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迭戈·马泰伊（Diego Mattei S.J.） “我们领悟到的，并非刻意去学，只是因为身处这座城市、过着这样的生活。触手可及的事物并非全部。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在云朵从城市东西两侧自由穿行的天空中，还有其他的世界。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一片空地并不像是某种缺失，而是一个被大人们遗弃或是不允许去的地方，正因如此，于今而言——至少在我的想象中——那曾是完全归属于我的地方”[1]。
这段文字出自当代德国文学界最引人注目的女作家之一燕妮·埃彭贝克（Jenny Erpenbeck）之笔。她于1967年出生于东柏林的一个书香世家，是知识分子、剧作家及导演的后代[2]。这位女作家成长于“冷战”时期的东德——那片直到1990年10月3日仍被世界地图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隶属于苏联卫星国阵营的德国领土。
遵循家庭传统，燕妮完成了戏剧领域的高等教育；此后，她开始从事制作人及导演工作。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起，她逐渐转向散文与小说创作，声名日隆，直至赢得国际声誉及诸多奖项：2015年以《白日尽头》（Aller Tage Abend）荣获《独立报》外国小说奖（Independent Foreign Fiction Prize）；2017年以小说《时世逝》（Gehen, ging, gegangen）荣获斯特雷加（Strega）国际奖；2024年凭借《凯罗斯》（Kairos）荣获国际布克奖（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成为首部以德语创作并赢得该项殊荣的小说[3]。
自1999年首部小说《老孩子的故事》（Geschichte vom alten Kind）问世以来，她的写作风格日益成熟，笔调丰富多样，视角深刻，善于捕捉当代德国历史的矛盾与创伤，直至最新作品《凯罗斯》[4]。
《老孩子的故事》与《文字之书》
作为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且敏感的作家，埃彭贝克在其小说中探讨了当代历史与政治的重大议题。在首部小说《老孩子的故事》中，她讲述了一位十四岁少女的故事：人们在深夜的街头发现了她，手里拿着一个空桶，什么都不记得。被送进孤儿院后，她开始上学，但却因强烈渴望逃避别人的注意而自我封闭，在任何场合都甘居末位[5]——因为那是无人问津的位置。小说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寓言式的情境，可供读者从心理、政治、奇幻等方面进行多重解读[6]。
小说结尾的转折点——为避免破坏读者的惊喜体验，此处不予透露——提出了转变的问题，这是一个为埃彭贝克所青睐的主题。2017年，女作家在接受斯特雷加国际文学奖发表的获奖感言中作出了对奥维德（Ovidio）的《变形记》（Metamorfosi）的精辟评论[7]。讲话中，她指出：“（奥维德）向我们展示了世上万物，所有物质与生灵如何彼此相互交织在一起”[8]。
在第二部小说《文字之书》（Wörterbuch）中，女作家将目光投向了1976至1983年间统治阿根廷的军事独裁时期。在那些年代，数以万计的男女在军方操纵下惨遭绑架、酷刑折磨以至失踪，造成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失踪者现象。小说以女性视角展开叙述，主人公通过回忆童年时光，重拾小时候最简单的词汇——“妈妈”、“爸爸”、“球”、“刀”、“电流”——并逐渐意识到自己长期遭受的操纵性扭曲：“使我们失去通常所说的纯真的方式有很多种。然而，所有这些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突然对过去有了不同的解读”[9]。
关于前两部小说的关联性，埃彭贝克写道：“这两本书都需要包含成人和孩童这两种视角。如果没有这两种视角，我根本写不出这两本书。[…]但只有当孩童的视角与这个小孩从未被告知的一切联系起来考虑时，才能产生这种效果；也就是说，只有当这种孩童视角本身能够被看见时，才能产生这种效果。换言之，当孩童的视角已然消逝之际”[10]。
《客乡》和《白日尽头》
在接下来的两部小说中，女作家描绘了二十世纪席卷欧洲、尤其是奥地利-德意志区域的历史巨变，其中也以柔和的笔触融入了家庭记忆与人物形象——她的家史中还包括其父系曾祖父母的犹太血统。
《客乡》与《白日尽头》在结构上存在相似之处。在首部小说《客乡》[11]中，埃彭贝克讲述了一座湖畔度假屋的故事。虽未提及湖名，但人们可以知道它离柏林市不远，多年来一直是母亲和童年时期的作家埃彭贝克休假的地方。从土地购置到建筑师建造（并将房产赠予第二任妻子），我们见证了德国数十年的历史变迁：民族社会主义党（即纳粹党）的崛起、战争、红军的到来、随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新的集体所有制下的房产没收，并重新分配给新的益物权持有人，最终，在柏林墙倒塌、四十年的共产主义制度终结后，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了将房产归还给原房主的继承人，房产再次被没收。这其中还穿插着一家犹太邻居的故事，埃彭贝克借此使人联想起犹太大屠杀的阴影。
《客乡》由22个篇幅简短的章节构成，它通过11个短小故事讲述了与这栋房子相关的11个人物的观点和经历，这些经历仿佛悬浮在时间之中，而园丁则是其中的主角。随着房主和使用者的变迁，这个仅以“园丁”之名出现的无名男子始终如一。他悉心照料着花园、植物和房屋周围的环境。伴随着守护花园的园丁这一沉默而低调的形象，这些章节简朴舒缓的笔调令人联想到圣经般的意境。我们乐于在这部作品中捕捉天主作工的回响，正如圣依纳爵《神操》中的《获得爱情的默观》所展现的那样。
《白日尽头》[12]是一部在我们看来更为成熟和复杂的作品，它以更加巧妙的结构而勾勒出时光流逝的画卷。小说用五个部分讲述了一个人的一生，这些部分共同构成同一个完整的传记弧线，同时又代表了五个截然不同的人生，彼此相互影响，彼此转化。主人公是一位女性——我们能从她身上看到埃彭贝克的祖母、作家赫达·津纳的身影——她会在每一章的结尾死去。因此，在第一章结尾，年仅八个月的安娜因夜间发病而夭折；在第二章结尾，十七岁的她因失恋而在维也纳离世；在第三章的结尾，她在莫斯科成为共产党清洗的牺牲品；在第四章最后，她在东德因一次普通的家庭事故丧生；最后在第五章，柏林墙倒塌三年后，在柏林一家养老院中，九十岁高龄的她于悉心照料中离世。在章节之间的间隙中，穿插着一段全知叙述者的独白：假若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发生了改变，命运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十字路口选择另一条路，或是稍有迟疑，片刻分神，或是相反，多一分注意力…《白日尽头》是一部文学多元宇宙作品。
两部小说的篇幅都不长（意大利译本均不过200页有余），因此并非冗长的叙事。作家的精妙文笔在于以寥寥数语便能捕捉到时代氛围，并调整文笔，使其灵活多变而不流于实验主义。字里行间既描绘了日常生活点滴，又穿插抒情散文片段。突然转换视角的技巧与省略人称代词的对话相辅相成，读者唯有借助于上下文才能解读这些对话。预示手法与重复整个阶段的运用与令人眩晕的时间线交叉出现。睿智的洞见溢于字里行间，其中留白、换行与停顿或许比文字本身更有分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一卷到另一卷[13]，主人公的性格逐渐成熟并发生转变。同样，家庭中其他反复出现的人物也经历着变化与成长。埃彭贝克追求并实现了一种对时间的惊人压缩。这似乎印证了这位女作家从父亲那里学到的物理原理，并将其应用于小说创作：“将（经历的）数量转化为新的质量”[14]。
《白日尽头》同样直面德国历史的剧变：奥匈帝国的消亡与新大陆的移民潮、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犹太人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三十年代末莫斯科共产党内部有计划的逮捕、清洗、东德时期、两个德国的统一。小说中贯穿着一种对时间的深刻沉思，其中不时穿插着圣经中“草”的意象以及对《圣咏集》第84章第2节的引用：“万军的上主，你的居所是多么可爱！”。这一切以微妙的方式赋予小说以一种更广阔的、可谓宗教性的气息，尽管作者自称并不信教。
《时世逝》与《凯罗斯》
在随后的小说《时世逝》中，埃彭贝克为读者打开了观察她的祖国时事的全新视窗。故事的蓝本是一个真实事件，即一些移民以“我们要被看见”为口号于2012年在柏林奥拉尼亚广场举行的抗议活动[15]。女作家在这部小说中采用类似新闻报道的笔调，以一种较传统的散文体讲述了理查德的故事：这位已经退休并于四年前丧妻的罗曼语系教授，他决定采访一些被从广场转移到废弃养老院的移民。
聆听这些男人的故事，其中许多人是刚满法定年龄的年轻人，理查德了解到他们的人生充满了巨大痛苦与深深的创伤。这些外国人由此而“被看见”，走出匿名状态，拥有了各自的面孔和名字：拉希德[16]、伊森巴、鲁富、卡隆、奥萨罗博，等等。这种视角的转变使理查德越来越投入，使他能够超越公众舆论在沙龙谈话或社交媒体评论中喋喋不休的陈词滥调和套话。
理查德毕生都深受古典文化的影响，而小说中人物的真实生活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因此而更具深度与当代本真性，后者则变得更加光明和悲壮。他与曾经一起在东柏林生活的昔日朋友的闲谈唤起了人们对别的高墙与边界的记忆，对正义与自由的向往。2018年，在于俄克拉荷马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谈到这部小说时，埃彭贝克指出，移民的生活如同“盲点”，是我们视野之外的死角。“倾听是一门艺术，一场冒险，因为那些盲点掩藏着我们的罪责与无力感”。饱受磨难的人生令人恐惧，就像是一个可怕的幽灵：所谓“不幸”不仅并未从我们完美的西方世界中消失，甚至还具有传染性。
这些故事以不同于以往小说的方式揭示了生命的脆弱性以及将我们与其他纬度上的人们分隔开的不可预测的偶然性[17]。这部小说是关于移民问题最有力且最细腻的见证之一[18]。它通过叙事聚焦于法律漏洞和微妙的官僚机制。欧盟公约《都柏林第二规则》虽然旨在保护和促进对难民的接纳，但实际上却被用于包括以政治手段进行的对移民的排斥和拒绝。
《凯罗斯》（Kairos）于2021年出版的一部小说，本刊已对其发表过专题介绍[19]。出于一系列平凡的巧合，一位五十岁的男子和一位年轻少女于1986年7月在东柏林的公交车上相遇。这是他们的凯罗斯，即“时机”。凯罗斯是希腊神话中一个反复无常的神，会以决定性事件标记人的生命轨迹。由此而产生的是一段隐秘而令人苦恼的恋情。男子已婚，两人之间三十余岁的年龄差距决定了他们约会的节奏与方式。
此时正值东德末期；国际政治气候已发生变化，而当1989年11月9日分割柏林的柏林墙倒塌时，这场变革令所有人措手不及。独立存在四十载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数月内分崩离析，最终自我瓦解，不复存在。
在该书的尾声中，对日常物品价值丧失的描述令人震惊[20]，东柏林商店的清仓大甩卖，大型经济、工业与行政机构中匿名而残酷的解雇方式[21]，西德对东德的法律吞并[22]——一笔勾销两个国家的界限，新宪法的承诺被事实推翻，西德宪法自动延伸至东德——以及对消费主义世界的探索，但这个世界很快便暴露出其空洞本质[23]。
许多评论家认为《凯罗斯》是最能捕捉和讲述这一重要历史转折点的小说之一。它通过一段爱情故事而得以展现：这段爱情在最初的激情和全身心投入之后逐渐变得病态、痛苦、阴郁、充满审判的意味，最终在自身的曲折和逆转中分崩离析。如同双面神雅努斯，这部小说既可被解读为：恋人关系映射着宏大历史进程；亦可反向解读，也就是说：柏林墙倒塌与国家解体正是两人爱情终结的放大版。
某些研究线索
通过本文对埃彭贝克小说的简要介绍，不难想象其作品的错综复杂和雄辩有力，它们不仅提出了多重思考维度，也衍生出不同的研究线索。一个简洁的列表可以使我们窥见其阅读广度与深度：这些小说的主题涉及时间、身份与边界。
虽然本文尚未提及，但音乐在埃彭贝克作品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对这位作家而言，音乐即“时间与空气”。我们认为，音乐可以为解读其散文写作风格提供关键线索。此外，还有一些主题涉及沉默、隐匿之物以及转变等问题。本文篇幅有限，只能删繁就简，扼要提炼出这位女作家的一些思考，这些思考为重新解读柏林墙倒塌与德国统一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视角。
丧失对不确定性的感知
柏林墙倒塌与德国统一这一主题具有微妙而深刻的个人意义，在埃彭贝克的文学创作中，这一主题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空间和关注，也得到了更集中的阐述。女作家在《客乡》和《白日尽头》中描绘了统一时期，将这两部作品的最后几章献给柏林墙倒塌后的时代，捕捉了该事件的氛围与影响。在《时世逝》中，这一主题也部分得到体现：主人公理查德与老友们探讨他们的生活在柏林墙倒塌后发生的巨变——这些东柏林知识分子如今身处一个资本主义的德国，这个德国不仅取得了胜利，更彻底颠覆了陪伴他们成长的价值观体系。
在《凯罗斯》中，柏林墙倒塌与东德消亡成为故事明显的焦点，因为它们构成了叙事的物质载体。小说女主角卡塔琳娜对城市统一的反应是：“她花了三周时间才踏足城市的那一边，它在一夜之间出现于她熟悉的街区旁。一个陌生的部分出现在自己的城市里，尽管名字相同，语言相同，房屋也相似，却是一座陌生的城市。就像是有了第二颗心脏，双重的心跳，其中之一是多余的”[24]。
埃彭贝克写道：“在我出生的社会里[…]我学会了希望，学会了与事物的临时性共处，学会了更好地了解和等待”[25]。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期望中的自由虽然终于降临，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疑问：旅行的自由（“但我们负担得起吗？”）、言论的自由（“倘若并没有人关心我的意见呢？”）、消费的自由（“购物结束后又会怎么样？”）。期待中的自由终于降临，但女作家发现，“获得自由并非无偿，而是有代价的，而这一代价正是至此为止我的整个人生”[26]。
埃彭贝克见证了当时所感到的迷失，她在“西方世界”的故事中发现：自己直至那一刻为止的日常生活已不再是“日常生活”，而是一场所有柏林人都从中得以幸存的奇遇；此外，平凡的生活习惯也突然变成了旅游吸引物。她痛苦地惊觉到：“从那一刻起，我的童年就属于博物馆了”[27]。
变化最明显的标志是柏林东部地区发生的深刻城市改造。这导致了宫殿、学校、仓库、住宅和商店被拆除。埃彭贝克谈到她成长的地方被彻底摧毁，并展示了这一切如何引发了对曾经存在而如今已一去不返的事物的哀悼。这位女作家要求感到悲伤和怀旧的权利[28]。
当埃彭贝克谈到人生体验中不确定性的消逝时，这种反思变得更为深刻。矛盾的是，“新事物”实则是一种缺失，因为它删除了那些未完成或残旧的事物。对于近代历史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柏林墙的修建——而言，城市中被拆除的部分成为显然的“中断”，被从整体中抹除，这意味着丧失人情与谦逊：“在一个小草自生自长、垃圾被堆满的地方，秩序被置于新的视角之下。考虑到我们每个人都是凡人，牢记这种视角绝非坏事”[29]。
对于这位女作家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我们在《白日尽头》那些优美而令人心碎的篇章中再次发现了它，其中引用了《圣咏集》中将人生比作草的意象[30]。柏林墙虽已倒塌，但在某种意义上依然存在。埃彭贝克在《白日尽头》中写道： “虽然曾经将他与西方隔开的边界早已被拆除，但于他而言，边界并未消失，而是——至少在他看来——滑进了体内，将以往的自己与应该或可能成为的自己分隔开来”[31] 。在《凯罗斯》中，埃彭贝克这样写道：“卡塔琳娜最珍视的还有不完美，或许因为它最接近事实。但它很快会被完美取代，因为完美注定要抹除或吸收那些达不到符合标准的东西：从自制的衣服到普伦茨劳贝格区（Prenzlauer Berg）破败的建筑物，从坑坑洼洼的石子路到那些标示无人问及之物的文字。光滑无瑕的表面将使关于一切转瞬即逝之物的思绪变得过时”[32]。
往昔日常成为博物馆展品
女作家在多次讲话中明确表达了重构往昔记忆的整体困难。柏林墙倒塌前的岁月承载着大量负面偏见：“但实际上，东柏林可能并不比西柏林更灰暗——至少这是如今我在了解西柏林之后的感受。东柏林那时候唯一缺少的是广告牌和霓虹灯招牌，它们可以用来装饰坑洼不平的墙壁或遮掩被炸弹摧毁的地段”[33]。
那个时代已进入博物馆，日常生活被塑造成“挑战”与“冒险”，是一个被描绘为布满灰色的世界；但对亲身经历者而言，那不过是生命历程中的一段岁月：“从外部看，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日常生活或许显得异域风情，但我们对于自己而言既非奇观亦非恐怖，我们就是日常世界，在那个日常世界里彼此相依”[34]。
埃彭贝克甚至指出，柏林墙的倒塌使前东德居民成为新德国的二等公民[35]。对于童年时期的女作家而言，象征分割的柏林墙并不具备众人赋予它的悲剧性意义。在她的记忆中，这堵墙并非城市的伤痕，而是赋予她的居住地以宁静乡村氛围的物理边界。她写道，对一个小女孩而言，“没有什么比在世界尽头长大更美好的事了”[36]。在本文开篇援引的这句话中，柏林墙对于埃彭贝克而言是一个有形的印记，昭示着可见之物并非全部存在，墙外遥不可及的空间是童年的她所拥有的想象空间，而绝非某种缺失。那片空地，是疑问的所在，而非答案的归宿。而如今，这一切均已不复存在，只有尚待消费的物品。
在叙述中，当注意力转向物品时，那种对不完美的质朴的丧失以及遭受剥夺的感受似乎便浮现出来。日常物品的实体性也的确是埃彭贝克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几乎成为她的文学意象。这一点早在2001年女作家创作收录于Tand选集的短篇小说时便已有所显露，这部选集的标题可被译为《杂物》[37]。在《白日尽头》中，对作为贯穿人物生命线索的物品的展现尤为鲜明。在《客乡》中，甚至整栋房屋和家具都成为代际和不同人物之间流传的信物，直至在结局中那栋象征着曾经存在的世界的房屋不仅被拆除，而且就连瓦砾都不复存在。在《凯罗斯》中，故事的灵感源于两个纸箱与两个行李箱并排而立的场景，它们装满了信件与日记，更承载着以往的记忆，因此也可以被视为沉船残骸：“十一月初的某一天，她坐在地板上，开始逐页逐册地翻查第一个纸箱，然后是第二个纸箱…那不过是一堆废墟。最古老的物品可追溯至1986年，最新的则来自1992年[…]。她也同样拥有一个装满信件、复写纸信件副本和各种纪念品的行李箱[…]。很久以前，装在他的纸箱里和她的行李箱里的那些文件曾彼此对话。如今，它们在与时间对话”[38]。
为探索文字而写作的迫切需求
柏林墙的倒塌也导致了语义的空洞化[39]。当词汇所涉及的经历对于生活在东德与西德的人存在差异时，即使他们说着相同的德语，又怎能指涉相同的现实呢？ “那些自认为与我讲同一种语言的人，也就是讲德语的人，会对这些话作出回应，这些话将遭到攻击、质疑和讨论。但经验和感受是无法讨论的，它们具有各自的道德准则，完全属于个人，领先于我们在其后获得的知识。它们就在那里”[40]。埃彭贝克用冰山的意象对此作了比喻：露出海面的尖端是语言文字；而更为庞大、隐秘且不可见的掩藏在海面下的部分则是经验[41]。
这位女作家声称，正是经验之间的差距促使她开始写作：“当你们感到自己会讲的语言有所不足时，这恰恰是开始写作的绝佳理由。尽管听起来好像自相矛盾：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经历，反而驱使我们走向写作”[42]。她补充道，每当无法理解某些事物、无法将其转化为语言时，她便开始投笔写作，因为文学如同“捕捉”某种存在于一片空地上的、既非完全虚无缥缈亦非全然可以掌握事物：“因此是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中间状态”[43]。
“我的写作始于对边界的思考，思考我们在生命历程中如何改变。
埃彭贝克还写道：“从那时起，我的前半生和后半生之间就存在着一道边界：一道由时间构成的边界，将我生命的前半段——因柏林墙倒塌和东德解体而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与后半段——从同一时刻开始的部分——分隔开来。如果没有从一个世界过渡到另一个世界的经历，我可能永远不会开始写作，如今，这一点我如今已然明了。我的写作始于对边界的思考，思考我们在生命历程中如何在主动或被动的条件下改变，思考身份是什么，我们能够承受多少损失而不至迷失自我”[44]。
结语
埃彭贝克是当代文学界的一位重要女作家。她在东德成长并接受教育，亲身经历了柏林墙倒塌和两德统一带来的深刻变革。她因发现自己无法用语言表达这种转变的深刻意义而投身于小说创作并逐渐展现出非凡的叙事能力，将时代变迁与人们的生活轨迹娓娓道来。
从二十世纪的历史出发，通过以家族成员为原型的文学人物，埃彭贝克以公民责任感和高度的文学敏感性讲述当代故事，由此揭开了人生之谜的面纱，甚至揭示了超越人类认知的神秘领域——天主以及将男女信友与天主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尽管她本人并非信徒。她的作品似乎向我们证明：当文学将人性“浓缩”为源于尊重和细腻聆听的文字时，它能够在生命的脆弱和美丽中开启人生之奥秘。
- J. Erpenbeck, Not a Novel. Collected Writings and Reflections, London, Granta Book, 2021, 33 s. 本文所引述的该书内容属作者/译者拙译。 ↑
- 母亲是多丽丝·基利亚斯（Doris Kilias），一位备受赞誉的阿拉伯语翻译家，曾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Nagib Mahfuz）的作品译成德文。父亲是约翰·埃彭贝克（John Erpenbeck），物理学家、哲学家兼作家。祖父弗里茨·埃彭贝克（Fritz Erpenbeck）是作家、评论家兼演员；祖母赫达·津纳（Hedda Zinner）是作家、演员、记者兼导演，曾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重要奖项。家族历史构成了埃彭贝克至少两部重要小说的创作、记忆和故事灵感之源泉：2008年的《客乡》和2012年的《白日尽头》。 ↑
- 这位女作家获得的奖项远不止于此。她因其全部创作而获得的奖项不胜枚举，例如2014年的汉斯·法拉达奖（Hans Fallada）和2016年的托马斯·曼奖（Thomas Mann）。 ↑
- 迄今已译成意大利语的作品包括：Storia della bambina che volle fermare il tempo, del 1999 (Sellerio, 2020); Il libro delle parole, del 2004 (Sellerio, 2022); Di passaggio, del 2008 (Sellerio, 2019); E non è subito sera, del 2012 (Zandonai-Feltrinelli, 2013); Voci del verbo andare, del 2015 (Sellerio, 2018); Kairos, del 2021 (Sellerio, 2024)。艾达·维利亚尼（Ada Vigliani）是埃彭贝克所有作品的意大利文译者。 ↑
- 在2006年11月的文章《我的写作方式》（How I write）中，埃彭贝克披露这部小说的创作源于实地调研。为了以成年人的视角观察青少年世界，在一位知情校长的协助下，这位作家多年前曾伪装成17岁少女，在高校度过了能够任其自由观察并参与校园生活的三个星期。虽然她当时已有27岁，但年轻的外表为她提供了掩护。三周后，在收集到足够的素材后，她便中止了在校活动和课程。参见J. Erpenbeck, Not a Novel…, cit., 62 s. ↑
- 参见同上，72 s. ↑
- 我们也在小说《时世逝》中发现了对奥维德的明确引用，那是当主人公理查德回忆起一位年轻女学生所写的关于《变形记》的作业的时候。参见同上，Voci del verbo andare, Palermo, Sellerio, 2018, 17. ↑
- 同上，Not a Novel…, cit., 155. ↑
- 同上，第104页。 ↑
- 同上，第102页。 ↑
- 这部小说的德语标题为Heimsuchung。这个词由两个词组成：Heim和suchen，字面意思是“家”和“寻找”。以一种粗略但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可以翻译为：“寻找家乡”，“寻找一个归宿”。在德语中，Heimsuchung也指《路加福音》中玛利亚拜访依撒伯尔的故事。 ↑
- 除其他奖项外，该小说还于2013年荣获德国新教图书馆协会颁发的福音派图书奖（Evangelische Buchpreis）。塞莱里奥（Sellerio）及类似出版社计划于未来数月推出该书新版。 ↑
- 《白日尽头》分为卷，而非章节。 ↑
- 同上，Not a Novel…, cit., 74. ↑
- 参见同上，Voci del verbo andare, cit., 31. ↑
- 在这部小说中，女作家同样以其本人参与真实事件的经历为创作灵感。拉希德这一形象的灵感来源是尼日利亚移民巴希尔·扎卡里奥（Bashir Zakaryau） ，他是一个奥拉尼亚广场抗议活动的核心人物，在经历诸多公民斗争后，于2016年10月死于心脏病发作。女作家在其葬礼上致了悼词。 参见同上，Not a Novel…, cit., 169-172. ↑
- 参见同上，第179页。 ↑
- 在众多讲述移民故事的意大利作家中，值得关注的是朱塞佩·卡托泽拉（Giuseppe Catozzella），他于2014年出版了《别告诉我你害怕》（Non dirmi che hai paura）并凭借该书荣获当年的斯特雷加青年奖；此外还有梅拉尼亚·马祖科（Melania Mazzucco），她于2016年出版了《我与你同在：布里吉特的故事》（Io sono con te. Storia di Brigitte）。 ↑
- 参见D. Mattei, »Kairos«, in Civ. Catt. 2025 I 356-358. ↑
- 参见J. Erpenbeck，《Kairos》，同上，第364页。 ↑
- 参见同上，第370-374页。 ↑
- 参见同上，352-356页；360页及以下。 ↑
- 参见同上，362页及以下。 ↑
- 同上，第345页。 ↑
- 同上，Not a Novel…, cit., 22. ↑
- 同上。 ↑
- 同上。 ↑
- 小说《客乡》的结尾部分对这一拆除过程进行了调换次序的叙述。参见同上，Di passaggio, Palermo, Sellerio, 2019, 212-214. ↑
- 同上，Not a Novel…, cit., 27. ↑
- 参见同上，E non è subito sera, Milano, Zandonai Feltrinelli, 2013, 153; 170; 181. ↑
- 同上，第248页。 ↑
- 同上，Kairos, cit., 350. ↑
- 同上，Not a Novel…, cit., 36. ↑
- 同上，第36页。 ↑
- 参见同上，第181页。 ↑
- 同上，第3页。 ↑
- 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唯一尚未被译成意大利语的散文作品。 ↑
- 同上，Kairos, cit., 11. ↑
- 作者在小说《文字之书》中专门以几页探讨文字的名义价值。我们以文字指代事物，但它们并非事物本身。对此，埃彭贝克以天主的创造进行了精彩的重新解读，她指出，事物在天主圣言中“成长”。 ↑
- 同上，Not a Novel…, cit., 78. ↑
- 参见同上。 ↑
- 同上，第79页。 ↑
- 同上，第80页。 ↑
- 同上，第174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