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伯多禄•帕罗林（Pietro Parolin）枢机 2023年3月13日，籍教宗方济各当选10周年之际，《公教文明》举行了习安东（Antonio Spadaro）神父的新书发布会，书名为《方济各的大局视野：梵蒂冈与国际政治》（L’atlante di Francesco.Vaticano e politica internazionale，Marsilio）。意大利部长会议主席梅洛尼（Giorgia Meloni）女士及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出席了会议。在此，本文特公布国务卿阁下的讲话内容。
我想与大家分享关于习安东神父所著《方济各的大局视野：梵蒂冈与国际政治》一书的一些思考[1]。这本书不仅表达了他作为《公教文明》主编既有的担当，也是他对教宗使徒之旅的参预。
借此机会，我想对这部期刊的创作团队表示问候和感谢。教宗方济各称其为“同类中独一无二的”期刊。历经173年，它始终忠实于创刊的初衷，有创意地开展文化服务以及对各知识领域的思考。
十年前的今天，就在这个晚上，豪尔赫•马里奥•贝戈里奥枢机主教当选为教宗，并取名方济各。当他从降福敞廊（Loggia delle Benedizioni）出现于众人面前，在我们脑海中那些仍然令人激动的时刻，方济各向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一个我们今天能够更好地理解的信息：“让我们为在全世界建立一份深厚的兄弟情谊祈祷”，他这样说道。我们在此相聚也是庆祝这件大事的一种方式。
一个属灵和政治愿景
在这次反思的开始，我想引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发生在柏林的一个插曲。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投降后，在已被摧毁的德国首都，一位俄国将军追问为战争受害者做了大量工作的圣座特使凯撒·奥塞尼戈（Cesare Orsenigo）先生受谁的委派。当时的柏林尚处于无政府状态。对此，盟国的法国代表回答说：“受人类苦难尊主之委派”[2]。这是一个我认为能够充分显示圣座外交使团意义的回答。
圣座外交一方面立足于教会事务，使其为教会的普世使命服务；另一方面，它致力于为全球有序共处以及人心所向的和平提供保障：和平首先意味着正义及其成果。
1965年保禄六世在联合国发表的讲话中强调了教会作为“人类专家”的作用[3]，正是这种经验使圣座外交成为一种价值观的外交。在最近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访问中，方济各提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外交，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外交”，其核心“既不是对地区和资源的控制，也不是为了扩张和提高利润，而是促进人民成长的机会”[4]。在外交领域，作为超脱于各方之上（super partes）的主体，圣座具有更多的道德性而非政治性职权。
此外，圣座首先关注的是各民族和每个人的生命，特别是那些遭受苦难的人。这些人，特别是在战争爆发的时候，遍及各条战线以及各个序列。例如，我们记得，教宗曾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表示：“谁发动战争，谁就忘记了人性。既不从人民出发，又无视人民的具体生活”[5]。
今天，某些分析家及评论家认为，外交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然而，他们既不能也不应忽视这一工具的必要性，或许是唯一的，能够使代表人民及国家命运的人之间建立永久关系的工具。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碎片正在“焊连在一起”[6]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意识到，只有在真正成为服务于人类事业而不仅仅是国家利益的工具时，外交活动才会奏效。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了解情况，而且要对其做出解释，了解相关的近因和远因，并提出必要的解决方案，即使是在悲观主义占主导地位，任何干预似乎都几近无望的情况下，也要做出不懈的努力。
《方济各的大局视野》一书着重介绍了圣座自我们这个时代以来的外交以及现任教宗所处和面临的挑战。“方济各所面对的是天主教在当今背景下新的全球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愿景是而且从根本上希望成为一种属灵和福音性质的国际关系格局”，习安东神父写道。面对种种困难，教宗寄望于外交事务发展先知性的视野、原创性想法和创新性战略的任务，“争取以更大的创意性胆识寻求新的和可持续解决方案”[7]。他的愿景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外交，这种外交不仅致力于克服危机和解决冲突，且同时团结不同的想法、对立的政治立场以至相去甚远的宗教观点。
仁慈外交
我们推荐的这部新书全面阐述了罗马教宗行动方面具有的先知性价值，通过教义指导、使徒旅行、与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间关系、与公共当局间关系以及对国际组织所在地之访问。圣座外交不仅通过与具有不同传统、宗教和意识形态观点的国家（现计183个）的外交关系，而且借助于各种政府间组织来申明这种愿景。
在所有这些国际领域，圣座外交所展现的都是教宗的福音性和先知性视野。该书的优点是在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所得出的“仁慈外交”[8]定义。我们记得，2016年–那个在各方面跌宕起伏的年度–的一月份，方济各在对驻圣座外交使团讲话中谈到仁慈的次数达八次之多[9]。那次讲话清晰地展现了他如何将自己的世界观与国际政治、外交和仁慈相结合。
我们记得，方济各在2013年首次接受《公教文明》的深度采访时便这样说过：“天主在时间中显示自己，也临在于历史的进程。这有利于产生新动态的行动，但也需要耐心和等待”[10]。因此，对于方济各来说，慈悲也在与时俱进的同时引导人们走向和解的进程，其力量在于改变历史进程的意义。
那么，从外交范畴来看，仁慈意味着什么？习安东神父回答说：“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在民族、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永远不要将任何事物或人物视为绝对的‘丧亡’”[11]。作者表示，这就是仁慈的核心意义。如果说德国总理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将政治定义为“可能性的艺术”，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外交定义为“耐性的艺术”[12]，但同时也是希望的工艺。
这具体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正处于通谕《和平于世》发布60周年纪念的前夕，我想在此回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那就是教宗圣若望二十三世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所作的调解。1962年10月25日，当时的教宗向全世界各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发表了呼吁世界和平的广播讲话。此外，圣若望二十三世还致函赫鲁晓夫主席，敦促他以行动表明苏联对维护和平的关切。他向苏联最高领导人表示：“假若有勇气召回导弹母舰，你们将证明自己对近人的爱，这种爱所面向的不仅是你们的祖国，而且有整个人类大家庭。你们将被载入史册，成为一个以爱为基础的价值观革命的先驱”。
这虽然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但于今堪称回味无穷，它突显了圣座的责任感，旨在从福音原则和国际规则解读时政。同时，这也决不意味着忽略任何最微不足道的因素，只要它们能够为促进和解及解决争端贡献一臂之力。通过其外交活动，圣座实际上“随时准备与所有致力于结束冲突并为遭受苦难的人民提供支持和希望的各方合作”[13]。于今，在顾及世界上发生的各种冲突的同时，方济各对此加以重申，而且在近期就“作出牺牲的乌克兰”正在发生的冲突再次申明了这一点。哪怕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对话也是必要的，即使和平在当前局势下并不存在，相反，清一色的—高亢而响亮—兵器声成为主打。
需要在此阐明的是，圣座所承载的和平理念并不局限于各国在当代国际法中所表达的理念。事实上，圣座坚信，任何以和平为核心，包括那些通过外交手段而采取的行动，但凡保留战争的提法，都不是有效的合理行动，即便是在默许的形式下。
与所有人对话
方济各所指的国际政治活动–正如《方济各的大局视野》所言–“是投身于一种属灵的视野，这种视野受益于对可能发生的灾难或行动中的邪恶力量的深刻感受，也同时受到对天主奥秘特有信任的滋养，这种信任使人能够接受各种微小的步履、进程、世俗当局、会晤、谈判、漫长的等待、调解，等等”[14]。然而，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些等待和调解可能会显得无法承受。
不过，这种接受基于一种认识，这也正是我们所要推荐的这部书的论点，即：解决冲突的办法并不是通过界限分明地将世界划分为好人和坏人而达成，如同为一部电影设想约定俗成的美好剧终。选择并不是某一党派、政治或军事力量为了使正义取胜而辨别与哪方结盟或向哪方提供支持。接受外交谈话的基础是不能将这个世界定断为“善的帝国”。正是出于同一原因，任何人都不是魔鬼的化身。
倘若接受上述假设，那么即使存在政治问题的情况下，也仍有可能留下一扇开放的门（即使有时真的很窄，但毕竟是通道）。因此，庇护十一世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方济各，即：“当涉及拯救一些灵魂、防止对灵魂造成更大伤害的问题时，即便与邪魔直面周旋我们也会感到充满勇气”[15]。
此外，圣座的工作就是为了促进一个真正的对话，即使这种对话的前提是面谈和筹码，无论一方感到不自在，或者，从传统的观点来看，另一方似乎不具备谈判资格，。事实上，必须始终明确的一点是：“面对战争的威胁，唯一的现实解决方案仍然是谈判”[16]。
这就是圣座与每一方进行对话的原因。
方济各知道，成为“政党”的“被拣选的子民”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集宗教、制度和政治为一身的复合体，这些因素让他丧失自己的普世性服务意识，并使他与相距遥远的人、与不属于自己一方的人、与“敌人”形成对立。隶属于“一方”制造敌人：必须摆脱这种诱惑。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暗示道：圣伯多禄的形象具有圣方济各的特征。亚西西圣人的光环与基督代理人的光环交相辉映。
不要忘记，教宗职从根本上具有福音特质，以至于他怀着谴责和同情的心情称恐怖分子为“可怜的罪犯”。这是他于2014年的圣地使徒之旅中在伯达尼（Betania）所使用的表达方式[17]。或多或少地，我们总是把罪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恐怖分子–视为“浪子”，而绝不是某种邪魔的化身。直到承认：阻止不公正的侵犯者确实是一项人权，但它也被假定为“一项侵犯者的权利”，即“被阻止以免造成伤害的权利”。以这种方式，可以透过一个双重视角来看待现实，其中包括而并不排除敌人及其最大的利益。这使人回想起但丁，他在《君主论》（De Monarchia）中直接把教宗的属灵职权（auctoritas）与父权（paternitas）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典型的基督徒的爱并不是对“近人”的爱，而是对“仇人”的爱。如果能够做到以某种形式的慈悲（pietas）去看待那犯了恐怖罪行的人，以一种让人无法解释，也许甚至“令人反感的”方式取胜时，那才是基督福音所蕴含的内在力量：爱仇。看看，这就是慈爱的凯旋。
一个断裂的世界
如今是怎样的一个现状？《方济各的大局视野》一书恰到好处地指出，教宗在通谕《众位弟兄》中如何观察世界，就像进行依纳爵神操一样，他将世界综合性地概述为支离破碎的：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疏远，建立团结正义之世界的艰难而缓慢的步伐今天也遭受新一轮的千难万险[18]。这是一个未能从20世纪的悲剧中吸取任何教训，也对历史无感的世界[19]。
似乎存有一种倒退：各种冲突在加剧[20]；各种民族主义重新出现[21]；全球化和世界性的开放掩饰着经济和金融利益，而不是对兄弟情谊的渴望。如果我们计算一下扰乱世界的武装冲突数量，我们会发现这是自194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导致约20亿人生活在冲突地区，数百万人被迫流离失所。而与此同时，我们的世界仍继续面临着气候变化、移民、粮食不安全和水资源短缺等殃及世界上大部分人口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巨大挑战都是全球性的。如何克服教宗本人曾谈到的这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应该从何入手？
人类大家庭和多边主义
教宗通过《众位弟兄》而明确指出一个答案，《方济各的大局视野》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首先，我们必须重拾同属于唯一的“人类大家庭”这一共同身份意识。历任教宗都喜欢“国际大家庭”这一说法[22]。国际共同利益的确存在。这种作为一个“人类大家庭”的认同感植根于我们共同拥有的不可剥夺的尊严。
衡量一个国家真正品质的方式是：不仅评估其对国家概念的自我认同感，也包括人类大家庭的认同感，尤其是在关键时刻。然而，方济各所说的“封闭的民族主义”则表现出一种错误的信念，即他们可以无视他人毁灭而兀自发展，并误以为将自己与他人隔绝开来就能加强自我保护[23]。显然，圣座外交方式从根本上说是非民族主义的，并在整体节奏中休戚与共。
正是为此，圣座坚信多边主义。然而，“我们正在经历着多边主义的削弱，这在武器新技术的发展之下尤为严重；这种做法在当前以相互关联为特点的背景下似乎相当不协调，因而构成一种亟待所有领导者关注并全力以赴的局面”[24]，教宗方济各在面对日本核战争后果时强调指出。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方济各认为需要就国际机构问题进行反思。民族国家的力量在21世纪中受到削减，这主要是由于具有跨国特性的经济金融层面试图支配政治的倾向。这就是世界组织的作用之所以不可或缺的原因，它们的职权是确保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利益，消除饥饿和苦难，对基本人权的某种捍卫。
和平：并非目标，而是条件
国际关系领域通常被描述为不同政治、经济、文化以至宗教愿景之间的相遇和对话场所。圣若望•保禄二世在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事件后对“文明冲突”的思想发出强烈谴责。此外，我们也不会忘记他在亚西西召集世界宗教领袖的举措，以促进和平、消除一切为暴力和恐怖主义企图而滥用天主之名的借口。
方济各继续沿着这条路线前行，且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他于2019年2月4日在阿布扎比与爱资哈尔大伊玛目（Aḥmad al-Tayyib）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类兄弟情谊的历史性文件。正如习安东神父所回顾的那样，面对“不确定性、消沉及对未来的恐惧情绪占主导地位且被短视的经济利益所操纵”的世界局势[25]，两位领导人不仅以他们所信仰的神的名义发言，而且以贫困孤寡的名义发言，即，为那些主观意识似乎残缺和丧失的群体[26]。
鉴于以上原因，《方济各的大局视野》的作者全面指出，在一个正在经历悲剧性“碎片式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世界中，“和平”倡议必须始终与教宗最关心的两个主要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即社会和平及对贫困者的接纳。这两个主题是武装冲突的根源所在。
实际上，举例来说，方济各在2016年对外交使团的致辞中便着重谈论了带来“遗弃”及“脆弱”等情况的移民问题[27]。教宗呼吁“制定一些应急响应之外的中长期项目。这些项目一方面应有效地帮助移民融入接纳国，另一方面应以休戚与共的政策促进原籍国的发展，但不应使援助受制于在意识形态上与受援助人民的文化相异或格格不入的战略和做法”[28]。
和平并不是一个需要实现的目标，而只是一个起步，是走向发展和克服不公正现象的条件[29]。在方济各看来，和平的基础既不是单纯追求社会秩序，也不是对过去和已遭受的不公正敷衍了事。倘若如此，那将不过是一种伪正义。相反，正如他在哥伦比亚所言，和平产生于“解决贫困之结构性因素的愿望，而这一因素是导致排斥及暴力的原因”[30]。
我们同样记得《众位弟兄》对当今有时不尽人意的政治给出一个严厉评判：它不再是“积极讨论改善大众生活或提倡共同福祉的长远项目，而只是暂时的营销手段”[31]。教宗曾多次为政治屈从于经济、而经济又屈从于技术官僚主义的效率主义范式这一事实而感叹。然而，恰是政治必须具有如此阔广的视野，从而将经济纳入一个促进共同利益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群众计划[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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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的声音具有先知性：如果冲突的制造者对此置若罔闻，他的话语仍将是“荒野中的呼声”。同样的情况发生于1917年，本笃十五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用的屠杀”期间发表著名的和平照会，但当时的交战国却对其视若无睹。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圣若望•保禄二世在2003年为劝阻攻击伊拉克而发出的由衷的呼吁。在此推荐的这部新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方济各的发声以及他对人类家庭兄弟情谊的呼吁，无论如何，这些总是具有崇高价值的见证。
读者将能够跟随该书第二部分所提供的“地图”深入了解教宗努力付出的一些象限，包括欧洲、乌克兰、中国、亚马逊、中东，以及他乐于在使徒之旅中访问的“马赛克”和“交叉口”国家。最终，人们将会理解，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能够在国际层面上使各国人民相互理解并开展对话的领导人，促生一种新的‘赫尔辛基精神’，加强多边主义的意愿，在新世代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平的世界之夙愿”[33]。
遵循这一宣言的精神意味着与教宗曾多次明确批评的雅尔塔（协议）相悖而行[34] 。此外，它意味着强烈申明不屈服于没有出路的“战争模式”军事升级逻辑的意愿，以及对以势力范围为基础的政策的反对。所需要的是另一种逻辑，另一种方案。方济各的提议是兄弟情谊：从最深刻的意义上理解，那“是一种创造历史的方式”[35]。
- A.Spadaro, L’atlante di Francesco.Vaticano e politica internazionale, Venice, Marsilio-Feltrinelli, 2023. ↑
- 参见M. M. Biffi, Mons. Cesare Orsenigo: Nunzio apostolico in Germania (1930-1946), Milano, Ned, 1997, 294. ↑
- 保禄六世，圣座在联合国的讲话（1965年10月4日，星期一）。 ↑
- 方济各，与当局、民间社会和外交使团的会晤。2023年1月31日星期二，在民族宫花园（金沙萨）的讲话。 ↑
- 同上，2022年2月27日三钟经之后的讲话。 ↑
- 同上，Contro la guerra. Il coraggio di costruire la pace, Introduzione, Milano, Solferino, 2022, 7. ↑
- 同上，对派驻圣座的外交使团成员的讲话，2016年1月11日。 ↑
- 参见同上，与一些慈善机构代表的会晤 。2023年2月1日星期三于圣座大使馆（金沙萨）的讲话。 ↑
- 参见同上，向驻圣座外交使团致以新年问候时的讲话，国王大厅（Sala Regia），2016年1月11日星期一 。 ↑
- 习安东，教宗方济各接受«公教文明»期刊访谈，http://www.archivioradiovaticana.va/storico/2013/11/02/%E6%95%99%E5%AE%97%E6%96%B9%E6%B5%8E%E5%90%84%E6%8E%A5%E5%8F%97%C2%AB%E5%85%AC%E6%95%99%E6%96%87%E6%98%8E%C2%BB%E6%9C%9F%E5%88%8A%E8%AE%BF%E8%B0%88%E5%85%A8%E6%96%87_/zh-1105767 ↑
- 同上，L’atlante di Francesco…, cit., 48. ↑
- 国务院代理尊敬的乔瓦尼•巴蒂斯塔•蒙蒂尼（Giovanni Battista Montini）阁下在宗座教会学院（Pontificia Accademia Ecclesiastica）成立250周年之际发表的纪念致辞。 ↑
- 方济各，在派驻圣座的外交使团问候时的讲话。国王大厅，2017年1月9日，星期一。 ↑
- A.Spadaro, L’atlante di Francesco…, cit., 24. ↑
- 庇护十一世，对蒙德拉戈内神学院（Collegio di Mondragone）师生的讲话《Ecco una》，1929年5月14日。 ↑
- 若望保禄二世，在第二届联合国裁军问题特别会议上的发言，1982年6月7日。 ↑
- 方济各，在拉丁教堂会见难民和残疾青年时的讲话，《约旦河畔的伯达尼》，2014年5月24日，星期六。 ↑
- 参见同上，《各位弟兄》第16条。 ↑
- 同上，第13条。 ↑
- 同上，第25条。 ↑
- 同上，第11条。 ↑
- 参见若望保禄二世，在联合国为庆祝成立50周年而举行的全体大会上的致辞。纽约联合国大厦，1995年10月5日，星期四。参见方济各，向《人权在当代世界中的赢取、忽略与否认》国际会议与会者的致辞，罗马，2018年12月10-11日。 ↑
- 参见同上，《众位弟兄》第141条。 ↑
- 方济各，关于核武器的讲话，原子弹落地点中心公园（长崎），2019年11月24日，星期日。 ↑
- 《关于人类兄弟情谊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生活的文件》，第29条。 ↑
- A.Spadaro, L’atlante di Francesco…, cit., 229. ↑
- 方济各，向驻圣座外交使团问候的讲话，国王大厅，2016年1月11日，星期一。 ↑
- 同上，《众位弟兄》第132条。 ↑
- 参见同上，《福音的喜乐》第202条。 ↑
- 同上，与当局、外交使团及民间组织代表会晤的讲话，政府办公楼军事广场（波哥大，Bogotá），2017年9月7日星期四。 ↑
- 同上，《众位弟兄》第15号。 ↑
- . 同上，第177和17号。 ↑
- . 同上，与当局、民间社会和外交使团会晤，在哈萨克斯坦音乐厅（阿斯塔纳）的讲话，2022年9月13日星期二。 ↑
- . 例如，参见F.Sisci，教宗方济各接受在线报纸《亚洲时报》的采访，2016年2月2日。 ↑
- 方济各，《众位弟兄》第116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