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教宗方济各来说，一项绝对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教会蒙召去宣讲福音的喜乐，这与其天赋的传教使命相符。“喜乐”（gioia，alegría，gozo），堪称贝尔戈里奥最常用的词汇之一。这个词还常常与其他形容词相关联，比如，“新的”、“创造性的”、“属灵的”、“深刻的”、“内心的”、“巨大的”、“情不自禁的”、“永恒的”、“圆满的”、“末世性的”，等等[1]。对于福音的喜乐主题，教宗方济各在他的神操课程中还给予专门的默想[2]。
《福音的喜乐》（Evangelii gaudium）作为教宗方济各的首部宗座劝谕，这也是非常理想的，因为与信德年开幕之际他写给布宜诺斯艾利斯教区的牧函相映成辉。在那封牧函中，开宗明义地，时任枢机的贝尔戈里奥就提及一个大门敞开的教会，“光明、友谊、喜乐、自由和信心的象征”。现今，值此信德年闭幕之际，教宗方济各致函普世教会并重申同一理念：一个不执迷于稳固边防，却致力于在相遇中传达福音喜乐的教会。在一次圣油弥撒中，教宗方济各曾如此定义“福音的喜乐”，“如芬芳四溢，如圣油沁人肺腑”[3]。总之，这喜乐就是“我们内心择善固执的标志”[4]，是“基督临在的标志”[5]。《信德之光》通谕（Lumen fidei，LF）也有类似的表述，福音的喜乐是“信德卓越的最明显标识”：基督徒的喜乐正是“信德的喜乐”（fidei laetitia，LF第47和53号）。
以“喜乐”为主题的宗座劝谕之灵感来源
教宗方济各继承本笃十六世的意向，后者于2012年10月11日信德年开幕之际，曾在其宗座手谕《信德之门》（Porta fidei）中十次援引“喜乐”。教宗本笃十六世写道“今日亦然，为了再发现信仰的喜乐和传授信仰的热火，人们需要教会更令人信服地委身去致力于传播福音”，紧接着：“事实上，当信德像得到爱这种经验而生活出来，并以恩宠和喜乐的经验传播时，它便成长”（第7条）。
显然，促使本劝谕成书的一个诱因可追溯到以“基督信仰的新福传”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2012年10月7日至28日），会议闭幕时，与会神长们向教宗递交了一份早先表决通过的58项条陈（Propositiones），这个“福音新传”的主题在《福音的喜乐》中被引用30次[6]。在这些建议中，神长们论述的内容包括：新福传的性质、背景、对今日世界的牧灵回应及福传使命的执行人。教宗方济各重拾、重申这些内容之余，也将之纳入到一个有序的新视野。此外，必须指出的是，“福音新传”的某些议题和内容，在2013年9月19日的访谈中，教宗方济各已有剧透，见《公教文明》以及耶稣会其他刊物[7]。最后，我们也注意到一些教宗偏爱的作品：圣奥斯定、圣多玛斯、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还有依撒格（Isacco della Stella）、肯皮斯（Tommaso da Kempis）、耶稣会的法伯尔(Pietro Favre），以及现代的圣女小德兰（Thérèse de Lisieux）、纽曼（John Henry Newman）、贝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瓜尔迪尼（Romano Guardini）、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等等。
当然，《福音的喜乐》这一标题马上让人联想到另两部为教宗方济各所喜爱的伟大宗座劝谕：《在主内喜乐》（Gaudete in Domino，GD）及《在新世界中传福音》（Evangelii nuntiandi，EN）。这两部文献都由保禄六世签署、分别发布于1975年5月9日和12月8日，其中第二部属于1974年世界主教会议关于在现代世界福传的成果。教宗蒙蒂尼直言，“福传的喜乐是甜蜜和快慰的，但也需要含泪播种”（EN，80）。教宗方济各的呼吁恰好是：“我们不可让福传的喜乐被夺走！”(83)[8] 。本劝谕的标题也让人想起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开幕时的讲话《慈母教会欢欣喜乐》（Gaudet Mater Ecclesia），对此，方济各教宗有两处重要的援引（41和84）。
初传（kerygma）本身便是一个喜乐的讯息；此外，保禄六世写道：“基督宣布的福音中心是天主的救援之恩，即从所有的东西中将人解救出来，但特别是从罪恶及恶魔手中解救出来，使人们得以认识天主及被天主认识，寻求天主及奉献给祂的喜乐”（EN，9）。保禄六世还指出，“我们可以体验到喜乐，一种完全属灵的喜乐，这喜乐是圣神的果实：这喜乐就在于人灵拥有天主圣三时的一份深深满足和安息，经由信仰而来的认知和被天主的圣爱所爱的经验”（GD，III）[9]。
上述这些都是受自保禄六世的启发，除此以外，某些灵感源自2007年的《阿帕雷西达公函》（Documento di Aparecida），这一点可以从贝尔格里奥文告的字里行间管窥一斑。对喜乐的呼吁，在那篇公函中反复出现了大约60次。在第五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主教团大会的最终文告中，使徒的喜乐直接影响社会，社会生活及个体生活：正如同我们在《福音的喜乐》中所读到的。
《福音的喜乐》之于《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在主内喜乐》，以及阿帕雷西达会议之前的普埃布拉会议（1979）的关联，早见于2005年1月于罗马举行的宗座拉丁美洲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时任枢机主教的贝尔戈里奥的发言。在这个讲话中，我们尤其发现某些基要性的观点，今天，以更深入和拓展性的方式被引述在教宗方济各的首部宗座劝谕中。这也说明了，我们现有的文献是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里奥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的产物，他条理清晰的表达了自己的福传愿景和教会在今日世界之使命。鉴于该劝谕涉猎甚广，本文谨提供一个文本性的导览，以期日后有机会对某些章节予以更深入解读。
将天主子民的软弱导向福音的喜乐
该文告以保禄六世宣称的“福传的甜蜜和快慰”开篇：“传教使命是我们在主内的喜乐”[10]。由此引出下文，第一章展望的是作为“母亲和牧者”的教会使命[11]，一个敞开大门和心扉的教会[12]。在这部劝谕中，教会有如“一位敞开心扉的母亲”。
以此为出发点，教宗在第二章阐明了当代世界的一些挑战，首当其冲地，是与腐败、排斥相关的挑战，以及蒙召宣传福音者所要面对的切实诱惑：尤其是悲观主义和精神的世俗化。
由此，教宗方济各直接转入福音的宣讲。在这一部分，即劝谕的第三章，主旨鲜明地指出了福传的绝对优先性：无论何时何地，向一切人宣讲基督的福音。较之于教会外在的裂痕，教宗方济各更关注福音初传中缺少的精诚团结。
劝谕的第四章集中讨论了福传的社会幅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时为枢机主教的贝尔戈里奥的牧灵心得：始终关注贫困和边缘化问题。我们还可以感受到阿帕雷西达文件的回响，其中指出了福音喜乐在社会层面的陨落，这喜乐正是所有排斥和腐败的“解毒剂”。
第五章收集了更新福传动力的一些属灵意向：与基督位际性的相遇，活出天主子民的属灵意识，复活之主的神具有的奇妙化工，代祷的重要性。玛利亚被当作新福传之启明星，是上主对其子民的真正恩赐。对教宗方济各来说，玛利亚始终是基督徒喜乐之通传的参照，因为她固然对天使的领报感到惊诧、困惑和迷茫，却“并未对这个新颖产生丝毫的抵触”。在她身上，福音的惊喜与欢乐交融一起（yo desbordo de alegría）[13]。
总体而言，该文告所传达的就是时为枢机主教的贝尔戈里奥曾表达过的同一信念：“我们必须将信众的软弱引向福音的喜乐，即，我们的力量之源”[14]。
何为福音的喜乐？
开宗明义地，劝谕的第一章揭晓《福音的喜乐》之真谛：“福音的喜乐源于耶稣，凡与祂相知相遇的人，其心灵和生命必充满这喜乐”（1）。这是教宗方济各最根本的信念：“导师耶稣的言语中除了喜乐和欢愉外，别无其他”[15]。
本劝谕中教宗方济各所指的喜乐为何物？这喜乐是复活基督之圣心流溢出的圣神的果实（参阅2）。这与依纳爵∙罗耀拉在其神操中所表达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有关复活的默想中，圣依纳爵给出的指导是，“祈求天主赏赐圣宠，使我对吾主这般的光荣和福乐，感到欢欣雀跃”（神操，221）。对贝尔戈里奥来说，喜乐就是依纳爵所说的“神慰”，是“能引人向往天上之事，专务救灵魂，使人安息于造物真主的一切内心欢乐情绪”（《神操》，316）。这正是“一个人敞开心扉，以纯朴的心接受耶稣基督显现的惯常心态”[16]。因此，基督徒不该有“奔丧般的样貌”（10）。相反，基督徒蒙召过一种“更高超的生活”（同上），好能参与天主性的生命[17]。
只有与主的相遇才能带来这种喜乐，而非基于一种伦理的抉择或执着于某种信念。教宗方济各重拾其前任在《天主是爱》（Deus caritas est，第1号）的通谕中所提出的观点：“我从不会厌倦重复本笃十六世的话，这番话把我们带到福音的核心：「成为基督徒，其起点不在于一项伦理抉择，或者一种崇高的理念，相反，这是与一个事件，与一个人的相遇，正是他给予生命一个全新的视野，与他相偕，生命才有决定性的走向。」”（7）。
其实，喜乐本身是富有扩散性和吸引力的。教宗方济各援引本笃十六世的话写道：基督信仰的传播并非诱人入教，而是靠“吸引力”（参阅14）[18]。基督信仰在于创造一个分享喜乐的氛围，“指出美的境界，邀请人们出席令人向往的盛宴”（14），福音的核心是提供“意义、美和吸引力”（34）。此外，基于个人的灵修经验，教宗方济各深知，主召唤祂的门徒们，在“谦卑而美丽、可爱的地方”（《神操》，第144条），正如依纳爵∙罗耀拉所写的那样。
革新教会福传的梦想
本劝谕所浓缩的正是教宗方济各在不同场合勾勒的教会愿景，比如，里约热内卢的讲话内容，曾刊载于《公教文明》的访谈中，另有不同场合的演讲和讲道。全教会都是福传性质的，不仅仅是牧者，而且，福音是针对大众和每个个体：福音必须临到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有领受福音的权利”（14）；“使人人都觉得被接纳、被爱，都可得到宽恕和鼓励，因而按着福音，善度新生”（114）。唯有如此，喜乐才是指向万民的：“福音的喜乐是针对万民的：没有人能被排除在外。一如天使给白冷的牧人们所宣报的那样：「不要害怕！看，我给你们报告一个为全民族的大喜讯。」（路二10）默示录也写道「永恒的福音要传报给住在地上的人，给各邦国、各支派、各异语和各民族。」（默十四6）”（23）。
因此，教会不该失去与基层民众的直接相遇，也不该从上流甄选信众，教会必须保持“和家庭及基层百姓的生活相连”，断不该成为“由一小撮孤芳自赏的特选者所组成的团体”（28）。教宗曾多次并在不同的场合强调指出，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一小撮特选者，也不是为了那些“见树不见林”的灵修或文化精英群体[19]。不要忘记了，在里约热内卢世界青年日的讲话中，教宗给出的教会印像：一个撒玛黎雅人的教会、一个在路上的教会、一个在十字路口和边缘地带的教会，这完全不同于那被理解成为“只能容纳一小撮人的小教堂”的教会概念，正如教宗在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的守夜礼上向年轻人所讲的那样。教宗还补充说：“耶稣对我们所怀的期望是，祂的教会是生机勃勃的，而且是如此博大，以致于足够容纳全人类，并成为所有人的家！”。所以，教会的印象就是一种“动态性的「走出去」”（20），因为教会受到天主圣言“释放和更新的大能”所催迫（24）。“教会必须接受圣言那不受羁绊的自由，而圣言发挥果效的方式，超越我们的筹算、也打破我们的思维模式”（22）。
教宗方济各的言辞披露了教会内部存在的辩证张力，一方面是基于制度，另一方面是基于圣神。对此，劝谕之后的部分给出了进一步探讨，教宗如此描述教会：“作为朝圣和福传的子民，她总是超越任何所需的体制”（111）。圣神和制度：二者总不会相互否认，但前者必须以准确、有效的方式赋予后者生命力，以抵御“教会的自闭”（27），正如若望保禄二世所指出的那样[20]，因为故步自封（自我保全）始终是教会的一大诱惑。教宗方济各写道：“我不要教会只顾追求位居中枢、最后陷入无法摆脱成见和繁文缛节的罗网”（49）。
以福传为重的抉择，是教宗方济各真正的“梦想”（27），这股传教动力“足以转化一切，好使教会的习俗、风格、时期、行事历、语言和架构，都足以成为今日世界福传的渠道，而不只是为了教会的自我保全”（27）。这里包含了一个“进行分辨、净化和改革”的过程（30），从而使得“牧灵工作中「一向如此」的心安标准”失效（33）。其中的灵感源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即，“基于对耶稣基督的忠信，把教会性的皈依视为不断自我革新的开放态度”（26）。
在一个尤为紧凑的段落，教宗方济各也将教宗职务纳入其中，这也是由于受到不同文献的启发：《教会宪章》（Lumen gentium）和另两部出自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文献，《愿他们合而为一》(Ut unum sint)和《祂的门徒》（Apostolos suos）。教宗方济各指出：“从蒙召伊始，一如对其他前任（教宗）的要求，我必须考虑到在本职位上的悔改。身为罗马主教，我有责对各种善意的建议保持开放，为帮助我更忠信于耶稣基督，顺从祂的旨意克尽职守，并忠于福传的当务之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祈求援助，为寻得「行使教宗首席权的权衡方式，在不以任何方式逃避其使命的本质前提下，对新的处境保持开放。」在这方面我们进展甚微。即便是教宗职位和普世教会的中央架构也得顺从牧灵悔改的召唤”（32）。
无强迫症的牧职：“教会不是边检”
在谈到牧灵福传的贡献时，教宗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我们宣讲的信息较之以往面临更大的风险，即，被歪曲到残缺不全或缩约为次等观点”（34）。教宗补充道，“牧灵固然以传教为重，但风格并不执迷于灌输一大堆教义，不管连贯与否，只强求他人遵守。我们所采用的牧灵目标和传教风格是以人为本，为能切实地接触到每个人，无一例外；为此，所传递的信息应贵精不贵多，集中在最美、最伟大、最有吸引力、同时又是最必要之处。这样的信息才会变得简洁，却不失其深度与真实，因此变得更为强劲，更具说服力”（35）[21]。
值得注意的是，宗座劝谕不同于其他通谕的特色就在于突出牧灵性质。正是牧灵关怀促使教宗方济各呼吁（教会）在态度和言语上作出调整，为的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福音的新颖。不因为拘泥于恪守形式，却失去要旨；不能舍本逐末。
因此，圣事性的牧灵工作需要谨慎的同时，也需要大胆。援引圣安博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圣济利禄，教宗写道：“每个人都可在某方面分享教会的生活；每个人都可参与团体，圣事的门不可因任何原因而关闭。这为作「门」的圣洗圣事更是如此。圣体圣事，尽管它是圣事生活的圆满，但不是完美者的奖品，而是弱者的特效药和营养品。这些信念意味着牧灵上的后续工作，我们奉召来考虑此事，但必须胆大心细。多次我们行事就像恩宠的仲裁者，而不是催化者。但教会不是边检，而是天父的家，那里总有容人之处，不管他们肩负生活给予的多么沉重的轭”（47）。在这一点上，一如其他方面，劝谕只不过抛砖引玉，引出一个议题，却并不急于盖棺定论。其目的就是提出相关的问题以供参详。
当今世界的挑战
宗座劝谕第二章的议题是信德面临的挑战。2013年2月11日，当本笃十六世宣布辞去伯多禄牧职时，曾畅想一个“活力四射”的教会愿景，敢于面对世事的快速变迁带来的挑战（in mundo nostri temporis rapidis mutationibus subiecto），以及与信德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quaestionibus magni ponderis pro vita fidei）。在这“历史转折点”和“划时代蜕变”之际（52），教宗方济各针对最主要的挑战给出了一个牧者的视野。借着引述保禄六世的通谕《祂的教会》（Ecclesiam suam，第19号），方济各表示：“教宗的任务不在于对现代实况提供详尽完整的分析，但我会劝勉所有的团体都「提高警觉去研究时代的征兆。」”（51）。也就是说：这些挑战需要一份谨慎的灵性分辨，不仅为了“认识和解读善神与恶神的行为，更甚于此，此处具决定性质的是，（为了）选择善神的行动而弃绝恶神的作为”（51）。
在这些段落中，我们认清了教会和世界的弊端，一如方济各在教宗任期的最初几个月所指出的：从竞争的枷锁、浪费的文化、冷漠的全球化、安逸的麻醉文化、消费主义；到原教旨主义、相对主义的冷漠、对宗教自由的打压、精神“沙漠化”、信德世代相传的中断、婚姻沦为单纯的情感满足；另外，精神的世俗化、功能主义、神职主义、对外表的迷恋、教会内部的争斗与分裂。
之后，教宗特别谈到城市文化的挑战（参阅71-75）：尽管这些文化启发新的可能，但也带来了新的困难。阿帕雷西达文件曾专门就此议题进行了针对性反思（第509-519号），当年的贝尔戈里奥枢机本人也多次重拾这一主题[22]。有趣的是，教宗始终抱持他一贯的积极态度。事实上，他指出，“我们需要用默观的眼光审视城市，即，一份信德的眼光，从而发现天主就住在祂的家，祂的街道，祂的广场”（71）。
这些挑战召唤的是一个勇敢的教会，而不是自甘堕落到“牧灵的懈怠”（82）或是“慢慢将基督徒转化成博物馆木乃伊的坟墓心理”（83）。教宗方济各惋惜地表示：“某些人只管炫耀礼仪、训导或教会的威望，却毫不关心天主的忠信子民如何真正得到福音的滋养，亦不关心时代的需要。如此一来，教会生命变成博物馆展览品或沦为少数被选者的产业”（95）。
教宗方济各展望一个务实的教会，而不是单单通过各种文件，甚至这部宗座劝谕来认识挑战，正像他亲口所说的那样。所以，这部劝谕是对所有基督徒团体的邀请，“借着了解那些与他们直接相关或近在咫尺的挑战开始，去完成和丰富这些愿景”（108）。
福传的母语
劝谕的第三章集中围绕福音的宣讲，这个主题实际上统领和贯穿整部文告。从一开始，主题鲜明，教会被定义为“天主救恩的圣事”（112），“作为朝圣旅途的子民和福传的执行者，教会总是超越任何单纯组织架构层面的必要表达”（111）。值得注意的是，后一种富含张力的对教会的定义也充盈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即，教会如同“子民”和“机构”，这也反映教宗方济各所偏爱的教会概念，正如他在接受《公教文明》采访时所吐露的心意，“在路上的天主的忠信子民”（参阅《教会宪章》,12）以及“慈母圣统教会”（参阅《神操》353）[23]。
天主进入一种“基层的互动”，其主体是“在历史中前行的天主子民，有甘甜苦乐”[24]。因此，教宗方济各援用他在接受《公教文明》访谈时表达的主题，他曾说过：“全体信友团聚时的宣信是不可错的，而且，这份不可错的信念（infallibilitas in credendo）是藉着全体旅途中的天主子民的超性信德而宣认”[25]。
于是乎，劝谕中浮现了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张力：文化的不同之于教会的至一。教宗写道：“这个天主的百姓循着道成肉身的轨道进入地上不同的民族中，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115）；“文化的多元性并不威胁教会的至一性”（117）。这意味着，福传无意对那些特定的文化形态用强，毋庸说那些悠久和醇厚的文化。风险就在于将一种文化神圣化，陷入狂热多于福传的热情（参阅同上）。
该劝谕将福传描绘成一种对话形式，是“尊重与高雅的”交谈（128），既不是公平竞争（fair play），也不是刻意亲善（captatio benevolentiae）。福传首先意味着对接受福音宣讲的人负责，为的是人人都能表达自己，也分享“个人的喜乐、希望、对亲人的关心和很多内心的诉求”（同上）。只有在这个层面上，天主的圣言才对一个人的生活有意义。福音宣讲是一种谦善和见证性的分享，福传的成行得益于“那总是虚心受教，也深知福音信息是如此富饶、如此奥妙，以致于总是远超人之意想”（同上）。总之，福音宣讲必须传达的信息是：天主圣言确实向人的本真发言。这种以人为本的关切也因着福传中“母语”的形成而确证，福传的“母语”就是一种“传递勇气、生机、力量和上进的正能量”（139）。福传“母语”的表达并不借助抽象和概念性的意向，也不是冰冷的三段论逻辑，却是通过“传达上主为鼓励善行而采用的图像的美”（142）。众所周知，教宗方济各的讲话总是充满了温暖的语调和打动人心的图像。
本章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讲道，这对教宗方济各来说至关重要。在很早之前，他曾将讲道定义为“衡量一位牧者之于其信众亲密度和亲近能力的试金石，因为，凡讲道的人必须认识其团体的内心世界，好能找准天主的渴望生发和炙热之地”[26]。教宗方济各将讲道人比作：“一位圣言的默观者，也是其子民的默观者”（154）。讲道人在默想圣言的同时，也关注听道对象具体的生活处境、需要和渴望，对此，教宗写道：“无人提出的问题，便不应回答”（155）[27] 。
但福音也必须向整个文化界宣扬，特别是向专业、科学和学术领域，为的是缔造一个“信仰、理性和科学之间的相遇”（132）。神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这里的神学首先是“基本神学”，即，能够促成与其他科学和人类经验的对话。神学家必须具备一颗福传的心脏，否则他的神学难免堕为“桌面功夫”（133），仅限于学术训练或实验活动[28]。就此，教宗方济各与其前任持有同样的信念，因为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也提醒人预防“在神学争论中耗尽心神”[29]。由此也可看出，大学，包括天主教学校的重要性，“坚持努力把教育工作和明确的福传两者相结合”，特别是在“那些处于怀有敌意和挑战的国家和城市中：这种环境促使我们以创意寻求更适当的福传方法”(134)[30] 。
信仰的宣认与社会担当
在劝谕的第四章，教宗详述了福传的社会维度。基督徒宣讲的核心包含一个避不开的社会议题：团体生活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圣神“寻求渗入属人的每个境遇和所有的社会关系”，祂知道“如何解开人情世故的结，即便是最复杂和最难渗透的地方”（178）。因此，“真正的信仰—从来都不是舒适的或个人主义的—总会苦心积虑地谋求世界的革新、价值的传承，将最好的东西留给百年之后的世界”（183）。
教宗援引《教会社会训导汇编》，并极力推荐对该文献的使用和学习。他写道，劝谕实际上并非一个社会文件。他再次重申，“教宗或教会并没有独权专利去垄断对社会现实的诠释或对当代问题提出解决方案”（184）。所以，借着援引保禄六世的话，教宗方济各敦促基督教团体“应对所在地的情形加以客观的分析”（184），而不是一切都向“中心”看齐。尽管如此，教宗仍然决定关注两大问题，据他看来，在这一历史性时刻，二者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将决定人类的未来”：其一是对穷人的社会包容；其二是和平与社会对话。劝谕中有关这部分的两个题目需要深入而单独的论述，本文仅限于探讨那些构成贝尔戈里奥社会政治思想核心的几个要点。
针对第一个问题，早在2010年10月16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第13届社会牧灵日上，时任枢机主教的贝尔戈里奥已展开了全面的阐述。当时，他也已经指出了居民、公民和民众成员之间的区别。居民怀着“为了社会友谊而倾尽所有”的善意，因着参与政治生活而转变成公民[31]。然而，公民身份的圆满，只有在民众经验的基础上才得以被诠释：这个民众经验就是指有着同一的共识，即超越不稳定和暂时的利益平衡，“对于一个没有强大道德力做支撑的社会，却以纯逻辑或以既得利益为代表的平衡所组建的圈内民主社会，未来是不可想象的”[32]。因此，“成为公民就意味着蒙召做出决择，参与角斗，去争取属于一个社会，属于一个民族的斗争”[33] 。
教宗方济各的四项基本原则
教宗在劝谕中重拾这些概念（参阅220-221），也进一步指出了构成他思想的四个支柱，一如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提出的[34]：时间远超空间，合一胜于冲突，事实重于想法，整体大于部分。这四项原则，每一项都需要分别予以深入研究，“以指引社会共存的发展，建立一个以共享计划协调彼此差异的群众”（221）。在此，教宗方济各具体指的是什么？
教宗的第一项原则是指时间开启了需要相应时间的过程：更应该关注的是起始的进程，而不是费心于占据权力空间。这项内涵极为丰富的原则能够很好地说明教宗的革新态度。对此，麦子和莠子的比喻是一个生动的阐释（参阅225）。
他的第二项原则是指公民必须正视冲突，勇于担当而不是明哲保身或被困其中：必须将冲突转化为连接新进程的必要环节，实事求是地直面冲突，即便在差异中也能预见共融。教宗将善良的撒玛黎雅人比作典范，尽管这个比喻未在该劝谕中出现。
通过第三项原则，教宗方济各指出，事实意味着“存在”，而想法是精心设计的结果，若将之强加于事实，可能总会面临让人陷入诡辩的风险，由此脱离现实，甚至导致极权主义。对教宗来说，事实总是比想法更重要。在政治领域，很多时候的风险是提出某些符合逻辑、清晰明了的建议，这些建议可能很诱人，但却与事实不符，所以很难得到人们的理解。道成肉身（若一4:2）是这项原则的指导标准。
最后，第四项原则指出，必须不断开拓视野，好能总是发现更大的善。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既要放眼全球，以免陷入地方主义，同时又要关注本土发展进程，“脚踏实地地前行”（234）。教宗方济各的视野是一个“多面体”，而不是“球体”（所有的点都与中心等距离），换言之，多面是所有局部的联合，每一面都在统一中保持了各自部分的独特性。
基于以上四项原则，教宗重申：“在与国家和社会的对话中，教会并不谋求解决所有的特定问题。然而，与社会的不同力量一道，教会响应那些能够更好地回应人格尊严和公共福祉的倡议。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教会始终明确地提倡人之为人的基本价值，以传达可以转化成为政治行动的信念”（241）。
此外，这些原则反过来又为劝谕的文本提供了依据：大公合一的对话（244-246）、与犹太教的关系（247-249）、跨宗教间的对话（250-254）和宗教自由氛围中的社会对话（255-258）。
劝谕的最后一章强调了福传的灵性幅度以及重整默观精神的必要性：“唯有凭借个人体验和坚定的信仰，福传的热情才能持之以恒：认识耶稣与不认识耶稣绝不一样”，正如“努力以福音建造世界和单靠我们自己的理性绝不一样”（266）。
克服中心主义的福传型教会
教宗方济各多次强调了劝谕的局限性。他无意“提供一个专题论述”，而是“展示这些话题对今日教会在传教实务上的重大影响”（18）。尤其是，教宗明白文件本身也可能堕为死的文字：“我觉察到：现在文件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激起人们阅读的兴趣了，它们很快就会被遗忘”（25）。
尽管如此，教宗仍强调指出，他在文告中想要表达的内容“具有计划性意义以及重要影响”。他继而表示，“我希望所有教会团体都全力以赴，沿着牧灵和福传的皈依之路前进，而不是满足于维持现状”（25）。当然，教宗向基督教团体发出的信息并非旨在简单的“执行”。事实上，他并不认为“教宗应代替地方主教去分辨教会以及世界上出现的问题”。为此，“若教宗代替地方主教去分辨他们区域内出现的问题，这绝非上策。在这个意义上，我意识到有必要去推行健康的「权责分配」”（16）。教宗的话语清晰明了，而且，其意向就反映在被明确援引的不同地方主教团的文件中。除了多次引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主教团常务会议的阿帕雷西达文件，劝谕中还援引了其他地方主教团的文件，非洲（62）、亚洲（62和110）、美国（64和220）、法国（66）、大洋洲（118）、巴西（191）、菲律宾（215）、刚果（230）和印度（250）。教宗鼓励基督徒团体“对所在地的情形加以客观的分析”（184）。
教宗方济各以明确的方式强调梵二的成果，他指出，“类似于古老的宗主教辖下的教会团体，现今的主教团同样「可以结出许多丰盛的果实，使主教们实际地体现其集体精神。」然而，这愿景尚未完全实现，因为主教团（会议）的章程还不够明确，以致于主教团能被视为具体职权的主体（执行人），包括在某些信理上的真正训导权。职权若过分中央化，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使教会生活和她传教使命的外展复杂起来”（32）。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教宗的反思旨在推动地方教会划向深处和付诸行动，教宗愿意一种在反省方面的缜密行动和在行动方面的助力，这并非向外求索，却始于我们的身份认同：使命“不只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或是我能摘下的一个饰物；这使命不是一个「额外的事物」或生命中的一个片段。相反，我不能将传教使命从我的存在中连根拔起，除非我想毁灭自己。在这世上我就是传教使命；我是为此而在这世界上。我们应视自己被传教打上印章、甚至是贴上标签的，这传教带来光明、祝福、活力、提升、治愈和释放。在周围的人中，我们开始见到有热情的护士、有热情的教师、有热情的政治家等等，他们从心底里选择与他人、为他人而生存”（273）。另一方面，方式是相对的：毕竟，玛利亚“懂得用襁褓旧布和丰盛的爱，把马厩变成耶稣的家(286）。
呼吁和激励的口吻在一系列位居劝谕核心的段落中屡见不鲜，这些表达具有清晰明确的劝勉语气：“我们不可让自己的传教热情被夺走！”(80)；“我们不可让福传的喜乐被夺走！”(83）；“让我们不要被剥夺希望！”（86）；“让我们不要被剥夺团体！”(92）；“让我们不要被剥夺福音！”（97）我们不可让自己的望德被夺走！；“不可让手足之爱的理想从我们中被夺走！”（101）；“不可让传教活力从我们中被夺走！（109）。
- 参阅J. M. Bergoglio, In Lui solo la speranza. Esercizi spirituali ai vescovi spagnoli (15-22 gennaio 2006), Milano – Città del Vaticano, Jaca Book –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13, 74 s, n. 2. ↑
- 同上，Id., Aprite la mente al vostro cuore, Milano, Rizzoli, 2013, 21-29. ↑
- 同上，È l’amore che apre gli occhi, ivi, 2013, 232. ↑
- 同上，Aprite la mente al vostro cuore, cit., 174. ↑
- 同上，In Lui solo la speranza…, cit., 75. ↑
- 被援引的建议如下：1、4、6、7、8、9、11、13、14、16、17、20、25、26、27、30、36、38、41、42、44、45、46、51、52、53、54、55、56、58。 ↑
- 参阅A. Spadaro, «Intervista a Papa Francesco», in Civ. Catt. 2013 III 449-477，现已收于《Papa Francesco, La mia porta è sempre aperta. Una conversazione con Antonio Spadaro》一书中, Milano, Rizzoli, 2013. ↑
- 自此，我们在正文中引用《福音的喜乐》时，将略去其他细节，仅在括号中标注段落编号。 ↑
- 参阅同上，Aprite la mente al vostro cuore, cit., 24. ↑
- 同上，In Lui solo la speranza…, cit., 74. ↑
- Papa Francesco, La mia porta è sempre aperta…, cit., 59. ↑
- 贝尔戈里奥在翌年给西班牙主教们的神操练习课程中也谈到了这种喜乐。参阅同上，In Lui solo la speranza…, cit., 73-78. ↑
- 同上，Omelia nella parrocchia di Ntra. Sra. de la Rábida per la festa patronale, 12 ottobre 2012, in http://parroquialarabida.blogspot.it/2013/09/25-anos-de-la-rabida-video-de-la-misa.html ↑
- 同上，È l’amore che apre gli occhi, cit., 261. ↑
- 同上，第318页。 ↑
- 同上，Aprite la mente al vostro cuore, cit., 124. ↑
- 参阅同上，第123页。 ↑
- 参阅本笃十六世，在阿帕雷西达圣殿举行的第五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主教团大会开幕弥撒上的讲演（2007年5月13日）。 ↑
- 参阅同上，Dio nella città, Cinisello Balsamo (Mi), San Paolo, 2013, 44. ↑
- 若望保禄二世，《教会在大洋洲》宗座劝谕(2001年11月22日)， 19。 ↑
- 参阅Papa Francesco, La mia porta è sempre aperta…, cit., 62. ↑
- 参阅同上，《Dios nella città》，Cinisello Balsamo (Mi), San Paolo, 2013。参阅C. M. Galli, Dios vive en la ciudad. Hacia una nueva pastoral cityana a la luz de Aparecida, Buenos Aires, Agape Libros, 20122 。 ↑
- Papa Francesco, La mia porta è sempre aperta…, cit., 32. ↑
- 同上，第54页。 ↑
- 同上。 ↑
- 同上，第63页。 ↑
- 参阅同上Id., Scegliere la vita…, cit., 76. ↑
- 参阅同上，La mia porta è sempre aperta…, cit., 123. ↑
- Benedetto XVI, L’infanzia di Gesù, Milano – Città del Vaticano, Rizzoli –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12, 123. ↑
- 当时的枢机主教贝尔戈里奥关于天主教学校及其挑战的详细讨论请参阅：J. M. Bergoglio, Scegliere la vita. Proposte per tempi difficili, Milano, Bompiani, 2013.
- 同上，Noi come cittadini, noi come popolo. Verso un bicentenario in giustizia e solidarietà 2010-2016, Milano – Città del Vaticano, Jaca Book –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13, 47 s. ↑
- 2013年7月27日，教宗方济各在里约热内卢市立剧院对巴西政治领导的讲话。 ↑
- J. M. Bergoglio，Noi come cittadini, noi come popolo…, cit., 69. ↑
- 参阅同上，第70页；同上，La mia porta è sempre aperta…, cit., 10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