在世上的一切受造物中为我操劳、工作” 10。因此,行动和决定必须建立在对经验的认真思索和虔诚解读之上。灵修生活有其特有标准。例如,当提出一项改革提议时,对于方济各来说,重要的不仅限于提议本身,还要看指导它的是善神还是恶神。也就是说,我们要考虑的不仅是提议的内容,还有它的提出和语言表达方式。毕竟,正如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1 所理解的那样,我们需要对源自圣依纳爵神操的语言表达进行分辨。

教宗与《公教文明》的分享笔记

以世界主教会议为例,对于教宗来说,就如 “神操”里经验神慰和神枯,善神和恶神会在会议过程中同时各抒己见,看似美善的诱惑也屡见不鲜。对此,圣父与《公教文明》分享了他的有关个人随笔,其反思将有助于我们的理解。方济各写道,有时候“恶神”最终会“投靠(不同派系的)意识形态,煽动使各方几败俱伤的冲突,这不仅会阻碍分辨,还会削弱对主教会议中一起前行起着重要作用的灵性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气氛最终将扭曲和压抑主教会场,形成教会使命有害无利的辩证和对峙局面。最终,每个势不可入的‘各人真理’不仅使自己画地为牢,并且会必不可免地将自己的困惑和不满散布到四面八方,使一起前行成为泡影”。

在谈到亚马逊世界主教会议有关“已婚并证明有德行的男性”(viri probati)的晋铎问题时,方济各写到:“对此有所讨论……一个充分的讨论……这个讨论虽然有充足的根据,但缺乏分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取得理想的合理赞同或相对多数的支持”。他继续表示:“我们必须了解,世界主教会议应超越议会的作用,尤其是对这种特殊情况的能动性。可以说,这个议题经过的是一个充足的、有成效的甚至是必要的议会式进程,仅此而已。以上是我在总结会议筹划劝谕期间做分辨时最深刻的体会”。

教宗这里所谈的既不是孰是孰非,也不是“已婚并证明有德行的男性”晋铎问题的可否。他提出的问题是围绕决定方式、思维模式以及进行真正自由的分辨的需求。

因此,“正如圣神对教会的引导,主教会议教育学的宝贵之处和独创性的一方面表现于脱离议会逻辑和致力于团体中的聆听。因此,我总是建议在适当地进行发言后保持沉默。一起前行意味着花费时间进行耐心恳切的聆听,这不仅使我们更好地展示和揭露自己表面不容置疑的立场(或至少是真诚对待),还有助于我们辨别好的麦苗,因为直到耶稣再临,杂草常常会掺杂在其中一起生长。那些没有理解福音的现实观点的人,只会使自己陷入尘垢秕糠的痛苦。真心诚意的聆听可以向我们展示呼吁转变的‘尚未公布议程’。如果做不到一起聆听圣神对教会的训导,那么主教会议又有什么意义?”。

最后,教宗的笔记结论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真的希望主教会议仍未结束。会议过程中大家一起度过的接待时期挑战我们继续一起迈进,并将这种经验付诸于实际生活中”。

因此,主教会议应是通过分辨提出建议的地方。方济各通过宗座劝谕对我们的训导是,在排除媒体或全民公决压力的前提下,既要聆听建议,也要进行表达建议的灵性分辨。他还提出需要评估是真正的分辨还是简单的争执。然后,他评估自己是否具有做决定的条件。如果条件尚未成熟,教宗会在不否认提案有效性的前提下暂停采取行动。在此同时,他将要求继续进行分辨和开放式讨论 12

一个开放型历史进程

对于方济各来说,决定过程中的内心意向在《神操》中得到了明确表达:“只希望随从天主的圣意,为的是更能全心事奉天主”(155号),因此,做出选择的唯一标准“只是为事奉、赞美至美善的天主”(157号),这是一个神秘家的理解,它与功能性大相径庭。

教宗的管理决择“与灵性分辨密不可分”。灵性分辨可以“补救生活中必要的模棱两可,有助于寻求最适合的方式,而不是非卓越或强大莫属” 13。因此,他聆听抚慰和失望,努力了解其导向,并根据这一灵修过程做出适当的决择。

方济各的这些想法源自圣伯多禄‧法伯尔的教导,后者在《回忆录》中区分了“我能做到的所有善事”和通过“慈善圣神的调解”可以做到的善事。因此,即使在教会的改革过程中,也可以不通过圣神的调解来成就一件好事。换言之,有些“真实的事物”不能用“灵性真理”来形容(《回忆录》,51号)。法伯尔的这种灵性智慧也在曾任教宗神师的米格尔·安杰尔·菲奥里托神父(Miguel Ángel Fiorito)的课堂上得到很好的体现14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方济各心目中的“革新神父”是圣伯多禄‧法伯尔。革新者的任务是启动或伴随历史进程。贝尔格里奥愿景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时间胜于空间。改革意味着启动一个开放的过程,而不是对权势的“改头换脑”或“占据地盘”。当年,依纳爵及其初期同伴也正是以这种分辨的灵修迎接了新教改革的挑战。

教宗对背景及起点非常清楚;他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脚踏实地地从现实出发。他打算走的是一条真正开放的路线,而不是一条理论性路线:这条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展开。因此,他的“计划项目”并非某种思想或概念的实现规划,而是一种生动的灵性体验,随着逐步成型,转化为付诸实践的具体行动。根据依纳爵的典型描述,这是关系着“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经历,既不是抽象的思想意识,也不是对事物的理论性认识。因此,这种内心的愿景不会通过协调组织将其强加于历史,而是融入人类和教会的历史,与坎坷不平的现实对话,随着时间的进程而发展。

方济各是注重“操练”的教宗,在他看来,作为上级,应该“不仅是管理者,更是进程的引导者”15。这才是他心目中真正的“灵性管理”方式 16。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教宗贝尔格里奥及其改革决心都将是超越“行政”性质的起步和伴随的过程:有时快如行云闪电,有时则会非常缓慢。它们不会陷入实用主义的形式,将启动改革的文件与改革本身混为一谈。

早在担任阿根廷耶稣会省会长任职期间,当年的耶稣会神父贝尔格里奥就用灵修和实践睿智在他写的感想中解释了这一过程的动态。他使用的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福音图像:“我们在激励下建造一座城市,但很有可能需要拆除自己事先在头脑中绘制的模型。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让天主的凿子雕出我们的脸庞,祂的敲击会消除一些我们误认为表情的抽动” 17

破坏部分(pars destruens)也就是对“模型”的拆除,是以信念为基础将凿子托付给天主。方济各一段有趣的笔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行动,他说:“在事物的进程中,等待意味着相信天主比我们自身更伟大,同样道理,引领我们的是圣神” 18。教宗不断地进行分辨,以开放态度面对未来和教会改革:它们不是一个“计划项目”,而是一种灵性的“操练”,只有在那些热衷于“战斗”的人眼中,世界才是两元性的黑白分明。贝尔格里奥则观察细微差别和渐进性,努力认知圣神的临在和祂已经在教会发展道路上撒下的种子。

致力于小中求大的过程

这个发展观念的原则可以用一个座右铭概括:Non coerceri a maximo, contineritamen a minimo, divinum est,可译为:不为浩瀚所限,惟可容於渺小,此乃神性 19

通过一篇题为《兼顾大小的领导》(Conducir en lo grande y en lo pequeño)的文章,可以看出这种想法至少自当年就任省会长期间就已经开始伴随贝尔格利奥,这篇文章甚为重要 20。文中指出,事物本身没有大小之分:“圣依纳爵不以功能主义的世界观看待事物的‘大’、‘小’、‘强’、‘弱’,最重要的是生活的灵性观念” 21

教宗是想劝导我们什么?他的意思是,无论多么伟大的改革计划,都需要从最不起眼的行动一步一步做起,不管是与某个人的会面,还是关心某个特定需求。出于以上原因,方济各不仅广泛面向当局、政府官员及各类人士,而且还时常直接关注负面情况的受害人和被剥削者。他注重实实在在的具体情况,即使不大,但其中蕴藏的正是福音改革的种子。

这也意味着教宗训导“形式”的灵活性。某些时候,文告中的一个脚注可能比整个段落还重要;圣玛尔大的一台弥撒讲道可能比一场正式演讲更具福音意义;一个特别的信息也有可能像宗座劝谕一样透彻 22。同样,教宗方济各的训导,其神学程度并非功能性地追求与预见“形式”同步,而是更好地适应时间和机遇。

面临极限、冲突和问题的过程

贝尔格利奥从不抒发英雄气概或崇高意愿。他既不是“最大化主义者”,也不相信刻板的唯心主义、“伦理道德主义”或“灵性抽象主义” 23。极限、冲突和问题是灵修旅程上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的确需要“避免虐待极限” 24。贝尔格里奥用这个表达方式再次对唯心主义的冲击提出警告,他说,唯心主义“往往忽略(各种不同)现实的局限性,总会遭受将理想方案强加于现实的诱惑。这种危险有可能以苦修主义形式出现,或是错误地夸张极限(提出绝对性的过高奢求),或是错误地降低极限(妥协性地拒绝设定任何应有限度)” 25

尽管冲突有时会令人震惊和恐惧,但我们不应该惧怕它。2013年11月,在与男性修会团体长上们的谈话中,方济各描绘了一个优雅的形象:“抚爱冲突”。对于贝尔格利奥来说,耶稣会的特征是“尽量使矛盾得以协调” 26,这显然与僵化刻板大相径庭,教宗也经常提醒我们要加以防范。实际上,矛盾和问题同样都是促成历史发展变化的积极因素。贝尔格里奥写道,在某种程度上,解决它们并不一定总是上策。问题并不总是立待解决。有一种分辨力可以暗示历史发展并验证良时佳遇 27。有时候,我们不立即面对的问题会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因此,我们需要了解事物的进程,学会等待时机。这是理解方济各掌握改革进程和速度的关键。

面临诱惑的过程

诱惑常常潜伏于各种机构中,尤其是高层宗教机构中。“恶神——贝尔格里奥写道——足够聪明,祂知道面对以圣神的智慧为主导的个人和团体,与他们为战困难重重,取胜的可能很渺茫”。

在这种情况下,恶神会千方百计地披上良善的外装,狡黠地以“敌人”论点蛊惑人心,以保护教会利益为名煽动事端,以最不易觉察的方式“使我们相信教会正在变异,并潜移默化地说服我们去拯救教会和自己。在无数种不同的面具之下,这种持续不断的蛊惑最终掩藏着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对永驻教会的天主大能缺乏信心” 28

由此而生的是“与圣统制徒劳无益的抗争,教会内部“派系”(例如,‘改革派’或‘反对派’)之间的破坏性冲突等等……总之,一些并不重要的事物被我们一一‘绝对化’” 29。但是,方济各拒绝任何政治“派系”的束缚。相反,他赞赏真诚,不论是改革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教宗的论断也并不以“思维”的开放或封闭程度为唯一标准:他更注重论断的真诚性。

但是,(“右派”或“左派”的)理论家往往被以美善为名的诱惑引入歧途,使教会脱离现实和历史,这也是最灾难性和最普遍的后果。例如,有些人强烈质疑教宗,为捍卫教义或真正的改革挺身而出;有些人四处传谣,在维护正统或支持变革的问题上耸人听闻 30。表现尤其突出的是,伪善使某些人在采取这种态度的同时,堂而皇之地公开声明自己对圣父的“虔诚”或胸怀“兄弟式指正”的敬重心情。

* * *

如今,一些评论员和分析家可能会陷入一种诱惑,对教宗在规划性、功能主义和组织性原则的指导下构画机构改革路线大做文章。同样,另一种诱惑是将这种改革路线的内容投射到教宗任期的进程中,并以上述各种原则为标准进行评判。今天,方济各以分辨为关键,继续积极推进其教宗训导的发展和活力。

有待落实的抽象改革计划并不存在。因为“使徒们没有制定战略;当初,他们没有坐在晚餐厅里足不出户地制定策略、纸上谈兵,没有,他们没有制定任何牧灵计划” 31。我们不应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教宗任期的活力,而是以属神的辩证法,不仅察听关于教会道路的思想和建议,而且超越其实体和理性自身有效性,追溯它们的源头是善神还是恶神。

由此可见,我们必须避免将教宗的改革决心与“世俗精神”混为一谈的风险。如果我们每一次行善都只是为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么即使可能实现自己心目中对理想教会的“观念”,只怕并非出于对耶稣信仰的分辨,而只是向这种世俗性的妥协与屈从。

世俗的逻辑在教会中掀起了一系列层出不穷的最新、最严峻的诱惑和结构性引诱。方济各在2020年举行的圣神降临节(五旬节)弥撒讲道中坦诚地宣称:“世俗目光看到的是如何提高效能,属神目光看到的则是兄弟姐妹乞求怜悯” 32。这是一个将教会视为“战地医院”的目光,是教会机构实质的逼真描绘。2013年,教宗在就任后首次接受《公教文明》的采访中说,“我清楚地看到,教会今天最需要的是能够治愈信众的伤口,温暖他们的心灵,与他们保持亲密的接近。我心目中的教会好比一个硝烟后的战地医院。向重伤员询问他是否胆固醇高和血糖高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在讨论其他问题之前,他急需的是伤口的治疗。首先是治疗伤口,不停地治疗伤口……” 33

参考文献

  1. 可参阅:A. IVEREIGH, Tempo di misericordia. Vita di Jorge Mario Bergoglio《仁慈的时刻——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生平》,米兰,Mondadori,2014年。
  2. 参阅:《依纳爵·罗耀拉著作》(Gli scritti di Ignazio di Loyola), 罗马,AdP,2007年, 第1017-1019页。
  3. 同上,第1019页。
  4. 习安东(A. SPADARO), 《教宗方济各访谈》,载于《公教文明》,2013年 III 第457页。
  5. 由Michel de Certeau编辑的Confessioni(《告解》)版本是:法伯尔神父, Mémoria,巴黎,Cerf, 1960年。《公教文明》刊登的有关法伯尔的文章有:S. MADRIGAL, Pietro Favre, il pellegrino, 2013年 IV 第371-383页; B. O’LEARY, Il vocabolario spirituale di Pietro Favre. “Desiderium”, “affectus”, “devotio”, “cor”, 同上, 第459-472页; R. GARCÍA MATEO, Pietro Favre, il luteranesimo e l’unità dei cristiani, 同上, 第543-556页。以上文章同其他作品经收集整理成册出版:习安东(编辑),Pietro Favre. Servitori della consolazione, 米兰, Àncora,2013年。
  6. 参阅 A. IVEREIGH, Il Papa confinato. Intervista a Papa Francesco(《封城中的教宗方济各专访》), 见www.laciviltacattolica.it/news/il-papa-confinato-intervista-a-papa-francesco
  7. 参阅 M. Á. FIORITO, Escritos III, 1972-1975, 罗马, 《公教文明》, 2019年,第338-34 1页。
  8. 教宗方济各,《变革!》,(Cambiamo!)米兰,Solferino,2020年,第252页。
  9. 参阅《福音的喜乐》,第231-233号。
  10. 依纳爵∙罗耀拉, s., 《神操》,第236号。
  11. 参阅R. BARTHES, Sade, Fourier, Loyola. La scrittura come eccesso, 都灵, Einaudi,1977年。
  12. 参阅习安东,“《亲爱的亚马逊》,方济各宗座劝谕评论”,载于《公教文明》,2020年 I第462-476页。
  13. 同上,《教宗方济各访谈》,引,第454页。
  14. 对于菲奥里托神父,自然和恩典提供它们自己的“理由”。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意志将最终遵循自然或恩典及其使之产生动摇的“动机”。这个最终的决定性原因通过公式和短句等语言形式出现并对行动产生推动作用:菲奥里托称之为揭示起源的“激励短句”。参阅 M. Á. FIORITO, Buscar y hallar la voluntad de Dios. Comentario prático de los Ejercicios Espirituales de san Ignacio de Loyola,毕尔包, Paulinas – Mensajero, 2013年, 第248-252页. 与此有关的推理可参阅C. JUDDE, Œuvresspirituelles, 里昂, Perisses, 1883年, II, 第313-319页。
  15. J. M.贝尔格里奥,Nelcuore di ogni padre. Alle radici della mia spiritualità《每个神父的内心深处,我的灵修根基》, 米兰, Rizzoli, 2014年,第88页。
  16. 同上,第90页。
  17. 同上,第274页。
  18. 同上,第96页。
  19. 这句话出现于一部由匿名耶稣会士为纪念伊纳爵∙罗耀拉而作的长篇碑文。霍尔德林(Hölderlin)非常欣赏,以至于将它作为所著《许佩利翁》(Hyperion)的警句。方济各则将它与圣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所言联系起来(Summa Theologiae III, q. 1, art. 1, ad 4um):“让我们用圣奥古斯丁的话回答Volusiano [Epist。 137,2]:‘基督宗教教义教导说,天主圣言成了血肉,这并不意味祂已经放弃或失去了对宇宙的统治,或者被限制在微不足道的躯体中:这仅仅是一种受制于物质现实的人的想象。也就是说,天主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祂的庞大体格,而是因为祂的潜能:祂的伟大,即使体现在细小的东西上,也没有任何不妥 (Deus autem non mole, sed virtute magnus est, unde magnitudo virtutis eius nullas in angusto sentit angustias)。正如我们转瞬即逝的话语在同一时刻被许多人完整地地听到一样,永恒的圣言也在每个地方同样完整无缺’。由此可见,天主圣言成了血肉未有任何不妥之处令人质疑”。
  20. J. M.贝尔格里奥,《每个神父的内心深处……》,引,第91-102页。
  21. 同上,第94页。
  22. 比如最近的方济各致宗座传信部信函:可参阅习安东,《打碎家里的镜子!方济各致函宗座传信部》,载于《公教文明》,2020年 II 第471-479页。
  23. J. M.贝尔格里奥,《每个神父的内心深处……》,引,第37页。
  24. 同上,第97页。
  25. 同上, 第95页。
  26. 同上,第83页。对此,教宗简要列举的一系列矛盾有助于理解:“在我们耶稣会中,有些人善于思考,有些人积极行动;有些人进行分辨,有些人俯首听命;有些人在工作上“扎扎实实”,有些人为完成任务大闯大进;有些人做事满腔热情,有些人以责任为先(我们耶稣会那些致力于培养信众的传教士,不惜辗转东西,以四海为家)” (同上, 第84页)。
  27. 同上。
  28. 同上,第22页。
  29. 同上,第36页。
  30. 参阅同上, 第107页。诱惑在美善的掩护下不易觉察地“制造令人眼花缭乱的谜团:教会许多部门被一些借助科学工具对现实进行的分析所蒙蔽并深信不疑地站入他们的行列;许多有极大吸引力的运动声称他们拥有灵性,一些人无休止地将自己封锁于指责与怀疑中,传统主义者以记忆为鸦片的特征使我们偏离真实记忆激发的创造性;还有一种个人主义,虽然描绘出理想的伦理道德计划,但对现实及其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可能性却缺乏接受的勇气。
  31. 方济各,五旬节隆重弥撒讲道,2020年5月31日。
  32. 方济各还继续表示,使徒们“可以将人们依照民族的不同分类,然后从邻居开始,由近而远地与他们沟通,井然有序……他们还可以在开始宣讲之前,进一步领取耶稣的训导,以避开风险……他们没有这样做。圣神不希望师傅生活在封闭的群体中,足不出户地关在晚餐室里“筑巢”。这是一种教会应该避免的沉痾重症:教会是团体、家庭和母亲,而不仅仅是一个巢穴。圣神是开放的,祂重新启动,超越已经说过的话和已经完成的事,克服信仰腼腆谨慎式的局限。如果没有紧凑的条理和精心筹划的策略,这个世界就会分崩离析。但教会却与此不同,圣神向宣讲者保证团结一致。使徒们向前迈进,他们没有准备,他们介入了,他们走出去了。驱动他们的唯一希望是:奉献他们所得到的。若望一书的开头很美:“我们将所见所闻的传报给你们(参阅1,3)”。
  33. 习安东,《教宗方济各访谈》,引,第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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