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果,非洲大陆中的万里河山

1月31日上午8点10分,教宗专机从罗马菲乌米奇诺(Fiumicino)机场起飞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并于下午3时左右在恩吉利国际机场降落。教宗在接受国家总理的欢迎后在其陪同下前往共和国总统府[1]——位于金沙萨北部刚果河畔拉贡贝的国家宫(Palais de la Nation)

回顾当年,正是在总统府国会大厅,比利时议会在波杜安(Baldovino)国王的见证下于1960年6月30日宣告了刚果的独立。教宗受到了总统费利克斯·齐塞克迪·齐隆博(Felix Tshisekedi Tshilombo)阁下(又称“法特西” ,Fatshi)的欢迎并一同进入总统厅进行了私人会晤。随后,他们在国家宫花园会见了民政及宗教当局、外交使团、商界人士以及民间社会及文化界代表,出席人数共约1000位。总统和教宗先后在那里致辞。

方济各在致辞中指出:刚果是“非洲辽阔大陆中的一片浩瀚大地”,是一片“绿肺”,其地理环境“丰富多样”。然而,历史却并未对它显示出同样的大度:“在战争的摧残下,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仍继续遭受冲突、被迫移民以及骇人听闻的剥削,汗颜于人类和万物。如今,教宗作为一个“和解与和平的朝圣者”而来。他把这片土地比作一颗钻石,必须重新赋予它美的尊严;可是,经济和奴役殖民主义却使这块钻石变得血腥。 当教宗呼吁“祝愿非洲成为自身命运的主角!”时,会场响声热烈的掌声。教宗接着说:“愿世界牢记以往对当地人民造成的灾难,不要遗忘这个国家和这个大陆”,他进而呼吁“人与人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外交”,并指出这种外交的核心“既不是对该地区及其资源的控制,也不是以扩张和谋取暴利为目的,而是要寻求促进民生的机遇”。此外,他谴责道:“面对这个民族,人们会有一种印象,那就是国际社会已对吞噬他们的暴力无能为力。我们不能对流血事件视若无睹”。教宗的一席话直言不讳,受到了一片热烈欢迎。

教宗在对当局讲话中提出了另一个令人瞩目的见解,那就是:钻石之所以美丽,“也是由于它的形状,及其和谐的多面性”。其中的寓意是:这个国家的多元性“具有多面体的特征。这是一种必须加以保护的财富,以免沦入部落主义和冲突的倾向。固守各自的族群利益或某些特殊利益会加剧仇恨和暴力的漩涡,其结果是造祸于每一个人,原因是它有碍于必要的‘整体化学反应’”。

活动结束后,教宗动身前往圣座大使馆[2],并于下午6时许抵达。。

“内心的宽赦”

2月1日上午8时15分,方济各前往恩多洛机场——富纳河畔巴伦布(Barumb)市北部的一个二级机场。上午9时30分,他在这里用法语和林加拉语以罗马礼为扎伊尔教区举行了弥撒。参加弥撒的人数达一百多万。信友祷词中使用的语言包括法语、齐鲁巴语、林加拉语、斯瓦希里语和基孔戈语。方济各以这种形式会见了刚果天主教会,至今她依然是非洲最有成效的教会之一。对此,信众的增长是一个见证:在占人口总数33%的基督徒中,天主教徒占比60%(新教徒占比22%,五旬节派和福音派占比19%)。

教会[3]工作有赖于4000多名教区司铎以及众多信德之恩fidei donum)团体的成员,他们在非洲、欧洲和美洲致力于福传的工作此外还有在不同领域从事牧灵工作的11000余名修女和修士。教友们也很活跃:天主教平信徒福传委员会(Consiglio dell’Apostolato cattolico dei laici)下属的众多教友协会及运动可为此做出有力证明。许多慕道者为团体活动做出贡献,许多平信徒也同样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为信德做出见证。正是出于他们的合作,刚果教会具有生机勃勃的福传活力。此外,刚果教会也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事实上,它是国家在教育和卫生领域的首要合作者,通过其密集的医院、社会中心以及各级校院组织而弥补了公共服务的不足,它所分担的教学工作因其高质量而享有盛誉。

近年来,主教们再三呼吁在该国东部地区实现和平,与此同时,他们谴责外国势力的存在以及它们对其巨大矿产资源的覬覦。刚果人民的苦难向来是教宗方济各的关注焦点[4]。在弥撒的讲道中,他问及“如何守护和培育耶稣的平安”。他指出,平安的三个源泉是宽恕、团体和使命。耶稣展示了创伤,“因为宽恕源自创伤:当创伤不烙下仇恨的印记,而是为他人留出一些余地、对他们的弱点予以接纳时,宽恕便会从中产生”。为此,教宗要求“勇于给与内心的宽赦”。此外,他还提出了另一个使命:“坚信我们基督徒蒙召与所有人同心协力,打破暴力的循环,揭穿仇恨的阴谋”。

下午4时30分,教宗在教廷使馆会见了该国东部地区的暴行受害者。在一首歌曲和一段视频之后,来自布滕博·贝尼、戈马、布尼亚、布卡武和乌维拉的受害者先后作了见证。他们的分享骇人听闻,其中讲述了各自亲身经历的暴行:一系列真实的恐怖故事。教宗面露感动之情,他向每一位证人致意并降福,并发表了讲话。教宗表示:“你们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非人暴力令人震惊。言语难以形容,只有静静地流泪”。接下来,方济各的讲话特别指向刚果东部的人民,那是一个饱受战乱血腥的地方。他以天主之名强烈“谴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继续发生的武装暴力、屠杀、奸淫、捣毁并强占村庄、掠夺田地及牲畜的暴行,还有对这个国家的财富进行非法的血腥剥削,以及‘分之以治之’的企图”。

教宗对国际媒体对这些罪行保持沉默表示痛惜。在场受害者纷纷表达了他们宽恕与和解的话语,同声做出许诺并在十字架下放下了那些击中他们自己及其家人的武器,包括砍刀、锤子、斧子、刀等等。“当我在这么多人所遭受的苦难前鞠躬行礼时,我想请所有人像你们所提议的那样,鼓起解除内心戒备的勇气,做勇敢的见证人”,教宗说道。

战争是“由对原材料和金钱的无限贪婪引发的,它助长一种以动荡和腐败为条件的军备经济”。方济各铿锵有力、毫不含糊地对暴力和屈服宣告了两个的“不要!”,对和解和希望明确地宣布了两个响亮的“要!”。和解对于未来及后代子孙尤其至关重要:“假若无论是图西人还是胡图人都不再是对手或敌人,而是兄弟姐妹,新的未来就会到来。即使是隐而不显的,人们也必须坚信在所有人心中存在的同一个和平愿望”。

下午6时30分,教宗还在大使馆会见了一些慈善机构的代表。在简短的介绍之后,教宗在他的发言中表示:“在这个国家,众多的暴行像被砍伐的树木倒下时发出的回声一般震耳欲聋,你们是日日默默生息的森林,使可以呼吸的空气变得更加纯净”,他强调指出,“造成贫困的原因不是商品和机会的匮乏,而是它们的分配不均”。

方济各呼吁一种能够起到表率作用、展望未来和发展关系的慈爱。除了能够应对当前的需求以外,还要展望未来、创造“可持续和持久”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比物质分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传递知识和工具而寻求发展的自主性和可持续性”。

对当代的焦虑保持开放态度

2月2日上午8时50分,教宗抵达位于金沙萨林瓦拉的“殉难者体育场”(Stadio dei Martiri)。9时30分,他会见了青年及慕道者。在乘教宗专车绕场一周后,主教团平信徒委员会主席向他致欢迎词。到场庆祝的青年约有7万名,他们以一曲高歌发出了对社会及政治腐败坚定的控诉。随后,一位青年和一位教理讲授员作了见证。这位青年见证人向教宗恳请道:“请您继续提示世界各国领导人,使他们能够切实关注年轻人!”。方济各发言并提议做一个这样的练习:“现在,我想请你们先不要看我,而是看你们自己的手。展开你的手掌,用你的眼睛盯住它们。朋友们,天主已将生命的恩赐、社会以及这个伟大国家的未来交入你们手中。教宗以一只手的每个手指为例谈到了祈祷——它是“灵魂的甘泉”,“和平的力量”;谈到了团体——它使人远离孤立或沉迷于神秘主义、巫术、复仇和愤怒的危险;谈到了正直——它避免操纵维持暴力和不稳定的螺旋;谈到了宽恕,“因为宽恕意味着懂得如何重新起步”;也谈到了服务——正如耶稣所言,“它是改造世界的力量”。教宗在讲话中与年轻人互动,敦促他们携手同行,以感受同属于一个教会、一个民族,教宗同时发出了“反对腐败!” 的高呼。

上午11时,在教廷大使馆的接待大厅,教宗向总理萨马·卢孔德·基延格(Jean-Michel Sama Lukonde Kyenge)先生及其家人致以问候,随后会见了来自刚果天主教大学的38名学生[5]

下午16点30分,教宗前往刚果圣母主教座堂(Notre Dame du Congo)。这座圣堂建于1947年,刚果当时仍处于比利时的殖民统治之下。这座气势磅礴的砖砌建筑的灵感来自于20世纪30年代装饰艺术建筑。教宗与神父、执事、度献身生活者及修士们一同在主教座堂内进行了集体祈祷。

在金沙萨总主教安邦戈(Fridolin Ambongo Besungu)枢机致欢迎词以及一位司铎、一位修女和一位修士分别作了见证之后,宣读了一段福音(路2:22-40)。随后,教宗发表了讲话:“亲爱的神父和执事,度献身生活者及神学院修生:天主至今仍希望能够藉着你们在祂的子民身上敷以慰藉和希望的香膏。你们蒙召对天主的这一承诺作出回应,应牢记我们受造于祂,归属于祂”。神职及献身生活“既不是一种旨在谋取金钱利益或社会地位的职业,也不是为了接济原生家庭,而是以成为基督临在的标记为使命”。

此外,方济各还谈到了需要克服的诱惑,它们是:灵性的平庸、世俗的安逸和浅薄。他提出了亲和的要求。教宗指出:“人们需要的并不是掌管圣职的官员或脱离群众的大学毕业生。我们有义务进入基督信仰奥秘的核心,加深对教义的理解,学习和默想天主圣言,并同时对当代的焦虑及其日益复杂的问题保持开放,以了解人们的生活和需求,以及如何与他们携手相伴”。

离开主教座堂后,教宗返回大使馆。下午6时30分,他在那里会见了常驻刚果的耶稣会士[6]

一个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教会

2月3日上午8时30分,教宗接见了刚果主教团(Cenco),由48个教区的主教们组成[7]。他对刚果的牧者们说:“我想象中的非洲教会和我所看到的刚果教会是一个年轻、活跃、喜乐、积极传教并宣扬天主之爱及耶稣是主的教会。你们的教会与这个民族身体力行地同甘共苦”。这个教会年轻亮丽的面孔上布满了痛苦与疲惫,那是“一张为当地人民而受苦的教会的面孔,是一颗搏动的心脏,它的脉搏是人民的生活,既有欢乐,也有磨难”,这个教会期望分担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创伤。

在这种情况下,主教的职责在于亲近天主,做人民的希望的预见者,“以唤醒良知,谴责邪恶,激励那些饱受苦难且丧失了希望的人”。方济各引用了布卡武(Bukavu)总主教蒙齐赫瓦(Christophe Munzihirwa)蒙席的见证,这位耶稣会士因致力于难民事务、谴责大湖区的不公正及战争计划[8]而丧生于1996年10月29日与卡比拉(Kabila)结盟的卢旺达民兵暗杀事件。

会晤结束后,教宗赶赴恩吉利机场进行告别仪式。上午10时40分,飞机起飞前往朱巴,并在约三个半小时的飞行之后于当地时间下午3时在目的地降落。

南苏丹教会

在南苏丹,基督教历史与国家的历史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年轻的非洲国家,直至2011年为止,它始终与苏丹相统一[9]。如今,南苏丹半数以上的人口为基督徒,其中天主教徒位居首位,占总数的52%,其次是圣公会、长老会和其他新教教派。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当地人信奉的是非洲传统宗教。

随着南苏丹的独立,天主教会和其他教会得以重组,并以更大的自由投入牧灵工作。宪法明确承认各宗教派别之间的平等及敬拜礼仪自由。近年来,主教、传教士以及其他基督信仰的领导人不断对战争和饥饿造成的悲剧性人道主义局势发出谴责,并多次向冲突各方和国际社会发出了和平与和解的呼吁,其中包括2017年7月主教团(Scbc)主席库萨拉(Edward Hiiboro Kussala)主教在国家独立六周年之际所发表的致辞中的呼吁。

基督徒团体对和解的承诺体现于不同层面。其中之一是调解,地方教会自新国家成立之初便投入于其中。2013年,基尔(Salva Kiir)总统召集托里特(Torit)荣休主教塔班蒙席(Mons. Paride Taban)及英国圣公会总主教登布(Daniel Deng Bul)领导一个新的委员会,负责促进民族和解进程[10]。教宗方济各也在多个场合对饱受蹂躏的南苏丹人民表示了特别的关怀,他近年来不仅再三呼吁和平,也为南苏丹提出了各种举措[11]

“停止流血,停止战乱!”

教宗专机降落在迎宾停机坪上,教廷大使、礼宾司司长、坎特伯雷总主教及苏格兰教会领导人从前舷梯登上飞机,迎接教宗的到来。

教宗在机舷下受到共和国总统基尔(Salva Kiir Mayardit)先生的欢迎,两名身着传统服装的儿童向他献上了鲜花。他们从机场出发前往总统府,即J1号国宾馆。这座迎宾馆在2011年南苏丹独立后经过了翻修,换上了现在的新颜。下午3点45分,方济各与坎特伯雷总主教及苏格兰教会领导人一起在入口处受到共和国总统的欢迎并在那里合影留念。方济各在荣誉册上签了名。随后,教宗和国家元首乘电梯来到总统的书房,在那里进行了私下会谈[12]

会谈结束后,共和国总统和教宗前往会议室,加入到其他到场人士中。之后,他们来到迎宾馆花园,那里聚集了民政及宗教当局、外交使团和民间社会的代表,约250人。在这里,总统发表了讲话,他在提到2018年签署的“和平协议”时说:“为了纪念教宗方济各对我国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以及我们所宣布的2023年和平与修和年,我正式宣布解除罗马和谈的暂停。此外,总统还进一步表示,他希望:“那些还未曾签署协议的反对派的我的兄弟们能够对这一姿态作出回应,并真诚地与我们合作,以实现我国具有包容性的和平”。

随后,教宗发表了讲话。他表示:“我作为修和的朝圣者,怀揣着与你们并肩偕行、共谋和平的梦想而来,。这个旅程虽然曲折,但已刻不容缓。我并不是孤身而来,因为在和平之中,就像在生活中一样,我们一路同行。在这里,我和两位弟兄,坎特伯雷总主教和苏格兰教会领导人[……],我们一起伸出我们的双手,以和平之王耶稣基督之名向你们和这个民族介绍我们自己”。教宗希望汇集“全民族的呼声”:多年的战乱和冲突似乎永无止境。他借用尼罗河流经该国的景像,呼吁当局成为“灌溉共同生活的泉源,这个新生国家的衣食父母。你们蒙召重整社会生活,充当繁荣与和平的清泉,因为这才是南苏丹子女所需:他们需要的是慈父,而不是主人;是稳定的发展步伐,而不是渐坠低谷”。

教宗再三重复了耶稣基督当时在革责玛尼庄园内对一个拔剑出鞘的门徒的喝斥:“住手!”,他的语气也同时变得更加庄重。方济各高声呼吁:“总统先生,副总统们,以天主的名义,以我们在罗马一同祈祷的天主的名义,以这个敬爱的国家如此繁多的众人所信奉的良善心谦的天主之名(参见玛11:29),现在是住手的时候了,没有任何条件,也没有任何借口,停止抛洒鲜血,停止冲突战乱,停止暴行,停止实暴者之间的相互指责,不要再继续对人民的和平渴求置之不顾,不要再继续摧毁,现在是重新建设的时候了!”。

南苏丹自2011年7月9日以来成为共和国,“而民主发展是一个共和国生存的必要条件”,它的前提是“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没有自由就没有正义”。方济各提出要求:“既需要相互理解及和平协议,又需要向前推进的规划!”。随后,坎特伯雷总主教和苏格兰教会领导人分别发表了讲话。

彼此团结,如同一个大家庭

2月4日上午9时,教宗前往位于科托尔(Kotor)区巴哈阿尔贾巴尔(Bahr al Jabal)团结大道上的圣德兰主教座堂,即朱巴主教座堂。该教堂始建于1952年。在这里,教宗与主教、司铎、执事、度奉献生活者及修生们进行了会谈。在主教团主席[13]安达力(Yunan Tombe Trille Kuku Andali)蒙席致辞之后,有两位见证人先后发言:一位司铎在他的见证中强调指出了“长期内战”和“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不愿为和平共同努力”所造成的损失;另一位修女在她的见证中叙述了自己的两个同会姐妹被杀害的悲惨遭遇。然后,教宗向在场的人讲话。他提醒人们要像圣咏作者所描述的那样祈祷:“当我们坐在巴比伦河畔,(一想起熙雍即)泪流满面”(咏137:1)。“滔滔江水,确实融汇着你们这个团体的痛苦呻吟,众多破碎生命的沉痛呐喊,一个民族逃亡的悲剧,还有妇女内心的苦难和儿童眼中的恐惧”。他邀请大家扪心自问,在一个带着战争、仇恨、暴力和贫穷的标记的历史中担当天主使者的意义所在。他以梅瑟为例,强调他对天主旨意的顺从以及他的转祷作用。梅瑟“从天主向他显现的圣山上归来,是为了作人民的中保,也就是说,他亲身投入他们的历史中,使他们能够接近天主”。他从山巅归来,重新置身于人民中间,在他们对天主的饥渴和弟兄姐妹对爱的渴求中与其在痛苦和泪水中同行。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成为一个在组织上完美无缺的教会,而是一个以基督的名义,置身于人民的苦难生活中,不惜为人民插手介入实际困难的教会”。

随后,方济各返回大使馆,并于上午11时在那里与该国的耶稣会士进行私下会谈[14] 。下午4时30分,他来到自由大厅,一个在2011年国家独立后修建的可容纳约2000人的大会堂。在这里,教宗会见了一些境内的流离失所者。2013年,席卷全国各地的大规模冲突及暴力迫使人们为寻求安全而逃离家园。许多人在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Unmiss)的基地附近安顿下来。在该国的某些地方,包括朱巴、梅卢特、瓦乌、博尔、本提乌和马拉卡勒等地,特派团为保护平民而设立了接纳难民的营地。截至2022年1月为止,朱巴营地内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约计33,000。

在颂唱之后,苏格兰教会领导人主持了祈祷。随后是对到场各团体的介绍以及在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秘书长副代表、南苏丹驻地和人道主义协调员尼安蒂(Sara Beysolow Nyanti)的讲解下进行的一段视频展示。接下来,来自本提乌、马拉卡勒和朱巴难民营的三名儿童作了令人揪心的见证,在一首颂歌之后,另一名来自朱巴难民营的女孩作了见证。 然后,坎特伯雷总主教献上了他的祈祷词。

随后,教宗也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大批近年出生的儿童只认得难民营的现实,而不记得家乡的气息,他们失去了与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根、自己的传统的联系。但是在难民营没有未来。社会需要更多的开放和共融,需要超越整合的挑战,以至通过学习全国各地的语言,而不仅限于学习自己民族的语言,促成一个统一的民族;此外,需要接受、认识和欢迎那些不同的人,通过这一美妙‘冒险’去重新发现弟兄修和的美善,体验自由地与整个团体共同建设自身未来的宝贵经验”。

“是的”,方济各继续说,“你们将好比那些树木,虽然多年受暴力污染侵蚀却仍然以兄弟情谊的氧气互递共存。的确,你们现在被‘移植’于你们不愿生存的地方,但正是在这种不适应和不稳定的处境中,你们可以向身旁的人伸出双手,感触到你们同根同源:你们必须从这里重新开始,重新发现同为弟兄姐妹,同为天主——万物之父——在世间的子女”。最后,三位宗教领袖向在场的人降福。

下午5时30分,教宗前往“若望·加朗”(John Garang)的陵墓[15]。他在那里举行了合一的祈祷。宣读福音之后,坎特伯雷总主教发表了讲话。他指出:“作为基督徒,每个人都会进入信友的共融之中。即使我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教派、不同部落,但这都无关紧要”。他还强调,通过在朱巴举行的这次活动,教宗、(苏格兰教会)领导人及他本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踏上了这条和平朝圣之旅”。苏格兰教会领导人带领大家诵念了《宗徒信经》(Simbolo degli Apostoli)。随后几个不同的人一起诵念了关于修和以及为国家祈求慈悲的祈祷文,它们分别是为南苏丹的七个主要基督宗教教派所作的祷告。

然后,教宗发表了讲话:“如果不首先祈求‘和平之王’耶稣,我们就无法促进和平”。圣神的平安“能够调和分歧,而恶神——天主和人类的仇敌——则利用差异策划分裂”。他再次回顾了梅瑟为人民做中保的角色,要求基督宗教各教派的人灵牧者寻求“彼此合一、亲同一家”,“肩负为所有人祈祷的责任”。然而,同样必需的是要充当“和平的缔造者”,谨记天主的平安“并不只是各种冲突之间的休战,而是亲如弟兄的共融,它来自团结,而不是攫取;来自宽恕,而不是压倒;来自和解,而不是施压”。只有这样,福音才不会“停留于一个堂皇的宗教论述,而是一个在历史中成为现实的预言”。祈祷在三位宗教领袖的降福中告终。

改变历史

主日2月5日上午8时15分,教宗抵达若望·加朗陵墓并举行弥撒,参加这场弥撒的信友约计10万名。方济各在讲道中诠释了福音中的话“你们是地上的盐”和“你们是世上的光”。盐是门徒的智慧,它给我们居住的大地带来了味道;一撮盐的味道足以改变历史。耶稣邀请我们成为世上的光,这一点显而易见:作为祂的门徒,我们蒙召“像不灭的灯台一样放射光芒。换言之,在担忧黑暗侵袭之前,在身边的事物豁然开朗之前,我们必须发光,必须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照亮我们居住的每个城镇,每个村庄,每个地方”。

信友祷词包括阿拉伯语、丁卡语、巴里语、努尔语和赞德语。最后,朱巴总主教穆拉(Stephen Ameyu Martin Mulla)蒙席向教宗致欢迎词。方济各随后诵念了三钟经,表达了一些感谢和问候的话,并留下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想把希望送给你们每一位,它是彼此分享的恩典,是孕育的种子”。

弥撒结束后,教宗前往国际机场。上午11时45分,专机起飞前往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并于下午5时抵达。

* * *

此行是方济各渴望促成的第40次牧灵之旅。这一行程因其膝关节问题引起不适而被推迟了一年,也愈加增加了他成行的期望。这是一次前往非洲中部的旅行,也是一次前往“边缘”的旅行,在那里,“丢弃文化”制造了经济殖民主义和内讧的恶果,血染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南苏丹大地。这是一次具有极高普世价值的行程,使人们看到基督徒共聚一堂并不是为了争论,而是为了共同发起一个强有力的和平和正义的福音信息。

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呼吁“非洲要成为自己命运的主角”,直至对流血、冲突、暴力、相互指责和破坏反复发出“够了!”的呼声。教宗严厉谴责了政治责任、腐败、国际社会的弃之不顾以及媒体对持续冲突的沉默不言。通过他的访问,方济各希望将焦点转向这片具有丰富资源及人文荟萃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教会受召奋力担当,勇于反抗“显贵”。在这个意义上,教宗的此次访问如同他的其他访问一样,兼具悲剧性和先知性。他体察世间的疾呼,并满怀希望地对未来的担当指点迷津。

  1. 关于刚果和南苏丹的政治及经济情况,参见J.-P. Bodjoko, «La Repubblica Democratica del Congo e il Sud Sudan. Due Paesi, molte sfaccettature», in Civ. Catt. 2023 I 158-172. 另参见C. Mukoso, «Crisi della Repubblica Democratica del Congo», ivi 2021 III 47-59; H.-H. Kibangou, «Il Sud Sudan. Dalla guerra civile a un governo di unità nazionale», ivi 2020 III 391-403.
  2. 1963年2月16日,随着圣若望二十三世简短的《宗座使节》(Pontificias Legationes),圣座驻刚果大使馆诞生了。刚果于1977年改称扎伊尔,于1997年改称刚果民主共和国。
  3.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教会是撒哈拉以南地区最古老的教会之一。15世纪末,葡萄牙传教士首次开始在当地传教。当时,刚果国王恩津加·恩库乌(Nzinga Nkuwu)接受了洗礼(1491年5月3日),基督信仰遂成为该王国的国教。在比利时殖民统治时期(1877-1960年),天主教的地位得到了巩固。非洲传教会会士(Padri Bianchi)、圣母圣心会传教士(Missionari di Scheut)和第一批修女的到来均可上溯到这个时期。1954年,在莱奥波德维尔(Léopoldville,即金沙萨),刚果的第一所大学–耶稣会鲁汶(Lovanium)大学举行了落成典礼。1956年,刚果第一位主教皮埃尔·金本多(Pierre Kimbondo)被祝圣;随后,约瑟夫·马卢拉(Joseph Malula)在1959年被任命为莱奥波德维尔的首位本土总主教并在后来成为该国的首位枢机主教。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独裁期间,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他逐步将包括鲁汶天主教大学的高级学府归为国有,从公共假日中排除了圣诞节,将其余各级天主教学校国有化,并禁止在公共建筑中使用宗教标志。即使在蒙博托下台之后,主教们仍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谴责暴力及滥用职权,尤其是保护那些在使这个国家继续鲜血淋淋的冲突中受到伤害的人。
  4. 我们特别回顾教宗于2017年11月23日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的特别为刚果及南苏丹祈祷和平的活动,以及在因安全原因而被推迟的与英国圣公会首席主教贾斯汀·韦尔比一起对南苏丹的访问后,于2018年2月23日召开的祈祷日活动。
  5.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由耶稣会省会长Rigobert Kyungu神父和Toussaint Kafarhire Murhula神父陪同,他们是那些去年11月1日与教宗会谈的青年的部分代表,那次会谈是在《架起连接非洲的桥梁》世界主教会议期间与宗座拉丁美洲事务委员会(Pontificia Commissione per l’America Latina)在线联合举办的。
  6. 参见《“教会不是一个灵修跨国公司”——教宗方济各会见刚果及南苏丹的耶稣会士》,https://www.gjwm.org/2023/02/16/la-chiesa-non-e-una-multinazionale-della-spiritualita/
  7. 其现任主席是基桑加尼(Kisangani)总主教塔帕(Marcel Utembi Tapa)蒙席,副主席是伊迪奥法(Idiofa)主教埃坎加(José Moko Ekanga)蒙席,秘书长是肖勒(Donatien N’s shole)神父。刚果主教团是非洲和马达加斯加主教团专题讨论会(Secam)的成员。
  8. 参见G. Marchesi, «Christophe Munzihirwa, il vescovo congolese martire della carità», in Civ. Catt. 2005 IV 275-284.
  9. 在这片土地上的初期传教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教会。随后,教会发展了起来,主教们后来归属于亚历山大的科普特宗主教。14世纪初,信奉基督的努比亚王国灭亡,其后,基督信仰几乎完全销声匿迹,只剩下几个方济各会的团体驻留该地区。大约在19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开始了新的传教尝试,但由于疟疾及艰难的气候条件,这些尝试一一落空。然而,当地教会的诞生应归功于耶稣圣心金邦尼传教修会(Missionari comboniani del Cuore di Gesù)及尼格里西亚虔诚传教女修会(Pie Madri della Nigrizia)的努力:由于其创始人圣金邦尼(Daniele Comboni,1831-81)的坚韧不拔,尽管历尽艰辛,但最终取得了成功。同样,基于他们的工作,基督宗教在1901年至1964年间在该国取得了非凡的发展,促进了南苏丹人对自己有别于北方阿拉伯和穆斯林人口的民族认同。在苏丹从英埃统治下独立后,南苏丹人反对喀土穆政府所推动的伊斯兰化南方的企图(伴随着对传教士的强烈敌视),从而助长了分裂主义运动,导致了两次血腥的内战(1955-72年和1983-2005年),并最终造成南苏丹于2011年独立建国。
  10. 在这些调解过程中,苏丹教会得到了世界各地教会的积极支持。我们只需回顾“罗马举措”这一自2020年以来由圣艾智德团体推动的平行和平进程,目的是将未签署2018年振兴和平协议的反对派组织也带到谈判桌上。苏丹教会另一个前卫领域是向近年来逃离暴行的约20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除当地教会外,一些外国天主教慈善组织也参与了这一举措。
  11.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4月10日由梵蒂冈主办的有南苏丹两位敌对领导人参加的灵修避静。教宗在这一会晤中亲吻他们的脚的画面至今令人难忘。2021年7月9日,教宗方济各、韦尔比(Welby)总主教及当时的苏格兰教会领导人华莱士(Jim Wallace)向南苏丹领导人发表联合电文,重申需要以“更大的努力”促使南苏丹人民“充分享受独立的成果”。电文还确认他们打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早日访问南苏丹。最后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夏天开启的“教宗支持南苏丹”计划,为支援该国的医疗卫生、教育和农业领域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约50万美元的经济捐助。方济各希望借此具体表达对这个非洲国家人民的慈善和亲近。
  12. 共和国副总统杜尔戈(Riek Machar Teny Dhurgo,SPLM-IO)、伊加(James Wani Igga ,SPLM)、登盖(Taban Deng Gai,SPLM-IO)、加朗(John Garang)的夫人丽贝卡(Rebecca Nyandeng Garang De Mabior)、阿卜杜勒巴吉(Hussein Abdelbagi,南苏丹反对派联盟)与国务卿枢机、基督徒合一促进部部长、国务秘书处代理人、与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关系秘书、圣座大使、坎特伯雷总主教以及苏格兰教会领导人同时在隔壁的另一间会议厅举行了会晤。
  13. 苏丹天主教主教团(Scbc)由南北两个国家的主教组成,在南苏丹有一个教省总教区和六个省属教区(南苏丹),在苏丹有一个教省总教区和一个省属教区(苏丹)。然而,2011年南苏丹独立后,两个新秘书处分别在南苏丹的朱巴和苏丹的喀土穆成立,“以便两国主教分别执行各自的牧灵工作”。苏丹天主教主教团现任主席是苏丹奥贝德主教安达利(Yunan Tombe Trille Kuku Andali)蒙席。该主教团是东非主教团协会(Amecea)和非洲及马达加斯加主教团联席会(Secam)的成员。
  14. 参见《“教会不是一个灵修跨国公司”——教宗方济各会见刚果及南苏丹的耶稣会士》,https://www.gjwm.org/2023/02/16/la-chiesa-non-e-una-multinazionale-della-spiritualita/
  15. 陵墓是若望·加朗·德·马比奥(John Garang de Mabior)博士的墓地,他是1983年至2005年期间军队及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领袖,并通过2005年签署的《全面和平协议》(CPA)使南苏丹于2011年获得独立。2011年7月9日,正是在加朗的陵墓前,马亚尔迪特(Salva Kiir Mayardit)宣告了国家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