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乔瓦尼·塞尔（Giovanni Sale S.J.） 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Alcide De Gasperi）与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是二战后意大利政坛上的两位巨擘，他们离世的时间相隔十年，但都是在八月份：前者于1954年8月19日去逝，后者于1964年8月21日去逝。因此，2024年是基督教民主主义领袖德·加斯佩里逝世七十周年、共产主义领袖陶里亚蒂逝世六十周年纪念[1]。
从思想和教育背景的角度来看，二者个性颇为不同：陶里亚蒂在俄罗斯的成长受到斯大林的影响[2]；德·加斯佩里则是意大利人民党的杰出代表，而且在法西斯统治时期曾应圣座邀请前往梵蒂冈“避难”并就职于宗座图书馆。然而，两人抱着相同的目标，即：重振战后的意大利并通过政治推行各自的价值观体系。他们的政治理念截然相反：德·加斯佩里秉持立足于人类自然需求及自由的普世主义观点[3]；陶里亚蒂则坚信阶级斗争，但对于意大利，至少在当时，他的设想需经历一段民主过渡期[4]。
两人曾在不同场合隔空交锋，但从未有过面对面的会晤。他们怀抱同样的民主重建基本原则，但政治主张却截然不同。陶里亚蒂的设想是使意大利加入共产主义阵营，尽管自从1944年斯大林推动并授权意大利共产党人暂时与君主制合作的“萨莱诺（Salerno）转折”之后，他在政治上始终保持谨慎；而德·加斯佩里则致力于将意大利定位于西方世界，并赋予其强烈的基督信仰色彩，确切地说，是天主教色彩。
“德·加斯佩里希望将意大利定位于西方世界，并赋予其强烈的基督信仰色彩，确切地说，是天主教色彩。
关于宪法第7条的辩论
两位政治领袖的一场公开交锋是关于宪法第7条的讨论，该条款涉及将《拉特朗条约》宪法化的敏感议题。
1947年3月4日，在制宪议会就第7条进行讨论和表决的前夕，陶里亚蒂越来越确信，从政治角度来看，在意大利国家与教会关系这样敏感的问题上与圣座对抗是不妥当的。他秘密派遣其忠实的助手——外交部副部长、共产党员欧金尼奥·雷亚莱（Eugenio Reale）前往梵蒂冈，向教会当局阐明意大利共产党对第7条争议条款的立场，并就宗教问题进行更广泛的沟通。1947年3月4日，雷亚莱议员在梵蒂冈受到国务卿代理多梅尼科·塔尔迪尼（Domenico Tardini）蒙席的私人接见。
这位共产党代表借此机会向圣座阐述了其政党对与宗教相关的某些其他问题的观点。当时，针对国务卿代理的抗议，他在回答中声明：那些煽动意大利宗教斗争的其实更多是社会党人，并强调说：“尊敬的陶里亚蒂议员是一位安宁平和的人”[5]。随后，在谈及宪法问题时，他声明，共产党无意“对《拉特朗条约》提出质疑”，但对他们来说真正构成问题的事实是将一个由法西斯签署的协议纳入宪法文本，因此：“需要修改的不过是法西斯的签字 […] 共产党人深知，教会并不反对公平的社会与经济改革；天主教民主党内部也有理解我们的年轻成员，我们可以与他们合作，而无需就思想差异展开争论”[6]。
在这次友好而互敬的会谈结束时，雷亚莱议员祝愿意大利共产党与圣座的关系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善，并且提出陶里亚蒂与教宗在未来中进行会晤的可能性。然而，这一提议因未得到对方的回应而被悄然放弃。
至少在官方层面，天主教民主党的领导人并未获知关于此次会谈的消息。德·加斯佩里总统绝不会对此类会晤感到满意：他认为共产党人向梵蒂冈高层提出的此类建议不过是有目的的宣传手段，旨在说服天主教选民相信共产党人既非宗教之敌，亦非教宗之敌，相反，他们所关注的是维护宗教和平并与梵蒂冈建立互利共生的生存之道。德·加斯佩里担心，即便是非正式接触，也可能导致许多天主教选民在此后的大选中“向左转”，或是促使温和派选民弃权，从而损害天主教民主党的利益——这同时也是教会和意大利天主教徒的利益。对此，圣座心知肚明并完全赞同。
在议会投票时，陶里亚蒂与其他左翼政党保持距离并出人意料地决定对第7条投支持票。最终，他向党内领导人解释说，此举是为了使意大利免遭一场对所有人而言都将是灾难性的宗教斗争。刚刚得知共产党可能改变立场的德·加斯佩里立即向圣座告知了这一消息，以免被陶里亚蒂支持第7条的决定所“迷惑”。
3月25日晚间，在投票前夕，德·加斯佩里与陶里亚蒂作为最后两位发言者在制宪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政府首脑首次在该会议上发言。在此，德·加斯佩里以其全部道德权威捍卫《拉特朗条约》。他表示，批准第7条将有助于巩固共和国脆弱的体制架构，并认为这是对圣座应尽的义务，以感谢它在战争年代不分宗教、种族地为无以数计的民众提供的宝贵援助。德·加斯佩里指出，“在迫害最严峻的时刻，天主教领袖尤其帮助我们拯救了新教徒和犹太人。更重要的是：在某些修道院里，许多逃难的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人被聚集在一起藏匿。在那些悲惨和受到威胁的时刻，他们会在晚间聚集在一起，一同诵念至高无上的祈祷文——我们共同的《天主经》——获得力量” [7]。无论如何，德·加斯佩里继续说道，教会对新政权的忠诚如今受《协定》条款的保障，该条款要求主教们宣誓效忠祖国意大利：“我们的意大利尚不具备如此根深蒂固的政权，足以使我们轻易放弃如此庄严的承诺。因此，对于教会的忠诚，我认为共和国必须以忠诚作为回应”[8]。他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由于梵蒂冈当局对共和政体忠诚度的担心（事实上我们知道庇护十二世对共和国毫无敌意），而是因为他深知这是左翼阵营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
陶里亚蒂在重申宗教和平是意大利共产党纲领的一个基本要点后指出：“我们所关切的问题是条约和协定中的签名以及某些条款，我们发现：这些条款与我们共同制定并经委员会预先批准的宪法条款之间存在矛盾[…]。对于这两项共同构成并被合称为《拉特朗条约》的外交手段，我们从未对其中任何一项提出指责。事实上，我们听到参与辩论的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表达了与我们相同的担忧，其中也包括天主教民主党的同事们”[9]。陶里亚蒂继续说道，无论如何，按照多位政治家的要求而对文本进行修订和完善的提议由于天主教民主党的顽固立场而无法实施，于是，共产党人为了保障国家亟需的宗教和平而作出了将投票支持第7条的承诺。这是因为他们不愿让天主教民主党人独揽捍卫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即宗教自由——的功劳。
圣座驻意大利大使的报告
我们将在此展示的一份文件比任何评论都更能说明那些促成“意大利宗教和平”并结束漫长而痛苦的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时刻之一。当时，统一后的意大利尽管签署了1929年的《拉特朗条约》，却仍然与天主教会处于对立状态。这份文件是圣座驻意大利大使杜卡（Francesco Borgongini Duca）致塔尔迪尼（Tardini）蒙席的报告，内容涉及1947年4月7日与德·加斯佩里总统就第七条投票事宜举行的会晤情况。
圣座大使写道：“会谈的主题是宪法第7条以及3月25日的相关投票。我明确询问总统，共产党人支持《拉特朗条约》的决定是否取决于与天主教民主党在当天最后几个小时中所达成的协议。他一字一顿地回答道：‘不是，不存在任何协议、谅解或是承诺。正如我上次会谈时向阁下所言，我预见到共产党人可能会自愿与天主教民主党人站在一起，事实也果然如此。正如我先前所言，我更倾向于就《拉特朗条约》采用另一种方案，以期获得压倒性多数支持并由此而避免争议；然而，既然现行方案已被选定并获得75人委员会批准，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与风险地坚持到底。这是天主教民主党始终恪守的一项应尽义务。根据我对支持我们以及倾向于我们的票数的估计，我预料《条约》将在共和制宪会议上以微弱优势——即多于十二票的优势——获得通过。事实上，倘若没有共产党人，我们本可获得比反对票多出12票的支持；虽然票数不多，但足以促使《条约》被纳入新宪法。当然，共产党人也做了同样的推测，他们也想利用这种情况而为自己谋利，于是投了赞成票。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共产党人在选民面前会因此而更加壮大”。我问道：“现在会举行关于宪法的全民公投吗？” 回答是：“当然不会。但公投的威胁本身就让共产党人感到恐惧。在一次会议上，我不由以略显天真的口吻说：‘我们或许在要求将《协定》纳入宪法的同时犯下了一个错误，但倘若果真如此，它应该通过选民投票而被指出’。通过这一简单的示意，我看到在场反对者们立刻显示出强烈反应，以至陶里亚蒂随即决定投票支持《协定》，从而保证投票结果以压倒性多数排除公投的风险”[10]。
综上所述，陶里亚蒂坚决反对将《拉特朗条约》纳入宪法的事宜以及广义上的宗教事务提交全民公投。他深知，意大利人属于一个具有虔诚宗教信仰并对天主教传统怀有深厚情感的民族，必将大规模遵循教会的指示进行投票，从而削弱共产党在政治和选举层面的力量——该党本就不愿在宗教议题上引发冲突。
对于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在第7条投票问题上这种奇特但并不出人意料的一致立场，庇护十二世当时有何感想？《公教文明》期刊咨询日记中有一段注释这样写道：“关于意大利宪法第7条——主编马尔泰加尼（Giacomo Martegani）神父报告称——（教宗）表示，他并不介意在没有共产党人支持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微弱多数优势，同时也表明，如果该条款不能得到批准，他并不排除回归1929年的立场的可能；他也不太担心共产党的投票，认为这不过是公然的把戏，只会欺骗那些甘愿受骗的人”[11]。由此可见，庇护十二世对此保持毫不让步的立场；他甚至做好准备，如果天主教民主党的提案在制宪会议上不被通过，就回归1929年的立场。这是否意味着教宗将废除《协定》？或许不会，但他肯定不会像某些“世俗主义者”所要求的那样撤销部分条款。总之，《协定》和《条约》一样，绝不容许任何改动。
结语
据一些左翼历史学家称[12]，对第7条的投票还将对三党联合政府（即由天主教民主党、共产党和社会党组成）产生重大影响：德·加斯佩里等待议会对第7条的投票结果，然后终止与左翼势力的政府合作，将社会共产主义者归入反对派阵营。当时，这位天主教民主党领袖实际上既未要求也未期望共产党人投票支持第7条，因为他深知共产党人将在即将到来的竞选活动中利用这一表决结果，将其作为吸引激进派天主教徒以及仍受天主教传统影响的社会群体——例如妇女与老年人——选票的有力武器。
无论如何，第7条的通过似乎并未对德·加斯佩里重组政府阵容的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促使这位政治家打破“三党联盟”并争取更大行动自由的原因主要是特别取决于国际形势变化（美、苏“冷战”的开始）的经济和政治因素，这要求意大利也必须明确选择阵营。支持美国的选择符合德·加斯佩里早在1947年初就已着手准备的政治战略，他当时访问了美国，期望从那里获得优惠贷款，以帮助意大利摆脱威胁着其国内稳定以至民主制度存续的严重经济危机。
促使德·加斯佩里于1947年5月底与左翼决裂的另一个因素是天主教民主党当时所面临的严重危机：该党在1946年11月地方选举和1947年4月西西里选举中的失利凸显了天主教界，尤其是教会高层对“天主教党派”的不信任，原因是该党派与社会共产主义者之间“不自然的联盟”。
然而，同样值得回顾的是，德·贾斯佩里希望在宪法文本起草阶段，意大利主要政党之间能够形成合作与对话的氛围——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以便在尽可能广泛的共识基础上，为国家制定一部受启于天主教、社会主义乃至自由主义传统原则的民主且温和的宪法。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政党之间至少必须在宪法文本制定阶段达成政治休战。宪法草案一经提交议会，这种关系便逐渐减弱。为了意大利的福祉及其在民主国家中的未来而做出勇敢而决定性选择的时刻已经到来。至少，这是德·加斯佩里总统当时的考虑。
- 参见A. Carioti, «De Gasperi e Togliatti. I padri delle Italie», in la Repubblica，2024年7月28日。 ↑
- 关于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参见P. Spriano, Togliatti, segretario dell’internazionale, Milano, Mondadori, 1988; G. Fiocco, Togliatti, il realismo della politica. Una biografia, Roma, Carocci, 2018. ↑
- 参见P. Scoppola, La proposta politica di De Gasperi, Bologna, il Mulino, 1977; P. Craveri, De Gasperi, ivi, 2015. ↑
- 参见E. Mannucci, Ombre. La verità sui casi De Gasperi e Togliatti, Milano, Neri Pozza, 2024. ↑
- G. Sale, Il Vaticano e la Costituzione, Milano, Jaca Book, 2008, 243. ↑
- 同上。 ↑
- Assemblea Costituente，1947年3月25日会议记录，Roma, Tipografia della Camera dei Deputati, 1947, 2454. ↑
- 同上。 ↑
- 同上，第2460页。 ↑
- G. Sale, Il Vaticano e la Costituzione, cit., 260. ↑
- Archivio Civiltà Cattolica, Diario delle consulte di Civiltà Cattolica，1947年3月31日。 ↑
- 参见P. Ginsborg, Storia d’Italia 1943-1996. Famiglia, società, Stato, Torino, Einaudi, 1998; A. Lepre, Storia degli italiani nel Novecento. Chi siamo da dove veniamo, Milano, Mondadori, 2003; Id., Storia della prima Repubblica. L’Italia dal 1943 al 1998, Bologna, il Mulino, 2006; G. Candeloro, Storia dell’Italia moderna, vol. XI, Milano, Feltrinelli, 20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