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迈克尔·凯利-丹尼尔·索利马里（Michael Kelly S.J. - Daniel Solymári）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国际援助，即通过制度化形式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我们将以国际援助这一概念的产生为出发点，从政治权力的视角探析国际性公益组织。追溯历史，国际援助是随着国际关系的出现，与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相伴而生的理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产生于国家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始终体现于各国家和政治形态之间的重要政治因素。
但是，这一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被纳入政治权力及目标的考量范围？援助能否成为一种不遵循权力逻辑的政治“体制”？我们是否可以称其为利他主义，或是以统治为力量和基础的上层建筑中的非利益关系？是否存在不涉及武力、不设定政治和经济条件的无私援助？换言之，这些“给予”是否真的不“要求”回报？
对于这一议题，我们将沿着以下思路展开讨论：援助方–即提供捐助者–的实力及其对受援方–即受益者所展示的权力和地位很可能是援助关系中最重要的性质，也是双方合作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
关于权力的概述
我们从古典自然哲学中得知，作为前提，事物具有特定的性质，也就是使其生成并为其根本特征的自然属性（physis）。如果将这一观念概括性地应用于国家事务，争取权力、采取决定和战胜对手可谓“政治”（和政治人士）的自然属性；那么，产生于政治上层建筑中的国际援助的自然属性又是什么呢？在谈论由援助活动派生的权力关系之前，我们似乎更应该追根溯源，探究政治人士的权力及其决策机制的由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可能更好地梳理援助体系的形成史。
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和法定主权，识别谁是敌人及其伤害力是涉及一切具有组织身份的主体（王国、民族、主权国家）运行机制的关键问题。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也就是说：谁是掌权者、领导者、指挥者？谁有决定的权力和实力？谁有可能对这一切形成威胁？古往今来，民族、王国和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始终取决于各自的实力和确保自身利益的能力。在现代国家观念出现之前–即从古代文明到18世纪–以疆域领主自居的君主和统治王朝从未考虑到对其臣民应承担义务的问题。正如帕尔∙恩格尔（Pál Engel）所言[1]，上述政治制度完全尊崇君主的意愿，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理念从未被触及。
然而，古代雅典和罗马的公民团体则是与此不同的特例。这些团体确立了相互间的责任。当然，这种责任相当有限，并且受领土和出身的限制，例如，雅典式民主“机会”仅限于城邦（polis）公民和主导社会的精英。
另外，在涉及本文主题的因素中，我们必须强调出现于那个时期的res publica，即“公共事物”。可以说，获取或维护权力（以及顺服）的努力不仅是贯穿每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也是国际关系的渊源。修昔底德在谈到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使用的“城邦原则”时写道：“人对权力的认可是随着双方同等需要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强者可随心所欲，弱者则俯首称臣”[2]。同样，雅典政治家德摩斯梯尼也在演讲中特别指出了这种强者和弱者之间因权力不均而造成的不公正问题。他在其演说《致梅格洛玻利斯人》（Per i Megalopolitani，公元前353年）中阐述了以下观点：“权力往往取决于强者对弱者的态度和行为”；“法律没有对弱者和强者之间造成的不平等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城邦可以在其实力范围内攫取更多的实力和权力”。
尽管如此，在古希腊和罗马的外交实践中，和平共处的思想仍然得到了不同形式的体现。在对外关系和官方接触的体系中，相互尊重和赞赏以及在必要时提供帮助的意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经济、政治和防御性合作是一贯的关注重点，尤其是在希腊和波斯战争之后更为如此，但在双边关系中，结盟、友好和互利的议题也逐渐凸显。于是，我们今天仍然采用的外交模式在那个时期诞生了，并在东罗马帝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被称为拜占庭式外交。
当时，为了确保在地中海盆地、北非和近东（小亚细亚）这一广阔和极为多样化的领土上形成的关系得以确立和维持，一项《基于合作需要而非其他动机的原则》得到认可。然而，这种包括互认盟友及公共服务项目的政策却在此后走入衰亡，直到17世纪后才得以重现。从本质上讲，中世纪早期建立的王国遵循王国（regnum）的原则，也就是说，国家由国王（rex）统一治理。这种制度确保国王在其疆域内的所有权和统治权：国王无须以公共利益为行动依据，且对庶民不负有任何应尽义务。
17和18世纪可谓国家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其中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尤为重要。国家政体正是诞生于那个时期，或者更准确地说，延用至今的现代国家概念开始形成（在匈牙利，国家一词在“语言革新运动”后才出现，是对拉丁语“地位”和德语“国家”的本土化）。
当时，虽然君主专制仍然存在于欧洲，但一种与以往政体基础迥然有别的新理念出现了：君主须以服务于国家利益为职责，谋求公共利益。这一原则随着法国启蒙运动而进入巅峰：国家公民一律平等；国家具有为公民服务（以公共利益为依据）的职责。由此，君主专政的“帝国式”建制被废黜，取而代之的是民族国家体制。
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这位学者认为：“在国际政治中，任何人都不可能垄断武力的使用，[…]这是一个自助的领域”[3]。启蒙运动揭开了建立合作和协约组织的序幕，成为在新的“社会契约”框架内重建国家制度的历史时期（霍布斯、洛克、卢梭）。
在19世纪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相继出现：一方面，政治现实主义学派主张有远见的大国以独立充实的军事力量和国防潜力保护本国公民；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学派则坚持全球社会理念和国际组织的凝聚作用。
在那些寻求独立发展的国家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日本。最初，在20世纪30年代，它的外交政策旨在扩张领土；随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这个军事力量受到限制的岛屿国家发展为一个贸易大国。这种“转变”尤其在小渊惠三首相的任期内进入巅峰。在20世纪90年代末一次关于亚洲前景的会议上，这位首相表示：“我深信，人类应该进行有创意的生活，以求生存免受威胁，尊严免受损害”[4]。
然而，权力毕竟是采取决定和保障其实施的基本前提，也是政治人物的目标：他们不仅需要获取权力，还必须懂得如何在别人面前操纵这种权力。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定义，“权力[…]是一种可能性，是获取某些人对具有某些特定内容命令的顺服”[5]。可见，这位德国社会学家将权力视为一种工具。正如他经常说的，权力是一种机遇：即使在遭到反对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借此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他人。
鉴于上述原因，对他人的责任、全球民主化、世界主义等道德性问题正在国际政治中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为了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以相互责任为指导精神而成立的国际组织大量涌现（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
人际友爱的时代？
“国际援助”是指国家官方机构以及非政府宗教或民间组织为增进其他国家、社会代表或宗教机构的能力而向其提供资源、资金、物质、援助、专业或技术支持的合作关系。“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是这种合作中的一种形式，专指在人道或自然灾害期间的支援，或是为巩固和恢复发展而提供的支持。
这些援助的主要方式是捐赠、信贷、具体项目和计划的实施以及实物救济。在通常情况下，需要帮助的一方（受援者）提出自己的请求，援助者（捐赠者）在不要求回报的条件下提供援助，以满足对方的需求。援助行为的指导是捐赠者的利他主义，因为捐赠有时须在损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进行（捐赠者不仅无利可图，还必须承担各种费用、工作和辛劳）。通常，这些人受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和良心的驱动或是宗教原则的指导而主动采取行动，是责任担当、向善和爱近人的具体表现。
然而，符合上述描述的援助关系实际上并不多见。例如，在双边援助关系中，捐助方通常会将援助与满足自身利益的条件挂钩。因此，在这种类型的合作过程中，即使援助者的需求有时并非不可理解，但毕竟违反利他主义的原则，牵涉到强权因素的出现。
于是，我们需要澄清一个基本问题：从哲学角度出发，援助的性质是什么？或者更通俗地说，援助的目的是什么？
援助的目的
其实，提供援助的动机形形色色，取决于时期和国家（往往还有捐助者）等不同因素。我们不妨试问，尽管表现形式错综复杂，但是，那种立足于单方情况并受利益驱使的方式是否可行？毕竟，从广义上来说，援助的本质应仅限于以物质或文化产品救助那些处于困境需要帮助的人。援助是一个给予者不求回报的举动：他所做的贡献是直接的个体的付出，接受者是直接受益人。
正义这一观念是柏拉图思想中的伦理基础，并在其后的法律和国家理论中相继得到认可。根据乌尔比安（Ulpian）的定义，“正义是授予每个人以固有权利的恒久不变的意愿”（Iustitia est constans et perpetua voluntas ius suum cuique tribuendi）。根据基督宗教及其道德观念的界定，在天主创造的背景下，正义是一种公平的分配行为（iustitia distributiva），据此，我们理所应当给予近人（天主按照祂的肖像创造的）以人类尊严之所需。
因此，在基督宗教思想中，社会正义是一个传统的基本原则，是一种自然的道德法则和枢德之一，并在其行使过程中与智德（prudentia）相辅相成。通过这些美德，我们在爱德的辅佐下，以理性努力提升他人。对此，圣多玛斯∙阿奎那以“人际友爱”（dilectio socialis）一词表述根据基督宗教社会正义训导向他人伸出援手的行为；通过这种人际友爱，人可以在自由中自我实现[6]。
人是社会人（socii）；因此，个人和团体在社会中相互依存：这是圣奥斯定对国家正义的描述。他指出，政治团体如果缺乏社会正义–即其结构和性质的必要前提–就不过是一群无赖： “如果不尊重正义，国家不是一群盗贼又是什么？”[7]。
关于以人际友爱为社会伦理的最高普遍性原则，教宗比约十一世进行了这样的反思：“大众机构，更准确地说，整个社会生活的机构，必须以社会正义为指导；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正义的有效执行，这意味着以正义为依据构建整个经济系统必须遵从司法和社会秩序。人际友爱应成为这一秩序的灵魂，公共机关必须确保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和维持”[8]。
全球合作的抉择
进入20世纪之后，基于利他主义精神的国际援助从漫长的沉睡中苏醒过来。最初，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于1949年1月20日在其第二个任期就职典礼上发表了“第四点计划”[9]。这篇讲话为以新视角与非西方国家建立关系奠定了基础。他声称，这项“大胆的新计划”很快便会展示其效益。此外，因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而得名的欧洲复兴计划为实施上述观念提供了一个有效架构，通过世界性援助体制为促进国际发展提供了保证。在同样的思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合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相继确立了它们在国际发展中的实践[10]。
事实上，“马歇尔计划”中设有一系列重要的援助条件，其中最关键的是缔约者必须遵守与美国公司合作的要求[11]。可见，这项庞大的美国补贴计划中含有与国家安全和安全政策息息相关的利益因素，“特别是在1961年以后，虽然官方再三强调道德和人道主义动机，但实际上，国际援助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12]。后来，冷战结束以后，慈善情怀和商业性目的才逐渐成为国际援助的主要动机。
更多的国家力争在二战后加入西欧联盟，其中包括德国：这将对它在随后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内的外交和国际援助政策起到重大作用；英国和法国的外援重点集中于前殖民地，它们将援助那些曾经属于“国家主体”的新生独立国家视为道德义务；“北欧国家取得了持续的巨大经济增长，其国际援助计划政策以明确的道德和人道主义义务为宗旨，以富国理当援助穷国为基本思想。也就是说，这种思维方式当时已成为北欧福利国家的启示，它们的发展目标聚焦于改善国家人口中贫困和资源匮乏团体的条件”[13]。
尽管以满足受援者需求为唯一依据已成为享有普遍共识的援助原则，但当我们将一切相关利益、动机和优先性考虑在内时，就会发现：无条件和不求回报的援助实际上甚为少见。在通常情况下，提供援助的想法似乎往往兼顾援助者自身的愿望及其满足受援者需求的人道主义目标。1969年，“皮尔逊委员会”发现，援助项目在道德层面外也同时含有巨大的商机，实际上在长期内有助于增强援助者的实力[14]。对此，勃兰特委员会（Commissione Brandt）在专门分析之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并进一步指出，对南半球国家的持续援助导致了它们对援助的依赖，这种依赖为北半球援助国提供了稳定的来源，成为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催化剂[15]。
以利益换取权力
在援助关系中，捐助方会从受援方获取相当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者始终是依赖于捐助者的弱者。受援方从捐助方获得有条件的帮助（往往通过详细的规定，而且通常是在认捐后制定），必须对落实情况提供详细汇报，尽量满足捐助方的评估和期望。这种情况无疑是一种脆弱的依附关系，就好比个人层面上处于被动地位的病人：由于对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和技术能力的依赖性，患者总是相对脆弱的一方。至此为止，我们尚未触及援助双方在期望上的一致性。
与此相关的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需援助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条件。例如，由于缺乏运输工具和相关服务、供应部件、当地安装等条件的阻碍，一些国家的经济主体虽然有意提供援助，却受到以上条件的限制。因此，很多时候，捐助方对需求的回应实际上无法达到“援助的一致性”。如果在援助招标或项目中的具体规定（如经济条件、透明度等）在实际中无法落实遵守，那么这些条例就毫无意义。毕竟，受援方的实际需求无法根据捐赠者的意愿和逻辑而转移。在这种情况下，援助者应以充分的责任感和更大的灵活性适当调节自己的预期。
另外，同样关键的一点涉及服从捐赠者价值观的要求。如果认捐者需满足某种道德或政治方面的要求，这将有可能构成一道障碍。在这方面，最常见的问题是财政和经济透明度、问责制、遵守西方财政业务标准或对民主政策的期望，但有时也牵涉到人口或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然而，北半球的民主模式及其社会组织体制往往只在自身环境中有效，而不能被照搬到南半球国家[16]。某些“西方”思想方式很难与“东方”观念相融合，不适用于被援助的地区。就此，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敏锐地指出，这里处处涉及到一个广泛的责任问题；艾伦∙瑞安（Alan Ryan）在其《政治思想史》（Storia del pensiero politico）中指出，亲身经历的实地工作经验告诉他，各国家和组织机构决不应以道德优越感或自以为是的态度行事[17]。
结论
总之，国际援助是一个多面性问题，其中也不乏持极端立场者：例如，曾就任于撒切尔政府的匈牙利人彼得∙鲍尔（Peter Bauer）和后来的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8]分别对援助的道德基础加以否认。他们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具有任何帮助他人的道德义务；物质分配的理念，作为一项原则，仅仅适用于解决由于不公正而造成的不平等。鲍尔不仅认为长期的援助会使受援国陷入恶性循环，即陷入依赖援助的陷阱，而且还断然驳斥发达国家的援外政策。他认为，各国生活质量的差异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结果，它取决于个人承诺和努力[19]。
正如约瑟夫∙奈在其前述著作中所言，所有这一切都凸显了国际关系体制以及其中的国际援助的复杂性：各种分歧不仅存在于对援助的请求中，更明显地表现于不同回应中。尽管各种原则和方式各持己见，根植于基督宗教的“人道主义必要性”已于20世纪的社会中浴火重生：一切有意提供国际援助的主体，必须尽可能使弱势群体免受更多的苦难，在各自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受援者乐于接受的妥善形式，为向有需求的人提供援助做出贡献。
- Cfr P. Engel, BeilleszkedésEurópába, a kezdetektol 1440-ig, Budapest, HáttérLap- ésKönyvkiadó, 1990. ↑
- Tucidide, La guerra del Peloponneso, Milano, Rizzoli, 1985, vol. II, l. V, 88-101, 935-945. ↑
- J.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College, 1993, 3-10. ↑
- K. Obuchi, «Opening Remarks», in JCIE (The Asian Crisis and Human Security. An IntellectualDialogue on Building Asia’s Tomorrow), Tokyo, Jcie, 18 s; cfr www.jcie.org/researchpdfs/crisis_human_sec/3_Part%201.pdf ↑
- M. Weber, Economia e società. Teoria delle categorie sociologiche, vol. 1, Milano,Edizioni di Comunità,1961,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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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rH. S. Truman, The Point Four Program, in www.trumanlibrary.gov/library/online-collections/point-four-program ↑
- CfrM. Gronemeyer, «Helping», in W. Sachs (ed.),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London – New York, Zed Books, 1992, 55-74. ↑
- Cfr G. Behrman, The Most Noble Adventure: 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st-War Europe, London, Aurum, 2008. ↑
- J. Degnbol-Martinussen – P. Engberg-Pedersen, Ai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New York, Zed Books, 2003, 8. ↑
- 同上，第9页。 ↑
- Cfr L. B. Pearson, Partners in Developmen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 1969. ↑
- . CfrJ. Degnbol-Martinussen – P. Engberg-Pedersen, Aid…, cit.见J. Degnbol-Martinussen – P. Engberg-Pedersen, Aid…, cit. ↑
- CfrK. Griffin – J. Knight (edd.),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1990s, London, PalgraveMacMillan, 1990. ↑
- Cfr A. Ryan, Storia del pensiero politico, Torino, Utet, 2017. ↑
- Cfr F. vonHayek, «Il miraggio della giustizia sociale», in Id., Legge, legislazione e libertà, Milano, Feltrinelli, 1973. ↑
- Cfr P. T. Bauer, Dissent on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7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