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乔凡尼·库奇（Giovanni Cucci S.J.） 宗座额我略大学（Pontificia Università Gregoriana）政治哲学教授罗科·丹布罗西奥（Rocco D’Ambrosio）于近期出版的新作L’etica stanca重提了一个经久不衰且备受争议的主题[1]。书名给人的印象是，伦理反思正经历着一段疲软期，或者——根据书名中的文字游戏，取决于读者将“疲倦”一词理解为形容词还是动词——研究这门学科本身就十分繁重，令人疲惫。
寻回伦理学的价值及其吸引力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此，丹布罗西奥并未回避，而是通过对一系列思想家及公众人物的探询而试着了解情况。一部内涵丰富的著述由此而生，它能激发人们对生活中一些热点问题的思考：无论是否愿意，每个人都必须就这些问题表明立场，即便只是通过日常的选择。因此，我们需要审视公共生活质量所依赖的衡量标准，同时也要解决人们经常对该学科提出的反对意见。
为什么要关注伦理？
在这方面，一个反复出现的异议深信：诚实与正义的价值观最终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那些不了解残酷现实者的妄想。引用吉尔伯特·K·切斯特顿（K. Chesterton）的观点（参见19），丹布罗西奥指出，理想绝非青春期的梦想，而是必不可少的指引——就好像路标（亚里士多德所称telos，“目的”）对于计划踏上旅程的人而言。旅程这一意象本身也揭示了善的实践性与存在性维度，这种维度会随着时间而逐渐明晰，“一边走”一边与路标和参照物对话，对它们的理解将会在第二时间发生，也就是当你在静心重温已走过的路程并不断明确自己的选择所通向的终点之时。圣多玛斯在论述人类生命的终极目标——真福（beatitudo）时所采用的隐喻正是旅程：一个目标明确的人，其表现并不是对这一目标念念不忘，而是努力走好自己的路（参见《神学大全》I-II，q. 1，a. 6，ad 3um）。
事实上，追求善是每个男人和女人的特征，但那些对问题不假思索的人很可能陷入事与愿违的境况，就像《福音》中那个想造一座塔却在不预先筹算成本及其现有资源的情况下就开工的人（参见路十四:28）。其风险不仅是浪费时间和资源，而且在更重要的问题上，甚至可能为虚幻之事徒劳一生。
在这种方式中，不幸非常普遍的一个例子是情绪化，即倾向于以口号（或点赞）来处理严肃且复杂的问题，而且，社交媒体的盛行和人工智能的出现更加剧了这种倾向。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情绪化一旦与无知联姻，就很容易沦为原教旨主义的牺牲品（参见29-40）。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力图一种严肃的思考，尽管它会很艰辛，但能确立为辨明真正重要事物所需的标准。该书从公共层面探讨了这一问题，其根本前提是：“人应是公共领域诠释与评价的标准”，而且正如《意大利宪法》所言，旨在“为实现所有人的‘全面发展’而创造条件和资源” （21）。
价值观从何而来？
哲学向来以于道德探究而言至关重要的宏大叙事为源泉。一位于最近去世、曾高度关注对伦理学重新评估的思想家指出：“只有当我能够回答‘我属于哪一个历史或哪些历史？’这个初步问题时，我才能进一步回答‘我该做什么？’的问题”[2]。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一个项目、一段人生之价值的评估，取决于它能否赋予某种意义的一致性，能否从中辨识出某种可理解性或是某种上述意义上的终极目标（telos）。不幸的是，伟大叙事的逐渐消逝导致了人们对人生重大问题以及对维系公共健康不可或缺的伦理遗产的疏离[3]。
伦理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与所选价值观的一致性上，尤其是当这些价值观要求我们表明立场并甘愿为此而付出代价时。在这种情况下，来自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等人类学家所称的“道德能量”——即存在于社会群体及其机构中并被其倡导的理想传承——将提供不可或缺的帮助，这些理想有助于促进个人和团体的全面发展。亚里士多德将这种能量称为“美德”，即“使人行善、善行其职的常态”（《尼各马可伦理学》，1105b 25）。在众多美德中，他将正义置于首位，将其视为最重要的，因为它影响着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位希腊哲学家提出了至今仍至关重要的分配正义与交换正义之间的区分：前者旨在根据社会等级与地位分配财富；而后者则是平等的契约方之间进行交换的结果。亚里士多德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一致，他将前者称为“几何正义”，后者称为“算术正义”（《尼各马可伦理学》，1131a 10 – 1132b 9）。
关于正义的思考在当代重新兴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哲学贡献。他同样坚信正义是测量公共事务运转状况的晴雨表，以至宣称：“法律和制度，无论多么高效和精心构思而成，倘若是不公正的，就必须予以[4]这一权利之上”[5]。
对分配正义的忽视导致人们将公共机构视为单纯 “用来挤奶的乳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头乳牛终将会病倒，不仅其产奶量会日益减少，奶质也会日趋低劣。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如同所有重要事物，坚持公正的行为也同样意味着可观的代价。亚里士多德并未回避这项任务的困难，尤其是像罗尔斯所指出的那样，即当它可能损害个人福祉的时候。该书探讨了可能需要为此而承担的若干代价，其中包括因坚守良知而抗命、边缘化与直言不讳（参见77-88；107-109）。
如何引导人们向善？
因此，伦理学虽令人疲惫，却无需再发明，而应被再发现。哲学家的工作主要是清除那些蒙蔽哲学之美的积垢与误解。亚里士多德在援引索福克勒斯（Sofocle）的《安提戈涅》时指出，道德感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尤其会在遭遇不公正时显现出来。这种道德感源于后世所称的“自然法”，但其本质含义早已为古人所熟知——“一种与生俱来的正义与不义，人人皆能直觉感知，且为所有人所共有”（《修辞学》1373b 7-10），正是这种认知赋予具体行为以公正。
在伦理领域——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共层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弘扬伦理，重塑其吸引力，以帮助人们实现活出成功人生的愿望。一个始终在教育领域得到认可的方面是提供能够在具体生活事件中体现价值观的恰当范例。它们能够展现充实人生的魅力，而且往往是推动人们做出艰难决定的关键动力。价值在对主体具有吸引力时会显得美好且易于实现：“衡量良好行为的标准是看它是否出于对善的追求。与做善良的人相比，更重要的是渴求成为善良的人”[6]。在这里，善具有一种无私的维度，它在自身中获得满足感，而并不需要从其他方面去发现。
此外，友谊是另一助力，是连接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理想桥梁。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专门以两卷的篇幅探讨了这一主题。友谊虽然在自发和无偿中产生，却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即使在政治层面亦然，并且同时构成一个分水岭，将众多关于社会承诺的乌托邦式和意识形态式方案与一个充满友情的环境分隔开来。如同克莱夫·斯台普斯·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所指出的：“真正改变世界的，是那些与世俗世界保持距离的小型朋友圈”[7]。
在深入探讨这一主题时，丹布罗西奥指出，它还能为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现象——线上生活与线下生活可能存在的质的差异——提供有力的评估标准。现实互动在教学层面的不可替代性在我们所经历的可怕却又过早被遗忘的新冠疫情期间得以凸显。尽管带来了宝贵的新机遇，但首次封锁期间发生的事情也揭示了新办法的代价，特别是在教育领域。远程授课的确显得“遥不可及”，完全无法与面授课程相提并论：“事实上，教学、知识传播始终是一种关系性的活动，涉及教师和学生在身体、情感和智力层面的互动[…]。疫情和远程教学造成的物理和关系限制对学习造成了巨大损害，尤其是对于少年和儿童”（42）。这里并不是要废除远程教学，而是要为其设定符合目标的合理边界——再次强调目标！——并认清它们能够提供什么，不能提供什么，尤其是在网络匿名性与网络抑制机制缺失往往可能助长暴力倾向与仇恨言论的时候。
同样，人际关系层面也存在类似问题。许多网红拥有数百万粉丝，并宣称与他们建立了朋友关系；可是，事实难道果真如此吗？能够真正维系的人际关系数量存在上限，这一区间被称为“邓巴数”，以19世纪末提出该理论的数学家命名。罗宾·邓巴（Robin Dunbar）认为，在社会环境中能够维持稳定的人际关系数量上限约为150人。这一数字是通过他在社会及历史范畴内对村庄、城镇、社区和氏族等群体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实际上，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体现在人际关系的深度和可靠性上——即建立信任的能力——以及这些关系对个人生活的实际影响。这种关系存在一个阈限，与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所称的“临界点”相呼应——一旦超越该临界点，无论现象是好是坏（从病毒到文化运动），都将难以把控。同样，思想和传播也会经历[8]染过程，它们会扩散、蔓延，但一旦越过临界点，就会丧失力量，逐渐衰弱直至消亡[9]。
因此，友谊的作用至关重要，但也是有限的；它只涉及少数特定的人，对这些人而言，法律和义务都是不必要的。正因如此，这种关系不能成为公共生活的标准，尽管它可以对促进正义作出重要贡献（参见115-118）。
此外，与友谊紧密相连的还有其他体现自由创造力的价值，这些价值对生活品质不可或缺，例如美与诗歌。尽管乍看之下似乎仅为少数人所能企及，但它们都深植于每个人心中，可以通过教育和传播弘扬这些有价值的杰作而被唤醒。 “美、善、真、义并非一蹴而就，它们并不是电影特效，而是漫长旅程的硕果”（122）。它们如同诗歌般为生活注入韵味与色彩：我们永远不会倦于重温它们；相反，它们所传递的信息会不断扩展深化，熏陶我们，让我们日益领略现实世界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它们能够促进当今这个被日益激烈的冲突所撕裂的世界所亟需的态度，例如包容、对话以及探索异域文化的好奇心。
因此，促进健康的人际关系是教育领域必须优先保障的任务，这需要依托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身份认同（即对自我及自身经历的认知）、尊严（谈论自己时无法回避那些曾与自己产生过积极或消极接触的重要人物）以及归属感（那些促成自身诞生与成长的场所）。于是，责任感随着这一思路破茧而出——无论你是否愿意，每个人的决择都对他人产生影响力：这一概念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伦理学中被重新阐释为一种承担自身选择的后果、履行承诺的能力（参见49-53页）。
此外，在权衡重要事物这一艰巨任务中，幽默也能提供帮助。弗洛伊德（Freud）认为，幽默是一种成熟的防御机制，是通向现实多样性的一个出人意料的入口，能展现现实中不为人知的一面，让人以更轻松的心态面对生活的困难。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曾在其著名的《美国讲稿》中将幽默与轻盈相比，轻盈在此所指并非肤浅，而是一种发现不为浅薄目光所注意的事物的能力。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曾为描述幽默情境而援引了盒中木偶的意象，它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新奇方式出现，令人又惊又喜，这是起先看不出来的“开启”的结果，这种开启既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笑容揭示了始终摆在我们眼前却被遮蔽的事物，正因如此，需要一种指示性辅助手段，例如[10]个诙谐的玩笑[11]。
这种洞悉现实的能力表明，智慧是幽默的本质要素，因为它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并能促进人际关系、缓和紧张局势、化解冲突——这得益于它以戏谑而机智的方式揭示意外之处的本领：“真正的幽默家并非局外观察者，而是全身心投入游戏，既能取笑他人也能自嘲，并且乐于接受他人调侃。之所以能对所处的制度现实保持超然态度，是由于他的一贯态度：就连对自己他也从不会看得太重”（130）。
一种反抗的信息
公共伦理的“倦怠”揭示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似乎注定会随着对民主制度构成致命威胁的新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起而加剧（参见139-148）。离开共同价值观的基础，城邦建筑终将崩溃。民粹主义拒绝复杂性与调解，操纵信息，依靠对立生存，同时也借助新媒体煽动仇恨与偏见。
同样，受害者心态和消极不作为也是危及民主的致命病毒：它们在伦理反思危机的氛围中滋生蔓延，是放弃生活所赋予的责任，有损于个人和公共利益。这种放弃表现为对政治参与日益冷漠，而这种冷漠反过来又助长了民粹主义和反民主倾向。当我们放弃做决定时，其他人便会替我们做决定，但绝不会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对此我们往往在为时已晚时才醒悟，意大利近些年的历史便可为此作证。正如一名被法西斯政权处决的青年在行刑前夜写给家人的信中所言：“不要说你们感到绝望，或是对此置若罔闻。要想一想，这一切的发生正是因为你们不愿再了解真相！请记住，你们是人并肩负责任，即使本能不驱使你们行使权利，你们也有责任守护自己的利益、[12]”[13]。
此外，承担当下的责任为自尊也同样至关重要；这意味着承认自己有面对正在经历的事情的能力，并且必须在个人和团体层面促进这种能力。这种态度，引用埃马纽埃尔·穆尼耶（Emmanuel Mounier）的话说，可以通过五个动词来促进，即：走出自我、理解、承担、给予、忠诚。这五个动词概括了促进正义的任务，特别是对于穷人和环境的正义（参见58-61）。
面对这一艰难却不可避免的挑战，伦理学的紧迫任务是指出为培养可信赖之人所需的要素，这些被信赖之人应能够治理公共事务、促进以信任与合作为标志的关系：“事实上，信任与合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我决定在某个机构或团体中为他人奉献自己，因为我信任他们。 所谓信任，本质上是指认可他人的价值”（153），尤其是在履行所受托任务的能力方面。培养信任也意味着学会评估他人的作为，而且在可信的情况下以自己所拥有的工具予以支持。正如我们所见，我们并不缺乏提供帮助的工具。
- 参见R. D’Ambrosio, L’etica stanca. Dialoghi sull’etica pubblica, Roma, Studium, 2025。本文括号中的数字是对该书引文的页码标注。 ↑
- A. MacIntyre, Dopo la virtù. Saggio di teoria morale, Roma, Armando, 2007, 262. ↑
- 参见G. Cucci，《淡化的神话：叙事的危机和危机的叙述》，载于《公教文明》2021年3月29日：https://www.gjwm.org/2021/03/29/miti-a-bassa-intensi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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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Rawls, Una teoria della giustizia, Milano, Feltrinelli, 1984, 21. ↑
- A. Manenti, Vivere gli ideali. Fra paura e desiderio/1, Bologna, EDB, 1988, 200. ↑
- C. S. Lewis, I quattro amori. Affetto, Amicizia, Eros, Carità, Milano, Jaca Book, 1980,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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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R. Dunbar, How Many Friends Does One Person Need?: Dunbar’s Number and Other Evolutionary Quirk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0, 11 s.; M. Gladwell, The Tipping Point – How Little Things Make a Big Difference,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0, 177–1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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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G. Cucci, «Umorismo e vita spirituale», in Id., La forza dalla debolezza. Aspetti psicologici della vita spirituale, Roma, AdP, 2022, 256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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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tere di condannati a morte della Resistenza europea, Torino, Einaudi, 1954, 495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