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吉安卡洛·帕尼（Giancarlo Pani S.I.） 16世纪是现代的起点，在世界从中世纪向现代的过渡中，标新立异的事物纷至沓来，从印刷技术的发明、航海大发现和火药，到成为新的计时工具的钟表、体验时间的新方式、时间与金钱的关系（“时间就是金钱！”），以及银行及保险机构的发展。此外，16世纪初的一系列大事标志着人对自己的身份和尊严的新认识，其中包括：1521年的沃尔姆斯会议和查理五世对统一欧洲帝国的规划；宗教改革和依纳爵∙罗耀拉；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公民与王公、信徒与教会之间衍生的新关系。
沃尔姆斯会议：查理五世和路德
在距今500年前的1521年4月17日和18日，查理五世和马丁∙路德在沃尔姆斯会议会面。前者既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是教会的世俗支持者，他召见路德前往答辩，但若有必要则会将其逐出教会。出席会议的各国王公要求路德承认并收回他署名发表的书籍。路德承认书是他所写，但拒绝收回自己的论点，因为他坚称：这些书一部分是以圣经为依据的，而另外一部分则为指控罗马教会的弊端及其对整个基督宗教的不良影响。因此，他坚持说，如果有人能够根据天主圣言指出问题所在，“他将欣然承认任何错误”[1] ，否则绝不收回。
查理五世的发言人指责他妄自尊大，宣称自以为是的真理，并像所有的异端一样，以圣经经文为避难所，并对其妄加诠释，重蹈历届大公会议多次谴责的错误。他劝告路德不要在研究圣经的资深学者面前摆弄自己的判断。发言人最后总结道：“不要怀疑基督所建立的、使徒们宣扬于普世的、由殉道者的鲜血所证实的最神圣的正统信仰。[……]因此，请明确回答：对于你书中的错误，你是否愿意撤回，愿意还是不愿意”[2]。
路德明知有被处以火刑的危险，却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除非由圣经提出证据使我折服，[……]我的良心恪守天主圣言。因此，我不愿也不能撤回”。不幸的是，包括教宗使节亚历德罗（Girolamo Aleandro）在内的所有教会代表都未能向路德指出他的错误所在[3]。
听了此番回答，查理五世下令让路德退下。经过整夜的斟酌，他在翌日的帝国王公会议上庄严宣布，将以自己的前辈为榜样，效法基督徒罗马皇帝和西班牙天主教国王。至于那个孤立会士，其思想相反教会的信仰、对天主的尊敬、信仰的成长和灵魂的救赎。路德的“错误在于反对天主以及自古至今的整个基督宗教。[…] 根据他的观点，基督宗教始终并依然处于错误之中。为此，我甘愿献出我所有的王国，[…]我的身体、热血、生命和灵魂。[…]我听了路德昨天在你们所有人面前执迷不悟的回答。[…]我决定把他定为异端，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同样，我也要求你们在这件事上证明自己是好基督徒”[4]。
一方面，37岁的神学教授路德宣称他忠于圣经和自己的良心；另一方面，刚刚登基16个月的21岁的查理五世也有一个良心的问题，那就是他的祖先对教会和传统的忠诚。其实，两人心怀共同的希望并不足为奇，他们的考量同是基督徒团体的利益和信仰生活的更新，也各自坚信真理在身，必须顺服天主。
随后，查理五世于5月20-21日起草并于26日发布了《沃尔姆斯敕令》，将路德开除教籍并逐出帝国。
路德的立场成为“新教的文字依据”[5]。宗教改革和教会的分裂由此产生，其可悲的后果延续至今。另一方面，查理五世的信仰表白或被遗忘，或被指责为肤浅的传统主义，但不管定论如何，他本着维护基督宗教的福祉和对福音的忠诚，发出了权威性的声音[6]。
潘普洛纳（Pamplona）城堡
500年前的1521年5月20日，另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发生于边远的西班牙。在此前大约一个月的4月23日，查理五世在沃尔姆斯会议上得知其西班牙军队于比利亚拉尔（Villalar）战役，击败平民（Comuneros）反叛者的消息：这是卡斯蒂利亚地区（Castiglia）的一些城市为反抗年轻皇帝发起的叛乱[7]。与此同时，法国人利用西班牙王室的危难时刻乘虚而入，围攻了纳瓦拉（Navarra）王国的首都潘普洛纳城。皇帝不知道的是，在与法国人对抗中，纳杰拉（Nájera）公爵的一位骑士，一位名叫伊尼戈∙莱佩斯∙德∙罗耀拉（Iñigo López di Loyola）的吉普斯科人，在潘普洛纳保卫战中受了重伤。潘普洛纳城是巴斯克人抵抗法军的最后防线：大多数人决心投降，但伊尼戈说服他们奋战到底。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被大炮击中，一条腿被打断，另一条腿也受伤。在他倒下的时候防守全线崩溃，守卫军最终以投降告终[8]。
伤员在战后得到了善待。在潘普洛纳养伤的几个星期中，医护人员努力为伊尼戈进行接骨治疗。虽然病情的恶化曾使他生死未卜，但最终，他奇迹般的康复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腿部的接骨效果不佳，一块骨头从膝盖上方突出，非常难看。伊尼戈世俗看法严重，难以接受这个畸形的缺陷，于是决意再次手术，承受无麻醉的巨大痛苦，把骨头重新锯开，争取通过器械牵引将那条缩短了的瘸腿拉长[9]。
这位伊尼戈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罗耀拉，为纪念在安提约基雅殉道的依纳爵，伊尼戈改从其名。谁能料到，会是他籍遵从福音和灵性皈依推动一场教会的革新！在漫长的养伤期间，他想读一些自己最感兴趣的骑士之类的书，可惜这个要求没能得到满足，别人给了他两本仅能找到的书，一本是Ludolfo di Sassonia所著的《基督行实》，一本是Jacopo da Varazze的《圣人传记》。为了打发时间，依纳爵开始翻阅，但慢慢地，他被书里的圣人事迹所吸引。他注意到，英雄侠客的幻想虽能给他带来快乐，但随后他仍会陷入烦闷。相反，反思他当时阅览的两本书籍，虽然起初感到有些不适，但随之而来的是神慰盎然、心旷神怡，他对此大为惊异，于是自问：“假设我也像圣方济各或圣道明那样做，情形当如何？” [10]
后来，依纳爵成为耶稣会的会祖。就像保禄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一样，依纳爵从潘普洛纳起步，开启了心灵的旅程。他创建了一个新的团体，通过传福音、牧灵工作、神操经验和对儿童的要理教育，推动教会进行革新。这一切都始于1521年5月20日。
斐迪南∙麦哲伦和环球航行
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斐迪南∙麦哲伦在1519年至1522年间沿着美洲大陆航行，穿过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进入太平洋，随后，在途经菲律宾时，他在与当地人的冲突中丧生。1522年初，在参加首次环球航行的265人中，26名幸存者重新回到了西班牙，他们中的一位维琴察人安东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详细记录了这次旅程[11]。至此，人类不仅第一次认识到地球可以环行，而且看到此前一直是世界中心的欧洲不过是地球的一小部分；此外，与大洋相比，辽阔的地中海（又名Mare nostrum，即“我们的海”）只不过是湖水一泊。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已是穷途末路，人们发现了以前闻所未闻的事物，意识到人类大家庭是由不同民族、语言、文化和宗教所组成的。欧洲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迈向“现代”和全球化。
查理五世的帝国和欧洲的统一
在此之前，欧洲有一个明确的重心，那就是普遍受到公认的神，即天主。查理五世所秉持的信仰和政治思想与他的父辈祖先及导师的教诲紧密相连。他曾从师于鹿特丹的伊拉斯姆斯（Erasmo da Rotterdam）和乌特勒支的亚德里安（Adriano di Utrecht，即后来的教宗亚德六世）。在当时的思想观念下，查理五世在1519年当选皇帝时主张的帝国模式是：依照天主的旨意，在神圣罗马日耳曼帝国皇帝的统领下，欧洲应成为一个由诸侯王国组成的新的多元统一体，恪守基督宗教，忠于由教宗领导并通过召集大公会议进行管理的教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要求召开大公会议的呼声很高，但直到保禄三世为止，查理五世是唯一表里如一的诚挚呼吁者。
今天看来，帝国皇帝所憧憬的模式显然是一个乌托邦，它不符合历史现实，也未能产生期望中的社会影响。但是，统一欧洲的理念是一个非常现行的政治理想，尽管在它的推进过程中不乏因个别国家优先考虑自身利益而带来的困难。
随着现代世界的发展，查理五世心目中的等级制度受到了质疑，一方面，民族国家纷纷崛起，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关系不断衍生。在现代思想中，人与人之间不应存在等级之分，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尊严。
新的社会重心
马西略（Marsilio da Padova）是14世纪的帕多瓦城哲学家，他的作品《和平的保卫者》于1324年问世，并在16世纪于法兰克福得以出版。在这部作品中，他提出的主张是：权力属于人民，公民是权力的源泉；国家应采取“世俗和民主”的形式，同样，基督徒团体应以枢机主教选举教宗的形式进行各教区主教的选举。马西略的这些主张可谓19世纪思想理念的先声，他的政治学说在14世纪引起了公愤，很快便被若望二十二世谴责为对教会传统的触犯。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民主”由此开始了它的发展历程，为了树立这种尊重和宽容的思想，我们经历了数百年自相残杀的战争、暴力和革命。
在十六世纪的新思想中，社会的重心不再是天主，而是人，人格，个人，采取行动和对自身作出判定的主体。这是一个人类学范畴的根本性改变。人意识到自身的价值，被赋予宇宙中心的地位：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的代表作《论人的尊严》（De hominis dignitate oratio）被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宣言[12]。人也于自身的多面性中认识到积极面和消极面的共存：人是自由的，但也可以滥用自由；人是天主创造的奇迹，但也可以践踏自己的尊严，成为野蛮人；人在生命经验中无法回避自己的脆弱、不安、孤独、萎靡、不满、郁闷以及社会问题。此外，一切在中世纪时期不可想象的事物都冠冕堂皇地纷沓而至，甚至出现于宗教改革和特利腾大公会议所阐述的教义中[13]。
玛丽∙多米尼克∙切努（Marie Dominique Chenu）在其研究报告《中世纪文明中的良心觉醒》[14]中指出，随着现代世界的开始，人类历史因良心的价值而被重新定义。人成为人类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主角，于是，违背良心的行为被断定为邪恶，因为它违背人的尊严。
在此前的等级顺序中，人是受天主、宗教和自然法则支配的万物之中的一员。到了中世纪末和现代初期，随着改革运动开始主张人与天主的个人关系、强调个人道德的托钵修会蓬勃发展、尤其是现代虔诚派（Devotio moderna）对个人良知的呼吁以及在15世纪的欧洲推广的与天主建立直接关系的新意识，人成了宗教经验中的主角。这种新气候曾一度被定义为“世俗化”，是某种意义上的背信天主。对此，韦伯（Max Weber）以其著名的“祛魅”概念予以剖析[15]，也就是说，在神圣事物面前，世界、人类活动及其理性的自主性得到肯定，天堂和地狱的神体被重新定位，中世纪文化中盛行的迷信、巫术、法术和妖魔被摈弃，神圣事物也由此被局限于礼仪和圣事中[16]。
“本着灵性精神的欧洲”
以上是500年前塑造欧洲和西方世界的重大事件的简要回顾。历史是一个风云起浮、不断发展进步的运动过程。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在漫长的冲突和斗争中经历了种种团结和分裂、宗教信仰争端、传统和革新，谋求统一至今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推动的进程。“欧洲统一”并不是对不同人群、文化、宗教和信仰的一体化，而是强调谋求理念和价值观的一致。毫无疑问，即使在世俗化的今天，基督信仰仍是欧洲道德观念的基石。
对于未来的欧洲，枢机主教马尔蒂尼（Carlo Maria Martini）曾这样描述他的梦想：“我心中的欧洲不是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欧洲，也不是单纯的国家、地区或城市，而是一个属于人民、公民、男人和女人的欧洲。它将是一个能够和平友好地达成和解的欧洲；一个充满灵性精神的欧洲，以坚实的道德原则为基础，为每一个人提供名副其实的自由、团结、正义与和平空间；一个生气勃勃[…]和全力以赴地履行其使命的欧洲”[17]。
在500年前的现代欧洲，查理五世向我们展示了谋求欧洲统一的使命和重要性；路德恪守天主圣言中的道德标准，以福音为依据发起了教会改革；依纳爵·罗耀拉在教会内为天主和他人服务，服从罗马教宗，进行灵性分辨，宣扬福音并积极开展各种有益于共同利益的慈善工作；麦哲伦完成了对地球的新发现，成为世界发展和全球化的预言。人类是地球的一部分，大地是一个需要我们悉心呵护的宝藏，每个人都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正如利瓦蒂诺（Rosario Livatino）法官所言：在这个人文和信仰范畴的理念中，一个人是否有宗教信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为促进共同利益而努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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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itti, Luther, Rome, ed. Salerno, 2017年, 第19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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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Luther, Werke, VII, Weimar, H. Böhlaus, 1897年, 837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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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第83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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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García-Villoslada, Martin Lutero. Il frate assetato di Dio, vol. 1,Milano, IPL, 1985年, 第77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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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Schilling, Martin Lutero. Ribelle in un’epoca di cambiamenti radicali, Torino, Claudiana, 2016年, 第19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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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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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R. García-Villoslada, Martin Lutero…, cit., 第78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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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Ignazio di Loyola, s., Autobiografia. Storia di una vocazione e di una missione, Roma – Milano, La Civiltà Cattolica – S. Fedele, 1986年, 第1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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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同上, 第1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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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第1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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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igafetta, Relazione del primo viaggio intorno al mondo, Firenze, Barbes, 200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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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G. Pico della Mirandola, Discorso sulla dignità dell’uomo, Milano, Guanda, 200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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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P. Prodi, Il paradigma tridentino. Un’epoca della storia della Chiesa, Brescia, Morcelliana, 2010年, 15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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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M.-D. Chenu, Il risveglio della coscienza nella civilltà medievale. L’intelligenza della fede, Milano, Jaca Book, 201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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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原文是“Entzauberung”: 参见M. Weber, «L’etica economica e le religioni universali», in Id., Sociologia della religione, vol. I, Milano, Edizioni di Comunità, 1982年, 第24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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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P. Prodi, Introduzione allo studio della storia moderna, Bologna, il Mulino, 1999年, 第60-6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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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Martini, Sogno un’Europa dello Spirito, Casale Monferrato (Al), Piemme, 1999年, 第27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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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P. Sima, Rosario Livatino. Identità, martirio e magistero, Trapani, Il Pozzo di Giacobbe, 2020年, 第3 0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