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乔凡尼·库奇（Giovanni Cucci S.J.） 我们曾在先前的一篇文章[1]中指出，将利他主义视为一种可行且真实的行为方式所面临的难点之一在于：有人将其视为一种绝对无私以至达到摒弃自我关怀的地步——这实际上是一种隐蔽的受虐癖，长期如此可能导致自我毁灭或经济枯竭。这种观念认为，利他者不应追求任何个人满足或自身利益；任何动机实际上都会否认其意向的真诚性。在这种定义中，利他主义被赋予一种夸张或戏剧化的形式。
然而，纯正的利他主义理论则主张：无论是否涉及个人利益，真正以他人福祉为导向的动机都确实存在，而且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帮助能为受助者带来切实的益处。
将利他主义视为助人者毫无动机和私利，这种说法在理解人际关系时也显得模棱两可。它将这种关系理解为帮助层面的完全失衡和角色割裂，即：一方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另一方则处于完全的依赖状态。然而，这是否是这一关系的真相？在反思这一主题时，人们更会注意到一种互惠，尽管这种互惠既无法量化也无法平均分配。因此，我们可以切实地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些自私，同时也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利他；决定性因素并非缺乏回报或动机，而是其他一系列错综复杂且紧密相连的因素，本文将试着主要通过心理学研究和历史现象学指出这些因素。正如大家所能想象的，这一主题既复杂又极其丰富，涉及多学科领域。因此，有必要设定适当的界限。
人文科学的贡献
据菲利克斯·瓦尔内肯（Felix Warneken）和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在发展心理学领域被多次引用的研究表明，人类早在仅是14个月大的婴儿时期，就会自发地对陷入困境的陌生成年人表现出帮助行为。例如，儿童会帮助成年人捡起不慎掉落的物品，帮助双手不便的他们打开柜子，在他们寻找某物时通过指示性手势提供有用的信息；儿童甚至能够察觉他人的悲伤并给予安慰，当然这基于他们自己的思考方式：“一个三岁儿童在看到成年人感到悲伤时，会递上自己的泰迪熊来安慰对方”[2]。根据这些研究，利他主义表现为一种原始动机的倾向；换言之，它是人类行为中一个基本层面，在发展过程中自发显现。这是一种在不同社会和文化中均存在的普遍现象。
这项研究还表明，给予帮助不仅是通过自发的形式，而且也体现出对公平与正义的早期规范敏感性。早在三岁时，儿童就会对资源的不公平分配表现出抗议，即使涉及的是他人。这种对第三方正义的敏感性表明，儿童不仅懂得关注自身福祉，而且具有对他人是否得到公平对待的天然关注[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行为不仅会在无任何外部强化的情况下自然显露，而且可能由于物质奖励而受到抑制。当向帮助他人的儿童提供奖励时，助人行为在后续实验中的出现频率会逐渐降低直至消失，尤其是在奖励不仅明确而且令人期待的情况下。这种被称为“过度合理化效应”的现象有力反驳了种种纯粹机会主义或经济主义的人类动机解释，它不仅证实了由单纯追求个人满足感的动机具有派生性 ，而且也传递了一个教育层面的明确信息[4]。
“对社会性和利他主义的生物倾向可以诉诸于我们自身的大脑结构。
此外，随着“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人类特有的、对人际关系的结构开放性也在神经科学领域得到了证实。一项由某些意大利研究人员进行的实验广为人知。实验中，经他们安装在一个猕猴大脑皮层底部的电极显示，即使在该动物并未执行实际行动而只是观察他者执行某一行为时，猴脑的某些区域也会被激活：换言之，猴子仅通过观察便已具备设身处地理解他者世界的能力[5]。
同样，镜像神经元也存在于人类大脑中。因此，我们可以在自身的大脑结构中发现一种社会性和利他主义的生物倾向：“人类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其生存依赖于理解他人行为的能力，包括理解他人的意图并解读其感情。倘若不具备这种能力，人类将无法进行相互交流，更遑论建立社会共处形式[…]。之所以能够理解他人，是因为我们‘感同身受’，这意味着我们会设身处地想象, 并‘模拟’倘若果真身处那种情境时可能采取的行动”[6]。
此外，人类还具备有助于理解他者的其他要素，例如思考、推理和情感；事实上，关于情绪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一项针对情侣的实验中，两人分别被轮流施以引起手臂疼痛的电击，与此同时，电极对双方的大脑活动进行监测。有趣的是，无论是亲身承受这种刺激的一方，还是目睹伴侣承受刺激的另一方，他们都被激活了相同的脑区。目睹爱人处于痛苦之中（或仅仅是想到这种可能性）会导致相同的感受：他们确实会感到痛苦，有时其强度甚至比实际承受电击的人还要强烈[7]。
因此，人类不仅能够很好地理解他者的情感、意图和行为，更重要的是，人类对他者怀有关切，并分享他者的情感体验。人类大脑的结构本身似乎就使其倾向于超越自我，从而在想象层面与他者相遇并进而转化为沟通和语言：对他者的关切是人类动机的一个基本方面。
这当然并非一种必然，因为人类行为与动物的行为不同，并不具备完全受本能支配的精准性和单向性。正因如此，利他主义和同理心倾向需要得到适当的教育和鼓励，且尤其受益于人在成长期中所遇到的生活榜样。事实上，教育与环境在情感的管理与表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利他主义作为自我疗愈
助人关系的最大受益者恰恰是提供帮助的人。“匿名戒酒会”的创始人比尔·威尔逊（Bill Wilson）发现，对于酗酒者而言，保持自身清醒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帮助其他酗酒者走上戒酒之路。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对别人的重要性时，自身的痛苦便可能转化为宝贵的资源，这足以使他帮助身处相同境遇的人，从而成为一种推动人们做出艰难而有益的改变的强烈动机。
文森佐·庞齐（Vincenzo Punzi）在回顾自己摆脱网络成瘾的漫长之路（期间不乏痛苦且频繁的复发）时，将此历程的转折点归结于治疗师提出的建立互助小组的建议。对那些和自己一样身陷困境的人的关心有力地克服了他放任自己的倾向，使其将目光和精力转向那些能够从他的痛苦经历中吸取教训、从而成为不再屈服于成瘾的奴役的人。这个建议令人难以置信地成为最有效的疗法，使他终于实现了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达到的目标。这种互助关系构成了他以“真正的实际行动对抗色情的第一步”[8]。
在团体治疗中，利他主义同样占据核心地位，因为它能增强自我价值感：即为他人做些有益之事的能力。精神科医生欧文·亚隆（Irvin Yalom）指出，当参与者不再只关注自我及其痛苦，并转而去帮助他人时，治疗效果会显著上升。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并未忽视自身问题，恰恰是这种被需要的感受为其内心开辟了空间，从而形成一种面对生活时更积极主动、减少受害者心态的新态度。当发生上述情况时，人们会赢得一种此前从未体验过的自我价值感和一种前所未有的与他人和谐共处的生活之道：“在治疗小组中，患者会仅仅通过给予这一行为本身而有所收获，这不仅源于互惠的给予-接受循环，更源于给予这一行为本身的内在价值[…]。体认到自己对他人的重要是一种治愈性的体验，能使自尊心得到极大的提升”[9]。
与此同时，这种动态也得到了反面的印证：那些在摆脱成瘾漩涡时遇到更大困难和阻力的人恰是那些利他意识薄弱的人，因为他们将其他参与者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只顾自己的人最终只会惩罚自己。这一点在性成瘾领域尤为明显，其毁灭性的影响主要源于一种不惜以损害他人福祉为代价的对自私享乐的强迫性追求。色情成瘾者往往最不愿承认利他主义的治愈价值，这绝非偶然：“他们不承认帮助他人对治愈自己有多么重要”[10]。
由此可见，利他主义也是一个心理和精神健康方面的重要指数：只有懂得关爱自己、对自身和个人生活感到满意的人，才能帮助他人；正因如此，他们才能有效地发挥自身的价值[11]。这是人生的一个悖论：如果你想生活得幸福，就不要只顾自己，而是去关心你在意的人。
一些历史上的例子
当代历史表明，即使在最悲惨的境遇中，也总会有人挺身而出，竭尽全力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并为其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些代价包括：金钱、事业、安全乃至生命本身。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葡萄牙驻波尔多（Bordeaux）领事的阿里斯蒂德斯·德·索萨·门德斯（Aristides de Sousa Mendes）便是如此。他曾在违背本国政府明确指示的情况下签发出境许可，从而挽救了约3万人的生命。当萨拉扎尔（Salazar）总统多次警告他必须遵守规定时，他的回答既朴实又异常坚定：“如果我不得不违命，我宁愿违抗人的命令，而不愿违抗天主的命令”。
然而，这一决定以他的灾难告终：果然，他不仅被免职，而且由于无法从事任何工作而在艰辛中度过了余生。甚至，他在1954年4月3日去世时因身无完衣而不得不着方济各会会服入葬。考虑到他有14个孩子，这种境遇愈发令人痛心。这是他在经历了一场漫长而令人筋疲力尽的内心斗争之后才做出的决定：由于事关重大且无法找到简单可行的解决方案，整整三个夜晚，他难以入眠。当意识到自己拥有造福成千上万人的能力时，这个意念成为触发其利他主义的推动力：“他的责任极为重大，因为签证的签发权非他莫属：要么由他来做，要么无人能为，而那些流落街头、不久后甚至寄身于他家楼梯间的穷困者都将会因此而丧生。他的行动不仅独一无二——因无人可以取代——而且切实有效，绝非空谈妄想，而是真正有益于他人[…]。据说，他为此而变得满头白发，这足以证明为承担起这份责任而作出决定使他在情感上遭受的巨大痛苦”[12]。
日本驻立陶宛副领事杉原千亩（Chiune Sugihara）的经历与此相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杉原千亩也违背本国规定而发放了签证，使数千人得以逃生。正因如此，他在战后被革职，陷入了失业的窘境。为了生存，他不得不从事最卑微的工作，比如上门推销灯泡。当时，杉原千亩的妻子菊池由纪子（Yukiko Kikuchi）面对难民们严峻的处境，不禁联想到《圣经》中《哀歌》的某些情节，并敦促杉原千亩设法救助他们。然而，即使在杉原千亩于1986年去世之后，他的事迹在日本国内仍鲜为人知[13]。
另一个例子是瑞士圣加仑（San Gallo）警察局长保罗·格吕宁格（Paul Grüninger）。在1938年3月奥地利被并入德意志帝国后，他成功地将3600名犹太人护送至瑞士，使他们免遭厄运。为此，他被解职并被判以舞弊之罪名：自此之后，他的犯罪记录使他难以找到工作，被迫为维持生计而想方设法，直至1972年在极度贫困中去世。他从未因其行动而得到任何认可，甚至死后也未获表彰[14]。
在研究导致古拉格（gulag）和灭绝营出现的人类破坏性机制时，保加利亚哲学家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参照了许多在极端情况下以利他主义行为脱颖而出的人物。其中，值得关注的是米莱娜·耶森斯卡（Milena Jesenská），她是一位捷克裔记者，也是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朋友。集中营（lager）的囚禁生活不但未能摧毁她的尊严，反而为她提供了冒着巨大风险施以援手的机会：“她当时在医务室负责处理与性病相关的事务。为了将梅毒患者从致命的‘筛选’中拯救出来，她一次又一次地冒着生命危险偷改了她们的化验结果。她对这些病患者施以个人关切，虽然她们从属于一个与她截然不同的环境（涉及‘反社会分子’、妓女），但她却能在这些人身上发现‘人性的火花’”[15]。
那时候，米莱娜尤其与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结下了友情，后者在战后为她撰写了一部感人至深的传记。托多罗夫在这段友谊中看到了“施予比领受更为有福”这一福音箴言的真谛：“有一次，米莱娜为女友送去加糖的拿铁咖啡——这可是一种难得的食品，是经过漫长交涉才得到的。更何况在集中营内禁止从一处前往另一处，米莱娜可能因此而受到严厉惩罚。还有一次情况更为严重：布伯-诺伊曼遭到监禁，米莱娜于是直接来到集中营盖世太保头目面前，竭尽所能地让对方听取了自己的诉求，甚至还获得了探望狱中女友的许可——一个特别的允准。当米莱娜临终的时候，无数挚友陪伴在她的身边”[16]。
与这些人的相遇往往被受助者视为一种比所受的一切苦难都更加珍贵的馈赠。当自己的守护天使离世时，布伯-诺伊曼甚至将集中营的经历视为一个使她获得生命中最美好礼物的机缘：“我感谢命运将我送往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让我有缘结识了米莱娜”[17]。
利他主义者：一个平凡的人
在回顾这些人物传略的同时，我们不仅被他们低调内敛的特质所震撼，同时也惊叹于他们能够做出非凡之举——而这些举动却是人人都力所能及，普通男女、平凡之人，甚至那些曾备受轻视的人，皆能为之。托多罗夫正是带着这种令人惊叹的发现阐释了他的研究：“这些利他行为的践行者是谁？开诚布公地说，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此外还有那些照顾下属的集中营囚监（kapò）或营方主管（Blochälteste）；或是某些看守和警卫，他们的善良超越了‘职责’的范畴；以及一名本应监视在营外劳作的妇女群体的士兵，却答应替她们进城采购物资，把她们独自留在了那里 […]。即便是那些因普通罪行被关押、堪称集中营毒瘤的普通囚犯，也偶尔会做出类似的善举”[18]。
这一特质在那些致力于拯救数千条生命的救援者的描述中屡见不鲜：“在对那些于大屠杀（Olocausto）期间帮助犹太人的欧洲基督徒的概述中，一个共同的主题可以被概括为‘善良的平凡性’。最令人动容的是那些行善者何其之多——他们之所以做正确的事并非出于自诩英雄，而是纯粹出于一种对基本尊严的意识。在纳粹实施的种族灭绝那一难以想象的邪恶背景下，其善行的平凡性尤为触动人心”[19]。
这种平凡性也体现在当事人本人的叙述中。当被问及为何不顾一切违抗命令时，杉原的回答是：“你想知道我的动机，对吗？好吧。那是任何人在与难民面对面时都会有的感受；你无法不同情他们。那些人中有老人和妇女。他们绝望至极，甚至亲吻我的脚。是的，我确实亲眼目睹了这些景象[…]。我知道将来肯定会有人对我提出抱怨，但我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并没有什么错。怀着这样的信念，我自愿做了我所做的事，直面最艰难的处境，也正因如此，我才鼓足勇气继续了下去”[20]。
当乔治·佩拉斯卡（Giorgio Perlasca）被记者问及促使他冒着生命危险拯救5000名匈牙利犹太人的原因时，他回答道：“我们有句谚语：机会造就窃贼。不过，对我来说，机会成就了我。我并不认为自己充当了英雄。归根结底，我只是得到了一个机会并利用了它”。佩拉斯卡并未将其行为归因于自命清高，或是出于“坚强的意志、非凡的慷慨大方或坚定的意识形态”，而是视其为面临那种处境时几乎不可避免的反应。“假若处在我的位置，您会怎么做？”[21]。
尽管相关研究寥寥无几（但探究其原因颇有意义！），它们仍然揭示了那些采取利他行为的人尤其在自身面临严重风险的情况下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征：1）从伦理严重性的角度感知正在发生的事情；2）意识到自己拥有可发挥的力量；3）必须采取行动的紧迫感；4) 践行正义的勇气；5) 超越自我，从整体上理解事件，从而提升觉知力；6) “活在当下”的能力，即福音推动行动的警醒在心理学层面的体现：“当那钟声响起时，他知道那是为他而响。这是对人类本性中最高尚一面的呼唤，是人类尊严抵挡邪恶的坚定宣示”[22]。
一种艰难却不可或缺的态度
发展心理学、神经科学、心理治疗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来自日常生活的诸多贡献一致表明：利他主义是人类状况的一种基本现实而非其中的一种异常现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利他主义在不同文化中表现形式的差异反而强调了它的核心地位。所有文化之所以都构建了复杂的规范体系，正是因为社会合作被普遍视为人类生活的核心，并因此而需要得到充分的理论认可[23]。
然而，这种结论并不意味着否认自私自利现象、反社会及破坏性行为的存在。这些引起疑问的倾向并不构成对利他主义的否定，而是凸显了培养和支持个人内在利他潜能的重要性，并将这些倾向与可能出现的扭曲和偏差进行对照。这些术语本身就意味深长：谈论“扭曲”、“偏差”意味着认识到它们并非人类本源，而是一种人类退化的产物。
在探讨邪恶这一主题时，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œur）指出，邪恶唯有在人类本质上的善良与纯洁的光照之下才有可能被识别。正是借助于这种纯洁，我们才能察觉到邪恶的“格格不入”：“如果说人类如此邪恶，以至于我们已不知善为何物，这等于是不着边际的空谈；因为如果我不理解‘善’，也就无法理解‘恶’ […]：无论恶有多么原始，善的根源都比它更加久远”[24]。
人类既能展现出非凡的慷慨，也能表现出冷酷的自私；正因如此，至关重要的是建立能够促进人类发挥自身最佳潜能的社会结构、教育实践和政治制度。我们并不会被强迫成为利他主义者，但利他会使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美好、更富有生活价值[25]。
- 参见G. Cucci, «L’essere umano è naturalmente “egoista”?», in Civ. Catt. 2026 I 129-138. ↑
- S. Bonino, Altruisti per natura, Roma – Bari, Laterza, 2012, 70. ↑
- 参见F. Warneken – M. Tomasello, « Altruistic helping in human infants and young chimpanzees», in Science, vol. 311, 2006, 1301-1303. ↑
- 参见M. Lepper – D. Greene – R. Nisbett, «Undermining children’s intrinsic interest with extrinsic reward: A test of the “overjustification” hypothesis», 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8 (1973/1) 129-137; E. Deci – R. Koestner – R. M Ryan,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experiments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extrinsic rewards on intrinsic motivation», i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 (1999/6) 627 s. ↑
- 参见G. Rizzolatti – L. Craighero, «The mirror-neuron system», in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27 (2004) 169-192. ↑
- G. Rizzolatti – M. Fabbri-Destro, «Neuroni specchio», in www.treccani.it/enciclopedia/neuroni-specchio_(XXI-Secolo) ↑
- 参见T. Singer et Al., »Empathy for pain involves the affective but not sensory components of pain«, in Science, vol. 303, 2004, 1157-1162. 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动物行为学领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并同时指出了共情在本质上的自然属性：“我们不由自主地与周围的人感同身受，他们的动作和情绪被反射到我们的体内，就好像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样” (F. De Waal, L’età dell’empatia. Lezioni dalla natura per una società più solidale, Milano, Garzanti, 2011, 85). ↑
- V. Punzi, Io, pornodipendente. Sedotto da internet, Milano, Costa&Nolan, 2006, 33. ↑
- I. D. Yalom, Teoria e pratica della psicoterapia di gruppo, Torino, Bollati Boringhieri, 1997, 30. 参与者公认，对于以不同方式应对自身困难而言，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利他主义与自尊之间的关系（参见同上，第97条）。 ↑
- T. Cantelmi – E. Lambiase – A. Sessa, «Quando il sesso fa male. La dipendenza sessuale», in V. Caretti – D. La Barbera (edd.), Le dipendenze patologiche. Clinica e psicopatologia, Milano, Raffaello Cortina, 2005, 183. ↑
- 参见M. Barnett – M. Thompson – J. Pfeifer, «Perceived competence to help and the arousal of empathy», i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5 (1985) 679 s. ↑
- S. Bonino, Altruisti per natura, cit., 51. ↑
- 参见P. Rotner Sakamoto, Japanese diplomats and Jewish refugees: a World War II dilemma, New York, Praeger Pub, 1998. ↑
- 参见F. Rochat – A. Modigliani, «Captain Paul Grueninger: The chief police who saved Jewish refugees by refusing to do his duty», in Th. Blass (ed.), Obedience to Authority: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the Milgram Paradigm, Mahwah, NJ, Erlbaum, 2000, 91-110. ↑
- T. Todorov, Di fronte all’estremo. Quale etica per il secolo dei gulag e dei campi di sterminio?, Milano, Garzanti, 1992, 75. ↑
- 同上，第76页。 ↑
- M. Buber-Neumann, Déportée à Ravensbrück, Paris, Seuil, 1988, 73. ↑
- T. Todorov, Di fronte all’estremo…, cit., 76 s. ↑
- Ph. Zimbardo, L’effetto Lucifero. Cattivi si diventa?, Milano, Raffaello Cortina, 2008, 656. ↑
- L. Hillel, In Search of Sugihara: the Elusive Japanese Diplomat Who Risked his Life to Rescue 10,000 Jews from the Holocaust,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259. ↑
- G. Sabato, «Studiare da eroi», in Mente e cervello 9 (2011) 36. 参见E. Deaglio, La banalità del bene. Storia di Giorgio Perlasca, Milano, Feltrinelli, 2013. ↑
- Ph. Zimbardo, L’effetto Lucifero…, cit., XXX; cfr pp. 628; 632 s. 欲深入了解，请参见G. Cucci – A. Monda, L’arazzo rovesciato. L’enigma del male, Assisi (Pg), Cittadella, 2010. ↑
- D. Brown, Human Universal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91; J. Bokser – A. Salas-Porras, «Globalización, identidades colectivas y ciudadanía», in Política y Cultura 12 (2007) 25–52. ↑
- P. Ricœur, Finitudine e colpa. I. L’uomo fallibile, Bologna, il Mulino, 1970, 241. ↑
- 欲深入了解，请参见G. Cucci, Altruismo e gratuità. I due polmoni della vita, Assisi (Pg), Cittadella, 20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