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佩德罗·罗德里格斯·洛佩兹（Pedro Rodríguez López S.J.） 纵观历史
当法王腓力六世的最后一支部队弃离被英军围攻的加莱（Calais）时，为了挽救英勇无畏的居民，该城别无选择，只好开城投降，乞求赦免。但战胜的英方复仇心切，决意向战败者索取赔偿，为犒劳那些在战争中耗费了时间的军人，并告慰那些付出生命的阵亡者。尽管一些爱德华三世身边的人试图说服他接受法国人的投降，但英王决心已定，坚持向加莱索取六个贵族的性命。当市长召集民众宣布这个议和条件时，悲恸欲绝的市民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这时，为了避免一场血腥的杀戮，最富有的贵族之一尤斯塔奇∙德∙圣皮埃尔（Eustache de Saint-Pierre）挺身而出，以生命相许。随后，城中另外五位显要也自告奋勇，一同慷慨赴难，救赎了全城老少。
就这样，为了获取英王对同胞的赦免，六位先烈置一切于不顾，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的一座纪念铜雕记载了1347年的这一英勇事迹，其栩栩如生无与伦比。黑暗的中世纪为我们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人物[1]!
今天，回顾此类历史事件会给我们启示良多。首先，人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体验到一种交融在一起的敬慕和怀念。那么，在一段惨烈的历史中，战争的无情为何会激起这种美好的感受？也许是因为对荣誉、价值、奉献的怀恋……但最令人感慨的无疑是其中蕴藏的真谛。人们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今天：在我们的领导人中，有多少人具有这种英雄气魄？在当前的新冠大流行病中，有关疫苗分配的丑闻层出不穷，为什么某些领导利用手中的职权营私舞弊，而不是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我们的时代特征是什么？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气概、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启蒙运动的科学理性、十九世纪的灵修、当代世界中的恐怖……依此类推，我们应该用怎样的词汇来描述当前的时事、现今世界、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岁月、柏林墙的倒塌、互联网的出现以及21世纪前二十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进程呢？这么说也许有些冒失，但坦率地说，“后真相(post-truth)”这个概念也许最能体现当代人的特点，甚至可能成为我们的历史写照。
2016年以后，“后真相”已成为一个西方的通用术语，是指以利用人的情感、信仰和心理认知偏见扭曲现实，以建构另一个与之平行的“真相”[2]。换言之，许多人以自己的观点和经验为依据，有意捏造一个虚构的“现实”。这种诉诸于情感和愿望的现象已超越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藐视客观事实的程度。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后真相”现象对个人和大众的行为具有不同的引导作用。
不幸的是，“后真相”对社会影响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2020年10月16日发生的法国中学教师塞缪尔∙帕蒂（Samuel Paty）被斩首的事件。据说，事件的起因是他在课堂上展示《查理∙赫布多》周刊的漫画后与一名女学生发生的争执。但据调查，事实并非如此：帕蒂在教室里展示漫画的时候，该学生并不在场，她被学校开除也与此无关[3]。总之，一个少年的谎言被炒作为情感和宗教信仰的诉求，出乎意料地酿成了不应发生的仇恨和悲剧。众所周知的是，假新闻往往是这些事件的幕后罪魁，在造成可悲结局的同时，它们在很多时候荒唐到滑稽的程度：比如，在2016年著名的“披萨门”事件中（推特标签#Pizzagate），一名男子闯入华盛顿市中心的乒乓彗星披萨店并开枪射击，他宣称此举的目的是为了拯救受性剥削的儿童，因为他坚信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的主任（也是这家披萨店餐厅的经理——译者按）是一个恋童团伙的组织者[4]。
同样，只有认识到一些假相的虚构过程，我们才能理解英国脱欧和美国选举等现象[5]。实际上，事实的土崩瓦解已成为制造某些事件或结果的导因，这是我们的时代特征，也是当代文化的症结所在。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沉沦于悲观失望，消极思想只能妨碍我们对现实的全面观察和分辨。总之，在积极面对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中，对事实的定义和理解已进入深层危机。
这个时代漩涡无疑将向200年后的历史学家推出一个重大课题，那就是，作为人文科学家，他们将如何叙述我们的时代故事？这将是一项无比艰巨的工作，他们将面临海量的信息，不仅要从中分辨主次，更重要的是辨别真伪[6]。此外，意识形态将何去何从？这个19世纪的产物，在20世纪进入以极权主义为代表的全盛时期，并在当今愈加极化，这莫非是它垂死前的最后挣扎？对此，我们显然无法作出确定回答，历史自会向后人有所交代。当代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构建摆脱时代局限的新史学，细察史实，将古今史事一体贯通，建立一个会通古今、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客观现实的连贯性记忆[7]。
“永恒的女神”
在将目光转向当下现状之余，我们可以说，当今的严峻问题仿佛正在将历史推向耶稣基督的受难日。多少个世纪以来，自从古希腊和古罗马奠定了历史学的根基，每一种文化通过对史事的编纂、建构和解喻来进行历史叙述，帮助人类在历史长河中认识自己。以不同范式编写的史事和人类经验会得到与其相应的诠释。不同的历史叙述有助于我们从不同层面接近过去，了解每个历史时期和界域的社会生活及其特有的哲学思想。同理，我们可以探索历史女神克利俄当下的处境。
追溯历史，我们注意到，在荷马与赫西俄德时代，人们如何以宗教视角对事件进行解读。那时候，神是人类大事的主宰者，只有领会神的意旨，人才可以占卜未来[8]。随着希罗多德的到来，战争的刀光剑影取代了神的荣光，成为人类新的里程碑，神失去了主宰地位[9]。其后，对于公元前五世纪的柏拉图来说，促进历史进程的首要因素是政治，而非战争。为此，他在《共和国》、《政治学》和《蒂迈欧》中指出，理解人类活动的关键是政权的更替。他的著述为历史哲学奠定了基础[10]。
此后，在罗马帝国时期，史实被转化为政治工具，有目的性的歌功颂德成为撰写罗马历史的纲领。从此以后，这种随机应变的艺术性史学观左右逢源，一直延续至今。后来，阿拉里克对“永恒之城”罗马的洗劫使圣奥斯定对人类活动进行了整体的神学解读。这位希波主教将神学融入了史学观[11]，为信奉基督宗教的西方世界奠定了新的坐标[12]。此后，这种新的编史法日益盛行，西班牙的《塞维利亚的圣伊西多尔编年史》便是一例[13]。
接下来，文艺复兴运动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史学的焦点也因此转向人类活动及其基本条件。做为这种新思潮的代表，尼科洛∙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君主论》中毫不掩饰地阐述了以人的感性（如冲动和激情）作为理解其行为的基础[14]，与此前一向被史学家奉为纲常的奥斯定救恩论分道扬镳[15]。
航海大发现后，人们的视线转向大西洋的彼岸，对新世界的关注聚焦于对日常生活的记述和新闻故事[16]。如果说中世纪的编年史学家在不知不觉中发挥了他们可观的数据工厂功能，那么现代社会将是一个以记事功能为主的编史大工厂。可能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史学家意识到需要对长年累积的大量史料进行考证和修订，通过置疑和辨伪提高史学的可信度。对此，让∙马比龙（Jean Mabillon）的著作及其对外交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7]。此后出现的思想家将哲学奉为历史的坐标，比如主张历史决定论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18]，以及提出“起伏循环论”的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他们沿承尼科洛∙马基雅弗利的思想，摈弃基督宗教的神学历史观[19]。随后，康德在不考虑历史连续性的情况下宣称：“从宏观考虑，人类历史无非是大自然实施的一个隐密计划，在它内部建立的完美政治立法，以便其目的在外部也能实现，即使得人性及其所有得到充分的发展”[20]。
十九世纪无疑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实证主义、理想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浪漫主义等哲学思潮争相涌现。它们通过各自对历史的不同解读理解当代世界，通过解析过去的事件来验证自己先入为主的既定理念。也就是说，它们秉持自己的立场和思路，用当代的眼光臆测过去。这无疑会激起反对的声音。
二十世纪，当上述思潮跌入低谷的时候，一些史学家奋笔疾书，力图把历史重新修撰为一个宏大叙事。其中，雅各∙布克哈特（Jacob Burkhardt）认为，国家、宗教和文化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21]；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反对将历史划分为文化阶段，他更乐于接受尼采关于划分狄奥尼亚时代和阿波罗时代的想法[22]；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坚持文明在历史中的主要角色[23]；而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则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恢复了历史的起点和终点的观点[24]。当然，我们不能忽视新历史主义与《年鉴》杂志（Annales）在社会问题和思想意识研究方面的努力，以及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思考和费尔南∙布劳德尔（Fernand Braudel）的贡献。以上学者对历史学具有重大意义，他们努力与初期的后现代哲学对话，但反过来又预示了终结的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几千年来，人类一直致力于了解自己的过去，借助于宗教、战争、政治、文化、艺术、神学、心理学、哲学以及其他科学的解读来构建时代和人类存在的意义。但所有这一切都未能阻止我们滑向历史终结论。早在许多其他支持者提出这个论点之前，贝内代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就首当其冲地指出：“历史哲学已经与所有的超性概念和形式一起消亡了：它的积极作用已经消逝，作为理论体系也已不复存在”[25]。
无论如何，不管是对历史的思考和书写，还是客观事实，都未能抵挡随着“法国五月”而兴起的存在主义呼声。萨特、加缪、福柯或德里达等哲学家以解构和后现代的方式指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崩溃”——正如弗朗索瓦∙多塞（François Dosse）的作品标题[26]。他们质疑探索事件的可能性[27]，否认客观真实性的存在。随着这股思潮，历史记述沦为与其他文学叙事无别的一种叙事[28]。
由此，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是，或是质疑自己从事历史学的工作意义，或是对其充耳不闻，不予理睬。但不可否认的是，后现代性、后真理性和宏大叙事的终结给基于真理观念的认识论带来了致命的打击，而在此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这种认识论一直建基于确定性的支柱上。这使在世世代代中向我们阐释过去的“衰老的历史女神”失去了生机，在饱受虐待和周折之后疲惫不堪。然而，历史毕竟是一位永恒的女神，我们仍需怀抱希望，争取早日与她重归旧好。人是历史的产物，我们与她有着不可分解的关系。
审视自己
至此，我们在回顾历史、纵观古今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出发点。在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当代，事实诉诸于占据统领地位的情感，在这种令人担忧的情况下，我们关注的问题涉及历史的意义和必要性，以及探索客观真实性的可能。
在此，为了讨论以上问题和回答我们在本文标题中提出的问题，我们需要再次跑题，敬请读者见谅。让我们稍事停顿，审视一下自己——历史的接受者和制造者。我们是什么？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超越了概念的范畴，人们已无法理解自己。受到挑战的是传统观念中人的概念与不可沟通的传统理念，即我们是独一无二和不可复制的这一事实。我们必须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如果不能真正认识自己，我们怎么可能创造历史，明辨真伪？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在以不同方式理解过去的同时也以某种方式理解自己。那么，人类应如何评价当下的自身，以书写自己的历史？事实上，编写历史既不能脱离事实，又需要认识自己。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中，底比斯城正在遭受一场瘟疫，其原因似乎人人皆知，那是因为谋杀老国王的凶手尚未受到惩罚。为了拯救城邦，娶前王后为妻并登上王位的俄狄浦斯决定追查罪魁祸首，却不料弑君的凶手实际上正是他自己。最为荒谬的是，向他揭示真相的是双目失明的提瑞西阿斯。俄狄浦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亲生父亲拉伊奥斯国王并娶了自己的母亲约卡斯塔。对真相的认识来自一个虽丧失视力却能预见未来的盲人先知。悲剧的结局并不那么出人意料：俄狄浦斯最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因为他虽然睁着眼睛却未能看清世界[29]。
至于盲人先知提瑞西阿斯，他的存在能够照亮别人，使他们认识真相。我们这里指的不是作为具有教育作用的重大史实，而是指我们自己的生活史。当我们了解自己的时候，事实和真相就会自然而然地像历史一样向我们敞开，而回避这种对照的人则无法理解自己的生命。以下，我们将以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的思想为指导进行思考：对他来说，人不是一个物质性的身体，也不是一个精神性的灵魂，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其自然属性的纯粹的普遍性事件，就像一场戏[30]。
人生确实如戏。比如，对于此时此刻的我来说就是一场戏，我正在一边写作，一边惬意地抽着一支香烟；与此同时，在地球上某个偏远地区的一角，对于一个在枪林弹雨中作战的人来说也是一场戏。对于其他许多人来说，戏剧性在于我与他各处一方这一事实，这一切都是一场人生戏剧。对于这出戏中的我和他，香烟的烟雾和炮火的喧嚣并无法解释我们的生存意义。如果想理解其中的含义，我必须在自己的生存环境中探索。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生命过程中，我们的人生故事是不断构建各自身份的元素，包括每个家庭、地点、黑白照片，等等。我们可以通过任何将自身与世界联系起来的中介物来认识自己。我们的生存和对自己的理解不仅离不开以往的个人经历，而且与我们存在之前的集体经验紧密相连。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由个人和集体的过去组成。每个人都在过去的历程中展开，一个人以往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他现在的样子。
因此，在不考虑自然属性的条件下，人将具有历史性。从本质上讲，历史对人的作用如同自然对物体的作用。换言之，历史可以决定每个人的属性。这种特殊性意味着每个人在出生时并非从零开始：始祖亚当只有一个，之后的我们所有人都建立在他和他之后的人的经验之上。这是一种不确定的进展，它将我们引向世代相传的繁衍生息和丰富的现实生活。因此，当一个人审视自己的生活时，他将在个人经验的轮廓中找到整个人类历史的框架。
历史是一个人类经验的系统，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独特链条。历史被转化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它是我们生命的根本现实。我们的过去并非一个无生命的数据库，而是支撑我们的今天的柱石。为此，奥尔特加本人提示我们，当一个人深刻认识自己的处境时，他便能发挥出最大的能力[31]。这意味着敦促我们努力把握自己的生活。
历史与真相
现在，在了解了奥尔特加关于人、人生故事和人类历史的生命观之后，我们必须反思自己对现实的认识，深入探索我们对真相的理解。对此，我们将毫无疑问地确认，人是以自己的感官及其对外界刺激的综合反应为媒介来认识现实的。必须重申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我们面前的世界是一个活的现实，它通过不断的刺激召唤我们的行动，对我们起着制约作用。
我们需要对自己以某种方式继承的一种信念多加留意，此信念使我们倾向于将真相视为戒备森严、无法攻破的壁垒，就像古城君士坦丁堡，被护城河和城墙层层保护着。但实际上，真相就在我们面前，无处不在。当然，我们必须悉心体察。没有人把我们推进与世隔绝的山洞，是我们自己为寻求安全而筑起蒙蔽心智的高墙，只因为外界的光线和狂风暴雨强迫我们做出我们本身所不愿意的变化或行动。。为了接近真相，我们必须提高自己对现实的敏感性。
具体来说，我们需要加强对以下四种方式的认识，以达到探索真相和书写历史的目的：拉开距离，汇集视角，高瞻远瞩，促进对话。
让我们从第一个方式谈起。试想，如果我置身于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í）设计的巴塞罗那圣家大教堂内，我会被深深吸引，全神贯注地观察那片如林的石柱，石棱在空中构成的星形会阻碍我的视线，使我无法看到整体。另外，彩色玻璃画窗射入堂内那五光十色的光线会产生一种如影似幻的感觉，将我禁锢在那个视野中，使我无法描述全景。无论是作为一个宗教慰藉和艺术朝圣地，还是作为一个物体和至圣所，为了能够从里至外地全面认识圣家堂，唯一可取的方式是与它拉开距离，哪怕是在当时闭上双眼，以用心体验它的意义。当然，为了能够探索这个意义，我也必须步入圣堂，获取亲身经历。
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必须通过一个持续的沉浸和退出、感知和反思的相互作用，使个人感知和客观世界相交融。认识需要共识且有意义，一方面是塑造我的客观世界，另一方面是建造世界的我。然而，只有拉开距离，摆脱“当事者迷”的处境，我们才能打开天窗，让更多的光线照亮心田，更好地描述和思考这个世界。
保持距离对生活和历史同样重要，因为当现在和过去的事件声势浩大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时，当事人往往难以对其进行客观的描述。正如战事报道不可能由正在战场上端着刺刀冲锋陷阵的士兵来写就，而是在战后通过两位指挥官的讲述和那位士兵的鲜血来完成。在战斗中写下的是不真实的可怕故事，因为它充满激情、杀戮和破坏的欲望以及原始的生存本能。这种发自肺腑的悲痛和愤恨虽然是片面性和狂热的体现，却魅力无穷。事实上，这种叙述的视角是对事件的最贴近的感知。
为了摆脱这种吸引力的诱惑，我们不仅需要拉开距离，而且正如我们刚刚谈到的，还要切换视角。视角是组成客观现实的因素之一[32]。人好比是一种筛子，通过对现实事物的筛选而决定保留或遗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同的见证人或诠释者可以对同一事件做出不同的解释。每个人的视角都是对世界的精心提炼，需要加以保存和爱护。这使我们想到，现实好比一个多面体，不仅是一幅幅画面的总和，更是一个包含着内在价值的整体。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每个人必须牢记，所有人的视角加在一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总和，而是向我们呈现事物的复杂性。
历史学家必须意识到，正是通过结合各种相互交织的不同视角，才能对人类的过去提供一个真实而完整的认识。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从先入为主的立场出发，而是必须避免向任何论点提供辩护和支持，以摆脱思想束缚、从而以不断追求新发现的自由态度进行历史研究。因此，我们建议高瞻远瞩[33]，采取宽容态度，与实体保持距离，这将锻炼我们以更有益的冷静态度对待客观事实。
最后，我们必须牢记，使上述一切成为可能的唯一途径是保持开放，促进对话。他异性是开展对话的基础：当我面对他者并认识到自身的现实时，我也会意识到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在有利条件下，对方会以某种方式用他的现实和理解来回应我。双方的共识不会产生于这种经验，因为二者间存在着冲突和偏见，涉及到利益之争。也就是说，对话的目的并非达成默契，而是力求“互相理解”，是我们对突破障碍和加深理解的担当。
真相是在这种有关现实的对话中建构起来的，是在一定背景下真理（Aletheia）照亮黑暗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他异性即可以存在于两个人之间，也可以存在于一个人和一份文件之间，或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作品之间。在这种建构真相的认识过程中，我们通过对生命的理解而加深对历史的认识。
为了能够展开通过理性认识来构建真理的对话[34]，至关重要的是，对话者要摆脱一切桎梏，从所有束缚自己的条件和激情中解放出来，避免情感在我们努力高瞻远瞩的过程中的牵引作用。这是非常困难的一步，因为冷漠本身并非构成人类生活的元素。但本真性却恰恰从这种自我净化中诞生，它是一个敦促我们不断提问而不是生活于怀疑中的历程。另外，我们不要忘记，讲故事者的生活的本真性通常是他的故事的真实性的试金石。
我可以在不同面孔的主体间性中，与他人或与相异于我的人一起构建真理[35]，这是一个需以本真经验为基础的过程。但本真经验并不等于模范经验。一个本真的生活可以是值得效仿的楷模，但本真性并不是指在生活中永不犯错的神圣性，而是不自欺欺人的一致性。真诚的对话者倾向于采用多维视角为真理创造空间，在一个本真的世界中探索自己的过去和未来。
以往的历史学家将自己视为客观事实的叙述者。也就是说，作为人类的一员，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史学家，他们通过一个艰巨的选择过程，从人类历史的各类详细记载中进行事件的筛选，并通过研究与分析对人类物种的事实做出评价。显然，这里存在忽略细节和细微信息的危险，而被忽略的“细枝末节”中往往隐藏着使我们能够重构过去的关键。由此产生的便是历史，它处于世界观和轶事之间。
我们必须牢记，系统的考古学是对物品、文件和人类经验的收集整理，它并不能向我们揭示以往世界的复杂性。尽管如此，当这些收集品与我的个人现实形成对照时，它们将挑战物理学，重新向我展现一个活灵活现的现实世界，这无疑是一种值得记载的历史回顾。实际上，考古学可以向我们提供全方位的概念性认识，以清晰的轮廓勾画栩栩如生的历史。
当历史学家沉浸于自己和他人经验的本真性的交融时，他应该知道如何编写一种富有诗意的历史，帮助同时代人超越简单的事实叙述，以散文体的形式推动他们在超越自我中得以升华。
后真相的终结
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对真相的拒绝总是伴随着一种赌博心理，直至我们接受意识形态并向其屈服。虽然以前可能不知道，但我们现在很清楚，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发现真相过程中的仇敌[36]。也许把赌注押在生命哲学上是一种凄美，也许认为还璞归真的生活有助于洁身自好是一种错觉，但我们真诚地希望人文主义者、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能够通过他们的著述找到一条出路，为我们树立榜样。
至此为止，本文在讨论中始终未直接着墨于宗教。现在，敬请读者允许我引用一节福音书的内容。当时，对于比拉多在总督府的发问：“什么是真理？”（若18:38）耶稣以自己的生命做出了回答。祂的出现和行动，祂对命运和使命的担当，祂以此打破沉默，为人的真正含义提供了见证，以实际行动确认了人的本真性和真实性。
当我们不假思索地在WhatsApp上将假新闻分享给所有联系人时，我们不仅是在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制造谜团，或影响某个国家的选举结果，而且更直接地影响到人类的存在及其对自己的经验负责的能力。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将很少有人能够尊奉加莱贵族的榜样，相反，我们将更可能按照“披萨门”事件的思路来面对现实。因此，我们坚信重新发现自己和现实的必要，它将唤醒人们在生命中了解事实真相和探索真理的责任感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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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J. Froissart, Crónicas, Madrid, Siruela, 20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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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faits-divers/assassinat-de-samuel-paty-j-ai-menti-les-aveux-de-la-collegienne-a-l-origine-de-la-polemique-07-03-2021-8427494.php), 2021年3月7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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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指的是Mabillon在1681年出版的《De re diplomatica》。这部作品奠定了现代外交学和文本批评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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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福克勒斯（公元前5世纪）现存的七部悲剧是：《大埃阿斯》，《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特拉基斯妇女》，《厄勒克拉特》，《菲洛克忒忒斯》和《俄狄浦斯在克洛诺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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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J. Ortega y Gasset, Storia come sistema, in Id., Aurora della ragione storica, Milano, Sugarco, 200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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