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加埃尔∙吉罗德（Gaël Giraud S.J.） 新冠疫情留给我们一个不容置疑的教训，那就是，推动全球性合作是应对此类现象的唯一明智回应。无论病毒继续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国家复制和变异，它都将不断复发。这场大流行将演绎为一种类似流感的慢性流行病。根据病毒的变异速度，我们将有可能每年都需要新疫苗。同时，口罩防护、保持距离、甚至“封城”和居家隔离也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病毒疏远了人际关系，剥夺了人们会面和肢体接触的公共空间，在这样一种支离破碎的生活中，我们的人性还有几何？另外，与病毒同样真切的问题还涉及我们的地球、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唯有通过促进合作的宇宙政治，我们才能应对一系列由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等原因而导致的生态挑战。
团结合作是每个社会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唯一选择。正是以这种方式，人类才终于在1980年摆脱了天花的困扰。同样，对于新冠疫情以及未来几十年中由于全球变暖和森林砍伐而可能出现的其他病毒，我们也必须重新作出同样的努力[1]。当前的新突破也许在于，团结已不再是一个乌托邦，或是一个美好的个人感想和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符合所有人利益的需求。
欧洲不是正在构建一个管理卫生紧急情况的机构吗？这很好，但并不足够。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学会彼此沟通，为未来做准备，放下战略布局抗衡，抵御自私心理，真正开始领悟“全球大团结”的含义。
金科玉律
正如以上所言，与新冠疫情同类的问题还有生态破坏现象，比如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遭到侵蚀、污染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如果不同心合力，众志成城，我们将无法应对这些灾难带来的威胁。最近，美国做出在2030年前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半的承诺。这意味着在未来数年内，所有带内燃机的汽车将会消失殆尽。虽然美国工业并不总是少数国家仍然继续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几十年后，我们将无法避免威胁到数亿人生命的全球变暖。
当然，现实政治（realpolitik）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国际关系。正如教宗方济各所言，一场“零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于近年来兴起，被卷入的国家之多令人担忧。与此同时，作为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中美两国之间关系虽然仍然紧张，但生态问题正在成为两个巨头同意就此展开和平谈判的“圣地”。这是为什么？因为双方均已认识到，如果拒绝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以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他们将无法保证年轻一代的未来。乔∙拜登将美国带回到了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议，中国在该协议中表现积极。在今年3月18日于阿拉斯加安克雷奇（Anchorage）举行的会议上，美国和中国外交代表团展开了激烈的争议，他们就少数议题达成了某种形式的协议，其中之一便是全球变暖问题。另外，世界卫生组织领域的中美合作也是期盼之中的议题。正是为了支持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的全球接种计划，美国近期做出了重返世卫组织的举措。
由此可见，对于人类来说，生态危机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机遇。这是一个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宇宙政治的机会，也曾是伊曼纽尔∙康德和启蒙运动的梦想[2]：1919年的国际联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合国做出了实现这一梦想的承诺。为了赢得明天，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达成共识，接受进入一个以人人尊重地球和他人为宗旨的全球审议过程。
这才是真正的全球化的最终意义：它既不是拉平文化差异，也不是掠夺自然资源，而是学习一种探讨的方式，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最终认识到，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并不形成冲突，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与地球以及他人的根本关系。但是，在过去50年中，商业全球化却与此大相径庭，使一种具有社会破坏性、从文化视角不可接受的消费主义模式大为盛行[3]。这种模式使各种社会团结的基本形式彻底解体，加速了部落心理及对他者的恐惧和仇恨在许多国家的蔓延[4]。
那么，究竟通过怎样的议事机制才能建立促进合作所需的体制呢？秘诀在于圣经中的一条金科玉律：“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玛7:12；路6:31）。这一普遍认可的伦理规则，就像禁忌乱伦一样，是对无限欲望的拒绝，是对“凡你们愿意……”的反问，是鼓励我们在保持自己身份的情况下，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5]。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接受这种劝勉，做到将心比心，与他人的观点进行商酌？我们是否相信，这种劝勉远非异化，而是一种相遇的可能性？只有在具备这些前提的情况下，教宗方济各在亚马逊主教会议期间推行的“团体性分辨”才能真正得到兑现[6]。人类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为已出现的多重生态危机带来的巨大挑战寻求解决方案。这代表着教宗方济各所设想和倡议的共议教会之根基：灵性经验之本质。
机构的创造性
这种分辨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我们又如何知晓它是一个有益的成果？这个问题涉及改善现有国际机构和创建新体制。同时它也是，我们的祖父母一代在1945年所梦想的“国际社会”已路尽途穷的征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设想的宏图已逐渐被市场全球化抽空实质。这难道不是以暴力的争权夺利来取代开明的探讨吗？全面商品化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允许少数人在置他人于不顾的情况下谋取私利，也是引起暴力争夺的原因。
还有一些来自其他论坛的例子来体现真正的“分辨”精神，比如布尔歇21国会议于2015年12月签署的《巴黎协定》，还有2020年的亚马逊主教会议等等。另外，长期以来，我们已探索出组织相互关系的和平互惠的方式，例如，空域的国际管理和国际邮政服务都是很好的证明。
当今，在需要我们具备创造性的事物中，公共福祉[7]占据的位置尤其重要。这场大流行表明，武汉一个家庭的健康关系到整个世界。我们所有个体之间都紧密关联，没有任何一个荒岛可以容许我们逃离一切，与世隔绝。医疗保健的私有化排除保证全球卫生健康的可能性：如果需要付费才能获取对抗病毒的医疗保健，无论费用高低，总会有一部分相对贫穷的人被排除在外，而他们将导致病毒的再传播，使每个人，不论身份贵贱，都处于危险之中。
鉴于这些情况，卫生健康显然不能被作为商品来对待。同样，以这种方式理解的卫生健康也不能被视为一种公共福祉，因为它需要一个超级国家和世界性机构来管理。另一方面，某些国家针对这一流行病的处理方式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国家的绝对主权，如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定义的，今天也有被相对化并予以限制的现实需要。
由此可见，卫生健康虽是一种普遍性福祉，却由于私有化的破坏而变得脆弱。它是人人渴望分享的全球公共福祉，需要世人的合作，也需要一个宇宙政治。
与此不同的是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后者一贯被误认为仅与地域及当地生物体丰富度条件有关，而并不具有全球性质。事实上，市场的全球化已使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成为全球共同利益，比如说，一家价值链起源于印度尼西亚的法国公司做出的决定有可能直接关系到苏门答腊雨林[8]。对此，2021年9月3日至11日在马赛举行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20年世界保护大会（IUCN World Conservation Congress 2020）将予以肯定[9]。
我们的全球公共福祉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怎样的机构来管理上述情况？如今，不仅联合国已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机构，欧洲共同体各机构的情况也与其不相上下，世界卫生组织同样得不到积极响应。因此，我们必须另辟蹊径。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需要一种制度上的创造力，通过制定规则将所有相关者聚集在谈判桌前，参与这种亟需的“团体辨明”。参与者除了各民族国家，还应包括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代表。
在一个特定的健康领域里，一种这样的“奇迹”已成为现实，那就是“被忽略疾病药物研发组织”（DNDi）[10]。该平台于2003年由一些法国医生创立，致力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大型制药公司（Big pharma）代表之间的对话。这个看似不太可能的组织难道能创造什么奇迹？出人意料的是，它做到的恰恰是三个参与者中任何一方都无力也不愿单独着手的事情：提供低成本治疗，医治那些因缺乏具有履行职能的单位而被私人医疗机构忽视的疾病，例如丙型肝炎、内脏利什曼病和锥虫病（昏睡病），等等。
将健康视为全球公共福祉的有效途径是在国际范围内建立一种新型混合行为体，这种做法超越许多经济学家一贯将社会活动简化为国家和市场之对立的无益观点。当然，医疗健康私有化带来的问题尚待进一步解决，被忽略疾病药物研发组织虽然并不提供免费治疗，但它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前进方式，使一度似乎无法想象的事情成为可能。毫无疑问，为了取得成效，国家、非政府组织和私营公司之间的谈判既需要各方承担风险，又要奉行上文谈到的“金科玉律”。
气候、生物多样性、海底区域、鱼类资源、空域：这一切全球公共福祉都有待我们制定适当的机构和规则予以保护，特别是使它们免遭厄运，沦为被践踏的商品。这些机构必须赋予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以发言权，而不是为仅限于使西方和中国得益的激烈竞争提供正式的合法性。这些规则必须以关注每个国家中最弱势人群的利益为目标。因为正如教宗方济各在《愿祢受赞颂》中所言，“大地的呼声”和“穷人的呼声”是对同一痛苦根源的指控。
在这方面，我们非常遗憾地注意到，近年来关于公共福祉的争议聚焦于重新定义有别于公共财产的集体产权。尽管坚持对私人和公共财产施行制约至关重要，但实际上，国际社会，特别是法律界，至今尚无法对共有物（res communis）提供一个一致认同的定义。
因此，我们必须把精力和创造力转向另一个方向，针对我们希望共享的资源，在毋须建立新型产权的条件下，制定对主体进行管理和使用的规则。
对此，目前关于海底区域法律地位的国际谈判的僵局很能说明问题：虽然有些人想把海底区域作为一种全球公共福祉，但未能提出一个被法律认可的定义。尽管如此，国际社会仍有可能达成一致，在不创建新法律类别的情况下就海底区域的使用问题制定公共规则。
费城精神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的研究[11]表明，管理公共福祉的规则也必须满足一些内部标准，其中之一是“元规则”：它可以使对基本规则的解释上存在的矛盾迎刃而解。因为无论基本规则多么天衣无缝，这些解释学上的矛盾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因此，我们必须学会一种“建设性智慧”，使我们的机构能够履行大家期望的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代代相传。
难道真的有这么多困难吗？实际上，公共福祉的管理并非新事，而是人类最古老的知识遗产的一部分。早在罗马法对私有财产作出规定之前，我们就一直在管理公共福祉。今天，网络和数字世界是新产权形式（在文化、艺术、计算机编程方面）的试验区，体现着我们集体智慧的惊人财富。通过对等式网络（peer-to-peer）[12]，人们以一种新的相互关系相处，脱离了从强权的父权社会继承下来的等级关系，使我们所珍视的公共福祉的集体管理成为可能。
1944年5月10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际劳工组织（Ilo）大会在美国东海岸举行的会议通过了“费城宣言”，其中申明：劳动不是商品，社会正义是和平的最可靠保障。我们必须珍惜这种“费城精神”[13]，从中汲取我们应对当今挑战所需的政治和精神资源，构想使我们星球的未来更加美好的制度。我们不应将任何一种全球公共福祉沦为商品，对它们的共同关怀是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最可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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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G. Giraud, Per ripartire dopo l’emergenza Covid-19, in Civ. Catt. 2020 I 7-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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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I. Kant, Per la pace perpetua. Un progetto filosofico, Roma, Editori Riuniti, 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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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G. Giraud, La transizione ecologica, Verona, Emi,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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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Id., Composer un Monde en commun. Une théologiepolitique de l’Anthropocène, Paris, Seuil,，将于2022年1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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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Ch. Theobald, «La règle d’or chez Paul Ricœur: une interrogation théologique», in Recherches de Science Religieuse 83 (1995/1) 43-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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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济各，主教会议后宗座劝谕 《心爱的亚马逊》，2020年2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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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Beni comuni, Milano, Feltrinelli, 2015; G. Giraud, «Una retribuzione universale», in Civ. Catt. 2020 II 429-4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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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A. Wolff, Responsabilité sociétale: quelles contributions des entreprises à la conservation de la biodiversité ? (https://tel.archives-ouvertes.fr/tel-01695744v2)，博士论文，201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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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www.iucncongress2020.org/。此外，还应关注于2021年8月29日至9月2日举行的环境正义国际会议，由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和拉萨尔研究所（Istituto Lasalle，瑞士）主办，今年的讨论专题是生物多样性问题（见https://bit.ly/3oyGWc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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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https://dndi.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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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E. Ostrom, Governare i beni collettivi, Venezia, Marsilio,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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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M. Bauwens, Foundation for Peer-to-Peer Alternatives, in https://wiki.p2pfoundation.net/Michel_Bauw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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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A. Supiot, L’esprit de Philadelphie: la justice sociale face au marché total, Paris, Seuil, 20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