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威廉·麦考密克（William McCormick S.J.） 许多人观察到，和平是良十四世教宗任期内的核心主题[1]。在2026年1月9日向驻圣座外交使团成员发表的讲话中，教宗强调了和平的本质及其紧迫性[2]。在这一场合中，教宗依据一种最终根植于基督且在圣奥斯定所珍视的“两城说”中得到理论阐发的差异，对真实的和平观念与虚假的和平观念进行了决定性的澄清。这两种和平观念的差异对人类社会秩序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最终涉及另外两个关键概念：“真理”与“正义”。归根结底，和平、真理与正义这三个秩序相辅相成，它们植根于天主、人类与整个受造界之间公正关系的更完满的现实之中。倘若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遭到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上的扭曲，将会严重危及整个人类大家庭。
因此，对和平的正确理解在圣座的外交中至关重要。正如良十四世对外交官们所言，虽然我们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基督，“但生活在尘世之城的基督徒并不是政治世界的局外人，而是寻求将受圣经启示的基督宗教伦理推行到民事管理之中”[3]。
什么是和平？
如今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引用一种虚假的和平观念，这种观念基于单纯的避免冲突，正如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o）那句名言：“他们制造荒芜，却称之为和平”[4]。例如，良十四世曾在其他场合中指出：“我们过于频繁地……从一个‘负面’的角度理解（‘和平’）这个词，即认为和平仅仅意味着避免战争和冲突，因为作为人性的一部分，对立始终伴随着我们，迫使我们无论是在家庭、工作还是在社会中都过于频繁地生活在一种持续的‘冲突状态’中”[5]。
教宗的表述引发了关于和平真正本质的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和平如此不可捉摸？为什么冲突在人类生活中根深蒂固，甚至“是人性的一部分，始终伴随着我们”？对于这些问题，良十四世在2026年1月9日的讲道中援引圣奥斯定的观点进行了探讨。正如教宗所指出的，这位伟大的非洲教会教会圣师通过“两城说”为罪与救赎的历史提供了一种具有持久价值的叙事：“奥斯定依据‘两城’模式来解读历史事件与现实：其一是永恒的‘天主之城’，其特征在于天主无条件的爱（amor Dei），以及与其相结合的对近人的爱，尤其是对穷人的爱。其二是‘尘世之城’，这是人类在死亡前暂居的所在。在当今时代，尘世之城包括从家庭到民族国家乃至国际组织的所有社会和政治机构，而对于奥斯定而言，这个尘世之城的体现是罗马帝国。尘世之城以骄傲的自爱（amor sui）以及对世俗权力和荣耀的贪求为中心，而这些最终将导致毁灭”[6]。
在援引这一教义时，良十四世提醒外交使团，这种区分不仅是外在可见的，更是隐秘而深奥的：它关乎人在天主面前的方向。正因如此，在圣奥斯定看来，这两个城由两种截然不同的爱构成。
这一教义也解释了冲突为什么如此根深蒂固于人类境况、和平为什么如此罕见：这种冲突的根源在于人类原始的自我封闭以及远离天主。这种自我封闭未消除天主恩宠的可能性，也未阻碍基督通过教会而运作的使命；然而这意味着基督徒身处两城之间的张力之中，这种状况唯有在基督再来（parusia）之时才能得到最终解决。正如良十四世所言：“不过，这既不是一种将来世与现世、教会与国家相对立的历史解读，也不是关于宗教在公民社会中之作用的辩证论述”。正因如此，教宗向与会外交官们表示：“基督徒受天主召叫而在尘世之城中居住，同时心系天上的城——他们真正的国度”[7]。
至此，这一表述在很大程度上与许多人阐述“两城说”的方式相符。接着，教宗就这两个城与两种不同的和平观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这两座城及其所代表的两种爱对应着两种不同的和平：一种是最终在基督内寻获的和平，另一种则是人们误以为可以通过自身、凭借自己的力量、依照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时所寻求的和平。
沿着圣奥斯定的思路，良十四世指出，所有人都渴望和平：“即便是那些企图破坏自身所处的和平环境的人，他们也并不厌恶和平，而是希望将和平的自由掌控权转移到自己手中。因此，他们并非不希望和平，而是希望拥有他们所想要的那种和平”[8]。这正是尘世之城的独特挑战：它无法不寻求和平，但这是一种注定走向自我毁灭的和平，因为这种和平总是以自爱为名而引发新的暴力。
教宗曾多次写道，真正的和平是天主赐予我们的恩典。他在《第五十九届世界和平日文告》中指出：“‘愿你们平安’（若二十19,21）上主的这句话，不仅仅是祝人得享平安，也是为了使那些领受平安的人有一持续不变的转化，最后改变了整个现实”[9]。“和平是存在的”，教宗在该文告中写道，“和平渴望寓居我们心中”。因此，归根结底，和平是天主的恩典，是滋生于每个人内心并向世界扩散的内在关系。因此，和平既是“一种临在，也是一个旅程”，既赋予我们当下的生命，也进而指引我们与他人一同迈向一个更美好的生命。
“一种难得而切实的福祉”
和平的确可能实现，但也是难得的。在社会秩序中，基督徒为此而面临两种诱惑：一种是因为和平的难得而否认它在实践中的可能性；另一种是基于对和平之易得性的虚假描述而对它展开推动。
否认真正和平可能性的诱惑由于罪而普遍存在。暴力逻辑被习惯性地置于和平逻辑之上，教宗良十四世指出，这是因为骄傲被置于谦卑之前。正如奥斯定所指出，“出于一种十分荒谬的骄傲，有些人将现世生活视为善的终极目标并以为能够依靠自己而获得幸福”。骄傲不仅蒙蔽现实本身，也削弱对近人的同理心。每场冲突的根源中总有一股骄傲的暗流，这绝非出于偶然[10]。
这种骄傲可能引发一种自我强化循环，其中，“由于这世界充斥着黑暗及恐惧，众人因失去现实感而屈服于一种偏颇且扭曲的世界观。今天许多人把那些缺乏希望的叙事称为‘现实’，这些叙事对他人的美善视若无睹，使人善于遗忘天主的恩宠， 但这些恩宠时时在人类心中运作，即使人心被罪恶所伤害亦然”[11]。
这种动态并非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尽管它在其理论上更先进的形式中可能呈现出一种特有的现代形态，即否定超越性：“如果说圣奥斯定强调天上之城与尘世之城将共存直至世界末日，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则似乎更倾向于剥夺天主之城的‘公民权’。就好像只存在那个完全局限于自身疆界之内的尘世之城。一味追求内在利益（beni immanenti）会动摇那种‘秩序的安宁’，对奥斯定而言，这种秩序的安宁正是和平的本质，这一本质不仅与社会、国家以及人的心灵本身息息相关，而且也是所有文明共处的必要条件。由于缺乏超验且客观的根基，自爱便会独占上风，以至对领统尘世之城的天主漠然不顾”[12]。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不以那些大力推动了政治中邪恶与冲突的正当化从而使和平理念成为一个乌托邦的重要政治思想家为参照。例如，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绝非第一个认识到世间存在邪恶的人；同样，对于政治生活中做出艰难抉择的悲剧性需要，他也并非第一个发现者。马基雅维利的贡献——如果可以称之为贡献的话——正如圣保禄六世的朋友、法国哲学家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曾尖锐地指出， “更多在于他不仅接受、承认并以政治的不道德性为准则，而且还断言良好的政治——即那种符合其真正本质和正当目的的政治——在本质上是一种非道德的政治”。马里坦进而指出，马基雅维利以此将一种“激进的悲观主义”置于政治生活的核心，并“由此在（被错误地混淆为伦理的）所谓‘理想主义’与（被错误地混淆为政治的）所谓‘现实主义’之间制造了一种虚幻却致命的二律背反”[13]。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即一种延续了数个世纪的对和平的拒绝，教宗提出了关于希望的反思，这一反思旨在阐明为什么和平既有可能又难以实现。对于暴力和强权，世界上任何反对它们的真正抵抗实际上都必须直面其深层根源。作为对贯穿人类历史的暴力与对抗的整体解释，那些仅将冲突归因于沟通失误或物质匮乏的解读显然是不充分的。两个城的存在从末世论的角度提醒我们：世间裂痕的根源是一种盘踞在人的内心与灵魂中的冲突；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在更深层面上面对这些裂痕，尽管明知它们无法仅仅依靠人类自身的力量而被完全弥合。暴力与冲突的倾向使政治变得异常艰难，也就是说难以进入真正的政治渠道；而且，即便踏上这条道路，更深层的困难也会随之而来：“战争满足于破坏，而和平则需要我们致力于持续而耐心的建设和不断的警惕”[14]。
回顾良十四世关于圣奥斯定的教导，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如何避免两个对立的极端。正是因为“两城说”的多面性，它实际上被以多种方式解读，并且被应用于从杨森主义到辉格党（whig）思想等形形色色的政治纲领。一方面，“两城说”可能被解读为一种绝望的劝诱，仿佛尘世之城是一片精神荒原，基督徒应当随时随地远离，就好像他们并不受召去寻求近人的福祉；而在另一极端，两座城则被混为一谈，仿佛奥斯定在劝勉基督徒将物质进步等同于属灵的成全。两者均非对希波主教的忠实解读，因为它们皆背离了现实，而奥斯定是一位现实的敏锐观察者。基督徒在公共领域中践行其使命，并以此而见证两个根本真理：1）人类受召在实现自身的救赎中与天主合作；2）这种救赎归根结底是唯有天主才能赐予的恩典。
家庭
家庭在良十四世的论述中占有一个特殊位置。秉承古老的传统，他从类比的角度理解“家庭”这一概念：它既意味着人类大家庭，也意味着由男人、女人和子女组成的家庭。其中后者构成了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因此，任何旨在建设人类大家庭的计划，都必须认真考量这个地方，“人们在这里学会爱，培养为生命服务的能力，为社会的发展和教会的使命作出贡献”[15]。
在谈及对家庭形成威胁的堕胎和代孕等现象时，教宗指出：“在国际层面的关系与行动中，圣座始终坚定捍卫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尊严”。这些威胁不仅直接损害相关人士的尊严，更广泛地侵蚀了家庭尊严的根基，正是在家庭中，对按“天主肖像”受造的人的圣召“以一种优越而独特的方式彰显”[16]。
因此，家庭所面临的双重事实不仅引起深切担忧，而且也是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一方面，家庭面临外部的考验，因为“国际体系中令人担忧的趋势是忽视和低估家庭的基本社会作用，导致家庭在制度上逐渐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家庭面临内部的考验，因为“脆弱、破碎和受苦的家庭是日益增多且令人痛心的现实，这些家庭饱受内部困难和令人不安的现象的困扰，其中包括家庭暴力”[17]。
在此，良十四世以其一贯清晰而适度的风格提醒世人，婚姻与家庭生活根植于“男女之间排他且不可解的结合”[18]。教宗在2025年5月16日向外交使团发表的讲话中已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重申，当时，他援引了良十三世的通谕《新事》（Rerum novarum），以敦促政治领导人“建设和谐与和平的公民社会”，投资于“家庭，家庭建立在男女稳定结合之上，是‘微小却真实的社会，而且早于所有文明社会’”[19]。
良十四世由此而深化了对良十三世遗产的理解。良十三世超越单一议题，为现代天主教社会训导奠定了基石。在此背景下，家庭愈发引人关注：它既是这些基石的本质要素，也是由此衍生出的和平愿景的核心。
人权：和平、真理与正义
良十四世在对人权的分析中阐明了和平、真理与正义之间相互关联的动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会开始支持将公共生活中追求的人类福祉表述为现代主观权利，即“人权”，这也是因为，对这些权利的捍卫在战后涌现的众多国际组织中得到了重要的制度化体现。八十年后的今天，国际社会仍被召唤通过负责任地制定和有效保障人权而继续追求这些福祉，而这又反过来要求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审慎治理。
对良十四世而言，两项首要权利是生命权与宗教自由权。这两项权利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它们关乎人的本性：前者是对生命圣洁性的捍卫，后者是“对人的最根本现实的体现”。倘若缺失这两项权利，不仅其他权利会失去根基，而且社会也将面临发明“自我指涉式”权利的风险，“尤其是当社会失去与事物现实、其本质及真理的联系时”[20]。这些伪权利与人类本质的真理相悖，因此既无助于促进人类福祉，也无助于维护正义。事实上，它们甚至威胁到我们理解现实的能力。当今，人类不仅要面对使人们所阅读内容变得不可信的“假新闻”问题，还要面对机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语言本身发起的攻击，这些意识形态构筑了“一种奥威尔（Orwell）式的新语言”，并将它作为“欺骗、打击和触犯对手的武器”[21]。
面对这种乱局，教宗指出了一种真正的“人权短路”，基本权利为此而“在其他所谓新权利的名义之下受到限制，结果造成人权体系丧失自身的活力，为强权与压迫让出了空间”[22]。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宗方济各和良十四世多次呼吁的“健康的多边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对关于人类的一些基本真理的认识力[23]。制度能力与政治意志当然至关重要，但除此之外，倘若多边关系建立在对人性的错误观念之上，便无法被引向丰硕成果。
这并非教宗们首次以这种方式将关注点引向作为政治核心的人类学问题。正如良十四世在向外交官们致辞时所言：“因此，有必要作出努力，不仅使联合国能够反映世界的现况而不是战后的状况，而且能够在追求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旨在实现各国大家庭团结的政策时具有更高的针对性和效益”[24]。
教宗良十四世强调了天主教社会训导的一个关键前提，即：正义的真理与爱德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一前提不仅对良十三世而言至关重要，而且本笃十六世也于通谕《在真理中实践爱德》及其他讲话中对此特别予以强调。正如教宗良十四世在2026年1月向罗马圣轮法院（Rota Romana）发表司法年开幕致辞时所指出：“这并非两个相互对立的原则，也不是要根据纯粹实用标准来权衡的价值观，而是两个在本质上紧密相连的维度，它们在天主本身——爱与真理——的奥迹中发现了最深层的和谐”[25]。教宗向与会者解释说，这正是“灵魂的得救”（salus animarum）最深刻的含义：“那种对近人的真正的爱，这种爱首先寻求近人在基督和教会内获得永恒的救赎，从而带来对福音真理的信守”[26]。
“敢于希望的迹象”
在传统的向各国外交使团发表的新年致辞中，有一部分篇幅专门反思了世界上的危机地区，包括圣地、乌克兰和委内瑞拉。然而，良十四世也指出了“敢于希望的迹象”，例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持久和平，以及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和平进程中取得的进展。
教宗在讲话开篇回顾了教会生活在过去一年中出现的若干积极迹象，尽管他并未明确将它们称之为希望的迹象。这些积极迹象包括：希望禧年，在圣座与意大利共和国之间的愉快合作中度过；为教宗方济各祈祷，祈盼他“回归天父的家”；尼西亚大公会议1700周年纪念，被视为一个契机，“以重申在迈向全体基督徒可见的完全合一道路上的任务”[27]。
在结束讲话时，良十四世呼吁众人效法亚西西的圣方济各——这位圣人是他在讲话中提及的第二位伟大人物。在这个圣方济各特殊禧年，教宗邀请所有善心人士将曾激励这位圣人的“真理的勇气”化为己有，这种勇气“发自一颗谦卑、向往天上之城的心”[28]。这位“小穷人”的榜样提醒我们，在当今时代，“敢于希望的迹象”依然可能出现。
有时候，有人会说：基督曾宣告天主的国度，随后由此而衍生出的却是教会。这种说法既带有讽刺意味——因为它暗示教会并非为天主的国度而服务，又显得天真——因为它似乎忘记了教会的本质：教会是基督的新娘，而天主的运作是在历史中、在人类共同生活的协助下实现的。
关于天主与人类合作所进行的缓慢工作，在2025年5月于维罗纳（Verona）向发起“竞技场和平聚会”的运动及协会发表的讲话中，良十四世将和平、辅助性原则与团结互助联系在一起，并强调了使这些希望之迹象成为可能的一个必要条件。正如他当时所言：“若想得到和平，就应首先建立和平的制度。我们日益意识到，受召为这一目的而努力的不仅是政治、国家及国际层面的制度，而是所有的制度，包括教育、经济、社会，等等”[29]。这是一项挑战，它涉及团结互助、教宗方济各所定义的“从‘我’转向‘我们’的必要性”、辅助性原则，促进健康共同生活形式的呼吁，这些形式能够培育并支持人们作为公民和天主教徒的美德，使以和平为导向的共同生活成为可能[30]。
这些思考与教宗向外交使团传达的信息完全相一致：和平虽是一项难得的福祉，但有可能实现。逃避对和平的义务，就意味着放弃我们作为人的本质；而追求和平，归根结底，意味着在基督内活出生命的圆满。
“教宗认为，在不同信仰者之间建立兄弟情谊，必将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
教会
如前所述，良十四世在2026年1月9日与外交官们的会晤中提醒他们，圣座的外交行动具有一个根本特征：即不置身于“政治世界之外”，而是寻求“将受启于圣经的基督宗教伦理推行于民事管理之中”[31]。换言之，传统的“教会自由”（libertas Ecclesiae）并不是指对特权或地位的追求，而是指教会致力于服务世界，并将其引向万民之光——基督[32]。
至少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及《教会宪章》（Lumen gentium）开始，历任教宗便始终强调：教会首先并非一个机构；相较于其“奥迹”与“圣事”的本质而言，这只是一个次要的方面。然而，良十四世的教会论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他坚持认为，正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这个奥迹，教会的制度层面至关重要且需要关注。他将天主教会制度的能力置于为和平服务：例如，敦促其他宗教团体的负责人共同致力于追求和平。
在呼吁保障所有人的宗教自由时，教宗的目标是维护每个人通过自身传统而为共同利益作出贡献的权利与义务，这些传统被视为“涵盖整个受造界的唯一神圣奥迹的反映”[33]。2025年5月，教宗在向一个普世教会合一及跨宗教负责人团体讲话时指出，在不同信仰者之间建立兄弟情谊的形式“必将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和平的世界”[34]。
该讲话显现出良十四世教导的一个鲜明特征，与良十三世的教导有着明显的延续性[35]。良十四世在深入探讨教会和家庭的作用的同时，也同样深入探讨了国家的作用。本质上而言，国家必须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及其根基：家庭先于政治权力，而教会则指向一个超越现世的前景。教宗之所以提出这一思考，不仅是为了界定国家的行动范围，更是为了重振它在世上的使命与目标。他还在讲话中指出了更新辅助性原则的可能性，这涉及到那些需要公民发挥实际主动性的领域。
换言之，无论后现代政治如何更新，它在许多方面依然如故。政治所面临的挑战本质上属于道德和人类学层面。正如基督徒在投身政坛时不能置道德于不顾，他们在参与国际关系和多边政治时也绝不能用技术官僚范式来取代政治缓慢而艰辛的工作。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关于天主、人类和造物的真理都保有自己的力量。
* * *
良十四世的讲话揭示了天主教公共生活教导中一些最深层的基础。教宗以此邀请所有善心人士去寻求关于自身、人类社会以至最终关于天主的更深层真理。正如大公会议《信仰自由》宣言所言：“人人都该追求真理，特别应该追求有关天主及其教会的事情，既寻获之后，则必须服膺而遵循之” [36]。
在一个真理与爱的诉求看似对立的世界中，教宗强调，真理本质上恰是与爱本身的相遇。而这种爱就是“道”（Logos），即唯真的圣言。
- 参见G. Cucci – M. G. Portoso, “»Una pace disarmata e disarmante”: un binomio che fa pensare«, in Civ. Catt. 2025 III 403-411; C. R. Altieri, Leo XIV: The New Pope and Catholic Reform, London, Bloomsbury Continuum, 2025. ↑
- 参见良十四世，《致各国驻圣座外交使团的讲话》，2026年1月9日。 ↑
- 同上。 ↑
- «Ubi solitudinem faciunt, pacem appellant« (Tacito, Agricola, 30,4)。此话被视为卡尔加科（Calgaco）所言。 ↑
- 良十四世，《接见各国驻圣座外交使团》，2025年5月16日。 ↑
- 同上，《致各国驻圣座外交使团的讲话》，cit. ↑
- 同上。 ↑
- 同上。 ↑
- 同上，《第五十九届世界和平日文告》，2026年1月1日。 ↑
- 参见同上，《致各国驻圣座外交使团的讲话》，cit. ↑
- 同上，《第59届世界和平日文告》，cit. ↑
- 同上，《致各国驻圣座外交使团的讲话》，cit. ↑
- J. Maritain, «The End of Machiavellianism», i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4 (1942/1) 1-33. 参见L. Strauss,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1958, 11-14. ↑
- 教宗良十四世，《致各国驻圣座外交使团的讲话》，cit. ↑
- 同上。 ↑
- 同上。 ↑
- 同上。 ↑
- 同上。 ↑
- 同上，《接见各国驻圣座外交使团》，cit. ↑
- 教宗良十四世，《致驻圣座外交使团的讲话》，cit. ↑
- 同上。 ↑
- 同上。 ↑
- 参见教宗方济各，《请赞颂天主》宗座劝谕，2023年10月4日，第34-43条；同上，《众位弟兄》通谕，2020年10月4日，第154-197条。 ↑
- 教宗良十四世，《致各国驻圣座外交使团的讲话》，cit. ↑
- 同上，《司法年度开幕式上对罗马圣轮法院神长们的讲话》，2026年1月26日。 ↑
- 同上。 ↑
- 同上，《致各国驻圣座外交使团的讲话》，cit. ↑
- 同上。 ↑
- 同上，《向发起“竞技场和平聚会”（维罗纳）的运动及协会发表的讲话》，2025年5月30日。 ↑
- 参见C. R. Altieri, Leo XIV…, cit., 84 s. ↑
- 良十四世，《致各国驻圣座外交使团的讲话》，cit. ↑
- 参见同上，《在特别枢密会议上的讲话》，2026年1月7日。 ↑
- 同上，《致各国驻圣座外交使团的讲话》，cit. ↑
- 同上，《向其他教会、教会团体及其他宗教代表发表的讲话》，2025年5月19日。 ↑
- 参见W. McCormick, »Prima della “Rerum Novarum”: cinque encicliche sociali di papa Leone XIII, « in Civ. Catt. 2025 III 183-194. ↑
-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信仰自由宣言》（Dignitatis humanae，1965年12月7日），第1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