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迭戈·马泰伊（Diego Mattei S.J.） “‘人人内心深处都渴望有人陪伴自己一生，一个不会背叛自己、不会抛弃自己的人，哪怕是一条癞皮狗也行。因为对他人的爱，那个人变成了一条癞皮狗’。武士自言自语地重复着这些话”[1]。
“武士一边打开包袱，一边揣摩：‘我跨越两大洋，一路来到西班牙，就是为了拜见一位国王，但并未遂愿。我不过是见到了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2]。
“毫无疑问，他的弟兄们会谴责他的行为是亵渎神灵：但是，即使果真背叛了他们，他却没有背叛天主。于今，他对天主的爱与以前有所不同。此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孕育他的这种爱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即使现在，我也是这片土地上的最后一位神父。我们的天主并没有保持沉默。即使祂果然沉默无语，祂依旧是我的人生至今仍在诉说的那一位’”[3]。
远藤的一生
远藤周作[4]1923年出生于东京，三岁时随家人迁往当时日本人控制下的中国满洲大连。1933年，由于父母的婚姻风波和离异，他随母亲返回日本，住在神户的一个姨妈家。1934年，11岁的他在离婚后皈依天主教的母亲的敦促下接受了洗礼，取名保禄。1943年，他投学于东京庆应大学，但由于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他不得不中断学业，被派往弹药工厂工作。
重返大学后，他决定在法国文学系就读，并于1948年毕业。1950年，他成为首批获得赴法留学奖学金的日本学生之一[5]，并先后前往里昂和巴黎研习法国天主教作品。在此期间，由于严重健康问题的折磨，他被迫于1953年2月返回祖国，住院治疗。
远藤是一位著有小说与随笔的多产作家，他最初发表的短篇小说集为《白衣人》（Shiroi hito）和《黄衣人》（Kiiroi hito），其中第一部获得了著名的芥川文学奖[6]。1959年，他回到法国，但由于胸膜炎复发，他再度被迫返日，在医院里度过此后三年的大部分时间[7]。1960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火山》问世；1966年，他出版了《沉默》（Chinmoku）并因此而荣获谷崎润一郎奖且在国内外出版界取得巨大成功。事实上，《沉默》是其首部被译为英文的作品[8]。
在其此后所创作的大量散文、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我们可以回顾1968年出版的Kageboshi（《我的影子》）和1973年出版的Iesu no shogai（《耶稣的生活》），其中后者使他于1978年获得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国际奖。1980年，远藤出版了《武士》并获取野间文艺奖。1985年，他当选为日本P.E.N.俱乐部主席。1986年，他出版了Sukyandaru（《丑闻》），1993年，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深河》问世。远藤于1996年9月29日离世。
日本文学界的远藤
自1966年出版《沉默》以来，远藤一直以“日本天主教作家”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公众面前：这一定义虽然无误，但却有过份强调西方影响并夸大此影响的范围，给他的作品蒙上一层异国情调的特征，这种结果有导致这位作家与日本文学传统划分开来的危机。远藤的确受到法国传统的影响，其中首先是他情有独钟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然后是保禄·布尔歇（Paul Bourget）、亨利·波尔多,（Henri Bordeaux）、纪德（Gide）、普鲁斯特（Proust）、朱利安·格林（Julien Green）、
保禄·劳戴尔克（Paul Claudel）及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 Bernanos）等人[9]，但他忠实于在19世纪向西方世界开放之后形成的日本传统，这一传统对个人赋以极大关注，其主要表现形式为shishōsetsu [10]亦称“自我小说” [11]，是现代日本小说的主要模式[12]。
基督信仰强调内在生活的独特性，这无疑促进了对内在性的关注。这是一个融合基督信仰的贡献以及将自我表达建立在生活美学和自然美学之上的日本文学传统的问题[13]。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剧烈动荡之后，日本年轻作家们面对的是一个破败不堪的世界，是一个必须重建的物质与心理废墟。“如果不承认1945年战败后远藤和他的战友们身处混沌的状况，就无法评估战后小说（shosetsu）中叙述自我所发生的变化。一方面，庆幸自己幸免于难的他们不得不努力恢复正常生活的表象；与此同时，即使是那些像远藤一样因健康原因而免上前线的人，战争的经历也给他们留下了累累伤痕，并常使他们不知如何应对战后的现实生活”[14]。在这种境况中，第三代人[15]的“大山神”（Daisan no shinjin）[16]运动继承了shishōsetsu传统，但无法将其推向没落，除了一种更复杂的方式外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与外部废墟形成对照的是一个有待发掘和重建的支离破碎的自我。
天主教作家
11岁时，远藤在母亲和姨妈的坚持下接受了洗礼。这一无意识的举动决定了他的人生轨迹，同时兼具日本人和基督徒，这一双重身份的需求促使他作出进入法国文学专业并主要研习法国天主教作家的选择。“不同于许多皈依者的是”，远藤写道，“我选择基督信仰并非出于自愿。长期以来，我的信仰在某种程度上与自己对母亲的忠诚结合在一起，与我对她的崇敬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17]。
威廉姆斯（Mark B. Williams）认为，文学另我的缺失，作为“大山神”作品的典型特征，通过对主人公在面对一种更普遍的自我意识的旅程中的悲伤与挣扎予以同情和认同而得到弥补。在“事实”之外，远藤更为挂怀的是事件的真相[18]。
在文学创作中，融汇因母亲而接受的西方信仰和东方文化遗产的愿望赋予远藤强大的驱动力。在这一点上，远藤并非单枪匹马：许多神学家和文学界人士均试图将基督信仰融入日本文化。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远藤与战前时期的其他日本天主教作家具有另一共同之处，那就是：在从属于泛神论的东方和接受一神论的西方信仰间的分歧之外，他们也是艺术家。这些作家除了已经提到的北村东国（Kitamura Tōkoku）、国木田独步（Kunikida Doppo）、岛崎童子（Shimazaki Tōson）和夏目漱石（Natsume Sōseki）之外，还有芥川龙之介（Akutagawa Ryūnosuke）、白宗正宗（Masamune Hakuchō）、有岛武雄（Arishima Takeo）、太宰治（Dazai Osamu）等人。远藤不止一次地为自己进行辩护：他是学者而非护教士，是作家而非神学家。
这位作家与日本天主教会之间曾经出现的许多紧张关系均源自对其著作的文学意图而非哲学意图的不解。这种紧张关系也涉及到其他天主教作家。例如，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他表示：“我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作家。只不过天主教神父在我的作品中” [19]。远藤的特点在于，他保持了这些元素之间的张力，而其他人则有可能选择综合与融入”[20]。
文学正是从对人的内在性及内心冲突的审视中产生。正如威廉姆斯（M. B. Williams）所言：“天主教文学并不涉及对天主和天使的文学表现，而是需要局限于对人的审视。此外，天主教作家既非圣人，亦非诗人。诗人和圣人的目标是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天主身上，赞颂祂，而天主教作家不仅要牢记自己是作家，还要牢记审视自己的责任。如果为了创作真正的‘天主教文学’或为了维护和传播天主教教义，而矫揉造作和歪曲小说中的人物个性，那么这部作品便不再是名副其实的天主教文学著作”[21]。
正因如此，作家不能以评判的眼光而是以同理心来描写人物生活，无论是对美德的描述，还是对每个人内心脆弱和邪恶的刻画。远藤并非刻意去呈现关于基督信仰的内容本身，而是因为他是在基督信仰环境中成长和接受教育的。
因此，远藤笔下的人物和故事的特点是描述一个走向整全的历程，这一历程起步于对立的元素：意识和无意识、肉体和精神、理性和情感等等，而这些对比最终将融汇于一处[22]。在对无意识的解读中，根据远藤所采用的卡尔·荣格（Carl Jung）的分类，善恶之分并不存在[23]，不过是相互冲突的元素而已：一些元素促使成长，另一些则导致毁灭。
每个人都被赋予一种内在力量，这种力量推动他进行各种因素的合成与搭配。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和力量便是基督。“我们的无意识所创造的故事与景象，就是我们的心灵不断寻找这个‘X’的确凿证据。不用说，这个‘X’不是死亡和毁灭，而是生命，是提升我们生命的东西：我个人称之为耶稣的存在[24]”。因此，对远藤笔下人物的信仰之路的解读主要是个人每个人都被赋予一种内在力量，这种力量推动他进行各种因素的合成与搭配。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这种数据这一事实和力量便是基督。“我们的无意识所创造的故事与景象，就是我们的心灵不断寻找这个‘X’的确凿证据。不用说，这个‘X’不是死亡和毁灭，而是生命，是提升我们生命的东西：我个人称之为耶稣的存在24”。因此，对远藤笔下人物的信仰之路的解读主要是个人性的。这种解读所产生的信仰寓意是奇特的，因为它开启了这样一种解读：天主不仅在人的积极方面做工，也在阴暗面做工。恩典进入人物的生活，就像伦勃朗（Rembrandt）画作中的一抹夕阳[25]。
远藤作品中三个富有成果的对照
回到文学层面来看，哪些是远藤试图在其作品中调和的对照？首先是上文所提到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对照，其次是强与弱之间的对照，接下来是信仰与怀疑之间的对照。
其中最为人熟知并引起最多争议的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在泛神论和采纳人类学横向视野的东方与一神论并向超验性开放的西方之间寻求一种对比，这是始终贯穿于远藤早期散文及其主要作品中的一个主题。在他最著名的小说《沉默》、《武士》和《丑闻》中，这一主题也都有所体现。在前两部小说中，于体现这种对比的同时将其宣布为不可变更的对立的是两个次要人物：《沉默》中的费雷拉神父以及《武士》中的瓦伦特神父。在《丑闻》中，这种对比被阐述为主人公胜吕的文学追求的首要特征。这位胜吕是远藤的另我。“[胜吕]将探索自己的宗教信仰与日本气候之间的和谐作为其作品的中心主题。在他多年创作的所有故事中，总是一场令人绝望的抗争” [26]。
其次，强与弱的对照构成了远藤笔下又一个精神反思的重点所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这是贯穿其小说的另一个线索。基督的软弱引起日本人的反感。一个憔悴不堪、饱受折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怎会被称为主呢？这是《武士》主人公长谷仓（Hasekura）在整部小说中不断思考的问题。然而，随着他逐步发现自己无法完成与西班牙人达成贸易协议的使命，这个弱点也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耶稣不是威武的武士，也不是以世俗魅力吸引人的荣耀之王，而是与人同甘共苦的伙伴。
在旅途的最后，当长谷仓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政治棋盘上一颗无力的棋子时，耶稣的亲近在他面前显现出来，成为他面对生存崩溃时唯一坚定的因素。此外，尝受同样历程的还有另一位主人公贝拉斯科（Velasco），一位野心勃勃的方济各会修士，他为了在日本做主教而竭尽所能，以实现自己的那个自相矛盾的梦想，即：使徒的成功和教会的世俗化。面对失败，他对主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将引导他以罪人的身份面对自己的处境，并在归途中与日本同行者共有的脆弱中找到了一种亲近感。
这里的核心人物是一位因生活所迫而前往新西班牙殖民地（今墨西哥）的前日本修道士。他隐居在受西班牙地主剥削的印第安人中间，并以这样的话语表达了他对基督形象的挚爱：“神父们想说什么都可以。我相信我自己的耶稣。我的耶稣并不住在华丽的大教堂里。祂生活在这些贫穷的印第安人中间……这就是我的信仰”[27]。
在《耶稣的一生》中，远藤重塑了耶稣的一生，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让日本读者能够认识耶稣。他希望以小说家而非神学家的身份达到这一目的。在对耶稣生平的描述中，他所选择和追踪的正是首先使信徒产生反感的软弱，是通过这种无能为力揭示“爱的天主”和“天主的爱”。以此为起点，犹达斯的背叛以及伯多禄与其他门徒在耶稣受难的关键时刻的背弃均得到特别的重新诠释。此外，它还在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和受比拉多审判之间的几个小时里决定了众人的转向[28]。远藤基督论的核心主题在于将耶稣视为人的永恒伴侣和创造“抚慰奇迹”者。作者笔下所对照的是严厉的“父亲”的面容和天主关怀、亲近、慈爱的“母亲般”的面孔[29]。
在短篇小说《我的影子》中，远藤笔下的两位主人公也踏上了与自己及自己的脆弱和解的旅程。叙述者，即寄信人，以信函的形式，从两个人的关系角度出发，追溯了他们之间从其青年时代直至多年后偶然重逢那一刻的历史。对方是一位放弃了神职的司铎：年轻时的他曾是一个坚强、刚毅、道德高尚的形象，但在做出这一决择后，他则似乎因为对一个困境中的女子的极度怜悯而变得异常脆弱。通过这个人物，远藤（以“私小说”的模式）塑造了一个自身的文学形象：在新的情境中，这位如今已是成人、丈夫和男孩父亲的青年作家现在已是一位年迈体弱的老人。在餐厅饭桌上，一个小动作揭示了这位老人的信仰之深挚，并给他的生活和作家生涯打上深刻烙印。对这位年迈西班牙传教士更脆弱、更人性化的一面的发现让他得以与自己的往日导师重修旧好，克服了迄今为止的心中怨念，同时也恢复了对他的由衷钦佩。
同样，诗意般的柔弱也赋予其最著名的小说《沉默》以鲜明的主要特征，作者的名声与这部小说密不可分[30]。众所周知，这部小说的灵感来自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故事和西西里耶稣会士朱塞佩·基亚拉（Giuseppe Chiara）这一历史人物，远藤将他塑造成了塞巴斯蒂昂·罗德里格斯（Sebastião Rodrigues）这一文学人物。时值1640年，也就是日本幕府将军德川（Togukawa）下令向欧洲外国人闭关的前一年。所谓“日本基督信仰世纪”始于1549年方济各·沙勿略（Francesco Saverio）的到来以及首次重要的宣教成功，即将就此告终。日本人因禁教而生活在为避免残酷迫害所必需的隐匿之中。某些传教士仍然试图秘密登陆，为隐匿（Kakure）基督徒送去圣事的慰藉。当局后来意识到，杀害基督徒只会点燃信仰，激发反抗，更为有效的举措是勒令他们践踏十字架表示弃教的踏绘（fumie），这尤其是针对耶稣会、方济会或其他进驻该国的修会会士而言。
塞巴斯蒂昂·罗德里格斯与他的同会弟兄加尔佩（Garrpe）神父一同登陆，他很快被俘并被监禁，在狱中准备殉教，但却发现为拒绝弃教承担后果的并不是他自己（虽然这一前景令人毛骨悚然，但他甘愿为此付出代价），而是其他日本基督徒，他们将成为他殉教的可怜受害者。良知于是成为一个两难的问题。与狱卒的接触对他的信念提出了挑战，其中包括与负责铲除基督信仰和迫使基督徒放弃信仰的高级官员井上（Inoue）的长时间对话。让他惊愕的是，就连前日本耶稣会省会长费雷拉神父也已经踏绘。
每个人都坚持认为基督信仰与日本不相容，在一段著名的文字中，日本被比作沼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其中生长，基督信仰中天主的形象也被比作被囚禁在蜘蛛网中的蝴蝶：“不，那不是天主。就像是一只被蜘蛛网困住的蝴蝶。起初，那当然是一只蝴蝶，但次日，便只剩下蝴蝶的外表、翅膀和躯干；它已经失真，变成了一具骷髅。在日本，我们的天主就像那只被蜘蛛网缠住的蝴蝶，不过留下了天主的外表，而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具骷髅”[31]。
面对日本信徒的痛苦和苦难，天主的沉默深深震撼了罗德里格斯，在他的心目中，基督的形象是一个胜利者。然而，就在他跌入深谷最低处的时刻，他听到了天主的声音，天主向他揭示，祂来到世间是为了成为所有人中的最后一个，是为了拯救所有人，祂要承担起被所有人拒绝的重担。随后，铜板上的基督对他说：“踏下去吧，踏下去吧，我比任何人都知道你的脚会有多痛。我就是为了让你们践踏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为了分担你们的痛苦才背负十字架的” [32]。
许多学者都在探究这段文字，它的确至关重要，远藤也为此而受到了许多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来自日本教会以及许多日本基督徒，原因是他作出这一选择，通过这段文字叙述并凸显了两位神父的背教行为，他们不是以身殉道见证自己的信仰，而是俯首称臣。
然而，在这一解读中并未得到充分强调的是，塞巴斯蒂昂·罗德里格斯的旅程并没有随着“踏绘”而结束，却是在继续。事实上，灵性之旅引导他在更深层次上认识到基督在其生活与现实中的存在。他发现，自己的整个人生都在诉说着基督，就像这一辈子是怎么过来的那样，而不是因为他那些微不足道的功劳。“毫无疑问，他的弟兄们会谴责他的行为是亵渎神灵：但即使真的背叛了他们，他也并没有背叛天主。于今，他对天主的爱与以前有所不同。此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孕育他的这种爱的不可或缺的条件。罗德里格斯灵修之旅的尽头隐藏着一个神秘的特征，那就是深深的依恋。“即使现在，我也是这片土地上的最后一位神父。我们的天主并没有保持沉默。即使祂果然沉默无语，祂依旧是我的人生至今仍在诉说的那一位” [33]。
以绝对出乎意料和自相矛盾的形式帮助他保全灵魂的人物是软弱的吉次郎（Kichijiro）。吉次郎不仅背叛了他，而且多次“踏绘”，但也是那个在任何情况下仍然跟随他、随时出现在他身边并一再要求他为自己赦罪的人。吉次郎也确实深知自己的罪。再三表现出怯懦和软弱的吉次郎虽然不可能得到读者的好评，但当他反驳耶稣会神父时，我们不禁感受到他眼泪中的真诚。他向神父反问道：“我确实软弱，但软弱也是罪吗？如果我生活在其他年代，在那些基督徒受到尊敬和欢迎的年代，我将会是另一个不同的人。我将会是一个与现在不一样的基督徒”。
同样，我们也会在吉次郎刺耳的狂呼中发现自己的弱点，远藤亦是如此。他的信仰问题被假借穷渔夫之口道出。吉次郎身上似乎自相矛盾地具备着某些基督徒特征：他是一个在罗德里格斯深陷低谷时依然始终陪伴着他的弱者，而在结尾处，当神父“踏绘”多年后，他仍然向这位神父告解，挽救了他的灵魂，并向他揭示了天主如何以一种神秘的方式继续工作。
《沉默》是一部历史小说，《武士》更是如此，二者无不承载着远藤的深刻疑问。从这个角度看来，《沉默》主要涉及的并非背教的行为，而是一次信仰之旅和基督的启示。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在这部小说中，远藤成功地描述了两种不同形式的殉道。一种是更明显的殉道，以加尔佩神父和日本信徒为代表，为了证明自己对耶稣的忠诚，他们不惜流血牺牲。此外，还有一种更为隐蔽的殉道形式，那就是隐匿（Kakure）基督徒，尤其是那些被迫在沉默与完全保密的情况下生活的人，他们面临着不同的考验，这种考验不会在一瞬间结束，而是会像“穴吊”一般地在一辈子的伪装中蔓延开来，只求生存。“即没有强者，也没有弱者。有谁能说弱者所遭受的苦难不会比强者更多？”[34] 。马克·威廉姆斯这样写道：“这不仅是始终使远藤与之抗争的一个问题，也是他认同世世代代的隐匿基督徒的问题，这些隐匿基督徒不仅被迫以地下形式继续自己的信仰，还因屈服于巨大的叛教压力而被打上‘弱者’的烙印。远藤越是思考这些因亵渎了他们始终崇敬的基督形象而被迫生活在羞耻感中的隐匿者的生活，便越是质疑一种传统观点，这种观点将这些隐匿者视为‘软弱’的叛教者，而不是在完全了解这一背叛行为并试图描绘出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情况下仍然拥有度过余生的能力的人”[35]。
弱者的力量使强者感到迷惑，这是天主的力量。正是在塑造隐匿者的过程中，最后一种张力关系，即信仰与怀疑之间的张力关系，在远藤笔下尤为突出。在这一最后的两极分化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位日本作家的人生历程，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接受11岁时所接受的近乎游戏的洗礼承诺，然后将其内化为己有，这些作品宛若肥沃的种子，使他成为日本最多产、最受人喜爱和尊敬的作家之一。
- S. Endō, Samurai, Milano, Rusconi，1983年，第295页。 ↑
- 同上，第311页。 ↑
- S. Endō, Silenzio, Milano, Rusconi，1982年，第223页。 ↑
- 本文作者遵循先姓后名的日本传统。 ↑
- 关于35天漫长而艰难的海上航行的回忆重现于小说《武士》（Samurai）对横渡太平洋的描述中。 ↑
- 远藤以1957年的短篇小说《海与毒药》而获得新潮社文学奖及每日出版文化奖。 ↑
- 远藤常常在他的小说和叙事中回顾医院的环境。 ↑
- 这部小说也在电影界取得了瞩目的成功。事实上，这部小说曾三次被搬上银幕：第一次是由导演筱田昌宏（Masahiro Shinoda）摄制于1971年的同名影片；第二次是由葡萄牙导演若昂·马里奥·格里洛以更自由的形式改编的Os Olhos da Ásia；最后是由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于2016年拍摄的《沉默》，也是三部影片中最知名的一部。 ↑
- 参见M. B. Williams, Endō Shūsaku.A Literature of Reconcili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3. ↑
- “私小说”（shisosetsu）传统诞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由传统“小说”（shishōsetsu，即对西方“小说”一词掩盖了一些实质性差异的通俗译法）演变而来。这种演变的分水岭介于日本幕府时代数百年封闭和1868年明治初期之间，后者与西方国家开通关系。关于shishōsetsu的理论框架，参见L. Bienati – P. Scrolavezza, La narrativa giapponese moderna e contemporanea, Venezia, Marsilio, 2009, 55-63。 ↑
- shishōsetsu指的是一个作家流派，自1890年开始并在随后的数十年中， “自我发现”或“自我定义文学” 通过此流派作家而开始出现。 ↑
- 这是一种被视为作者以略带虚构的形式忠实再现其私人生活细节的自传体小说。一方面，读者认为他或她所读的文本是作者生活的忠实再现（因此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之间存在重合）；另一方面，作者构造真实性（或makoto）的神话，因为真实性是日本传统中最高的审美价值之一，可以通过得体并因此而含有虚构成分的忏悔来获得。参阅L. Bienati – P. Scrolavezza, La narrativa giapponese moderna e contemporanea, cit., 57 s. ↑
- 参见M. B. Williams, Endō Shūsaku…, cit., 6 s. ↑
- 同上，第17页。 ↑
- 代际以年龄及不同程度经历的冲突为依据进行划分。参见L. Bienati – P. Scrolavezza, La narrativa giapponese moderna e contemporanea, cit., 124-136. ↑
- 安冈章太郎（Yasuoka Shōtarō）、小岛信夫（Kojima Nobuo）、岛尾俊夫(Shimao Toshio)、吉行淳之助（Yoshiyuki Junnosuke）、三浦寿门（Miura Shumon）和远藤周作（Endō Shūsaku）都是在战争时期成长起来的，传统上，他们的名字也都与这场运动联系在一起。 ↑
- S. Endō, «Ombre», in Id., Una donna chiamata Shizu, Casale Monferrato (Al), Piemme, 1995, 60. ↑
- 参见M. B. Williams, Endō Shūsaku…, cit., 29 s. ↑
- “我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作家。天主教神父出现于我的作品中无非偶然”（同上，第37页）。 ↑
- 参见同上，第34页。 ↑
- 参见同上，第35页。 ↑
- 参见同上，第44页。 ↑
- 同上，第45页。 ↑
- 同上，第50页. ↑
- 参见同上，第49页。 ↑
- S. Endō, Scandalo, Milano, Rusconi, 1989, 9. ↑
- 同上，Samurai, Milano, Rusconi, 1983, 145. ↑
- 参见同上，Vita di Gesù, Brescia, Queriniana, 2017, 147-181. ↑
- 参见同上，第12-14页。 ↑
- 关于小说《沉默》，参见F. Castelli的文章：«“Silenzio”, di Shusaku Endo. Un “thriller” teologico», in Civ. Catt. 2017 I 23-33. ↑
- S. Endō, Silenzio, cit., 180. ↑
- 同上，第203页。 ↑
- 同上，第223页。 ↑
- 同上。 ↑
- M. B. Williams, Endō Shūsaku…, cit., 5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