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吴世恩（Seil Oh S.J.） 新冠病毒和全球风险社会
在当代高科技全球化的世界中，新冠病毒席卷大地，使人类陷入了一场难以想象的危机。这场风暴漫及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使包括学校、教堂、体育场、市场等所有社会组织的正常活动陷入瘫痪状态。我们曾一度憧憬，技术和科学能够驱尽世上所有“妖魔”，引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1]，但面对这种新病毒，我们意识到科技并非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现在，这场大流行病无情地向我们揭示了这个”除妖祛魅”的世界以及全球性社会的脆弱性[2]。人类需要集体关注当今的全球性风险社会，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态、文化和精神层面同心协力地进行实质性思考。
德国的权威性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强调了这种反思能力的迫切性，他将这种能力视为解决全球风险社会问题的道德补救措施[3]。在这方面，他的见解与教宗方济各在通谕《众位弟兄》(FT)中表达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共同关注的全球社会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穷人遭受的排斥、民主和共同利益面临的威胁，等等[4]。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新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的统治遍及全球，”实用性理性”和”现代国家”的神话传说风行，只重视经济增长的狭隘观念也因此与日俱增。贝克认为，由于过分专注于国家范围以内和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人类社会因小失大，忽视了更重要的全球视角，缺乏对民族国家以外的共同问题的估量和正视。
另外，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本应以消除落后国家的贫困为最终目标，然而，它们的决策进程如今已被经济和金融界所掌握( 参见FT第12条)。与此同时，操纵着经济和金融界的发达国家在本国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指导下，往往推行单一的文化模式，他们往往不知道如何避免跨国市场运作者的隐秘套路。为此，共同利益正在全球性经济利益的操纵下付出代价(同上)。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国际组织作为”看不见的手”，其干预作用微不足道，无法为世界性危机提供解决方案。新冠病毒引起的紧急情况揭示了”放松管制”范式的谬误及其对不受限制的全球市场的一味推崇。
教宗方济各在《愿祢受赞颂》(LS)中向我们展示了应该如何树立新的生态观。作为教会的精神领袖，他深入地阐述了当前和未来的全球问题，并指出了我们为保护人类共同家园应该采取的方向。在《众位弟兄》中，他再三强调兄弟情谊和社会友谊。为了配合教宗的关注，本文试对全球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格局的背景予以解析，提出一些关于全球风险社会的灵性反思。
公共管制与个人自由
在日益严重的流行病疫情中，我们首先观察到在政府实施的规则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巨大张力和冲突。令人不解的是，尽管医学研究表明，戴口罩是预防病毒感染的最有效方法，但在西方国家还是有人通过示威活动向政府提出反对，要求在公共场所拒绝戴口罩的权力。另一方面，不发达国家则对违反卫生或防疫条例的人进行严厉和不人道的处分，其白炽化程度甚至达至士兵对违规者发出开枪射杀的威胁，或将他们像动物一样关在笼子里。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为了正确面对眼下的全球危机，哪些是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的因素？
由于这场大流行病持续的时间已很久，我们的生活和经济活动基础遭到普遍破坏；此外，我们何时能够战胜它，是否还能恢复新冠病毒爆发前的生活？这些问题现在尚难以预料。
政治和经济两极分化威胁下的共同利益
随着危机中的不确定性的增加，人们往往倾向于对政治意识形态寄予更高的信赖，将其视为个人愿望和信仰的集体代表。但与此同时，由于这种大流行病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层经济体系中的肆虐，各种基本社会功能均受到严重破坏。在世界范围内，这场大流行病危机加速了已经普遍存在的政治和经济两极分化。在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创造经济增长，由此而起的焦虑和担忧日益加深，骚乱和暴力事件持续发生。
在被大流行病扰乱的社会环境中，一些保守派政客乘虚而入，以肆无忌惮的方式侵犯共同利益。为了增加既得权利并谋求私利的目的，他们以”民主自由”为旗号，在右翼极端分子和民粹主义者的支持下，唯利是图地传播”仇恨言论”。与此同时，一些进步的政治家则致力于推动结构性改革，通过对公共利益更公平的分配来维护被边缘化和被排斥者的权利。在这个经济危机和政治分化的时刻，我们应如何处理共同利益受到的威胁？
让我们试着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市场。例如，一些提供在线网络或购买程序的行业——如Zoom等数字平台和其他基于互联网的应用服务系统——为那些必须保持人与人之间安全距离的场合提供了新颖的解决方案，并从中获取天文数字般的利润。另一方面，在这些公司从事货物运送或服务行业的雇员，他们亲身为顾客和病人提供直接服务，需要面对工作中的各种危险，但得到的报酬往往仅限于最低工资水平。
我们需要重新确立正义、公平、和人类劳动的价值。那些被边缘化的公民被迫接受仅能勉强维生的工作条件。事实上，他们的工作至关重要，不可或缺，被英国公共卫生专家称为”关键工作者”，他们也被称为”基本工作者”[5]。如果没有这些”无形”的送货员、司机、职员、服务员、护士等工作人员来从事一切实际工作，技术和信息系统就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顾客的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总之，政治经济的两极分化正在督促全人类正视和重新确立基本价值观，从危机中识别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并加以肯定。局势的紧迫性促使我们扪心自问，重新审视以前采取的标准和依据。
对全球危机的结构和文化层面的思考
危机[6]向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模式发出的挑战是一把双刃剑，是危险重重，又充满机遇。我们已习惯于将目前的局势称为”新常态”，这种说法虽然可以表达流行病的症状及影响，但对于它的蔓延，却无法从结构和文化层面提供解答。
正如教宗方济各在通谕《愿祢受赞颂》和《众位弟兄》中所强调的，大流行病造成的危机对人类社会来说并非一个全新的局面，以往由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中有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埃博拉病毒（Ebola）、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等，但它们的影响从未像新冠病毒（Covid-19）一样覆盖整个社会领域。此次大流行已成为源自野生动物的传染性病毒传播导致”生态混乱”的最强烈迹象之一。由于人类不断探索和开发原始土地， 例如亚马逊森林和南极洲，因此很难摆脱此类疾病。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中，人们追求的是”以经济指数为优先的线性增长”，支持这种发展模式的意识形态主要是以调整国际市场结构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如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结构陷入全球性危机，国内市场于是成为各民族国家竞相保护的对象。在当前的疫情大流行下，各大跨国集团和公司难以协调它们的境外货物生产、交付和消费[7]，以提供”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利润”为目标的产业结构无法充分发挥其优势。以保护国内市场为宗旨的强国外交政策正在对自由贸易协定构成威胁，例如，中美两国在信息技术的升级状态。
另外，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及其需求已成为这种短视的国家利益和市场化目标的满足对象，也是促进所谓”社会经济发展”的借口。人类已成为地球上危害最大的”杂食性捕食者”。我们不断探索和开发每一块幸存的处女地，以纯粹的盈利目的利用这些地方的资源，使一小部分人从中牟利。我们必须停止对地球肆无忌惮的开发，否则将在未来造成比现在更为严重的生态危害。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就无法避免其他生态危机和更严重的环境问题。
生态观的转换与人类团结一致
教宗方济各在通谕《愿祢受赞颂》中呼吁生态观的转变，并在社会通谕《众位弟兄》中进一步阐述了相关问题。简而言之，在被新冠病毒的阴云笼罩着的封闭世界中，全人类面对的根本问题是生态皈依，是个人和集体对造物主的爱和怜悯的皈依：”天主创造所有人类，使其权利、义务和尊严一律平等，并召叫人们如弟兄姊妹般共同生活”（FT 5）。
那么，这种生态转变的特点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些教宗文件中的有关阐述。圣若望保禄二世在其第一篇通谕《人类救主》（RH）中警告说，”人类似乎常常没有感知到自然环境的其他意义，而只看到那用于立即使用和消费的一面”（RH 15）。此后，他在《百年》通谕（CA）中指出，”惟是对于真正的「人类生态系统」在道德方面的保护工作，人却做得太少了！”（CA 38）。在2001年1月17日的公开接见活动中，若望保禄二世再次呼吁生态皈依。
对教宗方济各来说，”人类环境的破坏是极严肃的议题，不只是因为天主将世界交托予我们，更因为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份恩赐，必须加以保护，以免受各种形式的践踏。倘若我们有心保护和改善世界，就必须在「生活方式、生产与消费模式，及治理今日社会的权力结构」上作出重大改变”(LS 5)。由此可见，人需要一种集体的”生态皈依”，”好使他们与耶稣基督相遇的成果，能显示在他们与周遭环境的关系中。活出我们的使命，而成为天主化工的保护者，是个重要的生活美德”（LS 217）。
作为信徒，我们不是从外部看世界（参见《致丢格那妥书》），而是从内心体察，认识到天父将我们与万物连接在一起的关系。在发掘天主赋予我们的个人潜能时，生态皈依可启发我们以更大的创意和热忱去解决世界当前的问题，并将自己奉献给天主，作为「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罗 12:1）。我们不能将自身的优越视为个人的荣耀或不负责任的支配行为的理由，而是将之视为一种不同的能力，并藉此承担源自信仰的重任”（LS 220）。”我们信仰中的诸多信念，都能使这皈依的意义更丰富，一如意识到每一受造物也或多或少在反映着天主，并向我们传递讯息；或确信基督已把物质世界与自己结合，现今，祂复活了，用衪的爱笼罩万物，用祂的光穿透万物 “（LS 221）。
在其新通谕《众位弟兄》中，教宗方济各的以上观点再次被重申。教宗指出，对边缘化人群的剥削已形成一种越来越令人担忧的全球性文化，尤其突出地表现于新冠大流行期间：”这种观点没有意识到所谓的「溢出」无法解决不平等问题，而不平等更会引发新的暴力形式，危及社会的结构。我们需要积极的经济政策，以「推广有利于生产多元化的和创意商业的经济体系」，从而制造就业机会，而非造成失业问题。[…]世界的各种制度在疫情面前不堪一击，可见市场自由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除了恢复不受金融支配的健全治国方针外，「我们必须恢复人性尊严的中心地位，并以此为支柱，建立另一种我们真正需要的社会结构。」”(FT168)。教宗继续指出，”这场健康危机过去后，最糟糕的结果是进一步沉迷于狂热的消费活动，以及形成新的自我保护。但愿事过境迁之后，再没有「他人」，而只有「我们」。但愿这不是另一个我们无法从中汲取教训的历史惨剧”（FT35）。综上所述，通过这场由新冠病毒引发的全球性危机，我们应学会超越市场力量和二元心理，展望社会和生态组织的前途，走出自我，与我们的近人，尤其是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相遇。
共生现象：社会组织的新视野
许多科学家坚信，我们将通过强大的疫苗战胜这场流行病。与此同时，病毒的存在必须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反省。据科学家统计，病毒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几十亿年，而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命仅有200多万年[8]。人类往往倾向于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然而我们需要以有效的方式来抵制这种有害且狂傲的人类中心主义。我们与宇宙万物的密切关系是一种共生现象，因此，发达社会不应因自己的利益而将其他生物和其他民族当作被剥削的对象。
应该如何恢复和重建我们的地球家园？作为一个注重道德意识的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以不同人类社会中的神圣（事物）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团结互助在人们所属的独特里的强大动力。当代政治惯用建立在自我归属上的团体划分，不断煽动指向政敌的仇恨。在后现代社会中，这些以社会同质性和相似生活方式营造的身份政治已脱离任何自我超越的精神感悟，成为紧锣密鼓的政治斗争的“圣地”。诚然，这种社会倾向可以解放在传统父权制度下被窒息的边缘化声音，但纯粹的身份政治只能引起严重的党派纷争，阻碍开展对话和自我超越，也无法为深思熟虑的方案提供空间。
在社会文化环境中，自我意识的直接服务对象是个人利益；然而，自我意识也可以通过超越自身利益的相互理解，在世俗时代中坚持追求”圆满的生活”，而打开新的多方位视野[9]。我们需要天主作为”完全的他者”[10]，抛弃将一切占为己有的私念，在共生关系中打开生命终极意义的反思空间。因此，面对当前的生态危机，我们不应放弃整体性、历史性和全球性的权衡，既不可与后现代派苟同[11]，也不能沦为极权主义的附庸。
以共生社会组织为导向的后新冠疫情范式将扩展我们的视野，使我们透过天主慈爱和怜悯的目光，以同理心看待整个受造界。可以说，对于社会整体与部分之间存在的等级制度和不平等关系，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其早期社会组织理念中缺乏批判性和反思性的认识。然而，当代社会学家则对社会组织的等级划分予以驳斥。今后，特别是在后新冠疫情时期，我们更需要秉持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发展观念，强调精神和责任感的统一。
生态灵修与责任反思
教宗方济各在《愿祢受赞颂》中敦促我们寻找转换生态观念的新途径。在圣经的语境中，”皈依”不仅是指metanoia（即思想的改变），也是指shuvah（即整体的改变，涉及内心和行动）。因此，皈依的范畴并不仅限于人的内心，而是有关人类在全球范围内繁衍生息或毁灭其他生物的互动行为。盖尔皮（Donald L. Gelpi）将耶稣会神学家洛纳根（Bernard Lonergan）所归纳的文化、道德和精神层面的皈依进一步延伸至社会和团体层面。
今天，在我们的后世俗社会中，教会和世俗领袖更加需要正视各自在精神、制度和公共领域的职责[12]。在公民社会中，公共领域从本质上讲是实现统治权的场所：是时代迹象的反映。普世教会是为全人类服务的教会，有责任聆听人类社会在公共领域上的各种声音，但与此同时，她的宗旨超越一切公共领域的世俗性争斗。因此，教会以末世的眼光在超性视角下看待人类的历史和公共问题[13]。
皈依与道德和社会责任密不可分。圣经中也时常有补赎罪过的提醒，就像善良的撒玛黎亚人一样（参路10：30-37），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爱护边缘化人群，承担起对他们的道德责任[14]。从实际角度出发，我们将生态灵修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的责任[15]：
1）“精神责任”是个人和团体与天主的直接关系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只有在默观祈祷和与天主最真诚的相遇中，我们才能体验和增强这种责任。它揭示世俗利益的深刻意义，指导我们如何与其建立融洽的关系，使我们的生活更加自由喜乐。作为有分辨力的主体，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并同时需要在团体的分辨中承担起应尽的决策责任。
2）“制度责任”对于教会和社会中的一切机构事务都是必要的。权力是决策程序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建立具有制度责任感的集体意识有助于促进人权，从而抵制对弱者的掠夺性欺凌，为此，至关重要的是在圣神的指引下，倾听天主子民中被边缘化者的呼声。制度责任要求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倾听不同的意见，在克服冷漠和对立的基础上建立互信关系，努力寻找符合全人类追求的共同话题。因此，制度责任不仅是在教会管理机构中，而且也是在世俗机构和政府中落实众议精神的途径。
3）“公共责任”受”时代精神”（Zeitgeist）的影响，并体现在人类社会的公共领域。正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言，理性和开放的交流不仅打开了丰富公民社会和民主的空间，还能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不同方案。尤其是在当代世界中，互联网、社交网络、人工智能和其他各种媒体消除了地理上的距离，在将人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向公众提出承担更多责任的要求。
从根本上说，在天主的慈悲的启迪下，世人应该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在圣神的帮助下反思和追随真理、道路和生命。一方面，教会的领导人应该是祈祷的人，是属灵的人，是悉心体察圣神运作的人，圣神的声音像风一样（参若3:8），吹向祂处于新冠病毒危机中的子民；另一方面，世俗领导人是在企业或政府中拥有和行使权力的社会行为者，他们应该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教会是一座灯塔
在历史上的危机时期，教会发挥了关键的”过渡”作用[16]。额我略和良是两位中世纪早期的伟大教宗，他们在大瘟疫时期表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同样，在当今新冠病毒大流行笼罩全人类的阴影时，我们的教会必须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成为世界上的”盐和酵母”，引领人们在福音的喜乐中前行。
在这场大流行病最严重的时期，虽然参加弥撒的人数陷入低谷，但教会继续体现着自己的重要作用，致力于争取边缘化人群的尊严和建设我们的共同家园。例如，韩国所有教区在全力支持本国天主教会采取的公众预防措施之外，还发起了”世界天主教气候运动”和”基督和平会”等组织，积极开展有关气候变化和生态意识觉醒的活动。
在当今世界被黑暗笼罩的地平线上，教宗方济各的《向造物主祈祷文》[17]照明了我们的需要，呼吁全人类辨明道路，在全球风险社会的”新常态”中携手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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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Max Weber）将”社会的祛魅”思想称为它的”理性化”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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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脆弱性是开启人类的社会、生存和精神之旅的成因。Pippa Norris和Ronald Inglehart在其合著的Sacro e secolare. Religione e politica nel mondo globalizzato (Bologna, il Mulino, 2007)一书中，解释了宗教在不发达社会中的普遍存在，在这些社会中，能够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社会福利尚不存在。Robert N. Bellah 在其Le abitudini del cuore. Individualismo e impegno nella società complessa (Roma, Armando, 1996)中指出，作为最先进的国家，对生存条件的脆弱性的认识是促进美国社会中的团结互助的一个重要前提。Bryan S.Turner在Vulnerability and Human Right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2006)一书中也申明，脆弱性是促进人权的最终必要条件。在基督宗教的灵修中，承认自己的脆弱是人认识自身有限性的必要条件，生命的圆满是因天主的恩宠而得到自身的超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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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U. Beck, La società del rischio. Verso una seconda modernità, Roma, Carocci, 2000; Id., La società globale del rischio, Trieste, Asterios, 2001; Id., Un mondo a rischio, Torino, Einaudi, 2003; Id., La metamorfosi del mondo, Roma – Bari, Laterza,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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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社会学家，贝克在其Potere e contropotere nell’età globale (Roma – Bari, Laterza, 2014)一书中强调了反对派在企业、民族国家和民间运动中对抵制权力的全球性扩张所起的作用。对此，罗马教宗发出的信息则是邀请众人悔改，接受天主的慈悲。教宗还呼吁进行体制改革，以实现每个人的尊严和以共同利益为宗旨，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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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Wilkinson -K. Pickett,L’equilibrio dell’anima. Perché l’uguaglianza ci farebbe vivere meglio, Milano, Feltrinelli, 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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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的”危机”由两个字组成，分别指危险和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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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0年6月的经济展望报告预测，由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整体”经济增长率”将以负数为主。这些萎缩指数是预期的：美国（-7.3%）、英国（-11.5%）、意大利（-12.4%）和西班牙（-18.5%）。韩国公布的负利率为-0.8%，是负利率最低的国家，这是因为韩国有效地控制了这一流行病（见www.oecd.org/economic-outlook/june-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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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E. Yong, I Contain Multitudes: The Microbes Within Us and a Grander View of Lif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6 (意文版：Contengo moltitudini. I microbi dentro di noi e una visione più grande della vita, Milano, La nave di Teseo, 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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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aylor, L’ età secolare, Milan, Feltrinelli,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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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莱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之后，Judith Butler在其所著的Critica della violenza etica一书中，主张以”至高他者”做为无限的伦理关系的象征，同时以”他人”表达其他人类。对于我们来说，天主是慈悲的父亲和”完全的他者”，是人类超性的最终基础，在福音的喜乐中，有限的人可以与超性相知相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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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后现代派是”某种「解构主义」渗透现今文化，宣称人类可运用自由从头建立一切”。因此，”越来越多人再不重视历史，导致更严重的纷扰瓦解”（FT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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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J. Habermas, “Secularism’s Crisis of Faith. Notes on Post-Secular Society”, in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25 (2007/4) 17-29. Notes on Post-Secular Society”, in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25 (2007/4) 17-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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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S. Oh, “The Crisis of Korean Catholic Church in the Post-Secular Society:In the Light of the Legitimacy Crisis”，in Catholic Theology and Thoughts，vol.76，dicembre 2015，83-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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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天主肖像（imago Dei）一样，爱植根于所有人的内心，可以克服任何特定的身份政治：”爱不在乎受伤的弟兄姊妹来自何方。这是因为「爱粉碎了将我们彼此孤立和分隔的锁炼，并建立桥梁；爱使我们得以建立一个大家庭，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受到家庭温暖（……）。爱使我们体验到怜悯和尊严。」”(FT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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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三个层面的论述，请参见：S. Oh, “Tasks for the Catholic Church in Korea on the Path of Pope Francis”, in Catholic Theology and Thoughts, vol. 81, luglio 2018, 235-2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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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nale”一词来自limen（”边界”）。在这里，特纳（Victor Turner）对法国人类学家根内普（Arnold Van Gennep）提出的边界概念加以延伸，意指”一起前行”的团体的过渡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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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教宗为通谕《众位弟兄》的结尾撰写的祈祷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