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英国摇滚乐队“碰撞乐队” （The Clash）推出了一首关于人际关系问题的歌曲，这首歌已成为经典。歌名是一个问题：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我应该留下还是离开？”，这也是一个适用于信友与教会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实际上，信友和教会同样涉及到一个濒临危机的关系：一度被视为不可想象或偶然发生的例外于今对许多人而言不过是一蹴而就之举，之所以如此，或是因为经过了多年的疏离，或是出于自发的决定，但往往是仓促且受媒体关于教会的负面信息之助长的选择：人们正在离开教会，而且在某些国家这已是一种群体行为。

关键问题：离开还是留下？

促成这种行为的原因多种多样。事实上，并不总是与司铎的矛盾、涉及个人经历的丑闻或性侵危机使教会显得不可信。许多人轻而易举地离开教会，因为他们表示说：“我不再需要通过教会来祈祷或是接近天主”。重要的是理解并认识到那些离开教会的人绝不是“叛教者”、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信仰如今被许多人视为“私事”，并因此而被私人化：它不再公开可见，并因此而不再有效。

仅在德国，2022年就有522，821人离开天主教会：创下了前所未有的记录[1]。同年，有3，753人重返教会，1，447新人加入教会：这些是重归教会或决定接受成人洗礼的人。但是，2022年退出教会的人数却创下了惊人的最差纪录。与教会的联系正在衰减。令人担忧的是，教会被视为“过时”并被刻画为如此。

与此形成反差的事实无疑是人们对超越性的渴望以及尽管教会得到的信任远不及以往但仍是人们心灵的归属。然而，许多人所感悟到的超越性已不再自动地将他们引向对教会的依附。早在1954年，神学家卡尔·拉纳（Karl Rahner）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人的宗教感情是不可估量的，从长远来看，它不能被具有团体、社会或文化背景的乌托邦主义的伪目标和代名词所压制。即使从其纯粹的尘世及世俗角度看来，基督宗教于今所展开的前景也是优于以往的”[2]。他那时的判断于今已成为现实。拉纳当时指出：“基督宗教已不再是传统和世袭的基督宗教；它现在已转向自由选择的基督宗教”[3]。克里斯托夫·舍恩伯恩（Christoph Schönborn）枢机在2011年以奥地利主教团主席的身份间接提到了这一说法，他指出：“从传统继承的基督宗教转向自由选择的基督宗教” [4]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2021年圣诞节前的一次采访中，德国男高音约纳斯·考夫曼（Jonas Kaufmann）表示，他“更相信天主，而不是教会机构”[5]。这种说法并不耸人听闻。当然，明确区分天主与教会机构也是一件好事。但这种区分也可能成为一种分裂，因为对许多人（不仅在德国）而言，这种分裂早已成为现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有过这样一个知名的口号：“接受耶稣，而不是天主”，而如今在许多地方，人们却在说：“接受天主，而不是教会”。但这个“天主”往往只是有名无实，是对一种普遍宗教感情的描述，对这种感情来说，也许天使比天主更为重要，由于天主不是有用的且神秘莫测，但在纳匝肋人耶稣身上显现了真容，使祂自己最终接近我们。

但是，教会对许多人来说已经“过时”，现在看起来像是一个多少具有某些吸引力的组织。个人信仰与教会官方训导之间经常出现脱节现象，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拉纳曾就此撰写了一篇极具启发性的文章，题为《教会官方信仰与民众的实际信念》[6]。最近的一个趋势–在欧洲非常强烈–是个人信仰不再等同于教会的归属感。

“否则我就离开”

德国社会学家及哲学家汉斯·约阿斯（Hans Joas）申明：“教会既不是一个人们因为感到厌倦、不再有足够的动力参与其中或是因为对其领导人缺乏好感而被人离弃的社团，也不是一个因为它们不再符合自身目标和追求、也看不到改变它们的可能性而被抛弃的政党或社会组织。教会超出社团或政党，没有必要立即诉诸其神圣基础来唤起这种超越的理念”[7]。但这种“超越的理念”是什么意思？如何才能促进这一进程，尤其是在新冠大流行病所造成的具有震撼人心的气氛中，无情地暴露了对同一教会进程的深刻否定、截然不同的看法（及判断）以及各种不同步现象？这一点既可以在世界主教会议各大洲团体看出，也可以在2023年2月于布拉格举行的欧洲代表大会上明显感受到[8]。

教宗方济各在其2020年10月的通谕《众位弟兄》（FT）及其于2020年12月出版并被译为多种语言的著作《让我们再次梦想》（Ritorniamo a sognare）中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反思，这绝非偶然。在通谕中，教宗多次谈到大流行病危机所暴露的“虚假的安全感”（FT 3）：“大流行病所引起的痛苦、不安、恐惧和对自身限度的认识，让人感到有迫切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社会结构，特别是，审视我们存在的意义”（FT 33）。

即使教会拥有丰富的自我批评反思经验，但如果离开她，这种意识又从何而来、如何实现呢？这令人回想起具有典范性的一幕：2020年3月27日，教宗方济各在空无一人的圣伯多禄广场上的祈祷。黄昏时分的雨中，在一场简朴的庆典结束时，方济各教宗以圣体光降福了罗马城与全世界 （Urbi et Orbi）：这是特定在复活节和圣诞节教宗颁赐的降福。这是一个无论对于信友还是那些不能或不愿（再）相信的人都具有价值的降福。教宗在此前的默祷中刚刚指出：“我们大家同在一艘船上，每个人都是软弱的和迷失方向”[9]。这一祝福所传达的信息并不是：“新冠病毒将会消失”，而是：“不要忘记彼此祝愿美好的事物，因为病毒和死亡没有最后的话语权！”。在那场庆典之后，神学家格雷戈尔·玛丽亚·霍夫（Gregor Maria Hoff）表达了她的看法：“没有人能够仅仅依靠祈祷而从病毒中独善其身；然而，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团结，我们的社会免疫系统就会崩溃。[…]在罗马的雨幕之中，在世俗的空虚面前，方济各呼吁一种看似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别样力量”[10]。

教会是一个救恩和安慰之地；当她提醒我们耶稣的应许超越尘世生活时，她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视角”：谁会情愿放弃这一切呢？在思考为教会危机的一部著述选择标题时，约阿斯最终希望将书名定为Perché la Chiesa?（《教会为何存在？》），而不是A che serve la Chiesa?（《教会的作用是什么？》）。他宣称：“可见，于今最迫切的问题并不是：‘人需要宗教吗？’，而是：‘宗教性的人及基督徒需要教会吗？’。为了传播基督信息，自由的基督宗教，或者说没有机构的基督宗教难道不是更好吗？神职人员和教会与其说是传播这一信息的助力，倒不如说是其中阻力？”[11]。这位德国社会学家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并不新奇，却以其全新的方式而变得至关重要。

“因为我无法脱离我的生活”

德国最著名的专栏作家之一、长期与《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合作的赫里伯特·普朗特尔（Heribert Prantl）曾有过这样一段有趣的自白：“有一次，在一个周日晚间的访谈节目中，有人问我，为什么尽管对教会的批评如此尖锐和深刻却仍然没有离开她。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无法脱离我的生活’”[12]。此外，普朗特尔补充道：“对我来说，教会不仅是一个等级制组织机构，教会是全部，没有她其他一切将不复存在。若是没有教会，我所热爱的伟大寂静和深度思考的空间就不复存在，而这正是一个使我心有所属的空间，即使置身国外；若是没有教会，慈悲、真福和恩宠等词汇所拥有的空间也将不复存在。当然，教会并非天堂，而且，在教会内生活的人中也只有极少数是圣人。但教会能成为一个天堂向人敞开大门的地方”[13]。他接着指出：“此外，还有信仰，复活主日的信仰。当然，教会的复活节和信仰的重振并不会自行来临。一个新改革的时刻已经到来”[14]。

“新改革”是一个具有动员效应并且是“典型德国式”的号召。在德国主教团（DBK）和德国天主教中央委员会（ZdK）关于性侵问题的研究报告的情节推动下，德国主教团于2019年启动了“德国主教团之路”，其梦想之一就是认为扭转教会危机不过需要几项结构性改革而已。

渴望的“倦怠” （burnout）？

尼科德莫斯·施纳贝尔（Nikodemus Schnabel）于近期当选为耶路撒冷锡安山（Sion）本笃会修道院院长，他认为，教会危机是更深层次的“天主和信仰之危机”。施纳贝尔受洗于福音派教会，是一个自小在父母离异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他认为，这场危机是“渴望倦怠 ”的结果：“在我看来，德国的两大教会现在应该坦诚地承认，其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家庭原因而与教会一起成长起来的，他们学会了赏识群体经验和生活取向。然而，人们并不需要成为教会成员而做到这两点，因为它们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15]。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他提出的以下问题：“德国的（两大）教会是否正在遭受渴望倦怠之苦？目前，除了群体经验、生活导向和社会责任，（两）教会还能提供其他任何的事物？是否有真诚的勇气面对自身的危机，关于天主和信仰之危机，并重新致力于寻找天主？”[16]。

我们不能将教会的危机与天主和信仰的危机相提并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但重要的是，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Evangelii gaudium）中提到了“牧灵上的皈依”（conversione pastorale），而官方德文译本则提到了“牧灵上的调整”（pastorale Neuausrichtung）：“革新架构先要作好牧灵上的调整，其含义的理解必须基于教会各机构能全部变成越来越福传性质的，平常的牧灵事工在每个层面都更具拓展性和开放性，而且，激励牧灵同工始终保持‘走出去’的态度”（EG 27，摘自德文版）。“调整”一词似乎比“皈依”更无伤大雅，但改革总是从我们开始！贝恩德·哈根科德（Bernd Hagenkord，卒于2021年）曾多年担任梵蒂冈广播电台德语部主任，他在最近的一场公开研讨会上准确地指出：“德国人将它[=‘皈依’一词]译为‘调整’。这种方式再次凸显了畏惧与灵性接触的官僚结构教会。事实上，‘调整’一词完全不具有属灵特性。正如我所言，如果从结构的角度思考问题，对有关灵性的事物有所畏惧，那么这个概念将完全符合我们的行政化的教会。然而，我们需要的是皈依。其余的（变化）诸如结构等等将随之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改革的属灵内涵”[17]。

对教会寄予信任：从中得到锻炼和学习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许多事情现在只能以极端主张的形式呈现于公众舆论面前，而且往往伴随着直接或间接的威胁：“否则我就离开！”。这种间接威胁的意思是：“我要离开教会！”。即使是一位耶稣会士，也难免遭受来自亲朋的咄咄逼人或冷嘲热讽的言辞，有时候，他们还会揶揄地附带一句：“你不能不做神父和会士，你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于是，这个系统立刻被定性为支离破碎、无可救药地过时、缺乏自我革新的意愿或能力。尽管教会远超清一色的失败和失败责任者的总和，但许多人却将错误和罪行完全归咎于神职人员，即使在其他情况下同一批人会喊出这样的口号：“我们（所有人）都是教会”。

有一次，当拉纳在关键的1968年向一个学生团体讲道时，他试图提倡“对教会的信任”。于今，这只会让一些人摇头。请注意：拉纳所说的并不是给与教会信任，而是“在教会内相信，因此是针对生活在教会中具体的人”[18]。

他的学生和朋友、于1945年2月2日在柏林附近的普洛岑塞尔（Plötzensee）监狱被纳粹处决的阿尔弗雷德·德尔普（Alfred Delp），于1941年10月发表了题为《对教会的信任》的文章。80多年后，这篇文章被《时代之音》（Stimmen der Zeit）杂志于2022年1月重新刊出，德尔普曾一直担任该杂志的编辑成员，直至它于1941年4月被查禁。德尔普的这些言论显得多么具有现实意义：“在当今的教会生活中，存在着一种教义上的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圣周五，但却忘记了一点，尽管圣周五有其全部的现实，但主的遗言却是为了孕育复活节、耶稣升天节和圣神降临节”[19]！我们不可能不对他的结论心悦诚服：“同样地，对教会的信任问题仍然是一个关于教会中的人的问题，无论她的层次和使命如何。因此，对教会的信任危机始终是对教会中人的危机之谴责。因此，从恢复对教会的信任之责任中所产生的任务即是恢复和塑造一个真实可信的教会之人的首要而深刻的任务”[20]。这里曾提到的，或者说仍然涉及到的是“重拾对教会的信任之责任”。这难道是过时？怀旧？难道几十年来的性侵和性暴力没有永久性地破坏甚至永远摧毁“信任资源”？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扪心自问的问题。

德尔普在1944年至1945年间在狱中写下的《教会的命运》（Il destino delle Chiese）涉及到德国两大教会在经历了12年的国家民族社会主义恐怖统治后的处境：“（两大）教会未来的命运将不会取决于其教长们的智力、见识及‘政治能力’等因素，也不会取决于他们努力获得的‘地位’。所有这些都已达成”[21]。只有通过‘回归服务（diaconia）’，才能恢复公信力[22]。这位耶稣会士所说的“服务”是指“取决于人的需求而不是取决于我们的喜好的服务”[23]。这种服务是对走出去、走向边缘地区的鞭策，正如耶稣所说过的：“你们要走出去！”，而不是：“坐着等人来”[24]。只有当人们再次理解“圆满”的含义，当圆满的人重新从教会中走出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对于保禄来说，“圆满”是一个重要的词（参见哥 2:9），而对于我们的需求来说，这个词更为重要。需要的是圆满的人，而不是那些为自己的救赎而担心或是成为神父的驯服工具的滑稽可笑者。这些人必须具备身为基督大使之意识，但也需要真诚地祈祷：“求祢使我的心如祢一样”（Fac cor meum secundum cor tuum）[25]。德尔普认为，教会的命运取决于“圆满而有创造力的人”。就这一情况而言，他认为各教会似乎正在“各奔前程”：“尽管有各种的正确性和正统性，我们却已走进一条死胡同。基督信仰不是任何一种指导和塑造本世纪的思想”[26]。

德国总主教莱因哈特·马克思（Reinhard Marx）在2021年5月21日写给教宗的信函中，将其–被教宗方济各回绝了的–辞呈与德尔普的“死胡同”分析联系了起来，这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这位枢机写道：“在我看来–这是我的印象–我们已经走进一条‘死胡同’，然而，根据我对复活的信仰，这也可能成为一个转折点”[27]。毫无疑问，马克思枢机以同样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复活的信仰，正如圣艾智德团体创始人、历史学家安德烈亚·里卡迪（Andrea Ricccardi）所强调的那样：“基督信仰的内涵正在于此，即：它是一种前景，而不是一种追溯以往”[28]。曾多年担任德国教育与研究部部长，并于2014年至2018年期间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圣座代表的安妮特·沙万（Annette Schavan）也提出需要警惕天主教会的“失败言论”[29]，并肯定地说：“我们仍处于基督教初期，在她发源于加里肋亚郊区的两千年之后”[30]。

“教会在灵魂中觉醒”：怀念瓜尔迪尼？

基督宗教和教会越来越被认为（和实践）彼此疏离–信仰无归属（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 [31]–这是一个应引起我们深思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此谈及罗马诺·瓜尔迪尼这位神学家及宗教哲学家，我们或许可以从他身上学会重新发现–并珍视– “教会的奥迹”，因为“教会”绝不是人的想象力、努力甚或其宗教情愫之产物。于1968年离世的瓜尔迪尼可能重新成为意大利和德国这两个在“与教会共情”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和方法的国家和文化之间的桥梁。瓜尔迪尼于1885年出生于维罗纳（Verona）。虽然他的家庭于翌年迁居美因茨（Magonza），但其意大利血统塑就并决定了他的一生。

“一个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的宗教进程已经开始：教会正在灵魂中重新觉醒”：100多年前的1921年9月，瓜尔迪尼就是这样开启了天主教毕业生协会于波恩举行的题为《教会的意义》的五场研讨会的第一场报告。这些讲话于次年公开出版。后来，他在回忆这些活动时评论道：“整个研讨会非常活跃，其中不乏某些‘运动’的味道。我在发言中表达了自己越来越深信不疑的观点：教会并不使人失去自由，相反，她赋予整个存在以充分的自由；她的特点不是限制，而是充实。我的发言直击当时天主教世界的核心，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32]。

“教会在灵魂中重新觉醒”：从那时起，这个经常被引用（也经常被断章取义）的纲领性话语就像吹响的号角。它成为宗教觉醒的秘密口号，伴随着20世纪上半叶的各种复兴运动：圣经运动、礼仪运动和青年运动，激发了一种新的宗教渴望。人们渴望真实和令人信服的答案，而不只是重复被告知始终有效的“永恒真理”。鲜为人知的一件事发生在1920年8月，在罗滕费尔斯城堡（Rothenfels Castle）举行的奎克博恩（Quickborn）运动第二次座谈会期间。这次会议的参会者中有一位16岁的青年，他于两年后从中学毕业并于1922年4月加入耶稣会：这位年轻人就是卡尔·拉纳。正是在那次会议上，他有幸亲自结识了瓜尔迪尼，一位对于当时许多年轻人来说已成为“宗教觉醒者”的人物[33]。

如果像当时的瓜尔迪尼那样谈论教会，于今看来可能已经过时。正如在他之后不久，皈依者格特鲁德·冯·勒福特（Gertrud von Le Fort）于1924年所著《教会赞歌》（Inni alla Chiesa） [34]也同样被视为过时。捷克神学家托马什·哈利克（Tomáš Halík）直言不讳地问道：“于今，谁还有勇气用类似的标题出版一本书？”[35]。对于现今的“口味”而言，这本书的感染力（pathos）过于强烈。在用德语咏唱信仰和游行歌曲《一座闪耀着荣光的殿堂》（Ein Haus voll Glorie schauet）[36]时，还有谁不会感到某种不适呢？在近年来所发生的诸多事件之后，谁还会相信诸如此类的事呢？

然而，如果没有这种神秘层面，如果它被埋葬、被遗忘或被出卖，如果它被削弱或被弃之一旁，教会就只能堕为一种单纯的组织、一项人的作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谁还会对“慈母教会”这一古老的基督徒热心的表述有所感触呢？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开幕式上，正是以《慈母教会欢欣喜乐》（Gaudet Mater Ecclesia）为标题，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发表了他的开幕词。

让我们回到瓜尔迪尼。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冬天”（K. Rahner），她必须在灵魂中重新觉醒！否则，她将注定会消亡。值得注意的是，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13年2月28日在克莱孟厅（Sala Clementina）与枢机们辞别时，也就是在他于2月12日所宣布的自愿辞职生效前几个小时，意味深长地提到了瓜尔迪尼的这句名言。他首先提到了瓜尔迪尼的最后一部著作，并随后谈到了众所周知的1921-1922年计划：“我愿意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反省题目，它非常贴近我内心的想法：这个想法有关教会，有关她的奥迹，可以说，这奥迹构成了我们所有人—我们可以这样讲—生命的理由和激情。我借用罗马诺·瓜尔迪尼的一句话，这句话出自他最后一部著作，这本书写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神长们批准《教会宪章》（Lumen Gentium）的同一年，他还为我在这本书上留下了个人赠言，书中的话对我来说特别珍贵。瓜尔迪尼说：‘教会不是一个在绘图板上设计而建立的机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她生活于时间的长河中，像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一样，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然而，从本质上她始终不变，她的心脏是基督’。我想，这就是我们昨天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经历的：看到教会是一个被天主圣神赋予活力的身体﹐并因天主的力量真实地生活着。教会在世界上，但她不属于这个世界：她属于天主，属于基督，属于圣神。我们昨天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正是为此，瓜尔迪尼的另一句名言也是真实而雄辩的：‘教会在灵魂中觉醒’。教会生活、成长﹐并且在灵魂中觉醒﹐这些灵魂一如圣母玛利亚，接纳天主圣言﹐并在天主圣神的行动下孕育圣言；这些灵魂将自己的身体献给天主，正是在他们的贫穷和谦卑中，才能在当今世界中孕育基督。通过教会﹐道成肉身的奥迹历久弥新﹐基督继续在各时代、各地方奔走”[37]。

因此，本笃十六世在其道别中所回顾的不仅是一位对于他自己而言很重要的神学家。显然，瓜尔迪尼也是对教宗方济各影响深远的学者之一，而这不仅是因为教宗在通谕《愿祢受赞颂》（Laudato si’，LS）中明确（且以详细的方式）谈及瓜尔迪尼于1950年所著的《现代世界的结束》（参见LS，第108、115条）[38]。

教会是否在经受考验且如临深渊？

重读瓜尔迪尼的著作是否有助于克服教会当前的危机？或者使我们反思一个新的或被忽视的方面？德语国家以热衷公开批评以及针对结构的批评而著称。德意混血的瓜尔迪尼即使在今天也必定会提出批评，但他会怎样批评？这始终取决于说话的语气，正如俗话所言：“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要看批评是出于一种担忧或是出于单纯的批评欲：两者有所不同。

当社会民主党卫生专家、现任德国卫生部长卡尔·劳特巴赫（Karl Lauterbach）于2021年宣布脱离天主教会时，他公开表示自己这样做是出于“良知的原因”。他还补充说，并不排除“回归”的可能。他仍然与教会接近。教会可以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如果只是权力和金钱的问题，教会中则可能形成“重要的对立面”。

这就是教会的本质。即使她的形象因其（高层）“属人的”缺少“好形象”而受损，教会仍然是“我的”教会。谁能对人们集体离开教会的事实无动于衷呢？当然是那些捍卫“小羊群”（pusillus grex）思想的人：100个“真正的”天主教徒胜过1000个“主日基督徒”！此外，即使是“圣诞节”和“复活节”基督徒也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带坏。然而，正是对于虔诚的教友来说，允许和容忍不同的方式以及与“教会活动”或多或少的亲近和疏远往往是如此困难！由此可见，评判或审断他人的信仰是多么傲慢！

多年来，教会、工会及政党等大型机构之间一直处于衰退的持久性关系显然无法使人感到欣慰。教会并不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即使教会–或各教会–与天国之间的区别也不一定有所帮助。或是说事实上教会也有“不同阶段”及其危机时刻。沮丧、愤怒和失望甚至会影响到热忱天主教信友的核心。它们还可能诱使人们离开教会；在德国，这是一个履行官僚程序的问题：只是五分钟的时间和30欧元的办公费用。

作为一名“传教士”，我们经常会在亲戚朋友中处于一种不利地位，如果被叫去参加洗礼、婚礼或葬礼，就已经很不错了。此外，总会有人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你究竟为什么留在教会？”；“你为什么继续固执？”。这样的回答也许会令人感到诧异：“我留在教会，因为我欠她太多！我的信仰是教会赋予的。事实上，我的信仰并非从天而降，为其做出贡献的是成为我的朋友的修女们、一位本堂司铎和神父们。他们无论是在以往还是现在都值得信赖”。

托马什·哈利克（Tomáš Halík）在对其《教堂空空如也的时代》（Die Zeit der leeren Kirchen）一书的访谈中多次谈到“持续的复活”：“只有某种形式的基督宗教正在走向终结。即使在信仰中，也会有一些东西必须死去，才能以一种新的、改变了的形式复活。这难道不是复活信息的一部分吗？[…]人们并不会在转身离开教会的时候成为无神论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与某种形式的信仰以及作为机构的教会保持距离。但信仰本身是存在的，也是有生命力的”[39]。他的分析似乎在一天天地得到证实。

信仰有义务解释自己并使人信服。它必须适应日常生活，承受危机的考验，并能免疫于灾难性的世界末日言论，但不能对已经造成的许多创伤无动于衷。虽然我们对教会的新形式仍不得而知，但它会到来，必须到来！当许多人退去时，耶稣问十二门徒：“难道你们也要离开吗？” （若 6,67）。耶稣呼召的人中也有罪妇。即使在今天，他仍然呼召人们跟随他。这就是使徒身份。教会就是这样诞生的，起初如何，今日亦然。正如教父们常说的那样，教会总是而且同时是“圣洁而有罪”的。她的身上带有创伤，有着令人震惊以及导致伤害和困惑的负面因素。

《福音的喜乐》（Evangelii gaudium，EG）中的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反思：“有时我们会受到诱惑，想作与主的创伤保持安全距离的基督徒。然而，耶稣要求我们去接触人类的苦难，去接触他人受苦的肉躯。祂希望我们会放弃寻找个人或团体的庇护所，而避开人间疾苦的症结。反之，祂希望我们进入他人生活的实况，认识温柔的力量。每当我们这样做时，生活虽倍添麻烦，却会多姿多彩，并体验到什么是（天主）子民的强烈经验，以及属于一个百姓的归属感”（EG 270）。主的创伤：这就是为什么回顾瓜尔迪尼会带来帮助，为的是“教会在人灵中觉醒”。

  1. 据福音教会报告，同期有38万人离开教会。 ↑
  2. K. Rahner, «Significato teologico della posizione del cristiano nel mondo moderno», in Id., Missione e grazia. Saggi di teologia pastorale, Roma, Paoline, 1964, 66. ↑
  3. 同上，第44页。 ↑
  4. A. R. Batlogg, «Vom Traditions – zum Entscheidungschristentum», in Stimmen der Zeit 136 (2011) 145. ↑
  5. J. Kaufmann, «Glaube mehr an Gott als an die Kirche», in Domradio (www.domradio.de/artikel/glaube-mehr-gott-an-als-die-kirche-opernsaenger-kaufmann-spricht-ueber-seine-religiositaet)，2021年12月4日。 ↑
  6. 参见K. Rahner, «Fede ufficiale della Chiesa e credenza effettiva del popolo», in Id., Società umana e Chiesa di domani, Cinisello Balsamo (Mi), Paoline, 1986, 283-300. ↑
  7. H. Joas, «Mutter Kirche», in Herder Korrespondenz 75 (2021/12) 15. ↑
  8. A. Palermo, «Sinodo, chiude l’Assemblea dei delegati europei: amare la Chiesa oltre i muri e le ferite», in Vatican News，2023年2月9日。 ↑
  9. 《教宗带领特殊祈祷时刻》，圣伯多禄大殿前，2020年3月27日，https://www.vaticannews.va/zh/pope/news/2020-03/pope-francis-prayer-plenary-indulgence-meditation.html ↑
  10. G. M. Hoff，”Das Echo der Stille.Wie der leere Petersplatz mit Papst und Pestkreuz zur Kulisse der Welt wurde.Eine Bildbetrachtung”, in Christ & Welt, no. 15, 2020, 2. ↑
  11. H. Joas, Warum Kirche?Selbstoptimierung oder Glaubensgemeinschaft, Freiburg, Herder, 2022, 11. ↑
  12. H. Prantl, Mensch Prantl. Ein autobiographisches Kalendarium, München, Langenmüller, 2023, 94. ↑
  13. 同上，第95页。 ↑
  14. 同上。 ↑
  15. N. Schnabel, «Weder Reformen noch Profilschärfung helfen der Kirche aus der Krise», in www.katholisch.de/artikel/40254-weder-reformen-noch-profilschaerfung-helfen-der-kirche-aus-der-krise ↑
  16. 同上。 ↑
  17. B. Hagenkord, «Ein Papst der Überraschungen», in J. Erbacher – B. Hagenkord – S. von Kempis, Papst Franziskus, der Rufer in der Wüste, Leipzig, St. Benno, 2023, 21 s. ↑
  18. K. Rahner, «La fiducia nella Chiesa», in Id., Frammenti di spiritualità per il nostro tempo. Prospettive della fede, Brescia, Queriniana, 1973, 239. ↑
  19. A. Delp, “Vom Vertrauen zur Kirche”, in Stimmen der Zeit 147 (2022) 53. ↑
  20. 同上，第54页。 ↑
  21. Id., ‘Das Schicksal der Kirchen’, in Id.,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 IV: Aus dem Gefängnis, Frankfurt am Main, Knecht, 1985, 318.IV: Aus dem Gefängnis, Frankfurt am Main, Knecht, 1985, 318. ↑
  22. 同上，第319页。 ↑
  23. 同上。 ↑
  24. 同上，第320页。 ↑
  25. 同上，第321页。 ↑
  26. 同上。 ↑
  27. 信函全文可在 www.erzbistum-muenchen.de/cms-media/media-55270620.PDF 上阅读。 ↑
  28. A. Riccardi, Tutto può cambiare. Conversazioni con Massimo Naro, Cinisello Balsamo (Mi), San Paolo, 2018, 282. ↑
  29. «Schavan kritisiert “Insolvenzrhetorik”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in www.katholisch.de/artikel/32757-schavan-kritisiert-insolvenzrhetorik-der-katholischen-kirche ↑
  30. A. Schavan, Geistesgegenwärtig sein. Anspruch des Christentums, Ostfildern, Patmos, 2021, 40. ↑
  31. 英国社会学家格蕾丝·戴维在1994年出版的《Religion in Britain since 1945: 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一书中指出，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不再是基督宗教，而是“无归属的信仰”。 ↑
  32. R. Guardini, Appunti per un’autobiografia, Brescia, Morcelliana, 1986, 43. ↑
  33. 拉纳于1963年至1967年间接任瓜尔迪尼在慕尼黑大学的“基督徒世界观”教席。 ↑
  34. 原作为Hymnen an die Kirche。意大利文译版：Inni alla Chiesa, Brescia, Marcelliana, 1947. ↑
  35. T. Halík, Pomeriggio del cristianesimo. Il coraggio di cambiare, Milano, Vita e Pensiero, 2022, 227. ↑
  36. 这是一首古老的德国天主教圣歌，由耶稣会士约瑟夫·莫尔（Joseph Mohr）于1875年创作。这首圣歌开头写道：“一座闪耀着荣光的殿堂将她的目光投向整个国家…”。歌词最后说：“啊，让我们都在祢的家里得到庇护”。 ↑
  37. Benedetto XVI, «Saluto di congedo agli Em.mi Signori Cardinali presenti in Roma»，2013年2月28日，载于 www.vatican.va ↑
  38. 参见M. Borghesi, Jorge Mario Bergoglio. Una biografia intellettuale: dialettica e mistica, Milano, Jaca Book, 2017, 117-154. ↑
  39. T. Halík, “Wir haben kein Monopol auf Christus”, in Christ in der Gegenwart 73 (2021/23) 6. ↑

安德鲁·R·巴特洛格（Andreas R. Batlogg 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