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与经历过纳粹占领和蹂躏的所谓“盟国”相比,美利坚合众国在国际新秩序的重组中无疑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三大战胜国(美国、苏联和英国)对世界进行了势力范围的划分,后来,这种划分在冷战时期变为即成事实。事实上,从军事、经济和政治角度来看,美国也是这场战争长时期的真正赢家。美国国土除1941年12月7日被日本偷袭珍珠港外从未遭受其他冲突的影响,也从未经历像世界其他地区那样的经济危机,相反,军工产业推动了钢铁等重要领域的发展。

此外,值得回溯的是,许多参战的欧洲国家,无论大小,当时均属“殖民国家”,它们拥有或控制着大片延伸至亚洲或非洲的土地,并从中获取经济发展所需的原材料[1]。就连当时的美国也正式拥有自己的殖民地–菲律宾,这是它于1898年对西班牙战争中所征服的土地,尽管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总统曾多次表示美国并不知道该如何做出相关处理:对于一个由多个州组成的联邦国家而言,这一问题更被视为一种窘境而非收益。

这表明了美国与英国等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别:虽然前者从后者那里继承了具有殖民本质的海上使命,但伦敦不仅从未奢望过“华盛顿赖以影响全球的那种普世救赎”[2],也未曾自诩为出于上帝旨意而注定要启迪和指引后世的“闪耀于山上的城市”[3]。毕竟,英国并不曾拥有美国在上个世纪所拥有的雄厚军事与经济实力,更不要说可与之媲美的软实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受欧洲政治与文化影响,美国效仿其他大国进行某种形式的领土扩张的假设尚未被排除。1940年,美国助理国务卿阿道夫·贝勒(Adolf Berle)公开预测,战争将使美国转变为“一个帝国强国,一个全球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4]。美国可能在战争结束之际吞并诸如法国以至日本等国家以及在亚洲或非洲宣称拥有殖民地的观点于今看似荒谬,好像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历史观,然而在当时,这并非不可想象,也并不被视为欠妥。事实上,这是德国和日本占领交战国时的一贯行径。更何况,美国也曾在以往对被击败的西班牙采取过同样的举措。因此,美国在当时既不吞并任何国家领土也不吞并其殖民地的抉择具有重大政治意义[5]

借助于这一抉择,美国开启了变革:它于1949年解放了最大、最臃肿的殖民地–菲律宾,与此同时,它迫使习惯于另一种行事方式的欧洲盟国放弃了大部分殖民帝国并遣散军队。这一切都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在短短几年内发生的,那是一种当时仍然存在于刚刚摆脱纳粹枷锁的欧洲国家的压力。

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数百万体格健壮的美国男子应征入伍,在急需“人力”的世界各地作战。事实上,据历史学家统计,截止1945年底,考虑到占领区的情况,51%的美国人口身在海外。然而,到了1960年,在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加入联邦之后,这一数字已缩减为2%。“如今,包括基地在内的所有美国海外领土的面积尚不及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6]

不占领被征服的领土

为什么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便做出不占领被征服的领土、不吞并殖民地的决择?我们认为这一点值得探讨,因为它决定了新的世界强国的政治未来:一个虽不拥有殖民地,但在军事上无所不在,在政治上具有侵入性的强国。总而言之,这是一种至今仍为我们所熟知的力量。

L’impero nascosto [7]一书(中文版题为《被隐藏的帝国》)的作者、历史学家丹尼尔·伊默瓦尔(Daniel Immerwahr)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二,两者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所发生的变化有关。首先,战争引发了一场明显的世界性反帝国主义运动,以至此前所建立的政治体制瓦解土崩。其次,战争引入了另一种“向全球投射力量的方式,这种方式并不依赖于拥有大片殖民地”[8],而是涉及军事力量(通过在世界各地建立基地)、信息技术和情报。如今,正是这些要素构成了现代战争。

同样不应忘记的是因战争带给世界地缘政治秩序的巨大变化而引起的世界性反帝国主义运动。起义从亚洲开始,并继而迅速蔓延至非洲、加勒比与中东。在极短的时间内,世界超级帝国轰然解体。1940年,每三个人中即有一人从属于被殖民统治的国家,而到了1960年,这一比率仅为五分之一[9]。这是一场划时代的变革,而推动和鼓励这一变革的通常是美国。

另一方面,亚洲人不仅认为自己从战败的日本手中得以解脱,而且也越来越相信自己已经摆脱了任何形式的外国统治。1945年8月15日,民族主义领袖苏加诺(Sukarno)宣布了印度尼西亚的独立;9月2日,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数日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自己的政府。上述行动均未征求西方人的允诺。相反,这些解放运动随即建立了不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强大武装力量。中国的毛泽东红军、缅甸国民军、印度国民军、越南人民军、菲律宾的抗日人民军(Hukbalahap)以及其他军队纷纷成立。其中一些军队由日本人组建,另一些是为了抵抗日军,还有一些组建于令人振奋的解放战争时期。这就是所谓的“亚洲之春”,它开启了此前始终处于“沉睡”状态的广袤大陆的苏醒。

对历史事件的这种解读所支持的是这样一种论点,那就是美国开启了在世界范围内持续了数十年的去殖民化进程。然而,根据某些左翼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将人民从西方殖民主义下解放出来的进程,因为这一原则属于苏联意识形态及文化传承的成分;对于许多非洲及中东国家而言,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10]

解散军队:大家都回家吧!

另一个重要事实是解散一支战时总数约达八百万人、驻扎于世界各地的军队。杜鲁门政府的这一选择也并非一件易事;相反,它是长期内部争议的结果,为政府制定更加务实和适当的国家安全政策提供了帮助。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政府于短短几年中便完成了全部士兵的复员进程。相形之下,1945年的情况与此相去甚远,杜鲁门政府发现难以重新采取类似措施;同年8月,战争部宣布需要约200万人维持仍然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美国飞机与舰船的正常运行。这一举措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对。士兵家属向该部代表递交了海量抗议信,并将几千双标有“带爸爸回家!”字样的童鞋寄往各政府办公室。而另一方面,政治家们则为选举结果而担忧,与此同时,他们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士兵复员。大规模裁军在很短时间内便已完成。出于对局势的担忧,1946年1月,哈里·杜鲁门总统下令放缓裁撤军队的行动。尽管不乏船只整装待发,随时准备运送士兵回国,但仍需保留一定数量的海外驻军继续为解放区提供安全保障。

这一举措成为点燃炸药的导火索:2万多名士兵开进马尼拉,汇集于当时已沦为废墟的旧立法大楼附近。他们期望回归家园,将中国人与菲律宾人之间的纠葛留给他们自己来处理。另外,马尼拉的抗议也引发了其他大型示威活动:此后不久,又有2万名士兵在檀香山、3000名士兵在韩国、5000名士兵在加尔各答等地举行了抗议活动。1947年底,由最高指挥部调遣的美国士兵为数不足100万人。对此,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随着为数百万的美国士兵被裁撤,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中国自然也包括在其中”[11]。事实上,这是一种夸大其词的担忧:美国当时所拥有的军备依然超出其他任何国家。但在那个时代,其和平时期的军队规模仅为世界第六位[12]。如今,它是规模最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

殖民地问题

历史学家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能否在不否认其反殖民主义国家性质的前提下至少保留它已经拥有的殖民地,比如说菲律宾?早在1934年,急于摆脱帝国经济及军事负担的美国国会便暂时提议菲律宾独立。事实上,我们从文献资料中得知,许多高级官员以及某些知名政治家均认真考虑过保留这一殖民地。1946年,士兵进军马尼拉后,殖民地问题变得愈加棘手,美国高级专员麦克纳特(McNutt)在一封电报中称:“整个亚洲,拥有数十亿人口的东方,都将注视着我们在菲律宾的举动”[13]

国会于多年前所做出的有关独立的承诺引起了所有殖民地国家及其他国家的关注和惊叹。麦克纳特表示,“无视这种期望等于背叛美国主义在世界这个伟大地区的代表性”[14]。这明显表明了问题的真正核心: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集体想象中将自己重新塑造为山上之城、文明国家人民所应跟随的新耶路撒冷。1946年7月,菲律宾赢得独立。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一个国家不费一枪一弹,在大部分政治阶层的认可之下同意给予另一个国家独立。

然而,必须记住的是,杜鲁门早在战争期间就意于澄清殖民地问题,并同时宣布美国不会从任何一方奢望新的领土,而只是“维持必要的军事基地,以保护我们的属地及世界的和平”[15]。他以这种方式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一条延续至今的道路:我们只需考虑一下美国在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多个西欧国家以及众多领土上所拥有的基地。由此,美国“在放松对大面积殖民地的管辖的同时加强了对基地和小岛的控制”[16],即对波多黎各、关岛等面积有限的领土以及太平洋上许多偏远小岛的控制。

战后,美国不得不立即面对一个老问题,即是否扩大联邦,纳入新的州份。此前,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南方的反对阻挠了夏威夷州和阿拉斯加州的建立。然而,这种反对不能持续,否则会殃及这一作为战争胜利者的伟大国家的声誉。有鉴于此,1959年,上述两个州被并入联邦,成为美国国旗上新添的第49颗和第50颗星星。这一事件以及争取权利的斗争形成了对种族主义的沉重打击。白人至上主义的逻辑首次“未能裁断美国哪些地区享有成为州份的权利”[17]

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帝国吗?

在这条道路的尽头,我们似乎应该问自己:在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将其政治、经济与道德霸权强加给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之后,如今的美利坚合众国是否可以被视为一个帝国,一个非正式但却仍然在各个层面上行使着权力和力量的帝国。伊默瓦尔认为,美国是一个隐蔽的帝国,也就是说,尽管它不以帝国的面目展现自己,但却具有帝国主义的本质,因为该国的公司和武装力量遍布世界各地。

作者认为,“帝国”一词,无论好坏,都是一种描述一个拥有前哨与殖民地的国家的方式。“从这一角度来看,与帝国相关的并非一个国家的个性,而是其形式。根据这一定义,毫无疑问,美利坚合众国属于一个帝国”[18]。只不过,其帝国形式是隐蔽的,而且即使在地图上亦然如此。美国地图通常将这个伟大的国家描绘成一个紧凑的整体,一个毗连的大陆块,而没有标明散布在世界各地或大洋上或多或少与华盛顿有关的各种领土及其军事和情报设施[19]。据历史学家认为,这里面所隐藏的正是美国的帝国层面。

帝国的非正式性使美国在国际地缘政治棋盘上游刃有余,具有相当大的战术灵活性。因此,联盟体系或更广泛的协议勾勒出了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不受限制地使用武力,无论是入侵敌国诸如阿富汗、伊拉克及其他国家,还是执行维和任务或援助盟国,在任何情况下莫非是为了施加军事压力,而这正是那些拥有优势力量者的典型行径[20]

某些分析家认为,美国是国际舞台上最具军事及地缘政治破坏力的力量,因此也是危及全球和平的最大威胁。为何如此?事实上,自1945年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轰炸过如此众多的外国领土或是推翻过如此众多的政府,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军事前哨、出口如此众多的武器并拥有如此众多的军备。因此,和平主义历史学家丹尼尔·甘瑟(Daniel Ganser)这样写道:“当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更加威胁到‘人类大家庭’的原则,而根据这一原则,人类以基本且牢不可破的相互关系为特征”[21]。以上无疑是一种极端主义言论,但却很好地表达了众多全球反美立场中的一种。

政治学家卢西奥·卡拉乔洛(Lucio Caracciolo)认为,美帝国主义的架构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无论在陆地还是海上,几乎没有一寸土地令美国对其无动于衷”[22]。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个帝国始终在以海洋形式构建自己:地球被划分为七个区域,分别由七支美国海军舰队驻守。其核心在于对所谓“瓶颈”的直接或间接掌控,而这些“瓶颈”控制着十分之九的货物的吞吐量以及互联网电缆、天然气与石油管道,等等。五角大楼通常赋予这些地区的地区司令部以极大决策权,以至于它们往往可以采取独立于华盛顿的自主行动。

在这一结构中,最为突出的核心有二:第一个核心是“盎格鲁圈”,它以“五眼联盟”(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为中心而进行各个层面的信息交流。这个“政府间技术官僚网络远远超越了情报共享范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盎格鲁圈团体”[23]。另一个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核心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其组织形式为自治国家联盟,其中绝大多数是欧洲国家。近几十年来,这些国家的数量已大幅增至32个。创始国于1949年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规定,如果一个成员国受到攻击,其他所有成员国有义务向其提供援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该条款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在出现军事性质“侵犯”的情况下,无论是否出于有意行为,北约国家都会受到战争的影响。这种情况始终可能发生。

尽管意大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而且也不拥有直接通往大西洋的通道,但它却是该组织的创始国之一。虽然意大利半岛位居连接印度洋与大西洋的所谓“洋中”(即地中海)的中心,但意大利人却对“我们的海”(Mare nostrum)表现出不以为意。相反,美国人深愔其战略价值,并始终决定保留军事基地,以守卫这一半岛。

新任美国总统将会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作出决定:是要统治像美国这样一个拥有约3亿居民的联邦国家,还是要统治一个“远洋”且部分“隐蔽”、虽处于一个疲惫的时刻却仍然极其有效的帝国[24]。事实上,某些学者认为,帝国的分量与由谁承担无关紧要,作为实际强权,它以有效或被视为有效的形式而出现。

  1. 参见R. F. Betts, La decolonizzazione, Bologna, il Mulino, 1998, 13 s.
  2. L. Caracciolo, «L’America senza timone», in la Repubblica,2024年7月7日。
  3. 参见D. Fabbri, «La città sulla collina, imperituro mito d’America», in Limes,2020年3月5日。
  4. J. Go, Patterns of Empire: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Empires, 1688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3. 就此,政治学家阿尔伯特·维通(Albert Viton)写道:“从物质资源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帝国前景是完全可能的。全世界都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美国将如何使用其压倒性的力量?”。参见 S. Pomeroy, Pacific Outpost: American Strategy in Guam and Microne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51, 140。
  5. 上述原则的唯一例外涉及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但该群岛作为太平洋岛屿的托管领土(1986年成为美国领土),实际上仍由联合国控制。
  6. D. Immerwahr, «The Greater United States: Territory and Empire in U.S. History», in Diplomatic History 40 (2016) 389.
  7. 参见Id., L’impero nascosto. Breve storia dei Grandi Stati Uniti d’America, Torino, Einaudi, 2020, 270.
  8. 同上,第269页。
  9. 参见Id., «The Greater United States: Territory and Empire in U.S. History», cit.
  10. 参见R. F. Betts, La decolonizzazione, cit., 55 s.
  11. H. S. Truman, Memorie, vol. II, Milano, Mondadori, 1956, 15.
  12. 参见T. H. Anderson,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nd the Cold War, 1944-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81, 152.
  13. P. V. McNutt, Rapporto sulle Filippine, 1945, 14a cartella «McNutt, correspondence and speeches 1945-6, box 7, HC-Dc».
  14. 同上,«The Filipinos Are Our Friends», in Manila Evening News,1946年1月16日。
  15. D. Immerwahr, L’impero nascosto…, cit., 408。在此,我们提示:美国在全球拥有800个军事基地,而其他国家仅拥有30个(参见同上)。
  16. 同上,第409页。
  17. 同上,第284页。
  18. 同上,第476页。
  19. 如今,约有400万人生活在包括波多黎各、关岛、美属萨摩亚、维尔京群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在内的所谓的 “领土” 之上。这些领土受制于国会及总统的决定,但其公民却不拥有选举任何一方的投票权。在美国这样一个文明民主的国家,上述情况及其反常,但不幸的是,事实的确如此(参见同上,第475页)。
  20. 参见G. Pancheri, L’impero americano. Storia della politica estera USA da Panama all’Ucraina, Milano, Solferino, 2023, 34.
  21. D. Ganser, Breve storia dell’impero americano. Una potenza senza scrupoli, Roma, Fazi, 2020, 24。关于美国民主的新病态,参见A. Di Bella, L’impero in bilico. L’America al bivio tra crisi e riscossa, Milano, Solferino, 2024.
  22. L. Caracciolo, «L’America senza timone», cit.; Id., «L’impero, non il mondo», in Limes, marzo 2024, 7 s.
  23. Id., »L’America senza timone«, cit.
  24. 参见G. Cattaneo, «Fabbri: Gli Usa in crisi, un impero depresso e malato», in Nuovo Giornale Nazionale,2024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