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何塞·依纳爵·贡萨雷斯·法乌斯（José Ignacio González Faus） 当今科技的进步让医学得以延长人的寿命，但无法改善生命的品质：很多时候，医学仅仅能够延后死亡。于是“安乐死”（eutanasia）这个名词由此产生，它与其说是善终，更好说是安稳地走向死亡；也因此要求“有尊严地死亡的权利”。这个权利，根据人自私的推理，将尊严与没有疾病感和不需要他人相助混为一谈[1]。
本文不涉入特殊问题[2]，仅限于观察我们所描写的状况已经改变了我们对一个人生命结束的看法：我们把死亡视为更像是“走出”（uscire da）而非“抵达”（arrivare a）。探究一下这第二问题该是有益的事。
传统说的“安息”（riposo）这个名词仍然存在。然而人们一般把这个“安息”视为入睡（得如此深沉，连梦也不会做），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圆寂（pianezza autentica）：一如沉睡在冥冥中，而非“永恒的安息”（riposo eterno）。
躯体：是监牢或是辉煌
上面提到的内容建议我们在大致探讨“抵达”被视为圆寂之前，不妨先来反省一下身体和它的自然退化（这和前面所说的似乎矛盾）。在这里，我们也遇到涉及與整个人有關的典型辩证法。的确，在柏拉图时代，他和徒弟们都在說人的躯体如灵魂的监牢。今天，我们一方面对青春以及它的承诺（事实上很少兑现）充满崇拜和景慕；另一方面又对生命事物的无常（caducità）感到恐惧（我们宁愿视而不见）。这一切都导致我们鄙视希腊人，不以为人的躯体是监牢，而是灵魂的表现。也因此，我们创造了不断出现的格言：我不是“有”一个躯体，而就“是”一个躯体。
就如经常发生的，这里有个无法相容（传统学者称之为“下反对关系，subcontrarie”）的半个真理在争论。古希腊人早就对人的躯体有所惊叹：普拉西泰勒（Prassitele）和菲迪亚（Fidia）两位大雕刻家以及对理想的身材到底要有七个或八个头、而乳房究竟应该有这种而非他种形状的考究就是证明…。然而当知那个时代人的生命短促得多。我们应该意识到，面对有朝一日可能坐在轮椅上和穿着尿裤过日的情况，那时谁还坚持说“我们是（躯体）”，当他的躯体正在告诉他“我们是个拙劣的作品”。圣咏作者如此祈祷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我年老时，求你不要抛弃我，在我气力衰弱时，不要远离我”（咏71，9）
所以，我们应该力求整合而避免对立。为我们西方人来说，辩证的思想和感受是多么困难啊！我们传承的笛卡尔主义（cartesianesimo）始终要求我们寻找“明确的理念”（idee chiare e distinte），但这只能在真理碎片变得更广阔、更综合和更完整之中寻觅。尽管柏拉图不以为然，但毫无疑问物质本身不是坏事，只不过它是呆滞的，必须赋以活力。躯体能够是一种表现，却也是个监牢。从这里就产生“死亡如解放”所激起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是否应该满足于死亡一如“从”什么事物中解放出来的观念，或者是否存在某种可能性谈论死亡乃“为了什么目标”而解放，换句话说，我们直觉到或猜测到有身后的世界存在。实验科学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超越了它的能限；不论谁承认或否认这个事实，我们都可以反问说：你怎么知道？
死亡：出路或终点？
我们可以借用西班牙诗人何塞·玛利亚·巴尔韦尔德（José María Valverde）为他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朋友所写的几句名言来重组这个基本问题：那位朋友，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和慈爱的父亲，怎能不希望自己百年之后在爱和被爱之事上有明显地异化变质（alienazione）？
巴尔韦尔德采用马克思主义者典型的词汇称死亡为“异化”（alienazione）。然而他完全改变这个如此带有马克思主义意味的词汇，使之不再具有惯常的“去个人化”（spersonalizzazione）的含义，而是具有某种所谓“不相容，反对”（alieno）、意料不到的东西。这里就表达出两个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而且似乎难以相容的经验：那属于“永恒”（eternità）的可以在爱中窥见，和那属于“易逝短暂的”（caducità）可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出来。
这个观念可以从既无实质意义又普遍可见、无法消除的活动仪式中看到实例，如以花卉装饰坟墓和探访墓地等等。我们予以做个简短的分析：谁不论因着何种理由而相信或不相信，都得承认逝者一点也不在坟墓里留下任何真实的东西；所谓“遗体”，对我们似乎更具教育的意义。举个西班牙著名的例子，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葬在所谓的“烈士谷”（Valle de los Caidos）这件事或可被视为令人憎恶的。主张“必须把佛朗哥遗体迁离那里”，即使是以最无知的语调表达，却也反映无意识的顽念，以为“某些东西仍留在那里”，这与四旬期旧礼仪所表达的 “你是灰土，仍将归于灰土”的思想正好相反。
好在今天我们不再像原始文化时代为亡者准备食物，一些进步我们倒是做到了。但不可动摇的信念仍然存在，即坟墓那里不只存留着纪念，某些事物仍存在那里。就因为这个奇怪的信念，使人们有理由耐心排队等待了32个小时，只为向已不在那里、但仍渴望有些事物，即使“微小的”，还存在那里的英国女王“告别”。或许我们可以如同巴斯卡（Pascal）一样说，人心有些理由是理性不能了解的；或者可以说感情和景仰的经验给我们敞开了易于跌落的深渊，但并不因为如此而以为深渊不实际存在，正好相反。
以上所说的使我们相信：我们绝对找不到这两个对立经验冲突的解决之道。比方说，我们西方人相信灵魂永存不死的哲学（认为灵魂乃造物主“赋予”人体的，而非出自人体本身）。这不只是因为这个哲学的答复所涉及的二元论，更因为我们所处的空间监牢阻止我们超越它来思考。
为此，我们问题的真正答案或许不能在不朽（immortalità），而该在复活（risurrezione）这条路上找寻：为基督信徒来说，这个答案可在圣保禄所肯定的“受改变的身体”一如恩典[3]，并由纳匝肋人耶稣所揭示的复活乃死者的“初果”（格前15，20）中找到。不以基督信仰奠定希望的地方，那里的答案只能从直觉的希望中获得，因为现世生命的亡故无法消除我们常怀的永恒不朽的观念。换句话说，在这方面，所有的知识都同样没有定见；剩下的只有满怀希望的信德或缺乏基础但并不因此而不具理性[4]的打赌的希望这两条路可走。德奥多·阿多尔诺（Theodor Adorno）这位极富理性者的论断可作为例子：“死亡乃绝对的终结，这个思想无法彻底了解”[5]。总之，有某种东西是极其重要的：在这两种思想看法中都涉及“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信念”（una fiducia che non immagina）；事实上，我们贫乏的想象力总是伤害真正的信念。圣奥斯定说：“我们生活，我们爱，我们喜乐”。此外，不再需要什么。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真正的爱（l’amore autentico）在这些不同的思想立场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称之为“真正的”，因为这个爱“是无偿赠与的恩典（dono gratuito），而非谋求私利的占有（appropriazione interessata）”。当一个人去世后，我们感到遗憾在他生前没能更好地对待他，这种无偿的爱多少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或者当我们想到我们所爱而如今不复存在、不再成为我敌对的人时，我们似乎觉得比以往更爱他。
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的结巴
我们想到加布里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的一句格言：“爱一个人就像是对他说：你不会死”。加泰罗尼亚一首美好的歌曲也表达同样的思想：“我们想念你的微笑，因为你走了。但在因你离去而饱受剧烈痛苦的心中，我们隐约看到你的某些东西依旧留在我们这里”[6]。虽然经验告诉我们爱始终是脆弱、不稳定和短暂的，但它始终传递永恒中的一刹那（un coup d’éternité），正如一部著名电影所歌颂并传达的“比我们更强烈的爱”[7]。至于歌曲，我们不能忘记（西班牙古典抒情轻歌剧）“Zarzuela”的咏叹调：“涌向大海的溪水不会再回流；我的情感也是如此…”[8]。尼采（Nietzsche）也直觉到类似的事情，他如惯常那样断然地向他的琐罗亚斯德（Zarathustra）喊说“每个快乐都渴望是永恒的”[9]。然而西默内·维尔（Simone Weil）却予以更正，他更确切地强调：是不该受的痛苦在要求获得永恒的补偿[10]。
这样的事情也许很少发生，至少不至于公开如此。如果发生的话，就会传递我们前面称之为“直觉的”或“仍未证实的”赤裸裸的希望。反过来说，当所谈的是基于“某人”（在基督信仰上即指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所许诺的可靠的希望时，我们都知道我们对所相信的并没有经验和具体的确证，耶稣曾说那些没见过但相信的人是有福的。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信德对我们的生命会带来后果。这些后果被那些想象“最后审判的结局若非天堂的赏报即地狱的永罚”的人描写得很糟糕。事实上，圣十字若望（San Giovanni Croce）曾以一句非常受用的话设法改良这个有瑕疵的说法：“在生命末刻，我们将在爱上受审判”[11]。
不过我们仍可以把那个有缺陷的说法重组的更好：相信复活将把人的生活改变为一种自理孕育（autogestazione）或“有意识的怀孕”（gravidanza consapevole）：人以其所为成为“其所是”。这就应验了希腊智慧独特的直觉：“你成了你之所是”（divieni ciao che sei）[12]；新约圣经也如此说：“我们是天主的子女，但我们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可是我们知道一但显明了，我们必要相似他，因为我们要看见他实在怎样”（若一3：1-2）。耶稣既是降生为人的天主子，祂的实际经验使得祂在复活后成为圆满的天主子。
此生的后果
这一切终究都要改变人生的价值。（法国女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内·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解释说，我们之所以关心人，理由在于“我们没有比人再好的”。这是从无信仰出发的逻辑论述。但在基督信仰的陪伴下，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个与之不同却更有力的论点：人文主义的理由是人的生命具有神性的价值（valore divino），他从基督的降生成人接受了“永恒的尊严”，一如教会礼仪所宣报的[13]。这个尊严带来实际后果，只是我们不一定常意识到而已。
“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这是在遭遗弃的时刻所发出的呼喊，把自己完全交托给天主。完全信赖，不再想知道什么。艾蒂·席勒斯姆（Etty Hillesum）的（经验）例子值得借镜，在开往奥斯韦茨的火车上，她完全信靠天主如她的磐石。我们的晚年就像一列复杂的火车，我们知道它将把我们带往何处，但绝不能与塞满犹太人开往奥斯韦茨的火车相比拟。为此，如果生命像有意识的怀孕，以自我重生为终向，则应该坚定地、有意识地准备好自己面对这个坚决献身的结局。死亡可能会在我们不自觉时突然来到，或因着生命的变故或因着医药的事故，所以我们应随时准备好接受它，但也必须怀着宁静和信赖来接受[14]。
作为附录
为了有助于进一步反省，我们可以再举出艾蒂·席勒斯姆的《日记》中的另一些话，作为本文所谈的希望的范例：“死亡是如此肯定的置入我的生命中，所以我视死亡和任何形式的毁灭为生命的一部分，藉以扩大我的生命。我不愿意因为害怕、不接受死亡，而把此生中的一部分交给死亡。正是这些恐惧和不接受死亡使大部分的人只满足于生命中那些微不足道、残缺不全的片断。几近矛盾地说：如果在生命中不接受死亡，我们就没有圆满地度此一生；反之，如果我们把死亡纳入生命中，我们就会扩展自己的生命，使之更为丰富…。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深入反省。突然间死亡进入我的生命，是那么简单、大方、自然，几乎不动声色…。最近我越深切感觉到死亡的临近，甚至在我最细小的活动和日常的感受中，都渗入了一丁点的永恒”[15]。
艾蒂也教导我们以另一种方式把自己献给死亡：在谈到亲爱的人和他们的去世时，我们可以将之从失落升华为恩典。即使她无数次坦称自己无法忍受朱利乌斯·斯皮耶（Julius Spier）的早逝，但在他亡故后她怀着感激之情写道：“是你释放了我的力量，是你教导我以自然的方式称呼天主之名。你是天主与我之间的中介，而今在你离去之后，我的道路直接指向天主，我觉得这是个好事。现在轮到我成为我所认识的人与天主之间的中介了”（1942年9月15日深夜）[16]。
隔天她又写说：“难道我应该显出悲哀或严肃的神情？我难过吗？我愿意双手合掌说：孩子们，我是如此地愉快和感激，我感到生命是这么地美好，充满意义。的确如此，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正依偎在我早逝的朋友的床沿，而且意识到在任何时刻我都有可能被放逐到陌生之地。我的天主啊，为所有的事物我是多么感激你。我将继续与活在永恒中的死者共存，并呼唤生者中逝去的那部分起死回生。于是，我的天主啊，除了生命，唯一伟大的生命之外，再没有别的”（1942年9月16日）[17]。
到头来，也只有诗可以表达那愿意表达某些伟大得叫我们如此卑微的人无法言喻的事。艾蒂没想到一年多过后，她赤身裸体安详地被带进奥斯韦茨集中营的瓦斯室，终于和朱利乌斯·斯皮耶相会。对此我们更可以说的是：我们心甘情愿赠与而非被迫拿出的，永远不会失落。这乃是爱的伟大奇迹。
- 关于尊严，艾蒂·席勒斯姆（Etty Hillesum）在她的名著《日记》（Diario）中有相当不同的看法：“痛苦并非没有人性尊严。也就是说：人可以有尊严地受苦或没有尊严的受苦。我要说的乃是：大部分西方人不懂痛苦的艺术，因此生活在无数恐惧的折磨中”（2 luglio 1942）（E. Hillesum, Diario, Milano, Adelphi, 1994, 136）。 ↑
- 参见 C. Casalone, «La discussione parlamentare sul “suicidio assistito”», in Civ. Catt. 2022 I 143-156. ↑
- 圣保禄说的复活起来的是“属神的身体”（格前15，44）这句话也有些模棱两可，至少为我们今天的人是如此，但他在设法解释这个问题。参见J. I. González Faus, La Humanidad Nueva: ensayo de cristología, Bilbao, Sal Terrae, 2000. ↑
- 为了指出这里不在谈纯粹的非理性，而只在谈超理性（transrazionalità），所以我们只想援引下面的资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并不认识卵子，理智和科学认为只有男性才有生殖力。仅有一些希腊诗人因着对（男女性别关系）真实和谐、相配的直觉，才认为女性对生育繁殖也具有某些作用，亦即女性不只是待播种的土地而已。最后，科学也承认那些先前被视为非理性者有道理。的确，问题就在于科学即使有其效用，但也始终是局部而非完备的。 ↑
- Dialettica negativa, Torino, Einaudi, 2013, edizione Kindle, pos. 6725. 阿多尔诺进一步说：“如果死亡是哲学徒劳肯定视为绝对的事，那么所有的一切应该是绝对的虚无”（见上列著作pos.6732）。然而身为不愿忘记奥斯韦茨（Auschwitz）经验的思想家，阿多尔诺随又引用瓦特·本加敏（Walter Benjamin 《da Le affinità elettive》）的一句话说：“只有那没希望的人，带给了我们希望”（见上列著作pos.6833）。 ↑
- X. Boix, La vall del riu vermell (1971). ↑
- 这里所提的是Claude Lelouch 1966 年执导的《一个男人，一个女人》（Un uomo, una donna）影片。 ↑
- Zarzuela类似轻歌剧，此处所指的是仅一幕的Los de Aragón歌剧 ，作曲者为José Serrano，剧本属Juan José Lorente。 ↑
- 尼采，《琐罗亚斯德如是说》（Cosi parlò Zarathustra），IV，12，Milano，Adelphi，1985，vol. 2, 392。 ↑
- 参见J. I. González Faus, «Mística y verdad; solidaridad y belleza», in E. Bea (ed.), Simone Weil. La conciencia del dolor y de la belleza, Madrid, Trotta, 2010, 87-94. ↑
- 参见圣十字若望著《光与爱的言语》（Parole di luce e di amore），57。 ↑
- Γένοι᾿, οἷος ἐσσὶ (Pindaro, Ode Pitia II, 72). ↑
- 圣诞期弥撒感恩经第三式。 ↑
- 昔日的敬礼建议我们经常向善终的主保圣若瑟颂念天主经。今天则可以找到比较有意识和自由的方式来做这样的祈祷。 ↑
- 艾蒂·席勒斯姆（Etty Hillesum）， Obras completes，Burgos，Monte Carmelo，2020，815=818。 ↑
- 见《日记》（Diario），cit., 196。 ↑
- 同上，2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