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迭戈·马泰伊（Diego Mattei S.J.） “写作是认识真相的途径，我认为这堪称文学的一个基本功能”[1]。我们可以藉此陈述来介绍于2022年10月6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她是该项诺贝尔奖的第15位法国得主[2]，也是有史以来第17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3]。瑞典学院向其颁发该奖项的缘由是“因为她勇敢而敏锐地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及集体限制”。
这位法国作家表示，“我在落笔之前首先考虑的是将真实带入现实，但我的工具并非科学，而是记忆，是词汇，是所有可能的词汇，而且我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它们，任何词汇，只要我选择适当的词汇”[4]。对于文字的价值，埃尔诺从童年开始就一直具有敏锐的意识。词汇、语调、口音及表达方式界定社会归属，筑成边界，确立关系，起着玄关的作用。帕托瓦语（patois）是一种由法语和诺曼方言混合而成的语言，安妮的母语，农民和穷人的语言，是对童年的她所归属的世界的描述，也是培育她与别人和世界最初关系的摇篮。埃尔诺在她的许多书中都提到了这一点，并揭示了在她迈入学校大门时所发现的令她既惊讶又困惑的另一个世界：那里有文化，有更高的期望，但也有严格的要求；这个世界也许更温文尔雅，但实际上却发号施令。上学，即求知、阅读和写作的机会，会在人们的生活中刻下无法抹去的清晰印记。随之而来的是漫长而颠簸的一路疲劳，是追求上进的严格训练，它会改变对出身世界的认知，迫使人们做出谨慎的妥协与选择，甚至采取隐蔽策略。后来，长大了的她离开了童年时代的故乡，对于这位“进化了”的女作家而言，回顾往事变成了一种有时令人心痛的对一去不返的往日时光的认识和怀念。对此，我们引用以下三个具有展示性的段落。
“在学校，我基本上能听懂老师说的每一句话，但仅仅靠自己我很难做到这一点，即使我父母也做不到，证据是：那些词汇对我们来说闻所未闻。这些人与我们迥然不同”[5]。
“我内心有两种语言[…]。算盘、拼图小木片、寓言故事，这些不过是游戏而已，我还会读着粉红色的字进行表演，那是一个幻想中的国家的语言…所有这一切都是假造的，是一个进入另一种情境的编码系统”[6]。
“在那里，我父母的词汇，在离得远极了的地方，那些我避免使用或已经被遗忘的词汇，也许并非出于自愿地，被成千上万的其它词汇吞没，黄色的语法练习，《丽赛特》（Lisette），《勇敢的灵魂》（Ames vaillantes），整座绿色的图书馆，附有解释的读物，短小的经典作品，《拉加德和米查德》（Lagarde et Michard），被我从各处搜集到，全部吸收。至于起初那些淳朴的词汇，无论我多么希望，都已经无法追回”[7]。
生平
1940年9月1日,安妮·埃尔诺出生于诺曼底地区滨海塞纳省（Senna）一个名为里尔邦（Lillebonne）的小镇，位于勒阿弗尔（Le Havre） 和鲁昂（ Rouen）之间。安妮的父母出身于社会地位低下的家庭，那种情况下，在12岁时弃学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男孩子下田种地，女孩子做家务事。在他们有限的实际条件下，安妮的父母成功地实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仗着他们的胆量和决心，两人在里尔邦村买到了一个杂货店经营执照。虽然店铺不大，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地位的提升。“头些天，门铃一响，他们俩就会在店里异口同声地重复一些惯常的问题：‘您还需要些什么吗，夫人？’。他们很开心，被大家称为老板和老板娘”[8]。
他们有一个女儿，名叫吉奈特，她在六岁时死于白喉[9]。战后，由于小安妮的健康问题，她的父母回到了他们的原籍—距离几英里的伊维特（Yvetot）。这个女孩子在那里长大成人：她就读于修女开办的私人寄宿学校，直到高中四年级。然后，因为获得了奖学金，她迁往鲁昂（Rouen）攻读五年级的哲学课程。此后，为了追求教学的梦想，她报名参加文学系。对她来说，在一个仍然非常男性化的世界中，她所遇到的女教师们是值得尊重和独立自主的女性气质的具体体现。结业后，于1964年成婚并成为母亲的她在1967年取得了教师执照，并于1971年获取了现代文学硕士学位。资格考试刚刚两个月过后，她不幸丧父。再过大约20年之后，她的母亲也于1986年过世。
埃尔诺于1968年喜得次子；1974年，她的首部小说《空衣橱》问世；1981年，她与结婚17载的丈夫离异；2000年，她退休并投入她最著名的小说《悠悠岁月》的创作，这部作品使她荣获多个奖项，其中包括于2008年获得的三个欧洲奖项：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奖、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奖和斯特雷加（Strega）欧洲奖。
安妮的生活平凡而普通，但与此同时由于文学创作而不同凡响。在近四十年的时间中，她发表了大约20部全部以自传体写成的作品。她的个人经历变成了一面万能的镜子。通过她追忆个人过往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深入现实成为一种对集体普遍记忆的编织。
第一部小说：《空衣橱》
可以说，埃尔诺的道路是以累积、螺旋和不断聚焦的方式进行的。创作情节总是同一个，即其被一次又一次地挖掘、讲述和揭示的自传。每部小说都是向真实自我迈进的一步，是对走出阴影的那些不可言说、戴着假面具的生活片段的叙述。与此同时，这也是一种升华：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清晰，是一种透明度和视线的扩展。
第一部小说《空衣橱》是埃尔诺登上文坛的起点。这是对她自身生活的回顾性解读，主人公独特而痛苦的观察点是在接受秘密堕胎后用以藏身的一间酒店客房。她是如何步入如此境地的呢？女主角，也就是作者本人，向自己发问。令人感动的是，她的处女作的第一页正是以彼时彼地为起步，那似乎是一个渴望重寻安宁的生活转折。这是埃尔诺借笔名为盾牌的唯一创作，因为从第二部翻译成意大利文的作品开始，她便已决定对自己保持彻底的忠诚，而这种忠诚的表现之一便是决定免用笔名。堕胎事件将在2000年的小说《事件》中得到更为确凿的详细叙述[10]。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个悲剧。“多年来，我一直在琢磨自己生活中发生的这件事。阅读小说创作中关于堕胎的叙述会让我心惊肉跳，使我陷入既无图像也无思想的迷茫，就好像这些文字在刹那间化为一种强烈的感觉”[11]。唯有时间和社会变革赋予她一个机会，“直面现实，直面这件无法忘怀的事”[12]。
《被冻结的女人》
《被冻结的女人》[13]是1981年的创作，也是埃尔诺的第三部小说（第二部被译为意大利语的作品）。作品本身可谓作者的生活写照，其中一部分有关她的成长，一部分是回忆录，是对女性解放个人旅程清晰且理智的反思[14]。它是面向对妇女的范式及成见的斗争，在普遍观念中，妇女的地位是被迫在家里对男人唯命是从。母亲在她的淳朴中展望女儿的新生。“她希望一个不同于自己的女儿，不至于在工厂做工[…]。重要的是：这种实现并没有因为我是个女子而被排除在外”[15]。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性别平等和角色结合的条件下，她将会理解在家里接受的家庭模式的独特性。“然而，我在寻找做为女孩的自我和做为女人的自我之间的关系，我知道至少有一个阴影从未在我的童年中出现过，那就是女孩子是娇柔软弱的创造物，她们比男孩低一等,他们之间的角色存在差异。长期以来，我所知道的世界上唯一的秩序是：父亲为我做饭，给我唱儿歌，而母亲则带我去餐馆吃饭，为商店作账”[16]。
这部小说的一个感人特征是，埃尔诺成功地捕捉到了女性状况的非修辞性和不同一般的特征，在她进入资产阶级环境后，她的大学学习和婚姻无情地夺走了她的自主权，使她变成了一个“被冻结的女人”[17]，因此，她的斗争，作为她们那一代妇女的斗争，是对困扰她的性别角色准则及运作的斗争。多年后，即便是母亲的角色也被剥去了浪漫奉献的面纱，它的阴暗面受到谴责，那种由此而生的独处中的沮丧和放弃的感觉。“我厌恶安纳西。正是在那里，我被卷入漩涡。我日复一日地体验着他与我之间的差异，堕入这个狭窄的女性世界中，被琐碎的任务压得喘不过气。令我窒息的还有孤独。我成为守灶者，负责维护每个人的生存及种种事物。安纳西，所有的角色同化作用，直至此前，我们还以为那不过是玩笑而已”[18]。因此，她几乎被剥夺了一切。“至于我自己，一无所有，一个消瘦的生者，一个丈夫，一个孩子，一套三居室公寓，足以在纯粹的状态下发现差异。家庭、食物、教育、工作这些词对他和我来说不再具有相同的含义”[19]。
写给父亲的小说：《一个男人的位置》
埃尔诺此后的小说以悼念为主题，首先是1983年的小说《一个男人的位置》，这是她在父亲辞世16年之后写给他的；然后于1987年写给一年前辞世的母亲。
在这部为父亲形象而创作的小说中，与以前的作品相比，文风相形之下发生了转型。《空衣橱》以独白的思潮为主导，这些思潮随着感情和记忆流淌，有一个漫长、丰富、充满情感、有时掺杂着粗话的周期性。在《被冻结的女人》中，埃尔诺从一个外部视角讲述自己，以一种调和两个对立面的尺度使读者能够进入并立足于现实：一方面是对奇闻的见怪不怪，另一方面是作品的普遍性。埃尔诺在这部作品中已然颇为引人注目的写作水平取决于其视角的本质以及她在自我与自己的故事和世界之间所界定的距离。这是一个和谐的奇迹。作家反思现实，而不对其表示惊异或加以评判。无论是发生二者中的任何一种情况，都会使她与眼下的事物疏远。
在《一个男人的位置》中，作者的文风继续转型，变得平实而简练。单句变得更为简短，复合句也不复存在。一切都在一种几乎是出于羞涩而欲言又止的尺度之中。埃尔诺为父亲写下了这部作品，为他而追忆那些家里的常用表达方式，以复原这些话语的领地及尊严[20]。因为语言既赋予自由，也带来约束。在这方面，这位诺贝尔奖得主追溯的是痛苦的回忆。“由于被女老师‘点名批评’，我也因此而去纠正父亲，告诉他‘低弯身’或‘十一点差一刻钟’的说法根本不存在。他一下子就气得不得了。有一回，我曾这样对他说：‘如果你们一天到晚满嘴错话，怎么能指望我不被挨批呢！’。我哭了。他也很不高兴。在我的记忆中，关于语言的一切，作为造成种种怨恨和令人心痛的争吵的根源，远远超过了物质原因”[21]。
激励她作出这种努力的不仅是父亲的形象，也是出于一种为童年简单的小小世界复仇的意图，因为这不仅是为父亲打报不平，而且是对人类生活整体打抱不平。最终，历史毕竟由人类生活组成[22]。“在写作过程中，离得越来越近的是为被视为低人一等的生活方式平反昭雪和对其背叛者的谴责：因为那种生活方式是属于我们的，是快乐的，但也因为我们的条件限制（ 即对‘我们不具备所需条件’的意识）而遭受耻辱”[23]。因此，作者在结尾的几页中这样写道：“就此，我展示了在进入资产阶级有文化的世界之际必须舍弃的遗产”[24]。
写给母亲的小说：《一个女人的故事》
在献给母亲的小说中，她的文风重新变得轻松自如，不那么拘谨，而且更为传统。这部作品是她在母亲去世后立即着笔写作的，就好像是为了满足继续与母亲相依度日的需求。如同一本长期保密的日记，一份赤诚、真实、亲情与和解的表现，小说再次将我们带回到法国北部工农阶层的穷苦世界和战后的社会中。在这种情况下，文字为那些默默无言的时间配上了话音，因为作者的母亲在经历了一段日渐严重的失智后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并在病重期间被送入专科诊所。写作于此起着一种愈合的功能。“她的故事到此为止，她曾在这个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她正在失去理智，得了一种叫做阿尔茨海默症的病，这是医生们给这种老年痴呆症起的名字。最近几天，我觉得自己写不下去了，可能是因为我畏惧这个时刻的到来。然而，我知道，我必须通过写作将她现在所成为的痴呆女人与那个一度亮丽的坚强女性结合在一起，否则我无法活下去”[25]。
埃尔诺对病情发展以及所给予的照顾的描述凄美动人，因为她正视现实，对其进行反思。而在小说结尾，当她再次明确指出激励她的诗学时，许多人会嫣然泪下：“这不是一部传记，当然也不是一本小说，它或许介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之间。我的母亲出生于一个被支配的环境中，她的愿望是摆脱那种环境，她必须成为历史，才能使我在文字和思想的主导世界中不感到那么孤独和虚伪，我是按照她的愿望进入这个世界的。我再不会听到她的声音了。是她，她的话语，她的双手，她的手势，她的笑和走路的样子，将如今作为女人的我和以往作为孩子的我联结在一起。我失去了与我的出身世界的最后一个联系”[26]。
进一步转型：《耻辱》
在不断追求事实真相并将其展示给读者的过程中，埃尔诺在我们即将讨论的最后两部作品–《耻辱》及《悠悠岁月》–中作出了进一步的努力。这是一个选择，一个不情愿的选择，它排除创作好看小说的可能性，而是揭示了生活的一些其他方面以及作家根据内容确定文风的能力[27]。
《耻辱》开篇便是一个罪案小说式的晴天霹雳：“六月的一个周日下午，我父亲想杀死我母亲”。这件事发生在1952年6月15日。安妮目睹了一场从未再次以如此猛烈的方式突发的家庭暴力，它既像是一场噩梦，又标志着童年及其保护性气息的终结。1996年，作家感到重新回顾那段插曲去仔细揣摩它的必要，她始终坚信自己写作愿望的根源恰是那一段记忆、那一个事件：“那一幕描绘了许多年的情景，我想忘掉它，想抹去它在我心中所具有的标志性的神圣（例如，我以自己所坚持的信念表明，促动我开始写作的正是这一情景，它是我所有创作的根基）”[28]。
对那一刻的回顾是在一种冷酷而清晰的分析性意图之下进行的，我们也许最能在此中找到瑞典学院授予她诺贝尔奖的缘由。她的目的所在始终是为了发现事实真相。埃尔诺这样写道：“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找到我借以对自我及周围世界进行思考的词汇，确定在我心目中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不可接受、甚至是不可想象的”[29]。
文笔于是变得更加尖锐和客观。那个经历过这一事件的小女孩，还有那位想要描述它的成年女子，怎样才能将这两个身份联系在一起呢？“不过，作为95年的成年女子，我已不可能再与52年的小女孩重新联系在一起，那时候的她只知道她的小镇、她的家庭、她的公立学校，以及她所掌握的贫乏的词汇”[30]。
语言必须充当语言研究的工具：“为了进入我当时的现实，我只能寄希望于对界定社会环境、学校、家庭及省份的规范和仪式、信仰和价值观的探索，我沉浸于这些环境中，虽然并未意识到其中的矛盾，但它们却支配着我的生存。揭示塑造我的语言，宗教词汇，我父母所惯用的语言以及相关的手势和事物，那些在《时尚的小小回音》（Le Petit Écho de la Mode ）或《小屋之夜》（Les Veillées des chaumières）中阅读的小说语言”[31]。
由于感到必须完善接近现实的方法，埃尔诺以自己当时的照片为起点，她表示：“重要的是，只有在对那些图像当作文件并以不同方法进行分析之后，它们才会变得清晰。简而言之，成为研究自己的民族学家”[32]。
作为对其成长环境的认真研究者，她提出了多个规范和习俗列表，这些规范和习俗构成了记忆的基石，或者说集体记忆的背景，个人记忆在此基础上被镶入、刻画并塑成。在其浅薄的概括功能中，小说中的各种列表指明了一个不归点。埃尔诺对界定时间、地点和生活方式的列表具有呼唤力有直观的认识。往事于是扩展为整个一代人的物质及日常生活史：“一切用以避免浪费食物并尽可能享受它们的方式，比如在盘子边上摆上小块面包来吸收酱汁[…]在节约清水的情况下保持个人卫生：用一个脸盆洗脸、刷牙和洗手，在夏天还要用来洗腿，因为腿和脚容易脏 – 穿不容易脏的衣服”[33]。
然后是男女守则：“女性有别于男性的日常动作包括：把熨斗靠近脸来看它还烫不烫，匍匐爬着擦洗地板，张开腿把兔食撮起来，晚上用鼻子闻袜子和内裤”[34]；男性守则是：“在抓起铁锹之前先往手里吐口水，把香烟塞到耳朵后面，跨坐在椅子上，把刀折好放进口袋”[35]。
在这个直到1952年仍从未离开过勒阿弗尔和鲁昂一带的小女孩的世界里，她所经历的事物揭去了她眼中年幼无知的那一层纱，使她看到了自己的现实，这个现实与另外那些在她就读的公立学校上学的女孩的现实相比要贫穷得多，但她们属于非常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在那个夏天，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而且一去不返：“我们生存中的一切都成了耻辱的来源。院子里的厕所，三个人睡一个房间–这在我们有限的环境中是一个常见的习惯–我母亲的耳光和脏话，醉醺醺的顾客，还有赊账的家庭。仅仅是我对醉酒的不同程度以及月底吃的罐头肉的了如指掌，就决定了我归属于被公立学校以无礼和蔑视对待的阶层”[36]。
《悠悠岁月》
我们探究的最后一部作品不仅使埃尔诺赢得了最重要的奖项，也使她成为在出版界取得巨大成功的女作家。这也是她最好看的一本书。这部小说中的语气和风格最为独特，它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小说，是历史中的个人故事[37]，是个人记忆在历史中的累计和再现。在这里，始于《耻辱》的“转化”和“自我遗弃”，过程不仅更为显著，也具有更可观的效果。
这部小说-回忆录-散文是这样开始的：“所有的印象都会散去。/战后在伊沃托（Yvetot）的废墟边上，大白天蹲在一间咖啡馆木棚后面撒尿，然后仍然撩着裙子，站身提好短裤，再回到咖啡馆里去的女人”[38]。这是小说中许多列表中的第一个的开头，语气平淡，用词有度，但也洋溢着生活的气息，在时间的漩涡中转动。有时是破碎的图像，有时是事件，有时是物件的品牌。
这部小说很难概述，因为它是法国及欧洲历史中六十年文化和物质、习惯和思想变革的一幅壁画。这种变化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在节日餐桌旁，在饭后以被认可的方式和空间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家庭事件。
在《悠悠岁月》中，埃尔诺进一步改变了文笔，将其置于一个消除个体“自我”的净化过程，从而开创了一个集体和公共声音的前提和空间：“共餐者七嘴八舌的声音组成了集体事件的宏大叙事，这些事件，不可避免地，似乎已经是我们所见证了的。[…]在饥饿和恐惧的普遍情况下，一切叙述都以第一人称复数进行”[39]。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埃尔诺多年来的一贯目标是将她自己的声音变成一面镜子和一个观察历史的地方。那是一个加重字体的“历史”。通过寻回对以往一段时间的记忆而完成对已经发生的背叛平反昭雪，其中首先是她自己对伊维特的乡村环境、对父母的杂货店、对那些工人和家庭主妇顾客的背叛[40]。
轨迹超越了个体间的隔阂，作为多年探索及研究、积累和反思写作材料的结果，这种特殊的风格脱颖而出。自我转化为复数形式的主体，去追忆那些动作，那些交织成世界的布纹线：“回顾那些习惯，一直追忆到已经记不起来的事情，从前人的童年，到自己从田野里的童年、杂货店里的青春期开始养成的所有那些习惯性动作，包括大声吃饭，而且让人看到在张开的嘴里不断变化的食物，用面包擦嘴并专心致志地拿它擦干净盘里的剩饭，直到它们不用清洗就可以被放回原位的程度，刮响汤碗的勺子，吃完饭以后的伸懒腰”[41]。
贯穿《悠悠岁月》这部作品的公民形象不再是“我”，而是被“我们”取而代之，虽然常常用以叙述属于个人的生活但却似乎包含着整个女性世界以及她们的奋斗、工作、痛苦和欢欣。另一个视点是第三人称复数，一个回顾光阴流逝的“他们”。岁月的流逝，生活中变化着的男人和女人。一个随着缓慢而雄伟的节奏发出的声音，有如积满雨水的河川，缓慢而势不可挡。“那种由发音错误的法语及帕托瓦语混合而成的语言，与其密不可分的是那些强有力的声音，那些裹在围裙和工作服里的躯体，那些带小菜园的平房，还有午后的狗叫声和争吵前的沉默不语”[42]。
时光流逝，伴随着记忆和事件[43]。这种个人观察的效果强劲而凄美，使读者不由自主地沉浸于其中并为之所动容，原因在于：即使其中涉及的事件有关法国历史，而且主人公的名字在法国境外鲜为人知，那些意象和感觉的节奏却余音绕梁。
结语
埃尔诺曾因其文笔平淡而受到指责。在我们看来，这不过是一种表象，因为多年的写作将她推向一个高远的境界，使她得以在打破资产阶级文学定型模式的期寄中仍然保持对自己的忠诚[44]。在小说《悠悠岁月》所探求的效果中，我们可以说，第一层面上主角的缺失、个人存在的消匿和情感成分的削减收到了最大的介入效果，使文本成为一面光滑的镜子，让读者可以从中在本人和社会记忆的对照下看到岁月流逝中的自己。
埃尔诺多年的创作生涯着实令人叹为观止。关于这一旅程，她本人在《悠悠岁月》中这样写道：“从前，在女生宿舍里，她多想能够在写作中发现一种新语言，像一个先知似的去揭示那些奇妙的东西。[…]后来，在乱哄哄的四十个学生的班里，在超市的手推车后面，在公共花园的长椅上，在婴儿车旁边，她抛弃了这一奢望。任何不可言喻的世界都不会在生花的妙笔之下被奇迹般地变出来，而她所希望使用的写作语言将是属于每个人的话语，是能够使她得以解脱的唯一工具。于是，她当时要写的书代表着一种抗争的工具。这种雄心并没有舍弃她，不过，现在她更渴望的是追回往日光芒中那再也看不到的面容，那摆满食物的桌子。这束光从对童年时期礼拜日的叙述开始，从不间断地闪烁于她的每一个新经历，一束以前就存在的光”[45]。
从一个大刀阔斧、轰轰烈烈的抨击性文笔转变为平淡而泰然有晤的风格。虽然埃尔诺离开基督信仰实践已有多年，但她的写作是对现实的认真的持久反思，是一种神操，它使人联想起《智慧书》中的一节经文：“的确，你爱一切所有，不恨你所造的”（智11：25）。
- A. Ernaux, Scrivere è un dare forma al desiderio. Conversazione con Pierre Bras, Roma, Castelvecchi, 2020, 20. ↑
- 在本世纪，最后两位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2014年的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和2008年的让-马里·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Jean Marie Gustave Le Clézio）。 ↑
- 这17位奖主中的11位是在过去31年中获奖的。可见，在授奖过程中注重性别平等是一个近年内所取得的成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一位意大利女作家是于1926年获奖的格拉西亚·德莱达（Grazia Deledda）。 ↑
- A. Ernaux, Scrivere è un dare forma al desiderio…, cit., 14. ↑
- Id., Gli armadi vuoti, Milano, Rizzoli, 1996, 65 s. ↑
- 同上，97。 ↑
- 同上，98。 ↑
- 同上，37。 ↑
- 埃尔诺将以书信体完成一部写给她无缘结识的妹妹的小说：All’altra figlia, Roma, L’orma, 2016。 ↑
- 参见A. Ernaux, L’ evento, Rome, L’orma, 2019. ↑
- 同上，22. ↑
- 同上，24。 ↑
- 参见同上，La donna gelata, Roma, L’orma, 2021. ↑
- 书中反复引用的个人培养的参考文本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 ↑
- A. Ernaux, La donna gelata, cit., 2021, 40. ↑
- 同上，32。 ↑
- 她将这部小说献给了丈夫菲利普。在其出版的同年，这对夫妇决定分手。 ↑
- 同上，153。 ↑
- 同上，154。 ↑
- 许多表达方式被埃尔诺搜集并录入她的作品，其中一些词汇以斜体字出现，以凸显它们与现行词汇的区分。斜体字使它们像玻璃陈列柜下的展品一样闪闪发光，例如：把商店吃掉了；这对生意人来说没必要；有的人比我们更惨；不管怎样你得活着；我可没长四只手；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流感？我只管干活就好了；不能把尿撒得太远。 ↑
- 同上，Il posto, Roma, L’orma, 2014, 59 s. ↑
- 此外，埃尔诺表示：“至于我自己，我觉得重新在文学领域确定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一种跨越两个社会阶层的位置”（A. Ernaux, Scrivere è un dare forma al desiderio…, cit., 19）。埃尔诺所参考的学者之一是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他谈论的是与‘文化资本’相对的‘物质资本’；与‘统治阶层’ 相对的‘受统治阶层’。“谈论‘受统治阶层’和‘统治阶层’而不是‘贫穷’、‘简朴’、‘富有’以至‘资产阶级’，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更为复杂的话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可以被视为我的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上，6）。 ↑
- Id., Il posto, cit., 50. ↑
- 同上，104。 ↑
- Id., Una donna, Roma, L’orma, 83. ↑
- 同上，99。 ↑
- 参见Id., Una passione semplice, Milan, Rizzoli, 2022: Id., Guarda le luci, amore mio, Rome, L’orma, 2022. ↑
- Id., La vergogna, Roma, L’orma, 2018, 26. ↑
- 同上，32。 ↑
- 同上。 ↑
- 同上，32s. ↑
- 同上，33。 ↑
- 同上，50。 ↑
- 同上。 ↑
- 同上。 ↑
- 同上，123。 ↑
- 作为埃尔诺所选用的这本书的题铭，两段引言中的第一段出自奥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他表示：“我们只有自己的故事，但它并不属于我们”。 ↑
- A. Ernaux, Gli anni, Roma, L’orma, 2008, 9 s. ↑
- 同上，22。 ↑
- 这是一个女作家十分注重的问题，可为此提供证明的是她在《位置》的序言中所引用的让·热内（Jean Genet）所言：“我冒昧地解释一下：在背叛以后，我们除了写作我们别无他方”。 ↑
- A. Ernaux, Gli anni, cit., 30. ↑
- 同上，31s. ↑
- 在埃尔诺于小说开头运用的两个引用中，第二句引言是契诃夫（Anton Čechov）的话：“是的，他们会忘记。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我们对此无计可施。那些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很严肃、很有意义、非常重要的东西，会在一段时间之后被遗忘，或者显得无关紧要。奇怪的是，我们却无法在今天预言哪些会在明天被视为崇高而重要，哪些会被视为琐碎而可笑。[…]而我们的生活，我们今天如此自然而然地过着的生活，会在日后显得怪异和不当，缺乏理智，不够纯洁，甚或不道德”。 ↑
- 埃尔诺在第一部作品《空衣橱》中谈到了一种道德分异的期冀。参见A. Ernaux, Scrivere è un dare forma al desiderio…, cit., 17-19. ↑
- Id., Gli anni, cit., 264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