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图罗尔多（David Turoldo）神父曾这样描述他与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友情：“我与帕索里尼关系一直很好，直到他去世的那天，我们的友谊始终如一，事实上，我必须说，就在他遭遇不幸的前两三天，他还曾对一些瑞典朋友说：‘我得去探望大卫神父’[1]。几天后，帕索里尼在奥斯蒂亚（Ostia）水上机场惨遭杀害：那是1975年，而今年（2025年）是他遇难五十周年。图罗尔多神父的回忆揭示了他与这位导演的亲密关系：一段独特而低调、鲜为人知、从不向人张扬的友谊，却对两个人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最近出版的新书《大卫·玛利亚·图罗尔多与皮埃尔·保禄·帕索里尼：两个弗留利灵魂》[2]旨在深入探索这段友谊，尽管关于他们的诗歌、文学、戏剧及影视作品的文献浩如烟海，但这段友谊此前似乎从未引起特别关注。

该书的标题将图罗尔多和帕索里尼定义为“两个弗留利灵魂”：这是一个非常贴切的描述。这不仅因为他们来自弗留利大区的两个相邻城镇——图罗尔多出生于乌迪内市（Udine）附近塞德利亚诺（Sedegliano）的科德诺（Coderno），而帕索里尼的家庭也来自离这里不远的卡萨尔萨·德拉·德利齐亚（Casarsa della Delizia）：这是他母亲的祖居地，也是这位作家的第二故乡，他很享受那里的暑期时光——而且因为更深层的原因，即源于这片土地的贫瘠，源于它所散发的人文与宗教气息，源于该地区涌动的诗意。

贫困与移民

许多弗留利人之所以被迫移民谋生，其根源在于这一地区的贫困。

读完小学后，图罗尔多想入读神学院，但他的家庭却无力供给：然而，圣母忠仆会会长依然接纳他进入了该修会，因为司铎圣召取决于天主，而非家庭生活水平。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青年在最终进入修道院前与父母的最后一次谈话。母亲反对道：“我们是穷人，得罪不起人”，就好像贫困本身是对他人的不敬。图罗尔多家确实是村里最贫穷的家庭之一。但面对儿子的坚持，父亲说道：“好吧，你去吧。但要记住：如果因为困难或其他原因发现这条路不适合你，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想继续下去，那就回来：这扇门（说着，他真的打开了家门）永远向你敞开；但如果是因为愚蠢而离开，要知道这扇门（他将门砰然关上）将不再为你敞开”[3]。最后，父亲说道：“我给你一个建议：无论如何都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因为人人都为更好的情况做好准备，却没有人为更糟的情况做好准备。你要记住我们的那句谚语：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4]。

帕索里尼也不得不离开卡萨尔萨，但他的移居却是迫于另一个原因：他公开的同性恋身份被指控为对未成年人的荼毒，随后经过审判，最终被宣告无罪。然而，他随即被免去在附近一所乡镇中学担任的教职。于是，他前往罗马谋生，作过校对员，随后又重操教职，虽然成了罗马人，但他却始终怀念贫瘠的弗留利，终生对其念念不忘。

诗歌

这两位人物的个性中都流淌着对诗歌最细腻的情愫。二者的人生均可被描述为一首不合宜的、艰难、有时粗犷的诗，但却是真实而崇高的诗。因为这是源自内心深处的诗，是内心对真理和生命的迫切渴望。图罗尔多的一本诗集以一个令人不安的标题而面世：《连天主也不开心！》[5]。

1948年，邦皮亚尼（Bompiani）出版社出版了图罗尔多的第一本诗集《我没有双手》。他这样写道：我没有双手/来抚摸我的脸庞，/[…]也不知道你离去的甜蜜：/我不得不成为/守护者/守护你的孤独：/我是逝去时光的救赎者[6]。在另一卷诗集中，他这样写道：可其他人/在唇上亲吻，/而我，却每天早晨都在吞噬着你。/只是，我为何如此惆怅不已？[7]。这些诗句将人间之爱与神圣之爱不加对立地融合在这些诗句将人间之爱与神圣之爱不加对立地融合在一起，并未试图淡化爱的悲情。这是存在本身的游戏，是人人皆置身于其中的生活现实。这首诗题为《爱与死亡》，并非偶然。对图罗尔多而言，一切都问题重重，以至成为悲剧：我终于扰乱了/这座修道院的宁静/我必须逃往他方/去打破别处的静寂[8]。这番忏悔可以解释他为何一度被称为“教会的不安良知”[9]。

然而，又有谁能理解世界的走向？如何解读“时代的征兆”（借用教宗圣若望二十三世钟爱的话语）？对此，图罗尔多给出了答案：“要理解时代，就必须倾听诗人的声音。要了解世界的苦难，就该询问诗人”[10]。他的使命是为人们深切的渴望、信仰和斗争发声，因此他常乐于引用大额我略（Gregorio Magno）的一句话：“我教授的是从你们身上学到的”[11]。他随后补充道：“于我而言，没有两篇讲道是相同的，每天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两个春天是相同的。天主也永远不会一成不变。天主总是崭新的，永远值得探索”[12]。

帕索里尼以卡萨尔萨为背景创作了第一本诗集：他用弗留利方言写诗，并于1942年将它们收录在《卡萨尔萨诗集》[13]中。由于弗留利方言不易理解，因此每首诗的末尾都附有意大利语译文。这些诗流露了他与故土的深厚羁绊以及与古老世界紧密相连的深邃宗教情愫，同时又因信仰与自我探索、对神的祈求与对天主的拒绝、对罪恶的感知与对自由的渴望之间的内在冲突而充满张力。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曾这样评价帕索里尼：“（他是）本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意大利诗人。诗人之间并无高低之分，但帕索里尼的作品数量更多，也更具分量。他生活于意大利历史上的一个史无前例的灾难性时期，即一个军事溃败后两支军队在其国土上相互厮杀。与此同时，工业革命吸引着数百万人涌入城市，他们来自帕索里尼所钟爱的农耕文明，也是其诗歌的发源地。[…]帕索里尼的诗歌有两大主题：对饱受摧残、衰败、屈辱的祖国的哀叹，以及对农耕文明的怀念”[14]。

失落的天堂

对两位诗人而言，弗留利都代表着某种神秘而天堂般的存在。对于图罗尔多而言，它几乎成为神话般的记忆。在他的诗歌中，他将故土比作失落的伊甸园，那也曾是他的人生定位的重心。于是，他的故乡科德诺变成了一片广袤的平原，“儿时我们赤脚奔跑其上，仿若踏在地毯上一样，朝着圣丹尼尔（S. Daniele）的丘陵和卡尼亚（Carnia）山脉奔去——那里是穷人的避难所，然后一路向下奔向大海；在我们眼中，这片平原如同世界的中心，所有人的眼睛都因凝望这片空间而变得湛蓝”[15]。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记忆最终化为，正如他的一部著作的标题所言——《我的黄金童年》。他在书中坦言： “我[…]必须捍卫我的童年，因此，尽管它可能是我所有同伴中最贫穷的童年，但看起来就好像黄金一般”[16]。这是一部非同寻常的著作，在作者去世后重印时，书中附有阿尔达·梅里尼（Alda Merini）的一篇诗作《告别》、其侄女乔伊娅·图罗尔多·马尔尼斯（Gioia Turoldo Malnis）的两首诗以及帕索里尼的五幅插图[17]。此外，还有这样一节献给“致大卫叔叔”的诗句：感谢你，因为是你教会我/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份善良/只需去找寻[18]。

同样，帕索里尼在追忆自己的故乡弗留利时，也将其想象为“天堂般的所在”，在他的笔下，卡萨尔萨成为“处女村庄”，“逃离世界大衰败、腐败和崩溃”的避难所[19]。

图罗尔多写道：“我的灵魂是我作为弗留利人的本性，是这些边缘人民的本性；我们是小小家乡的骄傲子民，尤其是，她在那个时代拥有丰富、动人而细腻的villotte民谣[20][…]它们讲述着关于一个高贵、贫穷且尊严的民族的无数痛苦悲伤的故事”[21]。

帕索里尼同样钟爱这些民谣；于他而言，弗留利方言是“‘回归’母性世界的象征。那是一个本真而纯洁的世界，尚未被资产阶级思想所污染”[22]。

图罗尔多曾说过的这些话也同样适用于帕索里尼：“我的灵魂是我的母亲，我的父亲，那些身着黑衣、头戴在下巴打结的黑色头巾的弗留利母亲们，她们如同十字架下的痛苦圣母。[…]穷人是我的使命之源，穷人是我的信仰之基，是我的诗歌与讲道的灵感源泉。我为他们成为‘代言人’；始终怀抱着人类与正义的宏大梦想。永不安宁，永不满足；始终背负着死亡的预感”[23]。他最后提到，同会弟兄们称他为“火弟兄（修士）”[24]，他为此欣喜不已，感受到自己沉浸在圣方济各将太阳称为兄弟的《太阳颂歌》（Cantico di Frate Sole）。

当图罗尔多坦承自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狂热读者时，他觉得也有必要提及《堂吉诃德》——“这部作品对我意义非凡，它能充分说明我的为人[…]，说明我在教会和社会领域所进行的斗争”。最后，他总结道：“我与同时代的皮埃尔·保禄·帕索里尼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友情，这绝非偶然，我认为他是我们这个‘失落的文明’最具代表性的见证者之一”[25]。

图罗尔多与帕索里尼的宗教情愫

在深入研究圣经并创作了数千首至今仍是《日课经》中使用的圣歌之后，图罗尔多写道：“我在心灵和脑海里寻找（祢）的面容，却始终无法确切地描绘出它的轮廓和形象。我的导师们（奥斯定[Agostino]、帕斯卡[Pascal]、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也都在苦苦追寻之后意识到自己一无所获”[26]。这是一种忏悔：无法言说天主的本质，无法与他人分享天主。对此，图罗尔多在诗中不加任何修饰地表达了这一点：无神论兄弟，高尚而深思熟虑，/ 追寻一个我无法给予你的天主，/ 我们一同穿越沙漠。/ 我们越过一片又一片荒漠，/ 信仰之林，/ 自由而赤裸地走向/ 赤裸的存在/ 在那里/ 言语消逝之地/ 可能就是我们旅程的终点[27]。这位无神论兄弟正是友人帕索里尼，图罗尔多与其有着强烈的共鸣，他解释道：“我希望小心地谈论帕索里尼的无神论，鲜有人像他那样为宗教信仰问题受苦。尽管他桀骜不羁，却从未接受过我们所知道的生理状况，因此他是一个将自己的不幸活得淋漓尽致的人；当一个人如此经历自己的悲剧时，绝对不能被视为无神论者”[28]。他紧接着补充道：“我无意借此进行政治收买，声称帕索里尼是天主教徒、基督徒。不。但他同样是一个虔敬者，他对绝对真理的渴求是我一生中极少遇见的少数之一。[…] 帕索里尼不可能没有信仰：他是他母亲祖先的投影。[…] 而他的母亲是群众，是基督信仰中受造的人类：源自泥土，被赋予生命”[29]。

换言之，图罗尔多“在社会中追寻他的天主，他当然会独自祈祷、默想，但也必须在人们的目光中寻找天主”[30]。天主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中，存在于每个人的悲剧中。总而言之，对图罗尔多而言，与天主的关系是一场争斗，一场永远以失败告终的你死我活的搏斗，因为天主是与众不同的、不可预测的、永远常新的、不可企及的、令人惊叹的。借用乔治·卢兹（Giorgio Luzzi）和路易吉·桑图奇（Luigi Santucci）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神战”，一场与天主的搏斗。这或许也正是图罗尔多所有诗歌中最宏大的主题[31]。

那么，对于图罗尔多而言，又该如何描述天主？这正是他的诗作《基督，我甜蜜的毁灭》[32]的主题。这是一个悖论，一个耸人听闻的矛盾修辞。然而，基督降临正是为了带来刀剑、点燃火种、战胜平庸、推翻圣殿里商贩的桌子、戳穿人们虚假的平安。这一切都牵涉到门徒们——祂的先知们——的生活。那么先知究竟是谁？是敢于揭露现状、始终选择人道反对不人道之人；是不向权力妥协、绝不阿谀奉承、永不屈服、以坚韧的圣洁前行之人。

如同约伯，如同耶肋米亚，图罗尔多也质疑天主，但并不是由于个人的痛苦，而是因为摧毁世界的邪恶。他呼唤天主介入傲慢与暴虐，权力杀伐、无辜者为众人付出代价、痛苦成为无尽谜团之地：相信复活并不是/正确的信德：/复活节的你太美了！ 但唯有在圣周五 / 当你不在苦难的十字架上/ 当无人应答 / 他那直冲天际的呐喊/ 当空虚初露峥嵘/ 你适时地见好就收[33]。图罗尔多笔下的基督是圣周五的耶稣，以十字架上的牺牲而成为仆人，为拯救而死，为复活而献出生命。

“我的时代的宗教”

可以说，帕索里尼的宗教探索与此相似：你不要歌咏只求忠诚，/你要求斋戒但它却使我畏惧，/你要求遗忘而令我颤栗的只有回忆。 / 正因如此，你在我心中的光芒 / 却未能引领我走向你[34]。尤其是你在我心中的光芒未能引领我：这是在信和不信之间徘徊的体验，因为——如图罗尔多的评论——“信是一回事，以为自己相信是另一回事”[35]。谁又能保证自己的信仰？信仰是天主的恩赐，但它需要被接纳。帕索里尼洞悉了这一点：你要求忠诚…这就是接纳；你要求斋戒，但我却畏惧；你要求遗忘，你要求我们忘却那些将我们与你隔绝的尘世琐事，而我们却满载着留恋、执念、难以根除的徒劳的枷锁，以及无法挣脱的重担。

帕索里尼的两部诗集可与他的宗教信仰相呼应：《天主教会的夜莺》（L’usignolo della Chiesa cattolica，1958）和《我当时的宗教》（La religione del mio tempo，1961）。第一部诗集的创作几乎与《葛兰西的骨灰》（Le ceneri di Gramsci，1957年）同时进行，帕索里尼在后一部作品认同葛兰西的思想及马克思主义，但他并未在罗马的居民区中看到那个具有阶级意识并为革命做好准备的理想的无产阶级。

《天主教会的夜莺》表达了对逝去生活的追忆，追忆弗留利乡村世界那质朴而纯粹的宗教情愫，“一种芬芳”：这是弗利留母性柔情的莺歌，天主教会甘美的芬芳[36] 。但就在此处，他确定了它的死讯：随之而消亡的是一片愉悦的土地/ 它曾沐浴在虔敬的光芒中，带着明净 / 还有田野和农舍间的农民； / 一位象征温柔与纯真的母亲也随之消亡。[…] 我们生命中一个时代也随之消亡[37]。

惋惜之外，也有对教会的失望——在他看来，教会已不再传递那种古老而本真的虔敬，或许是因为太不合时宜。诗歌主宰着一切，介于对神明的祈求与拒绝之间，罪恶感与对自由的渴望。在此，帕索里尼坦承自身的同性恋倾向，这揭示了他剧烈的内心折磨，因为，一方面，帕索里尼与基督信仰紧密相连，因而渴求理解、宽恕与救赎；另一方面，他感到自己被制度化、形式化的教会拒之门外。他在《清新的目光》（Il fresco sguardo）中这样写道：无人曾察觉到我/在黎明时分/因被梦境惊醒而疯狂/那些我从未诅咒过的梦。/但可憎的纯洁/与梦中的罪孽/却是我灼热双眸中/新的目光[38]。诗人毫不掩饰对另一种教会的憧憬——一个不那么专制的教会，这几乎是对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预言，对新时代的希望。

尽管这本诗集以《我当时的宗教》为标题，但其中探讨的是诗歌与人生选择的关系。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题为《财富》，第二部分聚焦于宗教信仰，第三部分收录了《未开化的诗歌》。该书的标题并非偶然，因为《我当时的宗教》是诗人对那些自诩为信徒却并不践行信德的基督徒的控诉。毫无疑问，从宗教角度看，意大利与福音渐行渐远，而新兴的世俗宗教正是这种偏离的产物。然而，帕索里尼却懂得如何将其转化为真正的诗歌，赋予它一个鲜明的面貌。他在命名这种宗教信仰时援引了马克思主义，但同时似乎又与之保持距离：要想成为诗人，需要许多时间：/ 无尽的孤独时光 […] / 而我如今时日已不多：因为死亡正在逼近，/它会在青春的黄昏时分将临。/ 但也因为我们置身于这个人世间，/ 它夺走穷人的面包，夺走诗人的安宁[39]。这些都是事实，但对孤独的念念不舍并不适合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

对帕索里尼而言，灵感源自无产阶级的苦难，无数的生命游荡在贫民窟中，/ 在漫无边际的地方，/ 你以为那是城市的尽头，/ 但敌人重新出现，/ 层出不穷，成千上万次地，伴随着桥梁，/ 迷宫，建筑工地和挖掘场，/ 在重重摩天大楼的浪潮后面，/ 遮住了整个地平线[40]。这是一种日复一日的苟延残喘，永远难以真正体会到自由。帕索里尼将其与自己的良知及诗歌与理智思考所特有的自由进行比较：但在这个连苦难都意识不到的世界里，/快乐、坚韧、没有任何信仰的我，/却是富有者，我拥有！[41]。

此外，他还将那些因健康、财富、安逸生活而心生傲慢，并删除了对天主之需求的人也归入了无产阶级。最终，《我当时的宗教》将真正一无所有者与因过度安逸而陷入空虚者联系在了一起。帕索里尼试图在人类灵魂的这两种境遇间建立一种团结友爱。然而，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人类真正的信仰则不得不在性关系的隐秘中寻找，在此，性不仅是一种对苦难简单的慰藉[42]，而且自相矛盾地成为自由的幻觉和充实生活的假象。

帕索里尼与教会

《我当时的宗教》写下了许多真实而深刻的篇章，其标记是与教会的冲突。在这部作品集中，作者主要将矛头指向教宗——那位教宗在离世前未曾察觉有一个穷人在梵蒂冈附近街头凄惨生活并最终被电车撞死。因此，作者特别针对庇护十二世，指责他与一众基督徒本应行善却没有做到：犯罪并非作恶：/ 不行善便意味着犯罪[43]。

然而，这种态度背后另有隐情：这是诗人对爱之感受的颠倒，因为他感到自己不曾从任何人那里获得过爱，唯一的例外只有母亲。这是个令人尴尬的例外且难以释怀，即使在《我当时的宗教》中，他也只在附录中提到母亲，但却赋予她一个华美的称呼：一束光[44]。

为了理解帕索里尼诗歌中流露的神圣感，必须把握他对基督形象的独特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几乎成为一种力量，使他与基督产合二为一。《受难》（La Crocifissione），这首诗独树一帜：我们将被献祭在十字架上，/走上刑具，/在充满狂喜的刺眼的瞳孔中，/讽刺地发现，血滴，/从胸膛流向膝盖，/顺服，可笑，颤抖着/在理智与激情的游戏中，/在烈火如焚的内心，/见证着这场愚妄[45]。

诗歌与电影

无论帕索里尼还是图罗尔多，都从诗歌走向了电影。前者的作品丰富而复杂，后者则只是短暂涉足，仅创作了一部于1962年上映的影片：《最后的人》（Gli ultimi）。图罗尔多的创作灵感源于一部他的小说，题为《但我不是个孩子》（Ma io non ero un fanciullo）[46]，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完全属于他的独创作品：他的故事，他的剧本，他与导演维托·潘多尔菲（Vito Pandolfi）先后在拍摄现场及罗马剪辑室的艰辛付出。影片完全充满弗留利风情，无论是场景还是演员阵容，除了诺马德尔菲亚（Nomadelfia）团体的一名儿童外，其余参演者均是科德尔诺当地群众。遗憾的是，从商业角度而言，该片是一个失败，以至陷入亏损。不过，影评界对其反响颇佳。在众多评论中，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帕索里尼所给予的肯定评价，因为它是一个关注、友谊与声援的标志：他在评论中谈到了“绝对的审美严谨性”、实事求是的语言以及对弗留利地区的热爱[47]。

影片《玛窦福音》拍摄于1964年，图罗尔多与帕索里尼首次有据可查的接触发生在该片于1964年10月23日在圣费代莱（San Fedele）文化中心放映的场合。影片的题词或许是解读它的钥匙：“谨以此片缅怀可亲可敬、平易近人的若望二十三世”。

《玛窦福音》的叙事复杂，它是导演充满激情的灵性探索的结晶。在阅读《玛窦福音》时，帕索里尼感受到“那位基督内心温和，但在理性上却‘从不’妥协，始终坚守着自己可怕的自由，即渴望不断地验证自己的信仰、从心态上并未将打破常规的事情和引起众怒的事情放在眼中”[48]。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化身为真理的基督，与现代人那种充斥着妥协、迎合、残暴以及对共同利益的漠视的生活截然相反[49]。

在拍摄影片之前，帕索里尼访问了以色列，特别是加里肋亚（Galilea）地区，但最终大失所望而归，因为在那些荒凉贫瘠的土地上并没有留下任何基督的踪迹。然而，他从自己内心深处的信念中获得了安慰：“事物越是渺小而卑微，就越是深刻而美丽”[50]，这与圣保禄的观点——“天主的德能在软弱中才全显出来”（格后12：9）——完全一致，以至于他承认说：“我意识到，我的这个想法比自己想象的更真实”[51]。

该影片的独创性在于它对文本的绝对忠实，并将之转化为影像，这在圣经题材的作品中堪称独一无二的典范[52]。。《玛窦福音》标志着电影语言诗意探索的巅峰：文学、绘画与音乐共同构筑出“诗意电影”[53]。年轻的皮埃尔·保禄曾在博洛尼亚（Bologna）师从罗伯托·隆吉（Roberto Longhi）[54]，这绝非偶然。

主角的选角颇为不易，背后有着一个特别的故事。19岁的西班牙青年恩里克·伊拉佐基（Enrique Irazoqui）希望通过结识帕索里尼而邀请他参与反对佛朗哥的斗争。当与他见面时，这位导演正为耶稣的扮演者物色人选，而伊拉佐基的出现令他眼前一亮：就是他！[55]。面对导演的邀约，年轻人的回答是自己对电影毫无兴趣，更不用说参演电影：他唯一关心的是推翻佛朗哥政权。此外，他也不愿为自己所厌恶的教会发声，而之所以厌恶这个教会，是因为它是压迫政权的帮凶。然而，一个与他一起的朋友说服他接受了这一角色：他将把电影片酬转用于革命事业。于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真实地表现基督的形象。

导演理解这位年轻人的动机。当需要介绍经师和法利赛人时，导演会告诉他，把他们想象成自己秘密抗争的佛朗哥政权下的资产阶级。之后，男主角曾表示说：“我后来爱上的基督，正是作为影片核心的山中圣训中的基督”[56]。然而，最令他惊讶的是“在我扮演耶稣时帕索里尼似乎想站在我的角度。[…] 他爱福音书，在其中看到了他致函电影制片人比尼（Bini）时所说的‘绝对的美’的生动体现”。在这封信中，导演写道：“于我而言，美永远是‘道德之美’；但这种美总是通过中介而来到我们面前：通过诗歌、哲学或实践；唯一未经中介、直接呈现的[57]纯粹的‘道德之美’，我是在《福音书》中体验到的”[58]。对帕索里尼而言，这种对美的信仰至关重要，它是无限与绝对的印记，是通向彼岸、不可知与神秘的大门。

“图罗尔多在帕索里尼身上看到对生命价值的追寻，这使他成为帕索里尼的兄弟：这正是他自己的追求。

影片上映时，在保守派人士中引发了轩然大波，而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间隙观看了该片的教长们却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热烈掌声。该片还荣获天主教电影中心颁发的Ocic奖。帕索里尼虽自称非信徒，却表示想通过影片以一位假想信友的身份讲述触及自身良知深处的感悟[59] 。

尽管如此，当这部影片于1964年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向媒体放映时，一场针对导演的、经过精心策划的舆论风暴席卷而来，其原因不难理解。影片在圣费代莱教堂放映了几天之后，圣母忠仆会总会长严厉斥责了图罗尔多神父：“且不论您介入帕索里尼这类危险的争议是否妥当，据我所知，您竟为其辩护，还说过这样的话：‘无神论者勇气可嘉，他们同样是信者。无神论是人类高尚的一面，不应狂热地反对无神论者’”[60]。

对此，图罗尔多不假迟疑地作出回答：他表示自己完全遵循了教宗保禄六世的通谕《祂的教会》（Ecclesiam Suam），即教会关于与异见人士对话的指导方针。他还表示随时准备亲自说明自己既未违背教义，也未违背教会精神。尽管总会长对这一答复并不满意，但他必须在教义部Sant’Uffizio和奥塔维亚尼Ottaviani）枢机面前为这位同会兄弟辩护，并保证其神职行为和道德操守无可指摘，尽管可能存在某些“言辞不当”之处[61]。对图罗尔多而言，显然需要重新强调教会作为福音传播者及每个人得救赎之鲜活象征的使命。

帕索里尼去世之际

帕索里尼于1975年11月1日至2日夜间遇害之后，图罗尔多写下了两封公开信：一封致诗人的母亲，另一封致年轻凶手的母亲。在于罗马举行的世俗葬礼之后，他是唯一一位在卡萨尔萨（Casarsa）主持葬礼的神父。他称这位朋友为“一个在‘暴力’且不人道的城市中‘流亡’的‘谦卑的’弗留利之子，如今将被母亲带回已上升为其“真正祖国”与“真正信仰”之象征的‘家’”[62]。这两封信因遭《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主编拒绝而未被发表。但在弥撒讲道中，图罗尔多将致帕索里尼母亲的信作为悼词宣读，这位母亲曾在电影《玛窦福音》中饰演圣母玛利亚，这无需赘言。

数年后，在1987年，图罗尔多本人回忆了与帕索里尼的友谊。虽然两人私下会面不多，但始终在远距离中保持着彼此间的敬重。图罗尔多生动描绘了帕索里尼的形象：在他眼中，帕索里尼是一位先知，“他深谙如何通过‘宫廷之人’、‘萤火虫’的消失、‘道德问题’等意象和公式来定义个人和民族意识，这些意象和公式在《海盗手稿》（Scritti corsari）与《路德书信》（Lettere luterane）中被推向‘炽热的境界’；他是一位‘传教士’，深感‘揭露邪恶’的迫切性，梦想着能‘从罪恶中得到解脱’，因为他自己首先是一个‘大罪人’，深受‘悲剧性’的负面情愫的影响；他也是一位‘无信仰的信徒’，拥有‘宗教灵魂’，内心躁动不安，因为他始终‘无法找到他所追求的一切事物中那个闪耀且完全令人信服的要点’”[63]。可见，这是一种纯粹的宗教解读。图罗尔多在帕索里尼身上看到了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追寻，这使他把帕索里尼当做自己的兄弟：这也正是他自己的追寻。这位圣母忠仆会的会士宣称其朋友之言论具有先知性价值，并赞赏其抵御当时社会江河日下的能力。

在这一背景下，值得铭记的是米兰总主教卡洛·玛丽亚·马蒂尼（Carlo Maria Martini）枢机在图罗尔多神父葬礼上的致辞结语：他是“一位感知到天主的沉默、人的放任以及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绝望呐喊的诗人。[…] 他是诗人、先知、唤醒良知者、信仰者，天主的人，是所有人的朋友”[64]。图罗尔多神父的一生可概括为：毕生奉献于人类福祉。《人》正是他创办的一份地下刊物的象征性名称，该报纸最初于米兰抵抗运动时期创办、后在乔治·拉皮拉（Giorgio La Pira）执政的佛罗伦萨继续发行，该刊物曾赢得广泛赞誉，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1. «Intervista»，Antonio Devetag-Romano Remigio，1989年10月，in AA.VV., David Maria Turoldo e Pier Paolo Pasolini. Due anime friulane, Rovato (Bs), Aldebaran Editions, 2023, 153. ↑
  2. 参见前注。该书是2022年纪录片Stare al mondo: Turoldo e Pasolini的后续作品，该纪录片于图罗尔多神父（1916-1992）逝世三十周年暨帕索里尼（1922-1975）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推出。 ↑
  3. D. M. Turoldo, La mia vita per gli amici. Vocazione e resistenza, Milano, Mondadori, 2001, 97. ↑
  4. 同上。 ↑
  5. 参见D. M. Turoldo, Anche Dio è infelice, Casale Monferrato (Al), Piemme, 1991. ↑
  6. 同上，Io non ho mani, Milano, Bompiani, 1948, 55. ↑
  7. 同上，«Amore e morte», in Id., O sensi miei… Poesie 1948-1988, Milano, Rizzoli, 1990, 145. ↑
  8. 同上，«Vicenda», in Id., Io non ho mani, cit., 41. ↑
  9. 参见L. Santucci, «Turoldo David Maria», in Dizionario biografico dei friulani: 参见www.dizionariobiograficodeifriulani.it ↑
  10. M. Garzonio, «Il racconto di un uomo della speranza», in D. M. Turoldo, La mia vita per gli amici…, cit., 214. ↑
  11. 同上，第215页。 ↑
  12. 同上。 ↑
  13. P. P. Pasolini, Poesie a Casarsa, Bologna, Mario Landi, 1942. ↑
  14. 同上，Un cinema di poesia, Roma, s.i.e. e d., 6. ↑
  15. M. Maraviglia, David Maria Turoldo. La vita, la testimonianza (1916-1992), Brescia, Morcelliana, 2016, 20; D. M. Turoldo, Lo scandalo della speranza, Napoli, G. A. Benvenuto, 1978, 16. ↑
  16. D. M. Turoldo – A. Merini – G. Turoldo Malnis, Mia infanzia d’oro, Milano, All’insegna del Pesce d’Oro, 1992, 33. ↑
  17. 这些插图收录于1991年非商业版。 ↑
  18. D. M. Turoldo – A. Merini – G. Turoldo Malnis, Mia infanzia d’oro, cit., 39. ↑
  19. 参见R. Beano, «Due voci, una terra», in AA.VV., David Maria Turoldo e Pier Paolo Pasolini…, cit., 126. ↑
  20. “villotta”是一种多声部民歌；其名称可能源于“veglia”（除夕，前夜），因为这些歌曲是在重要的节庆晚间围着篝火演唱的。 ↑
  21. D. M. Turoldo, La mia vita per gli amici, cit., 35. ↑
  22. D. Clapasson, «La seduzione del nulla», in AA.VV., David Maria Turoldo e Pier Paolo Pasolini…, cit., 92. ↑
  23. D. M. Turoldo, La mia vita per gli amici, cit., 35. ↑
  24. 同上。 ↑
  25. 同上，第47页。 ↑
  26. 同上，Il dramma è Dio. Il divino, la fede, la poesia, Milano, Fabbri, 1997, 150-153. ↑
  27. E. Ronchi, «Turoldo e la lotta con Dio», in AA.VV., David Maria Turoldo e Pier Paolo Pasolini…, cit., 39. ↑
  28. D. M. Turoldo, «La mia lettura di Pasolini», ivi, 153. ↑
  29. R. Beano, «Due voci, una terra», ivi, 126. ↑
  30. 同上，第125页。 ↑
  31. 参见L. Santucci, «Prefazione», in D. M. Turoldo, Poesie, Vicenza, Neri Pozza, 1971, XVI. ↑
  32. E. Ronchi, «Turoldo e la lotta con Dio», cit., 40 s. ↑
  33. 同上，第42页。 ↑
  34. 同上，第39页。 ↑
  35. 同上。 ↑
  36. P. P. Pasolini, La religione del mio tempo, Milano, Garzanti, 1961, 103 s. ↑
  37. 同上，第104页。 ↑
  38. 同上，L’usignolo della Chiesa Cattolica, Milano, Longanesi, 1958, 81. ↑
  39. 同上，La religione del mio tempo, cit., 116. ↑
  40. 同上，第42页。 ↑
  41. 同上，第26页。 ↑
  42. 同上，第42页。 ↑
  43. 同上，第125页。 ↑
  44. 同上，第105页。 ↑
  45. 同上，L’usignolo della Chiesa Cattolica, cit., 114. ↑
  46. 参见D. M. Turoldo, La mia vita per gli amici, cit., 35. ↑
  47. 参见M. Maraviglia, David Maria Turoldo…, cit., 266 e nota 69. ↑
  48. P. P. Pasolini, «Il Vangelo di Matteo. Una carica di vitalità», in Id., Il Vangelo secondo Matteo, Milano, Corriere della Sera, 2015, 23. ↑
  49. 参见V. Fantuzzi, «Il Vangelo secondo Matteo», in Id., Pasolini, Roma, La Civiltà Cattolica, 2022, 43. ↑
  50. 同上，第37页。 ↑
  51. 同上，第49页。 ↑
  52. 在此意义上，还应回顾一部关于圣保禄的剧本，虽然影片未能面世，但剧本延续了那种将圣经文本嵌入现代场景中的忠实改编：参见P. P. Pasolini, San Paolo, Torino, Einaudi, 1977. ↑
  53. 参见同上，Un cinema di poesia, cit., 见扉页。 ↑
  54. 参见R. Longhi的杰作：Caravaggio, Roma, Editori Riuniti, 1968. ↑
  55. 参见V. Fantuzzi, «Enrique Irazoqui: un ragazzo che non voleva essere Gesù», in Id., Pasolini, cit., 90. ↑
  56. 同上，第92页。 ↑
  57. 同上，第99页。 ↑
  58. 同上，第99页。 ↑
  59. 参见V. Fantuzzi, «Pasolini sulla via del Vangelo», ivi, 74. ↑
  60. M. Maraviglia, David Maria Turoldo…, cit., 293. ↑
  61. 同上。 ↑
  62. 同上，第359页。 ↑
  63. 同上，359 s. ↑
  64. 同上，第417页。 ↑

 

吉安卡洛·帕尼（Giancarlo Pani 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