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位家长决定将一辆法拉利（Ferrari）的车钥匙交给自己的小孩：且不谈价格，很难想象一个理智的成年人会考虑做出如此不负责任的决定。然而，即便智能手机带来的危险不如法拉利那般显而易见，但它对儿童造成的危险同样严重。

对此，那些设计并制造出此类设备的人心知肚明：社交网络、苹果iPhone手机和智能手机的发明者以及硅谷平台（电子湾[eBay]、谷歌[Google]、苹果[Apple]、雅虎[Yahoo]、脸书[Facebook]、惠普[Hewlett-Packard]等）的高管们一致认为：必须对自己的孩子设定明确限制，即使这可能会为他们的生活造成不便或使他们不受欢迎。他们的选择传递出几乎相同的信息，那就是：社交媒体对儿童并不适宜。

贾伦·拉尼尔（Jaron Lanier）是后来被谷歌、奥多比（Adobe）和甲骨文（Oracle）收购的初创公司的项目设计者，他沿用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的前瞻性思考提出了不使用社交媒体（而非互联网或智能手机）的10个理由，因为社交媒体操纵用户的注意力与行为且对用户有害，同时也阻碍他们享受更平静和令人满意的生活[1]。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不许他的女儿们使用苹果iPhone手机和iPad平板电脑；继其之后接管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Tim Cook）也对自己的孙辈采取了同一做法；比尔·盖茨（Bill Gates）不仅为子女设定了最低年龄限制（14岁），而且还严格规定了他们每天使用手机（不包括社交媒体）的时间（30分钟）；《连线》（Wired）杂志前主编、机器人公司3D Robotics现任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则提出将最低使用年龄严格规定为16岁，对此绝对没有任何商议的余地，即便因此而被贴上“法西斯主义者”的标签也在所不惜；Alphabet和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微软（Microsoft）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严格管控其子女的电子设备；YouTube前首席执行官苏珊·沃西基（Susan Wojcicki）仅允许子女在具备独立社交能力后使用手机；Twitter、Blogger和Medium的联合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选择向子女赠送书籍而不是手机。

此外，他们大多只允许孩子出于学习目的使用电脑：卧室内不许放置任何电子屏幕；用餐时必须关闭所有电子设备，以便交谈。其子女就读的学校不使用数字设备，而是采用最传统的纸笔、黑板和粉笔。当然，也没有平板电脑或电子书，只有传统的纸质书籍。此外，在美国，注重学习效率和质量的大学生对纸质书籍的需求正日益增长[2]。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发现，这些不同背景的人在健康使用电子设备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和选择竟如此一致。互联网的创造者显然也深知其潜在危害，尤其是对儿童而言。此外，相关研究的结论也充分印证了他们的观点。

社交媒体对心理健康的危害在2020年1月26日于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上首映的纪录片The Social Dilemma（《社交困境》）中得到了清晰的展示。该片的精彩之处在于其中对多位曾担任不同职务的硅谷跨国公司前员工的采访，他们后来都离开了原先的工作（弗雷德里克·博拉永[Frederik Bolayons]、米娅·卡里法[Mia Kalifa]、阿尔弗雷德·恩扎尼[Alfred Nzani]、史努狗[Snoop Dog]、莎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特拉维斯·斯科特[Travis Scott]、贾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安娜·伦布克[Anna Lembke]和索菲亚·哈蒙斯[Sophia Hammons]）。尽管受访者职位和背景各异，但他们都表达了共同的担忧：一种真正的隐形寡头政治正在形成，它能够以阴险的方式影响公众舆论，而且与此并存的还有相应法律监管机制的缺失[3]。

深入研究该问题的学者们还揭示了另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社交网络使用与心理脆弱性之间的关联正日益在青少年群体中蔓延。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将自己的研究意味深长地命名为《焦虑世代》，该书于2024年荣获Goodreads Choice Award非虚构类图书选择奖，书名特别指涉1995至2005年间出生、自幼便接触社交媒体的“Z世代”。

就在几年前，这似乎还是“末日论者”对“融入者”（此处借用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首创的这一著名双概念），或者说是那些被视为诋毁新生事物的人惯用的危言耸听，但如今却已变成一个令人痛心的确证：使用社交网络会导致心理健康状况显著恶化，尤其是在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中。

最显著的后果

我们已经注意到互联网如何助长了网络色情的传播，这对性观念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女性的认知而言[4]。然而，海特的研究更聚焦于一个看似无伤大雅的现象，即社交网络。各类社交网络具有若干共同特征。首先，用户可设置个人资料（通过添加文字、图片、音乐、视频），这些资料对他人可见，也可以被随意修改。其次，与其他并非一定由个人资料创建者选定的用户进行交流与互动以及趋于发表评论、评价和回馈的行为可能耗费无限的时间，而且可以通过可疑的方式进行（包括假身份、精心策划的个人资料、欺骗和自我欺骗的倾向等）。

海特特别指出了以下四种与持续使用社交媒体有关的严重危害：

1）社会剥夺。儿童的健康成长需要他们与同龄人一起在户外玩耍。相关数据显示，户外娱乐活动于2013年后出现了骤降（与新冠疫情封锁期相比并无显著差异），而同时出现的人际关系和成长障碍之严重足以推断心理困扰与社交媒体使用之间的明显关联：“i世代（即伴随苹果iPhone手机成长的一代）的成长速度比其前代缓慢：如今，18岁青年的表现如同昔日的15岁少年，13岁少年则如同10岁孩童。当代青少年拥有前所未有的良好身体体质，但在心理健康方面却比以往脆弱得多”[5]。

即使青少年走出家门，他们的注意力与社交能力也持续被不断浏览的通知和信息流（feed）窃取，无法得到真正的转变。因此，他们即使在聚会时也依旧处于孤立状态。“一位加拿大学生坦言道：我们拥有的是肤浅的友谊和毫无意义的表面关系。我经常提前到教室，却发现里面满满地坐着三十多名学生，全都一言不发，各自沉迷于他们的智能手机[…]。这不仅导致更大的孤立，也削弱个人的身份认同和自尊。我知道，因为我亲身经历过”[6]。

2) 睡眠剥夺。与吉恩·特温格（Jean Twenge）在上文所阐述的观点相反，身体健康方面的危害同样存在。屏幕尺寸在最新机型中有所增大，其亮度可能对情绪和视力造成严重影响，这一影响尤其是在夜间使用时更为显著。这会扰乱人体昼夜节律（屏幕光线会向大脑传递人正处于清醒时间段的信号），导致睡眠困难和注意力涣散（进而影响学业表现），并加速白内障和黄斑病变的发生。这种风险对儿童尤为严重，因为他们的眼睛会比成人眼睛吸收更多的光线。睡眠剥夺不仅会影响心理健康，而且导致严重的心理后果，如注意力不集中、自卑、焦虑、易怒、抑郁和自杀倾向。研究证实，晚上九点后关闭所有电子设备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提升智力表现。这一结论源自36项关于社交媒体使用与精神疾病关联性的研究[7]。

3) 注意力碎片化。多任务处理（multitasking）习惯会削弱专注力，尤其是在执行艰巨且无法立即获得回报的任务时。这如同将所有的注意力分割成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碎的片段，使人持续处于分神状态：例如每当与正在处理其他事务的人通话时，这种情况更加显而易见。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并不会提高效率，反而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事无法做好。

奇怪的是，切换任务为多任务处理者带来更大的困难，既没有成为他们本应掌握的专长，也没有使其他能力受益，这尤其对于需要专心思考、精神集中、缓慢和无干扰的记忆力而言：“每天关注屏幕超过两小时的孩子在情感和智力测试中的得分较低。最令人不安的是，多项研究发现，长时间盯着屏幕的儿童大脑结构存在异常。部分儿童出现大脑皮层过早变薄的现象。另一项研究发现屏幕使用时间与抑郁症存在关联”[8]。另外，由此也引发了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ADHD）病例令人担忧的增长，该病症在最近十年间已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的流行病[9]。

尽管如此，多任务处理的趋势在各个年龄段似乎都越来越普遍，这对教育和工作领域产生了严重影响。在2018年1月6日写给苹果公司的公开信中，JANA基金（JANA Partners LLC，一家专营事件投资的公司）和加州教师退休系统（California State Teachers’ Retirement System，为加州教师提供养老金的政府机构）——这两家持有价值约20亿美元苹果股票的机构——引用了媒体与儿童健康中心（Center on Media and Child Health）和阿尔伯塔大学（Alberta University）对2300名初高中教师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其中特别指出，在课堂使用数字技术3-5年期间，大多数教师（67%）对学生（75%）无法以有收益的方式完成作业而感到担忧。此外，90%的教师在日益增多的学生（86%）身上发现了因社交网络提供的多窗口功能而引起的情绪管理问题。该信函还援引了特温格（Twenge）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问题：相对于每日使用电子设备仅一小时者，每日使用平均三小时者的抑郁症和自杀风险比例有所上升（35%）；当使用时间长达五小时平均值时，该比例会升至71%。此外还会伴随严重的健康后果，例如失眠、肥胖、脊柱侧弯及糖尿病[10]。

4）依赖性。自2009年起，Facebook添加了允许用户进行评论的功能（点赞），其他社交网络也随即纷纷效仿。这项创新源于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对人类模仿倾向的研究，这种倾向通常以三角模式呈现，由渴望主体、被渴望对象和中介组成，而模型通过这一模式的呈现，就像在镜子中一样，能够激发模仿或对比的欲望。吉拉尔认为，人类行为几乎总是源于模仿性欲望，即由他人引发的欲望。自“点赞”功能推出以来，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它助长了所谓的“羊群效应”，即人们因他人之举而跟风发表赞许或批评的评论。正因如此，吉拉尔被赋以“点赞教父”的称号，他的理论也被其学生彼得·蒂尔（Peter Thiel）引入社交领域并加以应用。蒂尔预言，Facebook等平台之所以能迅速崛起，正是因为人们出于模仿欲望而去浏览那些别人观看过的内容[11]。

然而,模仿机制也会引发对他人产生攻击性和嫉妒心，加剧破坏性倾向，而社交媒体的匿名性、隐蔽性及缺乏抑制机制的特点则更易于助长这些现象，与线下面对面交流有所区分。

模仿冲动可能导致何等破坏性后果，可从与网站Ask.fm相关的一系列自杀事件中窥见一斑。该网站的名称为Ask for me（代我提问）的缩写形式，它仿照美国网站Formspring的模式于2010年在立陶宛创建，基于完全匿名的自由问答形式[12]。

Ask.fm只是众多网站中的一个例子，成千上万的网站充斥着网络空间，儿童和青少年访问这些网站不过是举手之劳，他们毫无帮助和保护地进入了一个过于庞大复杂的世界，以至无法负责任地应对，因为他们正处于一个倾向于先行动后思考的年龄段，容易被当下的情绪或压力所驱使。处于发育阶段的个体比成年人更容易被情绪主导，他们因为前额叶皮层尚未发育成熟而缺乏适当的约束和自控能力，并因此而在面对手机屏幕上大量涌入的信息和评论显得格外脆弱。

献给屏幕的一生

如今，几乎所有应用程序都千方百计地吸引用户注意力与好奇心，尽可能地延长其浏览时间，以便从数据处理和广告中盈利。不难想象这对意志力较弱者可能产生的影响，例如对于儿童（他们中多数早在5-6岁就开始使用智能手机）。另一方面，孩子们自己也经常抱怨难以将视线从屏幕上移开，因为他们被不断驱策着在屏幕前花费更多时间，屏幕像磁铁一样地吸引着他们。

8至12岁的儿童每天在屏幕前（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游戏机、电视和电脑）花费的时间约为4至6小时；对于青少年（13-18岁）则高达9小时，也就是说超过全职工作时长。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低收入人群的屏幕使用时间更长：其比例与食物消费模式呈现相似趋势。结果是，就好像在布满诱人岔路的高速公路上驾驶，各种诱惑不断刺激好奇心，让人不愿错失“良机”[13]。

在广告和电子游戏设计领域工作多年的尼尔·埃亚尔（Nir Eyal）将这种吸引客户的技术称为“上瘾效应”（Hooked），即一系列能带来或多或少满足感的潜在干扰：它们可能是通知、新闻或是对所发布内容的评论，这些对年轻人来说都是特别诱人的“鱼钩”。因此，青少年大部分清醒时间（甚至睡眠时间）都耗费在网络浏览上。尽管并非所有人都会陷入真正的成瘾状态，但这无疑是对未成年人意志和意愿的一种严重操纵形式[14]。

曾在Facebook公民诚信部工作的举报人弗朗西斯·豪根（Frances Haugen）于2021年公布了数千份文件，揭露Facebook利用“上瘾技术”诱导青少年选择Instagram（该平台于2012年被Facebook以10亿美元收购）。此外，在《华尔街日报》的调查之后，Facebook决定暂停针对4至12岁儿童的“Instagram Kids”项目[15]。

“智能手机成瘾与其他成瘾行为同样具有破坏性，同样会出现戒断症状。”

智能手机成瘾与其他成瘾行为同样具有破坏性，同样会出现戒断症状（焦虑、易怒、失眠、抑郁）。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研究员安娜·伦布克（Anna Lembke）在关于青少年新型成瘾的研究中指出：“智能手机是现代的皮下注射针头，全天24小时不间断地为互联世代注入数字多巴胺”[16]。

那么，我们是否面临一种犯罪行为？制造和贩卖毒品者会被监禁和审判，而社交网络创建者虽然以盈利为唯一目的而有意识地开发了令人上瘾的应用程序，却依然能安然无事地继续经营，完全不受公共机构的监管。只有在某些事实成为公众焦点时，才会有人决定采取行动，就像2018年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丑闻曝光时那样。

可以理解的是，这个问题不仅涉及教育，而且涉及政治。遗憾的是，在这个庞大格局中缺席的一个重要因素往往正是公共机构。剑桥分析的调查就证明了这一点：该事件最严重的问题并非Facebook允许用户数据被用于影响选举结果，而是政治当局对社交媒体公司通常的运作方式一无所知。

心理疾病在“i世代”中的增长

最紧迫的问题是遏制年轻群体心理困扰的增长。美国确凿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Z世代的心理疾病发病率出现了令人担忧的骤然攀升。自2012年至2021年期间，接受焦虑和抑郁治疗的青少年（12-17岁）比例与2010年相比在男孩中增长了161%，在女孩中增长了145%；诸如割腕或自杀未遂等自残行为发生率上升了200%。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呈现出类似趋势。奇怪的是，或者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增长从未在前几代人身上出现[17]。

人们通常认为社交媒体的使用有助于建立远程关系，但这些益处对那些线下经常见面的人同样奏效。此外，不曾有任何研究表明年纪幼小的用户使用社交媒体对心理健康有益。再者，这种现象恰恰始于2012年Instagram、Snapchat和TikTok开始普及之时。

内向和社交退缩带来的后果不仅在精神层面十分严重：越来越多的人甚至难以步入成年，加剧了社会学家凯瑟琳·特尼克（Catherine Ternynck）所观察到的“沙人”特征，对建立稳定关系、做出人生重大抉择以及为他人承担责任的能力产生明显影响[18]。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它危及整整几代人的未来，我们再也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可能的解决方案

相关的研究结果主要来自海外[19]，但正因如此，它们有助于揭示可能的趋势并提供干预空间，以免意大利也出现越来越多的男女青少年大规模寻求精神治疗的状况。同样，这里所涉及的并非对某项发明的批判，而是对表面认知及成见的超越：“技术就其定义本身而言是人类创造的产物，与所有人类创造的事物一样，可以而且应当被讨论”[20] 。因此，承认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思考及时干预以减轻现有损害，并预防未来损害的必要性，这是寻找干预可能性的必要前提。

为此，首先应该评估的是适于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机的年龄。当然，面对（年龄越来越小的）子女的反复请求及其惯用理由（“大家都有，只有我没有，我会被孤立、被嘲笑… ”），这一问题为家长们带来了令人精疲力竭的困难。然而，互联网恰能为这种情况提供一种重要帮助，可以为具有相同教育目标——保护子女心理健康——的家长群体创建邮件列表，也可以使他们获得那些能够胜任处理该问题的人的帮助[21]。

对此，显而易见的是来自数字领域从业者的共识，即：必须保护儿童权益，为此而设定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及其使用（即允许用户签订协议开设账户并上传视频、照片或录音）的每日时长至关重要，此举旨在保护用户的心理健康。尽管难以设定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统一标准，但据研究表明，少年心理健康风险最高阶段是女孩11-13岁、男孩14-15岁[22]。基于此，澳大利亚于2024年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这项决定在意大利也出人意料地获得了青少年的支持：支持者在10-15岁年龄段中占比29%，19-24岁年龄段中占比49%[23]。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信号，是青少年本身在社交媒体的使用中感到不适的体现。

此外，学校也能提供帮助。早在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要求学校禁止使用智能手机，以防注意力分散和网络欺凌。许多学校认真对待了这一警告，不仅禁止在课堂上使用手机（例如要求学生将手机存放在盒子或储物柜中），而且开设专门课程指导学生正确使用社交媒体，并同时强调其对心理健康的危害。正如对待色情内容一样，探讨社交媒体的吸引力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关键教育目标。

同样重要的是增加户外活动，如体育竞赛，但更重要的是自由游戏和参加志愿组织。正如已被人们注意到的，抑郁症是文明社会所特有的疾病。进行户外运动、维系人际关系、避免胡思乱想、保证每晚至少八小时睡眠以及摄入富含ω-3脂肪酸的食物，这些都有助于应对或预防焦虑症[24]。因此，从减少社交媒体使用中腾出的时间可以被用于更有益健康的活动，同时也能增加休闲娱乐并促进与同伴的关系。这有助于对抗社会孤立和个人主义，这两者正是情绪障碍滋生的温床。我们多次强调过，过渡仪式对于帮助青少年以负责任的态度和自信力面对现实挑战至关重要[25]。

在此过程中，政策支持显然不可或缺：必须采取措施保护公民隐私，抵制社交媒体的游说团体（lobby）及其以消费者健康为代价牟利的资助方。澳大利亚的案例值得借鉴，英国也早已朝着同一方向迈进。随着2020年《适龄设计准则》（Age appropriate design code）[26]的通过，包括TikTok在内的多家数字平台为避免被关闭而被迫设置适当的隐私保护过滤器，以防未成年人被陌生人联系。Facebook则不得不重新审议针对未成年人的广告政策，Instagram平台也在2023年推出了隐藏用户发布内容点赞数的选项，以缓解“羊群效应”带来的情绪影响。

（新冠）封控期证实了线上生活无法替代实体生活。认识到这一点并扭转趋势的时刻已经到来。

  1. 参见J. Lanier, Dieci ragioni per cancellare subito i tuoi account social, Milano, il Saggiatore, 2018; N. Carr, Internet ci rende stupidi? Come la rete sta cambiando il nostro cervello, Milano, Raffaello Cortina, 2010. ↑
  2. 参见，N. Bilton, «Steve Jobs Was a Low-Tech Parent», in New York Times, 10 settembre 2014; M. Richtel, «A Silicon Valley School That Doesn’t Compute», in New York Times, 22 ottobre 2011; P. Benanti, Il crollo di Babele. Che fare dopo la fine del sogno di Internet?, Cinisello Balsamo (Mi), San Paolo, 2024, 132 s.; G. Cucci, Internet e cultura. Nuove opportunità e nuove insidie, Milano, Àncora – La Civiltà Cattolica, 2016, 99 s. ↑
  3. 正如受访者之一、谷歌前伦理道德负责人、人道科技中心（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联合创始人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所指出：“十来个设计师，其中大多是白人男性、居住在旧金山、年龄在25至35岁之间，并在谷歌、苹果和脸书三家公司工作过，他们的决定产生了历史上前所未闻的巨大影响，吸引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注意力”（引自B. Bosker, «The Binge Breaker», in The Atlantic, novembre 2016）。参见，S. Zuboff, Il capitalismo della sorveglianza. Il futuro dell’umanità nell’era dei nuovi poteri, Roma, Luiss, 2023. ↑
  4. 参见G. Cucci, Relazioni. Tra Covid e digitale, Milano, Àncora, 2023, 137-179. ↑
  5. J. M. Twenge, Iperconnessi. Perché i ragazzi oggi crescono meno ribelli, più tolleranti, meno felici e del tutto impreparati a diventare adulti, Torino, Einaudi, 2018, 6. 参见，V. Kannan – P. Veazie, «US trends in social isolation, social engagement, and companionship – nationally and by age, sex, race/ethnicity, family income, and work hours, 2003-2020», in SSM Population Health 21 (2023) 101331. ↑
  6. 这一援引出自：J. Haidt, La generazione ansiosa. Come i social hanno rovinato i nostri figli, Milano, Rizzoli, 2024, 150. ↑
  7. 参见，S. Garbarino et Al., «Role of sleep deprivation in immune-related disease risk and outcomes», in Communications Biology 18 (2021) 1304; R. Alonzo et Al., «Interplay between social media use, sleep q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in youth: A systematic review», in Sleep Medicine Reviews，2021年4月。 ↑
  8. A. Carciofi, Vivere il metaverso. Vita, lavoro e relazioni: come trovare benessere ed equilibrio nel futuro di Internet, Macerata, Roi, 2022, 152. ↑
  9. 参见，J. Hari, L’attenzione rubata. Perché facciamo fatica a concentrarci, Milano, La nave di Teseo, 2023, 357-396. ↑
  10. 参见，J. Twenge, Iperconnessi…, cit., 132-169; A. Sheeman (ed.), »Letter from JANA Partners & CalstrS to Apple Inc. « , in California State Teachers’ Retiremert System (https://thinkdifferentlyaboutkids.com/index.php?acc=1)，2018年1月19日。 ↑
  11. 参见，P. Benanti, Il crollo di Babele…, cit., 165-170; R. Girard, Menzogna romantica e verità romanzesca. Le mediazioni del desiderio nella letteratura e nella vita, Milano, Bompiani, 2009; P. Thiel – B. Masters, Da zero a uno. I segreti delle startup, ovvero come si costruisce il futuro, Milano, Rizzoli, 2015. ↑
  12. 参见G. Cucci, Internet e cultura…, cit., 88-91. ↑
  13. 参见，»Screen Time and Children, «in www.aacap.org/AACAP/Families_and_Youth/Facts_for_Families/FFF-Guide/Children-And-Watching-TV-054/; «The Common Sense Census: Media Use by Kids Age Zero to Eight», in www.commonsensemedia.org/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report/2020_zero_to_eight_census_final_web.pdf/; »Screen time report 2022», in www.uswitch.com/mobiles/screentime-report/. Cfr J. Haidt La generazione ansiosa…, cit., 145 s. ↑
  14. 埃亚尔本人在其著作《上瘾》（Hooked）中专门以一段文字探讨了上瘾策略可能引发的操纵性欲罢不能。在其后续著作《不可打扰》（Indistractable）中，他承认自己也曾陷入分心的陷阱，并提出了识别其成因和抵御注意力流失的建议。 ↑
  15. 参见，G. Wells – J. Horwitz – D. Seetharaman, «Facebook Knows Instagram Is Toxic for Teen Girls, Company Documents Show»,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21年9月14日；F. Haugen, Il dovere di scegliere. La mia battaglia per la verità contro Facebook, Milano, Garzanti, 2023. ↑
  16. A. Lembke, L’era della dopamina. Come mantenere l’equilibrio nella società del «tutto e subito», Macerata, Roi, 2022, 1. ↑
  17. 参见，M. Askari et Al., «Structure and trends of externalizing and internalizing psychiatric symptom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among adolescents in the US from 1991 to 2018», in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57 (2022/4) 737-748; J. Twenge et Al., «Worldwide increases in adolescent loneliness», in Journal of Adolescence 93 (2021) 257-269。相关研究为数众多，参见，J. Haidt, La generazione ansiosa…, cit., 32-56. ↑
  18. “几十年以来，我们看到年轻人挣扎在成年人生活的边缘，却始终无法真正踏入其中。他们似乎被一种无法跨越这一界限的焦虑所困扰”（C. Ternynck, L’uomo di sabbia. Individualismo e perdita di sé, Milano, Vita e Pensiero, 2011, 127）。 ↑
  19. 就意大利而言，尽管数据并不那么耸人听闻，却揭示了同样的趋势：在年轻人（10-24岁）中，27%仅拥有虚拟关系；49.3%承认社交媒体对他们影响深远，其中女性占比（65%）远高于男性（31%）。34.2%的人在浏览社交媒体后感到悲伤或不满；90%处于19-24岁年龄段中的人表示，由于在社交媒体上花费过多时间，他们越来越难以在线下生活中进行沟通（参见，Il Sole 24 Ore Scuola，2024年11月29日）。 ↑
  20. J. C. De Martin, Contro lo smartphone. Per una tecnologia più democratica, Torino, Add, 2023, 179. ↑
  21. 对此有深刻阐述的一部书籍，请见：S. Garassini, Smartphone. 10 ragioni per non regalarlo alla prima Comunione (e magari neanche alla Cresima), Milano, Ares, 2019。 ↑
  22. 参见，A. Orben et Al., «Windows of developmental sensitivity to social media», in Nature Communication，2022年3月28日；J. Haidt, La generazione ansiosa…, cit., 282 s. ↑
  23. 参见，«L’Australia vieta i social agli under 16, in Italia la metà dei giovani sarebbe d’accordo, ecco perché», in Il Sole 24 Ore Scuola，2024年11月29日。 ↑
  24. 参见，J. Twenge, Iperconnessi…, cit., 352 s.; S. Sassaroli – R. Lorenzini – G. Ruggiero (edd.), Psicoterapia cognitiva dell’ansia. Rimuginio, controllo ed evitamento, Milano, Raffaello Cortina, 2006. ↑
  25. 参见，G. Cucci, «Il suicidio giovanile. Una drammatica realtà del nostro tempo», in Civ. Catt. 2011 II 121-134. ↑
  26. “《准则》明确规定，当儿童使用在线服务时，除非存在某一充分理由且考虑到儿童的最佳利益，否则服务提供商必须在默认设置中采用最高隐私保护水准。这包括不允许其他用户访问数据、位置跟踪或行为分析（如利用算法和定向广告，或以‘鼓励儿童持续参与的方式’使用数据）”（«ICO’s ‘Children’s Code’ applies from today – what you need to know», in Eversheds Sutherland. Retrieved，2021年9月2日）。 ↑

乔凡尼·库奇（Giovanni Cucci S.J.） – 贝蒂·瓦格瑟（Betty Vargh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