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威廉·麦考密克 – 詹姆斯·肯尼迪 （William McCormick S.J. – James Kennedy S.J. ） 正如昔日的许多美国学生所知，美国独立战争于1775年4月19日在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 列克星敦（Lexington）的公共草坪上爆发。当时，正在向附近小镇康科德（Concord）——反叛军囤积武器和弹药的地方——进发的英国正规军途中遭到了一支民兵队伍的阻截，在那里打响的第一轮枪声，为一场持续了八年的战争拉开了序幕，最终于1783年，英国正式承认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
然而，对于事件的许多主要人物而言，战争所体现的不过是美国革命的一部分。1787年，《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写道：“人们习以为常地将美国革命的概念与近期美国战争的概念混为一谈。美国战争已经结束，而美国革命则远未终结”[1]。
对于诸如拉什的美国人而言，伴随美国革命而来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远远超出了武装冲突的时期。事实上，一些重要的革命者认为，从这个广义的角度来看，美国革命早在战争爆发之前便已悄然展开。1818年，美国革命领军人物、国家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给比自己晚一辈的巴尔的摩（Baltimora）某报社主编的信中写道：“我们所说的‘美国革命’究竟是指什么？是战争吗？战争并非革命的一部分，只是革命的一种效应和结果。革命存在于人民的头脑和心灵之中，而这种转变早在1760年至1775年之间便已经发生，它历时十五年，而且远早于在列克星敦洒下的第一滴鲜血”[2]。
尽管亚当斯和拉什在对美国革命的起始时间上存在分歧，但两者均表达了其同时代人的共同信念，即：美国革命不仅超越军事斗争，其意义也远远超越1776年7月《独立宣言》的签署——2026年是该宣言签署250周年纪念。今天，我们所称的“美国革命”跨越了数十年的历程，在此期间，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英属北美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独立宣言》及其影响至今仍在塑造着美国，并影响着整个世界；正因如此，美国革命的意义依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
本文将重新审视美国革命的历史，既包括战争事件也涉及其后出现的相互对立的解读。我们希望这一概述能够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这场革命的持久意义及其至今仍在提出的挑战。
美国革命：历史概览
《独立宣言》于1776年7月4日颁布，当时，在美国各殖民地与英国政府之间历经数十年的紧张关系已最终演变为公开冲突。1760年，乔治三世被加冕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国王，那时，大英帝国已大幅扩张其领土，以至占有了北美近一半的土地以及加勒比海的一些岛屿。沿大西洋海岸，13个成立于1608年至1730年间的殖民地构成了后来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核心。尽管这13个殖民地的世界观深受英国影响，经济生活也高度依赖英国的帝国体系，但在数十年的“有益忽视”（salutare trascuratezza）[3]中，它们已发展出自身的政治文化。随着英法在北美地区的敌对行动告终，该地区的殖民地居民不再将进一步从政治上融入大英帝国视为必要，而大英帝国则希望这些殖民地能为维持帝国新秩序做出更大贡献。
相反，加勒比地区的英国殖民地则高度依赖英国的军事力量，并依靠其军队来保护和维持奴隶制体系——该体系为糖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而糖业是英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4]。 此外，第三类殖民地——即在近期的战争中从法国和西班牙手中夺取的殖民地——则处于一种中间地位：这些地区人口稀少且高度依赖英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与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其他属地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5]。由于乔治三世坚决维护君主特权，而且英国议会也致力于维系和保护大英帝国，这些大相径庭的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冲突似乎在所难免。
当时，伦敦议会最紧迫的关切是筹集新资源，以加强英国在北美的军事力量并偿还大英积累的战争债务。由于担心国内爆发税收起义，议会试图将帝国税收负担的更大份额转嫁给殖民地，并为此而采取了措施，以达到规范殖民地贸易并从中攫取更多收入的目的。在这些措施中，最具争议的一项是1765年出台的《印花税法》（Stamp Act），这是中央政府首次对殖民地征收直接税[6]。该措施在许多城市引发了骚乱，尤其是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这一口号成为殖民地居民的标语，以反对议会日益加强对殖民地事务的干涉[7]。
伦敦的观察家们对殖民地居民不愿为帝国体系做出贡献感到惊讶。然而，《印花税法》等措施已经破坏了伦敦与其殖民地居民之间的默契——这些居民早已习惯了王室和议会极少的干预。此后，所有措施最终都进一步削弱了母国与殖民地居民之间的关系：这些居民开始将每一项议会法案或内阁决定均视为蓄意剥夺其传统英国权利和自由的企图——作为英国臣民，他们认为自己理应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8]。某些措施——诸如取缔殖民地会议、限制陪审团审判、动用搜查令和没收财产令、在各城市驻扎英国正规军——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使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经受了严峻考验，直至1776年7月这种关系彻底破裂。
早在殖民地居民与议会之间的冲突因反对《印花税法》的起义而于1765年爆发之前，殖民地内部就已经悄然掀起了一场思想革命，使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级制度越来越受到质疑。作为一种建立在庇护关系和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父权制社会，殖民时期的北美由一小撮精英统治，这些精英人士掌控着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绝大部分，政治职务几乎像私有财产一样代代相传[9]。
然而，到了18世纪60年代，这一体系已出现危机的迹象：新兴精英、贫困农民及城市手工业者结成民粹主义联盟，共同对抗统治集团，以创造更多获取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机会[10]。因此，在地方斗争中成熟起来的革命态度便自然地转化为对议会权威的批判，并进而延伸至对君主本人的批判。因此，当国王和议会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试图重申其殖民地统治权时，这些革命先驱们已经拥有了一套明确的政治话语体系，以反对帝国权威，捍卫那些被美国殖民地移民视为自身原始遗产的传统英国权利与自由。最终，这些追回权力的要求汇聚成针对英国在北美统治的武装起义和争取独立的呼声。当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于1776年夏季起草《独立宣言》时，他将对既有秩序长达十年的各种反抗浓缩为一份革命宣言，这份宣言至今仍在塑造着美国文化。
1775年和1776年的初期军事胜利进一步巩固了人们支持脱离大不列颠的立场。然而，即便在《独立宣言》大胆颁布之后——该宣言确立了新生的、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将美洲殖民地从英帝国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计划仍然远未获得一致支持：除13个州之外，北美其他英国殖民地均未加入这场革命。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倘若没有英国军队的支撑便无法生存，因为遏制奴隶起义的正是这支军队；魁北克的法语天主教殖民地居民丝毫无意与那些使用反天主教言论批评乔治三世和议会的新教叛军站在一起；土著团体虽然对大英帝国的意图心存戒备，却又担心会有更多贪图土地的殖民者涌入；而奴隶们则在一种非人道的压迫制度下饱受折磨——这种制度不仅拆散家庭成员，而且剥夺他们最基本的人权和尊严——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会站在赋予他们更多解放希望的一方[11]。
即便在13个叛乱殖民地的白人新教徒中，支持独立的“爱国者”也极少占据压倒性多数：约五分之一的英语殖民地居民反对政治分离，而其余居民则在保持中立的同时也随军事局势的变化而见风使舵：军队的存在往往会促使这些中立者改变阵营[12]。然而，武力胁迫的结果却大多适得其反：英国强迫殖民地居民宣誓效忠的试图，却往往强化了爱国者的目标。此外，帝国军队及其保皇派辅助部队对中立者实施的暴力行为，也促使许多人转而支持美国独立。
难以得到中立美国人的效忠，这恰是英国军队在北美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帝国军队虽然在1775年至1781年间的大部分战役中获胜，但始终未能平定这片土地，也未能镇压独立派政府。英军屡次挫败独立派军队：1776年，英军在纽约（New York）和新泽西（New Jersey）取得了一系列压倒性胜利；1777年，英军攻占了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的费城（Filadelfia）——美国革命的首都。然而，独立派军队却总能从最惨重的失败中幸存下来并继续投入战斗；此外，得益于法国的军事援助，独立派军队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从而促使英国公众舆论转而反对这场战争[13]。1781年，当一支庞大的英国部队在弗吉尼亚州（Virginia）约克镇（Yorktown）投降时，伦敦方面提出了和谈请求，并就独立条款进行了谈判。
1783年《巴黎条约》签订后，大不列颠帝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但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仍难以实现稳定。由于战争期间经济活动的萎缩和独立后失去英国出口市场，美国进入了一个经济萧条和贫穷化的时期，这与革命者所期望的经济繁荣相去甚远；直到18世纪90年代，美国才迎来了显著的经济增长[14]。与此同时，这些经济问题暴露出深刻的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而试图在不损害革命理想的前提下建立一个稳定政治体系的尝试也在18世纪90年代前屡屡受挫。即使在1789年新联邦宪法通过之后，关于美国革命的意义，以及《独立宣言》所确立的自治实践的争论始终继续进行，直至今天。
另一条战线：解读的战场
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富雷（François Furet）认为，法国大革命从未真正告终：斗争不过是从战场转移到政治和社会生活之中而已。尽管将这一说法套用于美国未免言过其实，但美国人确实从未停止过对本国革命意义的探讨[15]。显然，这些讨论不仅关乎历史认知，更旨在为当代政治行动提供指引。
“关于美国革命和《独立宣言》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
对美国革命持不同解释的学派主要聚焦于回答一些根本性问题，即：美国革命为什么爆发？其目标是什么？这场革命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是谁领导了这场革命：精英还是普通民众？在此，我们将探讨其中的三个学派。尽管存在其他学派，但这三个足以有效勾勒出这场辩论的框架。
第一种学派被称为“传统”学派或辉格派（whig）。这种观点在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和埃德蒙·摩根（Edmund Morgan）的著作中得到了经典阐述，而且至今仍在美国的自我认知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一学派认为，美国殖民地居民相信他们在寻求脱离英国的同时也在捍卫传统的英国自由，其中包括代议制和共识等政治原则。该学派强调了13个殖民地相对于其他英国殖民地的一个独特之处，即：它们拥有悠久的自治经验。革命领袖们对政治自由问题极为关注，其行动绝非仅仅出于个人利益。正因如此，美利坚才在共同对抗专政的斗争中开始形成一个国家。
班克罗夫特在《独立宣言》百年纪念日的公开演讲中表达了这些信念：“新共和国在跻身世界强国之际，宣告了自己对自由、美德和正义之真实性、现实性及不可改变性的信念。无论是起草《独立宣言》的杰斐逊，还是通过该宣言的国会，都胸怀一颗为全人类而跳动的心。对权利的确认是为了全人类以及所有子孙后代，毫无例外”[16]。这是一篇重要的讲话，因为它确信：从本质上而言，美国关于自由的尝试并非“例外”，而是事实上为其他民族树立了一个典范。
后来的学派批评辉格派将革命想像成为一场团结一致的自由斗争；低估了经济动机和殖民地社会内部冲突的重要性；忽视了奴隶制、精英阶层的领导地位以及经济不平等的矛盾和紧张关系；并将革命视为在所难免且天经地义。其中的一些批评更多地针对辉格派观点的大众普及，而非历史研究本身。无论如何，毫无疑问的是，辉格派观点确实忽略了许多关键方面。总而言之，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强调了自由的重要性以及部分美国人的崇高理想，却低估了物质利益和社会冲突——而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位处人类历史事件的基础。
第二种学派是随后兴起的“进步主义”学派[17]。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和《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周刊联合创始人、记者身份的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进步主义者对“美国建国”的批评通常包含两方面：该体系在诞生之初便已不完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变得愈发过时。不过，这一学派合理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参与革命的社会群体——尤其是那些在革命政治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殖民地精英——的经济利益上，并突显了贸易限制、税收和财产利益等经济矛盾，这些矛盾在激发抵抗运动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比尔德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指出，开国元勋们构成了一个稳定的阶级，他们协调行动，以捍卫自身的经济利益[18]。尽管美国革命旨在使各殖民地从英国获得自由，但这种自由主要属于资本家阶级，实际上代表了对下层阶级的一种新形式的统治。因此，根据这一解读，革命和宪法恰恰是由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第10篇中所批判的那种“派别”策划的。
然而，如同大多数受理论框架主导的史学研究，这一学派也同样存在着显著的局限性。进步主义学派对美国革命的批判从未完全植根于具体的历史事实，尤其是在殖民地未曾发生任何真正的阶级革命这一方面；此外，这种批判将政治思想简化为个人经济利益，忽视了意识形态信念的真诚性；它也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许多普通公民同样也是出于非经济原因而支持革命思想；而且，该学派对阶级分析的运用有过度简化殖民地社会的风险，以至将其简化为统治阶级与民众之间的对抗。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曾对革命的方向行使过实际控制权。
总而言之，进步学派虽然正确地突出了独立斗争中存在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但却高估了阶级冲突的作用，而低估了共和主义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美国国内对社会主义和进步政治的兴趣日益增长，该学派也重新兴起。
第三个学派是最新兴起的一个学派，在某种程度上，它试图以扬长避短的方式将前两个学派结合在一起。该学派有时被称为“新辉格派”，其代表人物是戈登·伍德（Gordon Wood）和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新辉格派强调：革命领袖深受共和主义的政治理想和启蒙思想的影响；政治手册和辩论在动员抵抗运动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殖民地居民对暴政和腐败诚惶诚恐，这种担忧源于英国的政治传统。在不否认精英阶层个人利益所起作用的同时，该学派还认为，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并不必然相互矛盾。此外，尽管该学派强调统治阶级的角色，但并不认为革命的结果总会与革命领导人的初衷相符合。
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伍德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描述了美国社会从君主制转向共和制，最终建立民主制的历程。该著作通过指出社会性质的转变——从建立在君主制臣民奴隶式依附基础之上的社会，到有道德的共和公民组成的社会，再到民主大众社会——揭示了21世纪的美国民主如何讽刺性地重现了君主制的诸多特征。伍德的核心论点之一是，革命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一些后果完全不符合革命领袖的期望。例如，正是基于这一视角，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这样的人物才得以出现[19]。
这一学派也同样受到了批评，因为它过度强调统治阶层的政治著作、倾向于淡化经济紧张局势和社会分裂，以及未能把握知识阶层的著述中精妙的理智论述与广大民众的日常动机之间的鸿沟。总而言之，新辉格派的解读虽有力地展示了自由和反抗暴政等思想的核心作用，但却过分侧重于精英阶层的思想源泉。
纵观这场无休止的辩论
关于这些辩论的研究可能引人入胜，但也可能掩盖这些讨论中真正涉及的问题。这些辩论为什么如此重要？首先，它们强调了美国人——但并不仅限于他们——在理解“美国实验”时，需要保持一定的清醒。这些辩论既拒绝将美国革命一味视为善的倾向，也拒绝将其一味视为恶的对立观点，而是呼吁人们评估美国建国所许下的承诺与实际实现的成果。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一些最热忱的“美国梦”拥护者，同时也是对其不足之处的清醒批评者。例如，废奴主义者、作家兼获释奴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以同样的激情赞扬了美国革命的理想并谴责了美国人未能践行这些理想。在其1852年著名演讲《对奴隶而言，7月4日意味着什么？》（«What to the Slave is the Fourth of July?»）中，他宣称：“我与这个光荣的纪念日毫不相干！你们伟大的独立，无非揭示了我们与你们之间那道巨大的鸿沟。你们今天所欢庆的祝福，并非人人都能分享”[20]。对道格拉斯而言，美国革命代表着一个承诺，但这是一个未能兑现的承诺。
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Gettysburg）演说中也表达了一个类似的观点——这一观点同样有助于将《独立宣言》置于美国神话的核心。在那篇发表于1863年11月19日、正值内战如火如荼之际的演说中，林肯呼吁“自由的新生”，将内战与美国革命联系起来，并将美国革命视为一项持久的事业——一项他呼吁同胞们继续进行的事业：“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片大陆上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21]。
正如政治分析家尤瓦尔·莱文（Yuval Levin）对这篇葛底斯堡演说的评论所言：“林肯说，这个新国家不仅被构想和缔造出来，更被奉献给了一项原则。林肯意欲指明的不只是一个开端，而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一项明确的承诺，一种注定会对后世美国人的思想产生持久影响的抱负”[22]。莱文继续写道，这意味着，这一周年纪念日与其说是一个庆典或诞辰，不如说是一个进行反思和批判性审视的契机。革命不仅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既成事实，更是一项需要继续推进的使命，正是基于这一使命，国家才能够评判它的成功与失败，及其对自身理想的忠诚或背离。
于今，美国革命处于哪一阶段？
美国革命最高理想与遏制最阴暗冲动之间的张力体现在当前的美国政策中。这一点或许在关于移民的辩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相关争论中显现的对立观点均可援引《独立宣言》为依据。一方面，那些坚持必须加强边境管控并推行期待已久的移民改革的人，可以援引《独立宣言》所确立的自然法、美国法律以及建立公正政府的必要性作为支持；另一方面，那些主张对移民采取更开放政策的人，既可以援引美国作为始终欢迎移民的国家的历史，也可以援引美国的抱负：成为一个实现《独立宣言》中所表达的梦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国度。
美国完全有权对移民进行监管，而且毫无疑问，该国长期以来确实需要进行移民政策改革。然而，正是秉承《独立宣言》的精神，美国社会才能且应当保持务实而不流于冷漠，坚守道德而不陷入乌托邦幻想。在2025年11月的一份声明中，美国主教们在突出移民处境时写道：“我们主教支持对我国移民法律和程序进行重大改革。人性尊严与国家安全并不相互冲突。只要有善意的人们通力合作，两者皆属可能”[23]。
特朗普政府曾试图重新定义外交政策，例如疏远多边承诺，以经济保护主义为名推行关税制度，并在国际支持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发动军事行动。毫无疑问，最近几任教宗所倡导的“健康的多边主义”，早在2024年之前就已经严重缺失。然而，1776年的道德原则要求美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对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保持成熟的认知。
尽管移民与军事政策属于不同领域，但二者具有一个共同点，即权力分立的弱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制衡机制的失灵。开国先贤们在制定《美国宪法》时，秉持“让野心能够抗衡野心”的原则：政府各分支之间的相互猜忌将阻止任何一方越权。这种方案以波利比乌斯（Polibio）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理论为基础，也与美国革命的精神相契合。尽管各分支的相对权力会随时间推移而增减，但在最近几届政府中，国会对总统的制约极为有限，这导致联邦法院为了能够遏制总统的权力必须面临更大的压力。因此，美国民主的健康状况取决于三权分立能否遏制日益“帝王化”的总统权力，这与革命时期对任何集权的警惕一脉相承。
如果林肯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是“美国规划”最愤世嫉俗的批评者也应当承认，具体落实那些塑成《独立宣言》的理想何其重要[24]。然而，这也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唯有如此，才能在每个时代——无论面临何种挑战与机遇——重新发现美国革命的道德意义，并坚决反对天真的自满自足和颓废的犬儒主义[25]。因此，2026年6月，美国主教们在国庆之际将美国奉献给耶稣圣心，此项举动具有特殊意义：此举旨在承认基督的王权，并敦促天主教徒和所有善心人士“在美国生活中弘扬真理、正义与爱德”[26]。愿所有美国人民都能为此作出努力，正像《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们当年所宣示的那样，“坚定信赖天主上智的护佑”。
- «Benjamin Rush: 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J. P. Kaminski – G. J. Saladino – R. Leffler – C. H. Schoenleber – M. A. Hogan (ed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Digital Edition,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9, vol. 13, 45-49. ↑
- « Letter from John Adams to Hezekiah Niles (1818) », in G. S. Wood (ed.), John Adams: Writings from the New Nation, 1784-1826,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2016, 629 s. ↑
- 参见A. Taylor, American Revolutions: A Continental History, 1750-1804, New York, W. W. Norton, 2016, 18 s.; 23-26. ↑
- 参见同上，17; 102. ↑
- 参见同上，46 s. ↑
- 参见G. S.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1, 62 s. ↑
- 参见A. Taylor, American Revolutions…, cit., 96-100. ↑
- 参见G. S.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it., 13-16. ↑
- 参见同上，第57-59页。 ↑
- 参见同上，第169-172页。 ↑
- 参见A. Taylor, American Revolutions…, cit., 74 s.; 145-150; 151-153; 228-231. ↑
- 参见同上，211 s.; 215 s. ↑
- 参见G. S.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it., 176-178. ↑
- 参见A. Taylor, American Revolutions…, cit., 296 s.; 306 s. ↑
- 关于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之间的关系，参见H. Arendt, Sulla rivoluzione, Torino, Einaudi, 2009. ↑
- G. Bancroft, Oration Delivered at the Celebration of the Centennial Anniversary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July 4, 1876, at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Co., 1876. ↑
- 参见S. Skowronek – S. M. Engel – B. Ackerman (edd.), The Progressives’ Century: Political Reform,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Modern American Stat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 参见C. A. Beard,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cmillan, 1913. ↑
- 关于安德鲁·杰克逊，参见J. Meacham, American Lion: Andrew Jackson in the White Hous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
- «What to the Slave Is the Fourth of July?», in National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nmaahc.si.edu/explore/stories/nations-story-what-slave-fourth-july). ↑
- A. Lincoln, «Gettysburg Address»,1863年11月19日19, in guides.loc.gov/gettysburg-address ↑
- Y. Levin, «America’s 250th Isn’t Just a Birthday», in The Free Press (www.thefp.com/p/americas-250th-isnt-just-a-birthday)，2026年1月19日。 ↑
-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U.S. Bishops Issue Special Message on Immigration at Plenary Assembly in Baltimore» (www.usccb.org/news/2025/us-bishops-issue-special-message-immigration-plenary-assembly-baltimore)，2025年11月12日。 ↑
- 参见T. J. Massaro, «A Catholic Challenge to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America (www.americamagazine.org/faith-and-reason/2025/07/07/massaro-american-exceptionalism-250835)，2025年7月7日。 ↑
- G. S. Wood, «Why America Is a “Creedal Nation”», in Wall Street Journal (www.wsj.com/opinion/why-america-is-a-creedal-nation-75676aa8)，2025年11月21日。 ↑
- A. K. Sample, «Reflection for the Consecration to the Sacred Heart»,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www.usccb.org/reflection-consecration-sacred-hear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