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尔佐神父（Don Sturzo）和阿文提诺政治抗议（Aventino）

贾科莫·马泰奥蒂 (Giacomo Matteotti)[1] 遇害后所引发的争论也波及天主教激进分子如何应对墨索里尼政府——因为之前的方式被指责成组织或默认该罪行，1924年9月6日，路易吉·斯图尔佐神父 (Don Luigi Sturzo)在《民报》（Il Popolo）刊文发声，该报纸在当时已成为所谓的“人民合作主义者”的喉舌，因为这群人在特定时期内支持了墨索里尼政府。这位意大利人民党（Partito popolare Italiano）前政治秘书虽然不赞成阿文提诺式政治抗议（Aventino）[2]（实际上，他认为，反对派不仅应该从道德层面对抗法西斯主义，更重要的是，首先应该从政治层面，而议会是唯一合适的平台），不过，他认为阿文提诺各方势力的积极合作是疏通政治局势、振兴民主机构计划中的积极举措。此外，他相信天主教徒和温和派的社会主义党人之间的政治协商如今也是可能的，因为后者已走上了民主的道路，而且，抛弃了革命路线，也摆脱了旧有的反教权偏见。斯图尔佐神父如此写道，“如今，除了共产党人外，其他社会主义者都致力于宪政、自由和法制。他们中有些人会说，这只不过是他们行动过程中一时的辩证需要，一项策略立场，无论如何都是完全革命性的；不过，可能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要么就是在自欺欺人”[3]。

斯图尔佐神父发文三天后，即1924年9月9日，教宗直接谈及了天主教徒之间正在争论的政治议题：他在接见刚刚从巴勒莫大会归来的意大利天主教大学联合会（FUCI）的大学生时，表达了其观点。在简短的开场白中，庇护十一世重申了公教进行会（ACI）并不参与政治活动，而是从事宗教和文化事工。随后，他一如既往地直接谈到了天主教徒与社会主义人士之间的政治合作问题。“不幸的是，当下，在我们中间流传的某些观念暴露了我们毫无忧患意识。比如，有人说，为了公共的益处，只需任何一个理由就可以和邪恶合作；这是错误的：这种合作（当然只流于物质层面）只有在避免更大的恶的前提下才是正当的，而且，还得势在必行。也有人提到了在其他国家中天主教徒和社会主义人士的合作问题；不过，由于缺乏辨别力，这种混淆视听的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撇开环境、历史、政治和宗教状况的差异，面对一个已经执掌权力的政党是一回事，为该政党铺路并帮助其上台又是一回事；其间有着本质性的不同”[4]。

对于教宗的此次干预，历史学家雷纳托·莫罗（Renato Moro）指出，教会高层的做法是澄清公教进行会的使命，这意味着该协会不再被视作与天主教政党并肩履行专项职能的下属机构，而是被强加于政党之上。宗教事工不再与政治活动明确区分，“而是对后者进行了某种‘告明’（confessionalizzazione），甚至预示着某种‘天主教政治’的出现”[5]。

1924年9月11日，《民报》在评论教宗对意大利天主教大学联合会的讲话时，试图绕过这个障碍，认为这番话是针对所有意大利天主教信众发出的呼吁，“以更慎重的态度审视自身的责任…并将他们的实际行动导向良知所指引的地方”，即当时国家的最高利益。这份深受青睐报纸竭尽全力地对教宗的言论——实际上，教宗的话语已经相当清楚和明晰——予以最宽泛和最通俗的解读，生怕遗漏掉任何一个教宗寄予厚望的实践性指导。

这种对教宗言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解读方式极大触怒了梵蒂冈圈内人士。副国务卿塞佩·皮扎尔多蒙席（Giuseppe Pizzardo）在文章发表当天就将副本呈递给教宗，并在便签中简要告知了文章内容：“至圣圣父，恕我冒昧地将《民报》对教宗讲话的评论转呈给您。从本质上，《民报》没有将您的讲话当作具体的规范，而是一份邀请，以促使人反省自身的责任，并根据良心行事。恕我直言，这是所谓的非宗派主义的体现。也就是说，人民党受到基督教理想的启发，然而，一旦这些理想被教会权威具体诠释后，良心就会介入，以确立其实践的价值”[6]。

庇护十一世也希望他在接见天主教大学生时所表达的原则能得到“非正式”的重申。9月14日，《罗马观察报》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教宗对天主教大学联合会的讲话，不限于“笼统地呼吁每个人更加警惕地审视自身的责任，并将个人‘取向’的自由交给个体的良知，而是提出了更具体的问题”。梵蒂冈官报随后表示：“企图将一个已经由明确指令清楚解决的问题提交给教会做肯定的决断，这几乎可以被视为不服从的借口”。两家报纸之间的争论又持续了几天，但语气有所缓和[7]。

与此同时，人民党领导人逐渐意识到，与社会党人的合作——以及整个阿文提诺运动的政治协议——将毫无意义，尤其在国王和军队继续支持墨索里尼的情况下。事实上，这条合作的道路最终将使该党进一步从温和派和天主教选民中孤立开来，而这些选民的票数几乎完全掌控在本堂神父的手中，而这些神父中的很多人，在小型城镇，仍然是该党的积极分子。

卡萨里尼谋杀案与墨索里尼的转折点

教廷对人民党和社会党之间可能达成的反法西斯政治协议所持的否定态度，最终却使墨索里尼及其政府获益：事实上，所避免的是一场体制危机，否则，这场危机可能不仅会让内阁团灭，甚至会吞噬整个墨索里尼体系[8]。因此，至少从反对派的层面来看，墨索里尼暂时没有什么后顾之忧。阿文提诺政治抗议虽然尚未被摧毁——它作为一种道德抗议的作用依然强大，而且，在全国享有广泛支持——但已变得不再活跃，在政治上和实践上都无害，部分原因是“梵蒂冈否决权”。如此一来，教廷助长了法西斯政权的崛起，并帮助墨索里尼政权摆脱了马泰奥蒂遇刺身亡后陷入的泥潭[9]。教廷也明白政府更迭的意义，在当时的环境下，要么社会主义者上台，要么墨索里尼被法里纳奇式（Farinacci）的所谓“原教旨主义者”取代，后者已准备好将法西斯革命推向极端。鉴于这两种方案都对教会和国家有害，因此，教会当局认为，目前，最好支持墨索里尼政府，并尝试将其行动导向国家正常化的政策[10]。

墨索里尼则在摆脱了反对派的攻击后——他也用扼杀自由的法律来反击，此举使他失去众多自由派人士，尤其是焦利蒂（Giolitti）——便将精力转向了内部阵营。一方面，这条阵线由政权支持者组成，但他们在马泰奥蒂遇刺后就竭尽全力地与法西斯主义划清界限，在那几个月，他们也与当时的政治争斗保持一定距离，并等到政治局势恢复正常后才对此事采取果断立场。另一方面，这个阵线由顽固的法西斯主义者组成，他们在地方领导人中占据着绝对比重，他们批评墨索里尼对民主政党过于软弱和迁就。

墨索里尼当时的策略是在党内两派之间进行周旋：面对“顽固派”，他直言不讳地谴责政权的反对者，并诉诸“地方法西斯主义”的革命言论。与此同时，面对“立宪派”及其支持者——墨索里尼当时迫切需要他们的支持来重新赢得或维持国王、实业家和教会的信任——他则使用一种安抚人心的措辞，表明他致力于国家安定以及人们亟需的社会和政治正常化。因此，在那段时期，墨索里尼的政治决策就是在温和派与顽固派之间摇摆不定。

1924年8月初，墨索里尼似乎已重新掌控党内、党外的局势，似乎他所信任的支持者中的温和派即将获胜。然而，事态发展却出乎意料。1924年8月16日，马泰奥蒂尸体的发现给墨索里尼的“遏制战略”带来了第一次冲击。反对派利用这一事件再次攻击政府和法西斯主义，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法西斯暴力事件：例如，在那不勒斯，一场反政府示威活动造成三人死亡，数人受伤；而在都灵，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皮耶罗·戈贝蒂（Piero Gobetti）被打得血肉模糊。另一起事件也让墨索里尼试图使国家政治局势正常化的努力再次遭受打击，法西斯工会著名代表阿曼多·卡萨里尼（Armando Casalini）于9月12日在罗马被一名持左轮手枪的狂热分子射杀身亡。此事触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1925年1月3日法西斯独裁政权的诞生[11]。

法西斯世界对这起暗杀事件的反应极其暴力。阿文提诺反对派及其控制的媒体被认定为该谋杀案的道德煽动者，因此这起谋杀案被定性为真正的政治暗杀；法西斯主义在街头的宣传中现在有了它的英雄，它的烈士，来对抗马泰奥蒂。法西斯媒体不仅谴责这起谋杀案，还利用它来威胁反对派及其最重要的领导人。更何况，当时意大利政界的大部分人已经对政府让局势正常化所做的有效努力失去了信心。因此，政府开始考虑摆脱不再以墨索里尼为中心的政治局面的出路，其支持者派系也开始与政权保持距离。

温和派，尤其是自由派势力，本希望国王能够亲自处理此事，罢免政府首脑，任命一位有能力领导国家重建秩序的人，通过新的选举建立新的政治和体制结构。但国王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对他而言，否认墨索里尼将引发一场政府危机，这意味着他向全国人民承认，1922年10月罗马大游行期间做出的决定是错误的，而指望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分子巩固政府和国家的权威无异于默许一场准政变。此外，如果没有政治势力向他提出一个可信的、政治上可行的替代现有政府的方案，国王不会主动采取任何的此类举措。当然，阿文提诺阵线内部的分裂，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反法西斯阵线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也没有鼓励他朝这个方向发展。

路易吉·哥伦布律师（Luigi Colombo）的备忘录

即使在梵蒂冈，在1924年9月和10月之间，人们也认为墨索里尼政府已走到尽头；人们甚至也相信新的政治选举可能很快就会举行[12]。因此，人们开始醉心于选举策略的研究，该策略既不会让教廷过多地卷入政治斗争，又能引导天主教选民走上反颠覆的方向，即，反社会主义和反共产主义。教会当局认为，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即在实际竞选活动开始前，阻止左翼势力以民主方式上台执政，并阻止天主教民众为其崛起提供便利或支持。一份可能是由公教进行会秘书长路易吉·哥伦布或其亲信起草的书面报告，向我们揭示了天主教激进分子如何为选举做战前准备。作者写道：“预计于 11 月举行的下届政治选举，现任政府的反对党——焦利蒂支持者、社会民主党、统一社会主义党、人民党——至少在非正式层面上结成了联盟”[13]，根据该联盟，在每个选区只能有一名反对党候选人参选，每个政党的候选人数量将与其选举实力形成正比。

这份备忘录的作者很可能认为，选举制度改革可以实现为单一选区制。其实，就在几个月前，墨索里尼一直在考虑对上届选举前批准的选举法进行类似的改革，并打算向国王申请一张空白支票来解散议会。根据他的计划，唯有他本人将被推定为负责指定候选人名单，并自主决定新议会的提名人选和罢免人选[14]。

备忘录还写道：“新议会只需要短短的几个月，就足以清除法西斯主义，恢复国家的自由和秩序，并实行比例代表制投票。在此过渡时期，社会党将致力于维持教会政策的现状。人民党的领导人，甚至最有影响力和最温和的同志，都不会放弃他们的立场以及与社会主义者的合作，他们会认为这是良心的责任。他们扬言，这是为了推翻一个打压公民自由、系统化暴力、与法西斯政权沆瀣一气的政府，这个政府违反宪法，威胁国家的生命。恢复自由、将国家从压迫它的噩梦中解放出来，这本就是一件好事，以至于政党应予以废除：这是一项超越党派、全体公民都应尽的责任。事实上，人民党认为这是为教会服务，他们声称，社会主义党人掌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法西斯分子的错误和罪行肯定会导致社会主义党上台，人民党只不过是让社会主义者上台的后果变得不那么严重和可怕”[15]。

备忘录随后指出，这项准备和澄清的工作不仅该由公教进行会的机构开展，也应由天主教媒体进行。如此一来，天主教各协会通过社会和政治事务重申基督徒的道德原则之际，也将为教会提供巨大的服务，防止教会当局直接卷入不属其职权范围的政治纠纷，因为这会降低其道德威望。

然而，并非人民党内部的所有人都像哥伦布那么考虑问题；其他人，例如，未来的教宗保禄六世的父亲乔治·蒙蒂尼阁下（Giorgio Montini），则持有不同的、更为温和、更为现实的立场。一份提交给国务卿的报告写道：“从与布雷西亚的乔治·蒙蒂尼阁下之子洛多维科·蒙蒂尼博士（Lodovico Montini）的讨论来看，即便同属一个议会党团体，也会有几名议员，其中最主要的是蒙蒂尼阁下，既反对阿文提诺政治运动，更反对与社会主义者结盟。相反，他们倾向于将两种派系的天主教徒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公民团体，这些公民也希望在政治活动中忠实地遵循圣座和公教进行会的指示。为此，蒙蒂尼阁下继续与参议员乔瓦尼·格罗索利（Giovanni Grosoli）保持友好关系；他担心一种极端的民主风气会在布雷西亚盛行，从而可能导致天主教徒进一步分裂为民主派和保守派。蒙蒂尼博士认为，那不勒斯社会周团体（la Settimana Sociale di Napoli）有助于澄清立场，并认为通过清除某些既非天主教徒出身、又意图不纯之成员也，可促使人民党放弃当前的立场；这将是非常可取的，因为绝大多数天主教徒，包括有组织的天主教徒，甚至神职人员在内，即便不是人民党的成员，也肯定是人民党的友善者和支持者”[16]。

教廷虽然认为激进的天主教徒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还是选择不参与推翻政府，因为迄今为止，政府一直对教会圣统制持开放态度，也避免任何不光彩的危险行径。

  1. Cfr G. Sale, «Matteotti a un secolo dal delitto», in Civ. Catt. 2024 II 417-430. ↑
  2. 阿文提诺式分裂是众议院的一项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的抗议行动。该行动由多个政党推动，包括社会党和意大利人民党，并于1924年6月27日开始实施，以抗议马泰奥蒂遇刺后的墨索里尼政府。 ↑
  3. L. Sturzo, «L’unità morale degli italiani», in Il Popolo, 6 settembre 1924. ↑
  4. G. Sale, Fascismo e Vaticano prima della Conciliazione, Milano, Jaca Book, 2007, 183. ↑
  5. R. Moro, «Azione cattolica, clero e laicato di fronte al fascismo», in F. Malgeri, Storia del movimento cattolico in Italia, vol. IV, Milano, Il Poligono, 1981, 128. 关于法西斯政权时期公教进行会和圣座之间的关系,参考：M. Bendiscioli, La politica della Santa Sede, Firenze, La Nuova Italia, 1939; S. Rogari, Santa Sede e fascismo. Dall’Aventino ai Patti lateranensi, Bologna, Forni, 1977; G. Grasso, I cattolici e l’Aventino, Roma, Studium, 1994, 107-120; M. Casella, L’Azione Cattolica nell’Italia contemporanea (1919-1969), Roma, Ave, 1992. ↑
  6. 意大利国务秘书历史档案馆–国家和国际组织关系部 (ASRS, AA.EE.SS.), Italia, 581, 24. ↑
  7. 详情参考：G. De Rosa, Il Partito popolare italiano, Bari – Roma, Laterza, 1988, 292-302. ↑
  8. Cfr S. Rogari, Santa Sede e fascismo dall’Aventino ai Patti lateranensi, cit., 33. ↑
  9. Cfr F. L. Ferrari, «L’Azione Cattolica sotto il pontificato di Pio XI», in G. Giuntella (ed.), Scritti dall’esilio, vol. I, Roma – Modena, 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 Sias, 1971, 445 s. ↑
  10. Cfr S. Rogari, Santa Sede e fascismo dall’Aventino ai Patti lateranensi, cit., 34 s. ↑
  11. Cfr R. De Felice, Mussolini il fascista. I. La conquista del potere (1921-1925), Torino, Einaudi, 2019, 676. ↑
  12. 意大利1924年的众议院政治选举日是1924年4月6日，这是法西斯独裁统治到来之前，意大利最后一次实行人民主权的多党选举。参考：G. SALE, «Le elezioni fasciste del 1924», in Civ. Catt. 2024 III 223-235. ↑
  13. ASRS, AA.EE.SS., Italia, 581, 25. ↑
  14. Cfr R. De Felice, Mussolini il fascista…, cit., 698 s. ↑
  15. ASRS, AA.EE.SS., Italia, 581, 25. ↑
  16. ASRS, AA.EE.SS., Italia, 573, 22. ↑

 

乔瓦尼·塞尔（Giovanni Sale 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