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费尔南多·德拉伊格莱西亚·维圭利斯提（Fernando de la Iglesia Viguiristi S.J.）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两年多以来，大流行病一直在动摇全球经济的根基。无人能够预见这一疫情或是预测它对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生产及对运输的影响。此外，在最近数月中，能源市场和原材料市场持续紧张，前者正经历着向碳中和艰难而昂贵的过渡，后者则由于供不应求而价格飙升。
如果说这一切已然造成了一场真正的风暴，那么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及随后的武装冲突更进一步加剧了这场悲剧。虽然由此而生的初期灾难性经济后果已是有目共睹，但除此之外，等待我们的将是一个加速迈向世界新秩序的进程。
这场大流行凸显了迄今为止生产模式所基于的过度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固有的局限性，也反映了高度依赖中国经济巨人的相关风险。就中国本身而言，它正在保持已有世界市场主导地位的同时努力提高自给自足水平。这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和美国的经济脱钩。倘若制裁真的能够巩固俄罗斯的经济孤立状态，世界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新丝绸之路”将面临怎样一个前景？我们是否会走向一个重新界定的全球化，转入一种独立性日益增长的区块化格局（并因此而区域化），并在经济动机之外对道德和安全准则赋予同样的关注？在此，本文试对我们即将面临的新形势进行若干思考。
新冠疫情使全球大型供应链陷入危机
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增长将受制于因供应链变化而导致的供应方问题。许多观察家在此前指出，世界经济将在大流行病危机之后短期内得到恢复，这将是一个过渡性问题，一种复苏。然而，供应链参与者却再三表示，供需之间的短缺、延误和不平衡等问题将在2022年的未来几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里持续。
人们吃惊地发现，原材料及半导体等中间产品以及依赖于它们的最终产品的短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便。一个真正的供应危机正在导致近乎所有行业中的延误和价格上涨。在盖洛普公司（Gallup）去年8月份于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中，6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过去两个月中未能购买到选中的某一产品，57%的受访者遭遇到订购商品交货严重延迟的情况[1] 。世界领先的汽车制造商丰田公司于2021年9月10日宣布，由于零部件（尤其是半导体）的供应问题，该财年的汽车产量将比预计减少30万辆（从930万辆减少到900万辆）[2] 。
其实，在弗拉基米尔·普京2月24日下令武装入侵乌克兰之前的形势已经预示了战争经济的可能[3] 。新冠病毒引发了一场具有破坏性和持久影响的冲突，并因此而被称为“无形的敌人”。这场大流行病在两年中蔓延全球，造成愈2.5亿人被感染，500万人丧生。尽管为遏制病毒而作出的努力前所未有，但它仍然在其他领域也带来了令人震惊的巨大影响，例如贸易领域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
在封控措施使商业陷于瘫痪期间，数百万消费者的消费受到限制，他们被迫足不出户，不仅必须放弃前往餐馆和观看演出，也无法休闲旅游。远程工作形式被普遍推广，应运而生的商品需求也随之指向对居家办公家庭环境的改善。一方面，这种需求由消费者的出行受限和恐慌造成；另一方面，它因国家补贴的刺激而被促进。然而，工厂却在此时进入了关闭或降低生产率的状态。重新跟上步伐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尤其是因为它们需要通过增产才能应对涌入电子商务渠道的出人意料且不断增长的购买潮。正是在这个时候，亚洲工厂因病毒传播而遭到被迫停工和能源供应中断。芯片制造商也无法向汽车和电子行业提供足够的材料，鉴于当时的不确定性，这些行业均在大流行期间减少了库存。虽然被抑制的需求在新冠疫情仍未被击败之前便得以释放，但由于工厂和港口持续不断的疫情，供应方的回应依然处于中断的困境中。
在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因大流行病而被迫关闭的工厂于2020年恢复了运营，但是，2021年期间的制造业活动有所放缓。工业复苏之所以放慢脚步，是因为电力使用限制措施所实施的能源削减，而造成电力短缺的原因是必须遵守对煤炭使用的限制[4] 。此外，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十个停靠港口中的八个，是航运业的神经中枢，但为了遏制传染，盐田港于2021年5月和6月进入半关闭状态，宁波港也于8月份短期关闭。
海洋，全球化的伟大盟友
海洋构成了名副其实的经济循环系统。世界贸易90%的运输量由巨型集装箱船、油轮、液化天然气船、谷物船或带制冷装置船舶完成。几十年来，海运业一直默默地充当着全球化的盟友。可以说，集装箱是全球化的象征。它的引入不仅简化了货运，也大幅度降低了运输成本，使货运量随之成倍增长。许多不参与港口装卸过程的公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些装满集装箱的海上巨人，我们的生活水平将会如何地迥然不同。唯有海运使人们当今的消费形式成为可能。离开海运，一切都会有极大差别：商品不仅更为昂贵，而且种类也绝不会如此丰富。
正在一切畅通无阻时，关于海运的两个现象使其走出了这一领域正常运营所固有的隐蔽性，从之前不可或缺的坚定盟友变为一个问题层出的伙伴。2021年3月，巨型集装箱船“长赐号”（Ever Given）在苏伊士运河搁浅，将这条世界贸易量超过10%的动脉通道阻断了6天之久。这艘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长400米，宽59米，吃水15.7米。3月28日，排队等候通过运河的船只达到369艘。这一事件所造成的贸易损失约计96亿美元，该事件将世界置于这样一个现实面前：仅仅一个因恶劣天气而造成的海上事故便可能扰乱整个供应链。
第二个事件虽不那么惊人，但其严重性却远远超过前者，因为它不属于偶发事件：数月以来消费回升、船舶空间不足和港口瓶颈不仅造成持续性严重延误，且导致航运公司漫天要价。在物资匮乏和时间紧迫之际，它们很清楚如何掌握自己手中的定价主动权。这使各公司的物流经理们陷入了一场噩梦。在无法预知订单何时到达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加倍投注，为积极储备和避免库存不足的风险增购，以至于造成海运运力不足并掀起了一场抢购集装箱的无情战争，最终导致不时发生的商品地上滞留的现象。
事实上，自去年夏季以来，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了货船拥堵，其中包括劳动力不足、运输集装箱设备短缺以及仓库超储，等等。与此同时，各港口相继进入崩溃的边缘，因为卡车司机短缺而无法及时疏通物流，卸下船的集装箱常常被滞留于码头。当空集装箱因不能及时归还而无法装载新的销售物资时，交货期就会被进一步推延。在一些已耗尽运营空间的港口，一排排等待停泊的船只有时需要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靠岸。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延迟不仅影响到产业链，而且造成一个巨大的滞留局面。对此，一些人一方面谴责那些从中获取暴利的公司，另一方面则归咎于需求的过度增长：这种需求似乎已超出系统的承载力极限。若想提高这种承载力，需要投入的将不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时间。
值得回顾的是，目前物流生态系统的发展旨在养活“美国这一消费的牛头人”，这一源自詹姆斯·加尔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之口的说法也曾被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重申[5] 。四十年以来，这个贪得无厌的牛头人不断吞进日本、韩国、中国及其他国家所生产的消费品。为了满足其胃口，世界已经建立了一个由港口、船舶、更多的港口、仓库、存储码头、道路交叉口和铁路线组成的全球性迷宫。实际上，输送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自进行。在今天的全球化体系中，组装一台简单的洗衣机需要来自十几个国家的部件才能完成，任何障碍都会造成延误。牛群的前行速度总是受限于最慢的水牛的速度，因此，哪怕是来自台湾的一个芯片被延迟，产品便无法投放市场。因此，政府的作用其实是次要的，即使类似美国总统乔·拜登所采取的措施，强迫港口及该行业公司实行每周七天全天工作制可能会有助于缓解这种情况。
强迫人们工作不过是空谈而已，因为整个大流行病后的议程所依据的实际上是一些刺激需求而不鼓励工作的政策，这使供应方的不足愈发可以预见。众所周知，如果人们有更多的金钱，就会减少工作量；如果工作的回报更高，就会更多地参与工作。去年夏天，大家都很清楚地看到，那些领取失业补贴的人，由于这一补贴高于他们工作时的收入，他们不会重归就业市场。这个问题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在美国，招聘广告愈1000万，但寻找工作的人只有600万。总体而言，在职和求职人数共减少了300万，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稳定的63%下降到可怜的61.6%[6] 。
质疑新自由主义生产模式
近几十年来，生产过程因产业转移而分散于各地已成为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7] ，而瓶颈和价格飙升则凸显了与扩展全球供应链相关的风险，而全球供应链建立的初衷却是基于经济效率原则。此外，除了上述显著问题，另一个事实是供应链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社会成本增长[8] 。直到几个月前，这些问题仍未得到立法者的关注，而对此表示忧虑的主要是学者，他们正在研究哪些是与这一全球化特征相关的可能效益及潜在风险。这种情况如今已有所转变：现有供应链中的瓶颈正在造成短缺并加剧通货膨胀，这已在全世界引起立法者的担忧。
拜登政府的反应集中体现于认识到供应链在未来经济安全中的重要性。2021年2月，总统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一些联邦机构对美国主要供应链进行全面审查，以便认清风险，克服脆弱性，为提高复原力制定战略。他引用了一个古老谚语：“少了一个铁钉，丢了一只马掌；少了一只马掌，丢了一匹战马”。这首童谣继续下去，直到失去的是王国，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我用王国换一匹马！哪怕是产业链一个环节上的小故障，都会影响到美国的安全、就业、家庭及社区。
去年6月，白宫发布了一份题为《建立有弹性的供应链，重振美国制造业，促进广泛增长》的百日报告[9] 。文告指出：“大流行病及其造成的经济混乱暴露了我们供应链中的结构性弱点。新冠疫情紧急事件对包括基本药物在内的一系列医疗产品的需求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对美国医疗系统造成了破坏。随着人们转向居家工作和学习，这一情况导致了全球半导体芯片的短缺，影响了汽车、工业和通信等类产品。2月，因气候变化而加剧的极端天气事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短缺。最近几个月，美国经济的强劲反弹和需求模式的转变使其他关键产品（例如木材）的供应链变得紧张，并增加了美国运输和航运网络的压力”。
这一评估的重要贡献尤为突出地体现于对全球供应链带来巨大社会成本的关注：“多年来，我们的公共政策和私营部门对国内产业的态度一直是将效率和成本控制置于安全、可持续性和复原力之上，因而导致了供应链中的风险”。疑问于是转向超极全球化的输送线路以及它们是否真的是实现经济效益的最佳途径。供应链的复杂性越高，经济风险也就越大。任何一个环节的断裂都会影响到整个产业链，并在出现某种必要货物的突然短缺时导致价格飙升。最糟糕的情况是，产业链中某个环节出现的故障会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其他公司崩溃，致使整个行业陷入瘫痪。显然，与此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在金融体系中发生，一家银行的倒闭会导致其他银行无清偿能力甚至破产，正如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的相继事件。
另一方面，欧盟以《欧洲芯片法》作出了回应，以面对半导体的短缺问题。欧盟将在2030年前投入愈430亿欧元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使欧盟芯片产能达到目前的四倍[10] 。
新全球化中的全球价值链
我们是否正在走向一种“去全球化”？虽然最近这个词汇变得很时尚[11]，但去全球化过程将带领世界经济步入彻底内卷化这一说法未免过于夸张。无论如何，就产业而言，组成价值链的标准正在发生变化。直到不久前，起着主导作用且近乎唯一的标准是效率：部分生产程序因此而向其他国家转移，以降低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极端自由主义塑造了我们的经济现实并使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但这一模式似乎已接近终结。正如我们上文所言，新冠大流行病对这种模式带来了决定性打击，凸显了其中的隐患；此外，与其并行的还有地缘政治发展趋向，其中首先是中国选择使其生产独立于西方，尤其是摆脱对美国经济依附[12] 。
这一切意味着重新塑造全球化，选择一个不仅旨在实现效率目标，而且同样关注复原力、重要经济部门的安全控制以及伦理道德及其他因素的模式。此外，可能发生的地缘政治冲突（中美贸易战、伊朗、目前的乌克兰战争等）以及各种自然灾害构成促使人们寻求更大供应安全的其他因素。新冠疫情突出体现了经济中的相互依赖性。如今，欧洲在医药、化工和电子领域对中国进口的量需求很大，特别是价值链中的非高技术零部件产品。关键的是，当今的欧盟实际上在电子、化工、矿物-金属和医药等103个产品类别具有对中国进口的严重战略依赖[13] 。那么，正在出现的变化是全球化固有的演变结果，还是由于公共当局终于开始着手治理？我们认为这两个因素兼而有之，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极端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都不可持续。它不符合基本的伦理道德标准。
德国已经通过一项新法规，要求各商业机构为各自的供应链制定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守则。大型公司必须加强对这些产业链的了解和管理，以免出现使用童工、侵犯人权以及违法工作条件等现象。欧盟正在为本辖区制定一个类似的全面尽职调查系统，以保证一个在民主国家似乎已势不可挡的进程。美国颁布了一部《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该法规以强迫劳动在新疆的使用已被证实为由，规定禁止进口来自该区域的产品[14] 。此前，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业已提醒人们注意，全球化将由我们自己来实现，并表达了治理全球化的紧迫性。
如今，我们已不得不面对价值链的转变。这似乎并不是说走向捣毁它们的道路，或者说生产活动必须迁回其原籍国，而是意味着努力缩短价值链，采取就近生产或区域化的选择。寻求更大弹性似乎带来了更大程度的供应多元化和更高的储存水平。在公司的库存政策中，及时（just in time）战略正在让位于一种新方式。这将导致更高的成本，也可能会减小国际贸易的优势。总体而言，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更趋于平衡的全球化，在企业生产活动所需商品及服务（包括天然气和石油）的供应链中，在考虑效率收益的同时，对其他因素的关注正在日益增长，其中包括地缘战略、安全、道德以及复原力。
另一危机：能源供应
去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在格拉斯哥举行。尽管许多国家早在会议召开之前便已宣布雄心勃勃的减排计划，但这些计划大多指向未来的一定时期，大约在2050年甚至2060年。与此同时，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政府正面临着由天然气和石油价格上涨而引起的能源危机。由于多年的化石燃料价格低廉，再加上对污染排放行业监管力度的增强，自然抑制了对化石燃料的投资。然而，随着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正在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复苏，又恰逢北半球的气温低于往常，化石能源价格已被推至十年来的最高水平[15] 。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果
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的迫切问题是西方能否在上述背景下具体应对绿色转型的挑战，而当前的严峻现状则更是雪上加霜。面对其东部边境的战争，欧盟以特别协议和极为坚决的态度作出了异乎寻常的迅速反应。对乌克兰的入侵是一个转折点。无论战时长短，这场战争都将造成持久后果，影响到欧洲在未来几年以至几十年的政治抉择。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这场战争对欧盟造成的以下重要经济影响：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俄罗斯将被排除于这两种资源的供应商之外，而欧洲目前从俄罗斯进口的这些能源在其需求量中分别占比40%和三分之一；为实现能源独立而采取的昂贵措施；世界粮仓粮食供应的中断提高了小麦、玉米、大豆以及铝和镍等金属的价格。另一个直接影响是来自俄罗斯的旅游人数急剧下降。此外，还要加上因难民涌入而造成的费用以及国防开支的增长。据估计，这些直接影响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将达到2022年欧盟GDP的11.4%[16] 。对于某些贫穷国家，粮食价格的上涨已经达到无法担负的水平。令人担忧的是，如果乌克兰的土地无法得到耕种，也就无法装满粮仓，我们很快就会面临人道主义危机[17] 。联合国官员德洛马·奥索里奥（Gabriel Ferrero de Loma-Osorio）指出，乌克兰是粮食和肥料主要生产国，那里的战争进一步恶化了本已因大流行病而加剧的全球饥饿问题[18]。
经济放缓的程度及严重性将取决于战争的持续时间，但这并非唯一原因。西方制裁可能在冲突结束后依然持续，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俄罗斯的经济秩序将被打乱。鉴于俄罗斯将继续与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靠拢，在世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之际，世界格局将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
那么，是否可能阻止这种毫无意义且极为危险的争端？中国是否会充当调解人？急于结束乌克兰血腥战争的西方领导人对此寄予希望。习近平指出，中国对欧洲重燃战火表示遗憾。欧洲试图说服中国出面调停，这既表明别无选择，也意味着这是一种可能性，因为中国不仅与俄罗斯山水相连[19] ，采取不干涉和尊重国家主权的政策，也需要使制裁将对莫斯科造成的影响最小化。此外，这场战争也打乱了北京的计划，使习近平投注于乌克兰的百万美元岌岌可危[20] 。中国实乃乌克兰主要贸易伙伴，乌克兰与波兰一起构成“新丝绸之路”通往欧洲的门户，并因此而成为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的接受国，其中仅2018年在黑海港口的投资额便高达70亿美元。2013年，中国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购买的可耕地愈29000平方公里，相当于乌国总额的9%。这是中国因人口众多而对各非洲国家使用的同一政策，旨在确保粮食及其他食品的供应。该协议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境外农业项目[21] 。
一个新的全球秩序？
当前，以下事件正在同时进行中：极端自由主义模式中的供应链危机；本已存在并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雪上加霜的能源危机[22] ；西方对普京政府的制裁虽旨在孤立俄罗斯经济，却已表现出对欧洲的明显负面溢出效应，并可能增加莫斯科对北京的依赖性；中国自身发展正采用双循环战略，以求在一个更加敌对的外部局势下加强自给自足，这将导致其进口呈现下滑趋势。
很明显，旧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非洲的自身问题正在不断加剧；中国处境为难；印度由于失去莫斯科支持而在敌对邻国巴基斯坦和中国面前力不从心；欧盟正在致力于自身的全球角色；美国正以自给自足和国家安全为目标迈向脱离中国的方向；拉丁美洲仍在遭受全球经济萧条的破坏性影响。艰难时刻已经到来，不可否认的经济危机将有助于一个新版的全球化。我们祝愿：让枪声早些沉寂下来，让未来带给我们和平与美好！
- 参阅L. Saad, «Most U.S. Consumers HaveFelt Supply Chain Problems», in Gallup (news.gallup.com/poll/353312/consumers-felt-supply-chain-problems.aspx), 11 agosto 2021. ↑
- 参阅Toyota, «Changes to Production Plans for September and October 2021», 10 settembre 2021 (global.toyota/en/newsroom/corporate/36003677.html). ↑
- 参阅M. Spence, «Perché le catene di approvvigionamento sono bloccate?», in Project Syndicate (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prevent-future-supply-chain-disruptions-using-ai-models-by-michael-spence-2021-11/italian), 3 novembre 2021. ↑
- 参阅L. de la Cal, «Apagón chino en los radares de la navegación internacional», in El Mundo, 27 novembre 2021. ↑
- 参阅J. K. Galbraith, «The Choking of the Global Minotaur», in Project Syndicate, 11 novembre 2021. ↑
- 参阅J. Cochrane, «La vendetta dell’offerta», in Project Syndicate (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supply-shortages-inflation-result-of-
government-policies-by-john-h-cochrane-2021-10/italian?barrier=accesspaylog), 22 ottobre 2021. ↑ - 参阅K. Reinert,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232-2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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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阅«Slowbalisation. The steam has gone out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Economist, 24 gennaio 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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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阅«Después de la pandemia, la guerra en Ucraniaagravaelhambremundial», in Chicago Tribune (www.chicagotribune.com/espanol/sns-es-despues-de-pandemia-guerra-en-ucrania-agrava-hambre-mundial-20220310-kp7u6srrzzem7jgddo6kfogu2q-story.html), 10 Marzo 2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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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阅Á. Moreno, «La guerra trastoca los planes de China: la apuesta millonaria de Xi Jinping en Ucrania», in El Economista (www.eleconomista.es/economia/
noticias/11648099/03/22/La-guerra-trastoca-los-planes-de-China-la-apuesta-millonaria-de-Xi-Jinping-en-Ucrania.html), 4 marzo 2022. ↑ - 参阅D. Yergin, The New Map: Energy, Climate, and the Clash of Nations, New York, Kirkus Books, 20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