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曼宣言》发表75周年纪念

引言

教宗方济各将“希望”作为2025禧年的核心主题。在宣布禧年的宗座诏书《望德不叫人蒙羞》^[1]中，他祝愿此次禧年能够成为所有人重燃希望的契机。对基督徒而言，这种使他们即使处在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困难中，却依然能够对未来幸福保持信心的希望，更直接地源于“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从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圣心涌出”的天主之爱的启示。

为了进一步滋养希望，教宗方济各呼吁教会遵照《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简称GS）对关注时代征兆的倡导，解读世界上的“希望之迹象”。“关注存在于世界上的诸多美好事物”是一剂解药，可以抵御“认为我们被邪恶与暴力压倒”的诱惑。在这些希望的征兆中，教宗方济各将对和平的渴望置于首位。

好事成双，2025年也恰逢《舒曼宣言》发表75周年纪念，该宣言产生于一种对和平的热切期望。时值1950年5月9日，在奥赛码头（Quai d’Orsay）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的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公布了向德国提出的这一计划。法国提议以一种新的超国家方式共同管理煤炭和钢铁市场；该提案不仅针对法德两国，而且以将其扩展至所有相关利益方为目标。这一计划由具有远见卓识的让·莫内（Jean Monnet）构思，其初衷是为二战后的欧洲国家提供一条真正的出路，并避免那些只会加剧分裂、强化猜忌无法化解矛盾的解决方案。《舒曼宣言》的原则实际上为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以至最终的欧洲联盟（欧盟）这一历程奠定了起点与发展模式。因此，这一日期可被视为欧洲一体化项目的奠基日，为此，欧洲委员会于1985年宣布将5月9日定为“欧洲日”。

七十五年后的今天，重温宣言文本及其基本原则仍是我们的启迪之源。如今，舒曼和莫内所提出的诸多理念——包括和平、和解、对话、公平正义、耐心等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并与本次禧年以希望为主题的精神高度契合。

绝望的原因一如既往

在1950年5月3日的一份备忘录^[2]中，莫内曾这样观察到：“纵观当今世界，处处可见的是死巷一条”。他随后列举了若干个僵局。其中首先涉及一个普遍认知，那就是一场西方与苏联之间的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第二个棘手的问题是如何以一种不让德国昔日对手感到威胁的方式使其重新融入西方国家大家庭；此外，欧洲的政治重组似乎也陷入了僵局，刚刚成立的欧洲委员会当时并不能满足欧洲联邦主义者的期望。此外，他还枚举了一系列其他问题。

在某些方面，将当前的欧洲局势与其在上世纪50年代的情形相提并论并非牵强附会。至少应该承认的是，无论现在还是当时，对欧洲所面临的挑战之分析结果都相当黯淡。

人们很容易认为，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在国内政治层面，许多国家都存在令人担忧的两极分化现象。对政治建制（establishment）中间派日益不满的情绪助长了某些呼吁彻底改革现行体制及其惯例的更激进政党的崛起。尽管危机的根源多种多样，但无论是将其诱因归咎于传统社团的瓦解、经济全球化受益不均、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与广大民众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新型病态沟通方式的涌现、移民潮管理不善，还是将其视为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结果都是近年来公共论坛格局的深刻变化。由于政治光谱中的众多群体缺乏对话能力，寻求共同利益——并为此而接受妥协——的能力已被削弱。尽管目前许多欧洲国家的比例选举制避免了美国党派政治中出现的极端现象，然而，由于一方面民粹主义政党试图效仿曾助推特朗普当选的那种愤怒性身份政治，另一方面中间派政党除了沉默或谴责之外，无力安抚其陷入迷茫的选民，建设性政治对话的空间已大幅萎缩。

同样，在经济领域，尽管欧洲相对繁荣，却仍感受到威胁。乌克兰战争凸显出欧盟无法在军事工业生产上显著超越国民经济规模仅为其十分之一的俄罗斯。在创新方面，人们日益担忧欧洲将逐渐落后。欧盟的私营研发投资仅约为美国的半数，双方正在缓慢扩大的经济差距恐将难以弥合，尤其是倘若欧洲无法把握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德国汽车工业等关键领域已显露疲态；同时，曾被视为未来引擎的电动汽车和绿色能源产业如今也正表现出中国对欧洲的超越。恩里科·莱塔（Enrico Letta）关于单一市场的报告^[3]以及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关于竞争力的报告^[4]均提出了令人担忧的分析结果，并指明了可能的发展道路。然而，人们普遍对欧盟通过调动政治和财政资源而具体有效的实施解决方案的能力持怀疑态度。更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为欧洲的经济前景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欧盟是否正在制度运作层面（重新？）进行深度的自我探索？面对无休止的危机，集中权力的诱惑日益强烈。欧盟委员会的运作出于对决策速度的优先考虑而越来越集中于主席职位。与此同时，在安全问题主导的背景下，相对于在安全问题上权力有限的欧盟议会，欧盟理事会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国家利益再度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移民问题上，各国政府公开威胁将无视欧盟法律的实施。伴随着重新思考当前所理解的辅助性原则 (sussidiarietà) 的要求，对超国家主义理念所提出的直接质疑日益频繁。此外，关于废除被视为对欧洲经济束缚过严的法规及条例的讨论也与日俱增。就在不久之前，这些法规仍被视为欧洲通过“布鲁塞尔效应”^[5]投射自身影响力的首要工具。随着欧盟向东扩展至乌克兰这一前景的浮现，人们意识到，对于将显著改变权力格局的此类扩张，现行欧盟体制架构并不适用。

然而，面对当前正在进行中的地缘政治动荡，所有上述担忧都相形见绌。在经历了三十年未曾遭遇生存威胁的疆土安宁后，欧洲因乌克兰遭受侵略而猛然醒悟。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影响范围的欧洲南部和东部邻国如今再度成为竞争之地。一场融合宣传、经济影响和网络攻击的“混合战争”正迫使欧洲及其民主盟友奋力抵御重划势力范围的企图。最后，美国的傲慢式“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使许多人认为，支撑西方世界八十年来共同价值观的团结理念已戛然而止。欧洲可能被迫独自应对挑战，同时还要当心一个已转向纯粹功利主义逻辑的昔日盟友。

此外，若是再加上对绿色新政可能缩减规模的担忧——该政策旨在使欧洲成为生态转型的引导者——以及人道主义援助与发展资金的猛跌，我们将能理解如今在布鲁塞尔主导人们意念和讨论的令人沮丧的氛围。为什么要关注这些？这仅仅是为了提醒大家，如果今天我们对当前形势感到担忧，那么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同样不乏令人深感不安的理由。我们常常会对过去不以为然，但对舒曼宣言时期的回顾会使我们认识到当年的情况并不比现在简单。我们必须像认真对待莫内的担忧那样对待当前的忧虑，只有如此，才能充分理解《舒曼宣言》中的提案具有何等革新性。

在当时也存在着强烈的两极分化，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兴起，对苏联和美国的不同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分界线。共产党很快在西欧各国政府中遭到排挤（1947年，法国和意大利拥有当时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但仍然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意识形态的分歧使建设性对话很快成为不可能。任何建立欧洲合作的尝试都会被极左派诋毁为美国遥控下的阴谋，旨在阻碍与苏联的和平共处。另一方面，温和派社会党人则常因来自左翼的批评而一筹莫展，不愿留下向美国做出太多让步的印象。

在经济层面，对煤炭和钢铁的选择往往被解释为二者对军备生产的重要性以及在昔日敌国之间建立信任氛围的必要性。但这些产业也引起了其他方面的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初，显而易见的是法国和比利时某些地区的采矿业很快将无法与德国煤炭竞争。此外，人们还担心德国钢铁卡特尔垄断集团能否生存下去以及这些集团可能给法国生产商带来的竞争优势。欧洲钢铁生产领域投资失调的风险也日益凸显。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前盟国在鲁尔区（Ruhr）和萨尔区（Saar）经济管理方面将其意志强加于德国的能力，一起为激烈的国家利益冲突埋下了伏笔。

当时，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同样充满不确定性。联邦主义者曾希望在1948年5月海牙会议上达到巅峰的欧洲一体化热情将推动建立具有明确联邦使命的机构，但这一愿景未能实现，取而代之的是以主权国家间合作为基础的方式。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超国家主义原则在那时远非理所当然：民族自豪感是战后重建的一个重要支柱，而抵抗运动和反对纳粹德国的斗争则为其提供动力来源。因此，任何对德国的缓和姿态都可能被视为背叛。与此同时，德国开始对盟国所施加的监管表示不满，因为这种监管是对该国新的民主与和平立场的真诚性存有疑虑。当时，萨尔地区被从德国脱离并转为法国保护领地事件正毒化着两国之间的关系。

就地缘政治环境而言，主导全局的是“冷战”。随着1949年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以美苏之间的脆弱平衡和激烈竞争为特征的全新阶段。在那些早期岁月中，欧洲本身仍然是势力范围被无情划分的战场。新的联盟正在形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大西洋联盟。然而，即使在当时，美国与西欧的关系也十分紧张。那些希望欧洲能够更好承担起自身防务的美国人因此而敦促德国迅速重整军备并被纳入西方机构，但其他欧洲政府则出于必须向本国民众解释对这一重新武装的顾虑而将此视为一个尚不成熟的前景。在世界舞台上，欧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主要集中在殖民地问题上，因为美国当时正在推动非殖民化进程，而且有时会采用激进的方式。

拒绝绝望

在上述1950年5月3日备忘录中，莫内将所有这些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看到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进程正在发生。由于所有领导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冷战”和遏制苏联的必要性上，各项政策都将服从于这一目标。为此，美国和英国希望调动德国的资源，其中第一个步骤将是提高其工业生产，特别是钢铁生产。然而，由于法国工业缺乏竞争力，这将可能导致保护主义政策，同时损害欧洲（特别是法国）的整体增长前景并加剧旧怨（这自然存在于法国与德国之间，但也存在于法国与其他在该问题上施压的大国之间）。从长远来看，任何和解的愿景都将为此而受到损害。事实上，原定于5月10日在伦敦举行的盟国会议很可能启动这一进程。正如莫内所指出的，这一行动进程并非出于某一方的意愿，而是由于缺乏对相关问题的更佳解决方案。

这一分析结果本身并非原创。在边境的另一侧，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心怀恢复本国主权并终结对德国工业所施加的多重管制之渴望的他深知，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增强信任的方式进行，而这尤其是对于法国而言。1950年3月，他提议德法两国建立全面的政治和经济联盟，以希作为建立更广泛的欧洲合众国的前导。然而，这一提议立即遭到法国领导人的驳回，称其为不切实际。

“欧洲理想曾与基督教思想紧密相连，这得益于诸如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等卓有影响力的人物。”

必须不断强调的是，面对这种悲观的决定论和饱经挫折的希望，一个更普遍的希望背景已在多年中酿成。通过某种形式的欧洲一体化来促进和平的构想已经历了数十年的筹划期。欧洲联邦主义的理念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被提出，特别是理查德·库登霍夫-卡勒吉（Richard Coudenhove-Kalergi）和阿里斯蒂德·布里安（Aristide Briand）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屠杀的抗议。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剧为这些理念注入了新的动力。1948年的海牙会议正是这一政治文化转折点的缩影，当时许多人已然意识到某种形式的深度欧洲合作势在必行。

除了当时的种种迫切需求，一些其他因素也激发了那些推动欧洲首次一体化进程的参与者的想象力。某些对新型欧洲团结的向往源于相关人物的成长背景，例如罗伯特·舒曼和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Alcide De Gasperi）：两人都来自边境地区，这些地区多年来不断江山易主，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地方归属感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个人经历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无论是对于像让·莫内和保罗-亨利·斯帕克（Paul-Henri Spaak）那样在流亡国外期间建立起新关系的欧洲领导人，还是像阿登纳那样亲身经历过无节制的民族主义危险的人。

许多欧洲统一的早期缔造者之间存在共同目标，这也可以追溯到他们共同的基督宗教民主主义背景。欧洲理想曾被雅克·马里坦等有影响力的人物与基督宗教思想紧密联系起来，并得到教宗庇护十二世对欧洲统一之关注的进一步支持。基督宗教民主政党于1950年前后在欧洲大陆许多国家执政的事实无疑促进了欧洲一体化的起步^[6] 。

然而，由莫内提议并被舒曼采纳的方案既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进程必然结果，也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延续。相反，它是对看似自然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逆向操作的刻意尝试。若是任由欧洲“自动驾驶”，它将极易重蹈覆辙。当时，开辟新航线一方面需要有一个对美好未来的清晰愿景——理想与善意虽然存在但却远远不够，另一方面需要为守护欧洲而追求和平统一、赋予希望以未来，该计划必须寻求一个新载体，确定一个范式转变。

新的征程

《舒曼宣言》所规划的途径试图规避两种应对欧洲困境的逻辑方法的诱惑。第一种方法是建立处理特定问题的特别政府间机构，或设立政府间协调机构。这种方法不会导致任何国家主权的丧失，并且基于协商决策。其风险在于，协商结果往往并非以最优解决方案为基础，而是取决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权衡。此外，这涉及到一种权力平衡，它可能在某一方处于弱势地位时被视为不公正。法国在处理德国重新融入欧洲时，在优先考虑自身安全的同时，又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试图改变现状的企图感到威胁，这正体现了这一途径的局限性。

第二种方法更接近联邦主义的理想，它并不试图为具体问题提供直接解决方案，而是寻求建立一个解决所有未来问题的全新总体框架。从逻辑上讲，该框架将通过某种形式的民众支持获得合法性，具体表现为制宪进程，即建立某种至少类似于宪法的制度。凭借自身的民主合法性，这一新实体可以证明自身相对于先前国家机构的权力。然而，这样的解决方案需要巨大的政治动力才能启动。例如，阿登纳于1950年3月提出的法德全面政治联盟提案就因时机尚不成熟而遭到拒绝。

该宣言所依据的新方法通过将特定议题从国家管辖权中剥离并置于新的超国家权力机构之下而解决具体问题。由此，昔日的竞争对手必须以全新视角审视局势。这种新动态若能以真诚态度处理，将促使各方采取更广阔的视野，从而开辟新的可能性。诸如反垄断法等有益的法规，此前可能因担忧削弱本国的地位而被拒绝或推迟，但一旦被公平地适用于所有国家，它们便顿然变得可行。此外，共同服从于一个超国家机构可重新确立各国之间的平等并恢复各国的尊严，因为弱势国家不再被迫乞求让步，而是平等地参与决策过程。在理想情况下，各国将由此摆脱追求自身利益的商人姿态，转而成为寻求最佳合作方式的伙伴。据推测，舒曼和莫内的初衷是让这种合作态度扎根并扩展到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新领域。

在此，我们看到一种明确的主权从民族国家向新权威机构的转移。这种转移起初因其范围有限而具有政治上的可接受性。然而，这种方式的长期民主合法性堪称一场希望的博弈。在民族国家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新机构必须通过其成果来证明自身存在的必要性。评估这些成果的复杂性在于：部分目标有雄心且不稳定，而另一些则更为务实。

《宣言》的目标

《宣言》文本^[7]首先提出了多项宏大的目标，这些目标与煤炭和钢铁的共同管理密切相关：建立实质性的团结，消除法国和德国之间长达数百年的对立，使任何两国之间的战争在实质上成为不可能，为两国的经济统一奠定坚实基础，提高生活水平，推动非洲大陆的发展等等。所有这些目标都可归结为一个核心动力，即：通过融合共同利益而建立一个共同经济体系，从而催生一个更广泛、更深化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维护和平所必需，应以欧洲联邦的形式具象化。

《宣言》的实际目标与这一宏伟愿景相比显得相当温和。它们被阐明为：1）尽早实现生产现代化并提高产品质量；2）以与法国、德国及其他成员国市场相同的条件供应煤炭和钢铁；3）发展对其他国家的共同出口；4）统一并改善这些产业的工人生活条件。

任何对《舒曼宣言》遗产的评估，或是以其奠基原则为依据对欧洲规划发展轨迹的审视，都必须基于对上述多重层面意图的考虑。问题的首要层面应聚焦于这一任务的实际目标，这些目标呈现出错综复杂的交织关系，远不止单单聚焦于建立最佳的煤炭和钢铁市场或实现经济增长，而且还体现了对工人生活条件（而非仅限于工作条件）的社会关切。对煤炭和钢铁产业的选择并未与社会思考脱节：这些产业的劳动条件正是整个工人阶级处境的缩影。在1953年于布鲁日学院（Collegio di Bruges）发表的两篇讲话中^[8]——这两篇讲话可能是关于该宣言的最精彩的评论——舒曼强调了工会制定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法案的重要性。同样，“生活条件平等化”的提出驳斥了仅凭市场力量而使整个欧洲各地生活条件得以协调的观点。经济影响、社会进步与生活水平协调：这是一个具体的欧洲愿景的三个指标。

这些具体目标与《宣言》中提出的宏伟目标相辅相成，这并不出人意料。事实上，煤炭和钢铁领域的规划只是一个更大项目的初步模型。然而，舒曼在1953年的讲话中强调，该领域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易于实现的目标。各国具有技术水平相近、企业相对于其重要经济地位而言数量偏少、不受各种文化因素影响等特点，这使得协调工作并不困难。如今，这种担忧可以被转化为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参与欧盟所带来的发展是否足以确保一个日益多元化的联盟之凝聚力？其次，欧洲各国之间持续存在的财富差异对政治一体化进程具有多大损害？

尽管为非洲发展做出贡献的说法在1950年代殖民主义仍在继续的背景下可能并不明确，但仍应在涉及富裕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引发某种批判性反思^[9]。

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应反思过去75年的发展是否真正实现了莫内所设想的利益融合与共同经济体系。鉴于欧盟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我们更应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从客观和主观角度来看，这种表面上的共同经济体系是否真正促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家利益的融合。

将共同体作为目标

在评估《舒曼宣言》的最终目标时，若将手段（欧洲联邦）与目的（创建共同体）混为一谈将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事实上，联邦制作为预期的最终形式结果不过是一种方式，旨在维护整个进程所取得的成就，而共同体理念则赋予联邦制以灵魂。可能的危险在于只关注向正式联邦制迈进的机构建设及外部进展，而忽视其本身真正体现的价值：相互关怀、信任和团结。所有这些价值都并非通过建立机构来发现，而是通过共同工作的生存经验来实现，而这种经验又取决于新机构的建立以及对新合作领域的共同探索。

此外，对共同体的强调还有助于在集体层面与个人层面之间架起桥梁。虽然关于共同行动、归属感和责任感的理想能够引导集体行动并为其指明方向，但它们只有通过具体的人才能被体验。由于欧洲无法利用国家历史资源来说明自己作为“自然”共同体而存在的理由，它必须不断思考如何帮助其公民通过共同行动来切实体验这种共同体意识。

从这一视角来看，如果放任欧盟采取一种成员国之间更具跨国家关系的发展风格，其中国家利益的协调必须与这一创新共识同样圆满，这将是对欧盟创始人初衷的一种背离，与彻底的欧洲怀疑主义并无二致。

此外，舒曼于1953年在布鲁日的讲话中也对共同体理念如何成为其行动核心作出了诠释：“这是我们政治思想中前所未有的一个转变。共同体理念必须为昔日交战国在未来中的所有关系奠定基础。这是通向全面共同体的开端，是一个超越煤炭和钢铁领域的政治共同体、军事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这是我们所期望的大事的必然发展链。[…] 这种共同体理念，这种共同体原则，是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理念之一，一个堪比科学发现的理念，其成果不仅在自身领域中牢固确立，而且更成为推动新进步的起点，更契合时代发展的需求。人类历史由层层递进的阶段构成，每个阶段都建立在先前经验之上，却又贡献着各自的独特价值。因此，作为国家与个人，我们都应努力成为上天安排的工具，去发掘那些并非我们创造、却需要在我们自身及同行者意识中唤醒的元素”^[10]。

在两极分化再次加剧的时代，人们可能会在读到这些话语时将其视为天真之举，是过度乐观时期的体现。但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将忘记这一建立共同体的呼吁并不是来自一个比我们更轻松的时代。此外，我们也将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舒曼所憧憬的共同体并非既成事实，而是尚待实现的目标，需要在战争废墟和数百年积怨之上重建。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将使自己陷入绝望与孤立，因为与他人的关系只有在一个共同体之内才能建立，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无论我们如何评价75年欧洲一体化历程的成果，问题都不在于我们是否已经实现了欧洲共同体。就现实情况而言，我们尚未实现，或许永远无法完全实现。最终，问题更在于：我们是否仍然允许以共同体理念来塑造我们对欧洲的期许？

1. 参见教宗方济各，2025年禧年诏书《望德不叫人蒙羞》，2024年5月9日发布。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zh_cn/bulls/documents/20240509_spes-non-confundit_bolla-giubileo2025.html ↑
2. 参见Discussion paper by Jean Monnet，1950年5月3日，可于Centre virtuel de la connaissance sur l’Europe（欧洲研究虚拟资源中心）网站查阅：www.cvce.eu/obj/discussion_paper_by_jean_monnet_3_may_1950-en-e8707ce5-dd60-437e-982a-0df9226e648d.html ↑
3. 参见E. Letta, »Much more than a Market (Speed, Security, Solidarity) ，2024年4月（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ny3j24sm/much-more-than-a-market-report-by-­enrico-letta.pdf）。 ↑
4. 参见M. Draghi, »Il futuro della competitività europea«，2024年9月 (www.eunews.it/2024/09/09/il-rapporto-draghi-in-italiano). ↑
5. 该理念认为，欧洲市场如此重要，以至于企业不仅在欧盟境内，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会将通常更为严格的欧盟法规作为指导方针和实践标准来遵循。 ↑
6. 欲了解欧洲一体化早期历程的创始者视角，可参见V. M. de la Torre, Europe, a Leap into the Unknown: A Journey Back in Time to Meet the Found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Frankfurt a. M., Lang, 2014. ↑
7. 《宣言》的意大利文版本参见：https://european-union.europa.eu/principles-countries-history/history-eu/1945-59/schuman-declaration-may-1950_it ↑
8. 参见«Discours de Robert Schuman sur les origines et sur l’élaboration de la CECA«, Bruges，1953年10月22-23日(www.cvce.eu/obj/discours_de_robert_schuman_sur_les_origines_et_sur_l_elaboration_de_la_ceca_bruges_22_23_octobre_1953-fr-91c347fc-ab32-4e8d-a31f-f8e244362705.html). ↑
9. 事实上，这一表述并未出现在莫内的草案中，仅在舒曼宣读的版本中出现，这凸显了该议题被赋予的重要性。 ↑
10. « Discours de Robert Schuman sur les origines et sur l’élaboration de la CECA», c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