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乔凡尼·库奇（Giovanni Cucci S.J.） 战争为何连绵不断？
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的入侵重新唤起了西方的旧日恐惧，使其被迫面对一个已被置于脑后的陈年旧事。战争是人自相矛盾的多种体现之一。在所有生物中，人类是唯一从事这一完全非理性活动的物种。战争的本质实际上是毁灭：参与战争意味着人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置于危险中；战争不仅会造成贫困，摧毁国家，也带来即使在战争结束之后仍会持续多年的疾病、伤残和精神创伤。然而，从人类生活黎明伊始，战争便与之俱来，从未在任何一个时期销声匿迹。尤其明显的是，就历史本身而言，无论它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均以人的自相残杀开篇。
即使平静的日常生活也难以脱离战争：从街道和广场、铁路和地铁站、纪念性建筑物、文章、电影、艺术作品、漫画的名称，到以战斗、英雄、领袖命名的电子游戏。大多数国家的现有结构及其历史都与战争相关。其背后的复杂组织最终牵涉到生活的每一领域：“战争可能是人类最精于计谋的活动，并因此而起着扩展社会组织的反弹作用 [……]。在加强政权的过程中，战争也是发展与变更的缔造者[……]。我们变得更精于杀戮，与此同时，对他人实施暴力使我们更加难以容忍”[1]。
战争既令人恐惧又独具魅力。人若能克服对其视若无睹的回避态度而潜心对其加以研究，就必然会扪心自问：人类的奥秘是什么，为什么人所特有的理性层面会被蒙蔽？
可能的动机——贪婪
有人说，只要愿意，人总能找到采取敌对态度的借口。的确如此，问题是要搞懂为什么会这样。回顾以往的相关研究，重现于我们面前的各种动机屡见不鲜，其中首当其充的是贪婪与侵略性的结合。
贪婪及其侵略性的反复这一人类特征因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格言而闻名，他的人生观可以概括为 “人之于人无异于狼”（homo homini lupus，原为普劳图斯[Plautus]在《驴的喜剧》[Asinaria]中所提出）。出版于1651年的《利维坦》以《圣经》中象征混乱和毁灭的原始怪物为标题，是霍布斯的主要著作。他在其中指出，人类的“自然” 状况，从其起源来看，其特点是为求生存而进行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其结果可能导致普遍性毁灭。根据这位英国哲学家的观点，人只有在强大的、绝对的权力威胁下才能达成并遵守协议，对于他来说，这种以国家（利维坦）为代表的权力能够防范个体毁灭性的随波逐流。
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方式采纳了霍布斯的观点。他对这一主题的兴趣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引起的震惊，这不仅是由于其突然性，而且首先因为其根源完全在于人们心目中拥有最高文明及文化的欧洲，这一被视为赋有引导人类使命的大陆。这一事件否定了科学和技术必会带来势不可挡的进步这一观念；相反，通过创造致命的新型毁灭性武器，科技为恐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贡献[2] 。
弗洛伊德的假设是，战争体现了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毁灭性冲动，他将这种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都无法消除的冲动称为“死亡本能”。此概念的引入可用以解释诸如战争、受虐狂以及重复强迫等非理性行为。在这些行为中，虽然知道有害，但人们继续明知故犯，在重复进行中发现一种与生命紧密相连的怪趣，一种毁灭性病态：“快乐原则似乎服务于死亡本能 [……]。快乐原则是引导我们趋向于相信存在死亡冲动的最有力根据之一”[3] 。
此后，这一庞大主题引起了其他著述者的广泛争论（荣格、德勒兹、瓜塔里、马尔库塞、巴塔耶、弗洛姆[Jung, Deleuze, Guattari, Marcuse, Bataille, Fromm]），但他们一致认为，人类的毁灭性并不具备冲动的性质。埃里克·弗洛姆（Eric Fromm）为此而写下的著作尤为重要。他将毁灭性归纳于更为广泛的侵略问题。一方面，侵略可能有良性的表达方式：例如为实现某一良好愿望而克服艰难险阻（古人所称“性烈如火）；另一方面，当人无法分辨自身境遇的意义时，一种毁灭性攻击便会发生。弗洛姆赋予这种攻击以文化特性，这也正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分所在[4] 。
有如囤积货物及资源，贪婪性侵略既是许多战争的起因，也是许多所谓“和平”国家的经济引擎：它们从其他国家的战争中渔取暴利。某些欧洲银行将军火投资视为稳赚不赔的投资。意大利本身似乎便是世界十大武器出口国之一，尤其是面向那些最好战且无视人权问题的国家[5] 。
意识形态
但是，与霍布斯不同的是，有些战争并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以捍卫宗教、种族、民族、集体认同、乌托邦、完美社会的思想为名，将表达不同观念的人视为必须被斩除的邪恶：“无论是属于宗教还是政治性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通常尤为残酷，因为以天国和人间天堂为名的一切都理所当然 [……]；而追随错误意识形态及信仰的人则罪不容诛，如同需要斩草除根的病患，不过是为实现造福全人类之梦想而必须做出的牺牲”[6] 。
战争的文化层面也存在于青年教育中：体现于战争的“斯巴达”观念是千百年以来用以激励青年的人生观。同样，古代神话英雄均以好战为特征也并非出于偶然[7] 。战争不仅在历代文学作品中广受称颂，甚至被有些人视为发展的必要条件，例如菲利普·托马索·马里内蒂的宣言《战争是世界上唯一的卫生》（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 ，Guerra sola igiene del mondo）以及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的《20世纪的神话》( Alfred Rosenberg ，Il Mito del XX secolo)。
即使明显的和平时期也充满着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比如在欧洲的美好时代（belle époque）：“整个欧洲，到处是在公园里演奏的军乐队，夏日的海军阅兵，身着军装在街道上骑马巡逻的警察叮当作响：这一切不仅是民众的娱乐消遣，也是一种有效的战争宣传[……]。当时的中上层社会青年，尤其是英国年轻人，遐想着他们在荷马、李维和凯撒大帝那里读到的光荣战役[……]；在德国，最受欢迎的话题是伟大的民族胜利[……]。1914年，怀着效仿自己心目中英雄的渴望，欧洲年轻人走向了战场”[8] 。
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一个特定的事件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却不曾触及人们对上述观点的任何质疑。相反，大部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就祖国价值和崇高牺牲展开了对这场伟大战争的颂扬，数以百计的此类音乐作品（埃德瓦尔·埃尔加，Edwar Elgar）、诗歌（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小说（恩斯特·琼格，Ernst Jünger）、信函及宣言接踵而至地出现于当时的报刊上。即使在电影制作中，战争也被表现得宛如轻快的郊游：“德国影片中展示的是那些正在悉心阅读邮件或进餐的前线士兵，一些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轻伤员，或是德国军队正在重建被敌人摧毁的教堂”[9] 。
科学界表现出的态度也毫不例外，那些来自敌对国家的著作及发现被拒之于门外。爱因斯坦发表于1916年的广义相对论在牛津大学遭到了反对：尽管这一理论的创立者作出了和平主义宣言，仍被视为英国的公敌。
那些揭示战争恐怖的人（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很难逃过审查或被禁。教宗本笃十五世为停止“无用屠杀”而发出的多次呼吁也被置若罔闻。
直到今天，以意识形态、种族或民族主义为名而推崇的战争仍征服着全世界的想象世界，并极大地促进战争的延续。试想蛊惑人心及政治对当今的各种冲突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些冲突大多是种族和内部矛盾，比如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发生的情况，它们毒害了友谊及家庭关系，引发了接连不断的报仇雪恨[10] 。
文化偏见是挑起战争的最大因素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可以鼓动与无意识密切相关的暗示和情感[11] 。此外，重要的是：在批判性思维面前，文化偏见会在为自己辩白时无言以对。
哈佛大学卡尔人权政策中心（Carr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Policy）主任迈克尔·伊格纳蒂耶夫（Michael Ignatieff）描述了一个另他感到诧异的经历：在不存在明显问题的情况下，一个住有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前南斯拉夫村庄突然变成了一个仇杀之地：“这里的每个人都彼此相识，他们是一起长大的同学，开战前有些人还在同一个车库工作，或是一起约会女孩。而现在，他们每夜通过无线电设备通话，指名道姓地互相辱骂，一心拼个你死我活”。当被问及为什么要生死相搏时，一名塞尔维亚士兵起初以一个极其平庸的理由回答道：“他们是不同与我们的，抽不同的香烟就是证明”。然而，这一答案不仅使伊格纳蒂耶夫感到困惑，就连嘀咕着走开的士兵自己也忍不住返回头来，试图给出另一个理由：“这些克罗地亚人自认为比我们优越。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优秀的欧洲人，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干脆这么说吧：其实我们全都是巴尔干的垃圾！”[12] 。
这种对他人及自身毁灭性意志的差异以及可能动机的模糊性令人吃惊。当一个共同基础开始瓦解时（如铁托的独裁统治），重新探索群体身份的需要会通过对立的方式进行报复，特别是在某些政治家和煽动者想在这些方面谋取私利而抹煞几十年的和平共处时。
恐惧
宣战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自卫：这是一种旨在排除威胁且被视为不可避免的预防性行动。
被袭的恐惧可塑造一种 “自我实现的预言”。众所周知，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对某一事件的恐惧会自相矛盾地弄假成真[13] 。就像纳粹德国那样，这种恐惧会使自己将周围的人或事当作与自己敌对的世界级阴谋（这导致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增强以敌对方式回应的倾向，因为他们坚信这是保护自己和亲人的唯一途径。
这种敌对气氛是一种滋生紧张与怀疑的潜在爆炸性混合物：但凡一个小小的误解，便足以导致局势升级，为防止爆发战争而开战。
诉诸于原子武器的危险之所以在二战期间多次出现，不过是因为偏执狂扭曲的心态对威胁的解读惯性。“一只试图越过美国导弹围栏的熊被误认为入侵的敌人；一些鸟群被加拿大和美国雷达误判为飞机或导弹；就连从云层中探出头来的太阳也曾使苏联工程师胆战心惊，以为是正在发生空袭：说穿了，险些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14] 。
导演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的纪录片《华氏911》（2004年）以极为有效的方式展示了这些不同方面的致命性关联。在介绍这部电影时，他强调了恐惧在国际层面上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以及由此而生的美国在世界各地频繁发动战争：“在《科伦拜恩的保龄》中，我探讨了恐惧的个人表现，人们如何被电视图像所欺骗，被武器所威慑，等等。然而，在这部影片中，我决定讲述群体性恐惧。这一恐惧是权力设法制造的大规模歇斯底里，旨在转移公众舆论对真正问题的关注。正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其小说《1984》中所言，一个民族领袖必须让民众处于持续的恐惧状态，让他们相信随时可能受到攻击，从而为生存而放弃自由。这正是美国人在过去两年半时间中的所作所为”[15] 。
荣誉感
某些战争的主要动机是追求荣耀，并以此确保自己的英雄形象。路易十四、拿破仑、腓特烈二世都属于这种情况；普京似乎也是如此。同时，被激怒的感觉会滋生复仇的需要，从而助长发动新战争的意愿：“法国在1871年大败于北德联邦后，用黑纱蒙住了巴黎的所有雕像，以示痛失阿尔萨斯和洛林省。1914年战争爆发后，欢呼雀跃的人群停止了这一哀悼。另一方面，德国在1918年战败后即已开始蓄谋报复”[16] 。事实上，恰恰是凡尔赛和约之后的紧张和愤怒，加上严重的经济危机，加剧了德国的复仇欲望，导致了一轮更具毁灭性的新冲突。
荣誉往往被等同为个人价值感，而武器似乎可以帮助自己获得自我肯定或者他人的尊敬：这些阳刚之气和自豪的象征当然最好能够得到公认，但这需要付出可怕的代价。
加里·尤恩格（Gary Younge）以美国每天遇害儿童和青少年平均人数为题，在其《美国的另一个死亡日——24小时，10颗子弹，10个孩子》（Un altro giorno di morte in America. 24 ore, 10 proiettili, 10 ragazzi）一书中质疑这个国家暴力及死亡水平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原因，他指出，使用武器的习惯深刻地塑造了美国的国家身份。他还引用了克里斯·凯尔（Chris Kyle，美国军队在伊拉克最著名的狙击手）在《美国枪支》（American Gun）中的一段话。其中，凯尔通过十种日趋完善、精确和致命的枪械追溯美国历史：“当你握着手枪、步枪或卡宾枪时，捏在你手里的是一段美国历史。举起武器，你会闻到硝石和火药散发出的香气；将步枪托在肩上，凝视地平线：你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射击目标，而是一个潜力无比的大陆”[17] 。
在这一描述中，枪支被假以感性与爱的衣装，俨然成为一个具有保护作用、赋与安全和快乐的主体。由此，这种吸引力使武器在儿童的心目中变为成熟以及赢得敬畏的方式。当然，这也意味着被杀害。
是否可以阻止战争？
“制造战争比维护和平要容易得多”：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émenceau）的这句话概括了问题的矛盾及复杂性。战争通常会被发动者视为排除障碍的捷径，或是一个直接收益来源：然而，战争的巨大成本只有在战后才会被证明，这种不可预测的损失涉及到各个方面，其中首先是人的生命。尽管如此，战后情况以及敌对行动停止后将面临的问题极少被纳入考虑范围。入侵伊拉克行动指挥者美国中央司令部总司令安东尼·津尼（Anthony Zinni）将军曾宣称：“我们最大的缺陷是从未致力于了解文化[……]。一个令我深思的事实是，我们有打败萨达姆·侯赛因军队的计划，但没有重建伊拉克的计划”[18] 。
尽管如此，动辄即战的情况仍继续发生。推动和平之所以更加艰难复杂，正是因为它更尊重事物的真相，尊重我们自身的事实：毕竟冲突首先发自我们的内心。战争背后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已在上文指出了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不坚决面对，这些问题引起的新冲突将更为惨痛。
让我们一起来思考经济不平等：根据2021年的《世界不平等报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世界上38%的财富集中于1%的人口手中；底层50%的人只能支配2%的财富。随着大流行病的发生，这种差距日趋严重[19] 。由于污染、气候变化和越来越大面积的荒漠化，饮用水（“蓝金”）和土产品等资源日益稀缺的情况愈演愈烈。所有这一切都将造成流向其他国家的移民潮，使那些无法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人被迫到他乡寻求生存。除此之外，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还有经济危机、独裁政权以及缺乏医疗保健和有尊严的工作。
这种日益张大的贫富鸿沟（gap）是巨大冲突的集中体现，对其予以弥合显然并非易事。其中牵涉到的利益不可胜数。一种符合逻辑的推理是，缩小自己的舒适区（confort zone）的可能性不太会受到操纵者的欢迎。此外，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西方仍然继续从他方战争中获取巨大利益，有时也为此而直接参战（比如为伊拉克的石油来源）。
一个与资源稀缺形成惨烈对比的悖论是大量越来越先进的武器供应，其中包括智能网络士兵、杀手机器人、袖珍无人机，等等。随着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扩散，战争目前已成为每个国家的常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说拥有真正的安全。
令人遗憾但必须指出的是，面对所有这些不断增长的多重威胁，人们并不愿对以战争为可行解决方案的诱惑提出异议。文化和艺术无疑有助于展示其非人道性，但更重要的是推动公众舆论表明立场。促使越南艰苦战斗告终的并不是军事泥潭，而是日益强烈的民众抗议。借助于媒体的及时报道（例如著名照片中被凝固汽油弹烧毁衣衫的小女孩以及遭无情杀害的囚犯），这种抗议展现了该场战争对任何人都毫不留情的真实场面[20] 。
不幸的是，直到最近（而且主要是在西方），这一趋势才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有人指出，和平一词在希腊语中为eirene，其字面意思是介于一场战争和另一场战争中的间隙；拉丁语中的pax是指暂时不交战的协议。以上两个词汇所传递的是这样一个信息：和平是一种特殊的短暂状态，战争才是常态[21] 。直到20世纪，一个用以表达反对毁灭性倾向的概念方才出现，那就是甘地创造的新词satyagraha，即“非暴力”（字面意思是源于爱的力量），用来表达他反对英国占领的主张。在军队和武器失败了的方面，甘地取得了成功。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和平主义者，曾经宣称对希特勒采取防卫的必要性，但他使用力量的方式不具毁灭性。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正是毁灭性倾向，经精神分析证明，这种倾向人人具备，克服它的途径主要在于教育，特别是通过文明和福祉的真正动力、被古人视为一切美德之首的智慧（或智德，prudenza）来驯服[22] 。甘地非常深刻地理解到，通向自由的道路来自一颗平和的心，因为它可以战胜恐惧，尤其在面对死亡这一所有恐惧之母时，使其莫名地失去毁灭性锋芒并释放出新的能量：“非暴力抵抗不仅是一种与邪恶斗争的有效策略。其力量来自勇敢者内心深处的平静，属于不畏拒绝暴力、敢于展望不同世界的人”[23] 。
然而，智慧似乎未能在教育及哲学领域获得应有的赞赏；相反，在学校、政治、图书和祈祷场所中煽动仇恨和破坏却易如反掌[24] 。这种文化贫匮起源于政府及国际机构的运作不力，它们更为关注的是党派利益，而不是最终能够长期造福于全人类的和平。对这些问题的回避只能损害和平建议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总而言之，虽然广受渴望和赞赏的和平之路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福祉，但实际上却与耶稣所描述的人生之路颇为相似，“那导入生命的门是多么窄，路是多么狭！找到它的人的确不多”（玛7:14）。如果我们决意选择和平道路，就需要在各个层面做出大量努力和牺牲，从每一个人做起。
- M. MacMillan，War. Come la guerra ha plasmato gli uomini, Milano, Rizzoli, 2021, 22。这位女作家在书中展示了战争如何在实际上塑造了我们认识中的整个世界，而不是局限于破坏性的一面：除了在文化创作中的显著表现之外，战争“还影响到经济、科学、技术进步和医学研究。无论如何，它都赋予了诗人、作家、剧作家、音乐家、画家及导演以创作灵感。离开武装冲突，我们便不会有青霉素、妇女解放、雷达及导弹”（同上；参阅44-54）。 ↑
- 参阅S. Freud, Considerazioni attuali sulla guerra e la morte, Roma, Newton Compton, 1976, 16-43. ↑
- 同上，Al di là del principio del piacere, in Id., Opere, Torino, Boringhieri, 1977, vol. IX, 248; 241；参阅207；221 s。一个尼采也很熟悉的主题是：“残酷构成人类最古老的盛大节日欢庆。[……]没有残酷，就没有节庆”（Genealogia della morale, Milano, Adelphi, 1984, 54 s）。 ↑
- 参阅E. Fromm, Anatomia della distruttività umana, Milano, Mondadori, 1973, 12; H. Marcuse, Eros e civiltà, Torino, Einaudi, 1968, 226. ↑
- “根据经济和财政部（Mef）的最后一份报告，与武器出口相关的数额已愈100亿欧元。正如banchearmate.org运动所谴责，信贷机构越来越多地效忠于意大利军火公司。回顾2014年，当时的出口额仅为25亿欧元，而这种增长在最近几年愈加显得势不可挡。与此相关的主要银行集团包括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德意志银行和意大利圣保禄银行”（L. Maggiori, «Anche mettere i soldi in banca può avere un enorme impatto sociale e ambientale», in Il Fatto Quotidiano, 7 aprile 2021）。 ↑
- M. MacMillan, War…, cit., 67. ↑
- Philip Zimbardo在介绍英雄想象计划 （Heroic Imagination Project）时指出：“纵观历史，英雄是一个诸如阿基里斯、阿伽门农或尤利西斯的男性战士。他们杀害妇女儿童。从本质上而言，这里涉及的是男性、成人及凶手”（www.stanforddaily.com/2011/01/07/zimbardo-begins-heroic-imagination-project）。 ↑
- M. MacMillan, War…, cit., 300 s. ↑
- 同上，298。 ↑
- 以下是修昔底德对希腊第一次内战的描述：“一些人因个人恩怨而被杀害；另一些人因利益而丧身于债主的棍棒，这些债主是向他们预支了大笔财物的那些[…]。父亲持刀刺向自己的儿子：祭坛上伴随那苦苦哀求的是刀光下遍体鳞伤的残躯。在狄俄尼索斯的神庙里，有些人被砌入墙中，另一些人被埋在地下。内乱的残暴在这种情形中螺旋式上升；而世上良知蒙受的伤害更是令人悲痛，因为它在一连串恐怖中首屈一指，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蔓延到最遥远的边界，可以说，它殃及整个希腊世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l III, nn. 81-82）。 ↑
- 参阅G. Cucci, La forza dalla debolezza. Aspetti psicologici della vita spirituale, Roma, AdP, 20183, 87-95. ↑
- R. Beiner (ed.), Theorizing Nationali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91 s; cfr A. Oliverio Ferraris, La costruzione dell’identità, Torino, Boringhieri, 2022, 106-112. ↑
- 参阅R.Merton，«La profezia che si autoadempie», in Id., Teoria e struttura sociale, 2: Studi sulla struttura sociale e culturale, Bologna, il Mulino, 2000, 765-789; Id., «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I (1936) 894-904. ↑
- M. MacMillan, War …, cit., 63. ↑
- la Repubblica, 17 maggio 2004. ↑
- M. MacMillan, War…, cit., 66. ↑
- G. Younge, Un altro giorno di morte in America. 24 ore, 10 proiettili, 10 ragazzi, Torino, Add, 2018, 70. ↑
- L. Evans, «Straight Talk from General Anthony Zinni», UCL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4 maggio 2004. ↑
- https://wid.world/news-article/world-inequality-report-2022 ↑
- 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写：“使得一场战争变得极其不得人心，需要具备多重特殊条件（而被杀的可能未必是其中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摄影师所收集的材料确实非常重要，在他们看来，它们可能具有揭露冲突真面目的力量。然而，在反战摄影并不引起抗议的情况下，其本身可能被解读为对悲怆或英雄主义的展示：引人钦佩的英雄主义，一场只能以胜利或失败告终而不可避免的斗争。摄影师的意图并不能决定照片的意义：它将展开自己的生命，而维持这一生命的是使用它的不同群体的想像和信念”(S. Sontag, Davanti al dolore degli altri, Mondadori, Milano, 2003, 32 s)。 ↑
- 参阅W. Shannon, Seeds of Peace: Contemplation and Non-Violence, New York, Crossroad, 1996, 107; T. Radcliffe, Accendere l’immaginazione. Essere vivi in Dio, Verona, Emi, 2021, 234. ↑
- 参阅G. Cucci, «L’odio. Un sentimento complesso e potente», in Id., La forza dalla debolezza…, cit., 369-399. ↑
- T. Radcliffe, Accendere l’immaginazione…, cit., 252. Cfr G. Pani, «Il Mahatma Gandhi: la forza della verità e della “nonviolenza”», in Civ. Catt. 2022 I 552-566. ↑
- 参阅G. Cucci, «La prudenza. Una virtù scomparsa?», ivi 2021 III 11-2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