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罗尼莫(Girolamo)是基督宗教史中最具影响力的圣经学家之一 1,第一位翻译圣经中的绝大部分书卷的人,他的拉丁文圣经译本即《拉丁文(圣经)通行本》(Vulgata),在长达千年的时间内成为西方世界基督徒手中的通行本。早在热罗尼莫在世时,他的释经学著作就已被诸如希波的奥斯定(Agostino di Ippona)等显赫的人物加以参阅,援引。在整个的中世纪,以及现代伊始,他被视作苦修钻研的标杆性人物。与盎博罗削(Ambrogio),奥斯定,额我略(Gregorio)一起,热罗尼莫被尊称为拉丁教会的伟大圣师,同时,教宗波尼法爵八世(Bonifacio VIII)于1295年对这一尊称进行了钦定。直至今天,最为流行的圣经注释之一i被收入在名为《热罗尼莫圣经注疏》(The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的孤卷中。

热罗尼莫成功的钥匙是什么?在随后的篇幅中,我们将探索他的生活的某些方面,且我们将展示,为何他的于多重变幻的语境下完全通用的经验(mutatis mutandis)能够成为当今圣经研究者可资效法的范例。

语言和文学研究

热罗尼莫出生在347年的史帝东城(Stridone),位于今天的克罗地亚的一个地区,当时在行政上隶属于罗马帝国的一个郊区。热罗尼莫的青少年期在罗马度过,师从爱里奥·多纳图(Elio Donato)学习拉丁语言和拉丁文学,多纳图当时是专业中最受尊敬的语言学家,他的著述直至中世纪也被继续引用。“关于拉丁语——热罗尼莫在《约伯传序言》(Prologo a Giobbe)中写道——,我所度过的生命,几乎自摇篮时代起,就被语法,修辞和所环绕”。似乎在他三十多岁(373-379)在第一次的东方之行中完善了他的希腊语。然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热罗尼莫同时开始学习希伯来语,他在叙利亚的沙漠度过了两年的生活,由此,对希伯来语的认知日益精进,随之,在希伯来语专家的帮助下,翻译了《旧约》中的书籍,还学习了初级的阿拉美语和叙利亚语。

与今天学习希伯来语的学生不同,热罗尼莫没有希伯来语的书籍或语法。他是凭个人的严谨训练以及老师的帮助来掌握缺少元音标记的希伯来文本的。在他的写作中,对语言学习中所经受的痛苦有所记录。在阅读了拉丁文的著名作品后,例如西塞罗(Cicerone)和普林尼 (Plinio)的作品,“我承认,我应当学习了一种新的字母表,重复诘屈聱牙的和呼气性的词汇。我并没有对你说精疲力竭的代价以及所必须面对的困难!我时不时地感到绝望,不止一次地试图放弃;但随之,我又重拾信心去刻苦学习。我的良心知道(我知道我经受了什么!),生活在我周围的人也知道。现在,我感谢天主,因为从如此钻研的辛酸的种子中,我收获了甘美的果实”(《书信》125,12) 2

热罗尼莫不是古代唯一一位精通希伯来语的基督徒。同时,历史证明撒拉米那的俄比法尼奥(Epifanio di Salamina)也熟悉此种语言,他应当是教父时代的最后一位基督徒作家,他对希伯来语的掌握深度在接下来的后几个世纪内无人可及。直至十五世纪,随着基督徒对古希伯来的密契哲学兴趣激增,以及对古代文献的人文热情膨胀,希伯来语的学习也开始在基督徒作者中享有盛誉。热罗尼莫骄傲且资历满满地宣称自己是懂“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三种语言”的学者(《驳鲁菲诺》 Contro Rufino, III, 6),因此,他被冠名为“会三种语言的男人(vir trilinguis)”。

在全部的生命历程中,无论是地理意义上的,还是语言意义上的,他是如此亲近圣经的源泉:在罗马学习拉丁文,在君士坦丁堡和安提约基雅学习希腊语,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学习希伯来语。他对圣经的研究质量基于对圣经语言的学习所投入的巨大的时间和精力,且青年期所学的拉丁文法和文学也对他对帮助不少。

为圣经的修道热情

尽管我们对热罗尼莫的童年生活知之甚少,但可推知似乎他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先于对圣经的兴趣。367年,当他二十岁时才在罗马领洗。随之,他去了奥古斯塔·特里弗罗鲁姆(Augusta Treverorum)的皇室住所(今天的特里尔,德国),在那里他开始接触隐修生活,并决定加入其中,且放弃了对世俗事务的任何追求。

早期的隐修会士需要对《圣咏集》以及对其他圣经文本有熟悉的掌握。“默想(Meditare)”意指“反复深思”,即重复和“咀嚼”圣经的每个词汇,就如“请听,以色列”(“Shema‘ Israel)所建议的:“我今天吩咐你的这些话,你应牢记在心,并将这些话灌输给你的子女”(申:6,6-7)。参考《圣咏集》的开篇——“专心爱好上主法律的… 像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咏:1,1-2)——热罗尼莫写道:“倘若我们没有了对圣经的认知,我们是否还会有另外一种生活?正是藉着圣经,才有了对基督的认知,而基督正是信仰生命的开始!…其他人,尽享他们的财富,狂饮高杯酒,身着丝绸衣,沉醉于民众的青睐,——甚至体验各种乐趣——请不要放弃你的本质!我们的快乐在于日夜沉思上主的律法”(《书信》30,7.13)。

背诵是经典教育的基石,由此,热罗尼莫倡议背诵所有圣经章节(参见《书信》107,12)。对圣经的刻苦研读,加上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长时间的默想,由此,使得一个人的内心“如同一座基督的图书馆”(《书信》60,10)。他认为,圣经就其本质而言犹如“圣言”(Sacra Scrittura)。他如通常的隐修士和布道者一样地生活,而且,其翻译工作也被一种灵性的态度指引。在《梅瑟五书》导言中,他为一个如此的渴望祈祷,“直至——他说——我能带有与圣经作者同样的灵魂来将这些书籍翻译为拉丁文”。

在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中,他对圣经的热情不断增长,由此他精力充沛地完成了翻译、注释和论文集的辉煌巨著。热罗尼莫如此评价奥利振,“他将圣经深藏于心,且日以继夜地研究经书的含义….他对圣经所倾注的热情如何能够不让人敬仰动容?”(《书信》84,8)。以同样的方式,普斯图米亚(Postumiano)赞美了热罗尼莫对工作的全心投入:“他总是沉迷于阅读,总是专注于书本:日夜不断:总是在读读写写一些东西” 3

热罗尼莫的工作风格激发起一种深度的理性热忱,与此同时,也唤起一种灵性的渴望:追根究底地认识圣经,为了能够历验灵性生活的恩赐。正是理性热忱和灵性渴望二者共同滋养了他的学术工作。

多才多艺的释经师

在罗马学习经典文学后,热罗尼莫前往东方的基督文化的中心:君士坦丁堡,安提约基亚和亚历山大。他如此向帕玛克诺(Pammachio)和奥深诺(Oceano)写道:“当我还在青年时,我让自己被不同寻常的自我教育热情牵引,但从未假想过自学。在安提约基雅,我日以继夜地,废寝忘食地修习佬底亚的阿坡理亚(Apollinare di Laodicea)的课程”。带着他的标志性的尖锐语气,他强调自己是一位有着批判精神、天分极高的学生,“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圣经的东西,但是却从未接受他关于基督智慧的可争议的教导”(《书信》84,3)。

在君士坦丁堡 (380-382)他参加了纳西昂的格里高利(Gregorio di Nazianzo)的课程,并与尼撒的格里高利(Gregorio di Nissa)相遇。4年后的386年,在近40岁时,他前往埃及,并在亚历山大在著名的释经学家盲人狄迪墨(Didimo il Cieco)学习了四周。

除了参加与他同时代的著名释经学家的课程,热罗尼莫将他的释经的知识和能力的获得归功于先于他的作者的作品,尤其是奥力振(大约185-254年),以及凯撒的尤希比乌(Eusebio di Cesarea)(大约260-340)。然而,后期,他强烈反对奥力振,但热罗尼莫的圣经注疏表明他对这位多产的圣经学者有多少的亏欠。

热罗尼莫不仅试图与过去和当今的最为权威的圣经学者保持联系,参观最为著名的文化中心,而且还探索了研究的原初路径。他经常与希伯来人互动,不仅仅是为了学习希伯来语,而且还为了利用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来充实对拉比传统的了解。尽管有时,他会假装在参考希伯来作家,而实际上是在抄袭基督徒作者,但他与希伯来人和他们的文化有个人的交流,如同一本关于《创世纪》的哲学研究著作——《创世纪中的希伯来语问题》(Quae­stiones hebraicae in libro Geneseos)——所提示的那样。他甚至也参考了撒玛利亚人的梅瑟五书(《撒马利亚人的希伯来语经卷》Samaritanorum hebraea volumina);他利用所有可用的资源,并与有不同背景的经验丰富的人建立联系,以获取更为深入的知识和理解。

圣地的研究中心

在结束他的生命前四十年的学习和游历之后,热罗尼莫最终定居圣地,以建立自己热衷的隐修生活和科学研究中心。在罗马贵妇的经济资助下¬——尤其是保拉(Paola)——,她们追随他一起献身隐修生活,且在伯利恒附近分别建立了一所女隐修院和一所男隐修院,在那里,热罗尼莫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年(389-419)。

千年前,印刷书籍尚未在欧洲流行,建立自己的图书馆是一项巨大且及其昂贵的事业。专业的抄写员通常被派往整个地中海世界,为了从各地的珍藏图书中带回所需的手抄本副本。热罗尼莫从小养成对书籍的热爱。在二十年的时间内,他获取了诸多经典著作,在第二次在罗马的定居中(382-385),他抄写了诸多希伯来语的著作。除了获取手抄本,在热爱书籍的人们之间交换彼此的抄本,这是当时爱好书籍者的习惯。每当在旅行时,热罗尼莫总是带上他的全部藏书;他在伯利恒所建立的图书馆是同类图书馆中规模最大的之一。他还在曾被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Eusebio di Cesarea)扩建的图书馆查阅了奥力振的作品。他收集并比较了圣经的手稿,且积极地投入于晚近圣经研究中引人注目的“版本批评”工作。

对居住地的选择绝非偶然。伯利恒有着必需的安宁,远离政治和经济中心,易于专注于研究工作。于此同时,他在圣地的居留,显而易见地促进了对圣经的地理和自然环境的研究,例如,他在从事对一本希腊著作的校对中投入于对希伯来地理和地名的考证,并于390年左右写作了《希伯来地理与地名》(De situ et nominibus locorum hebraicorum)。

热罗尼莫的大部分的圣经注释及其哲学著作是在伯利恒完成的。同时,他在第二次在罗马逗留(382-385)期间完成了对福音书翻译的校对,他的希伯来圣经翻译是在伯利恒居住的前二十年中准备的(大约390-410年)。热罗尼莫成为第一流的学者,不仅仅作为翻译家,而且还作为翻译理论家,尤其可见他给帕玛克诺的信中有关翻译更好方法的论述(参见《书信》57)。由他而诞生了最为流行的圣经译本,成为在西方基督宗教文化历史的宏观视野中的尤具历史深意的里程碑。尽管他已然注释了圣经的大部分,他对先知书的注释仍然具有特殊的价值。他的释经学著作被广泛认可,且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受到高度重视。

学术圈和政治现实

尽管被认为是一位性格倔强的人物,热罗尼莫却理所当然地是一位出色的沟通者;反之,他也无法落实显而易见的组织复杂的工程。他在伯利恒的修道院和图书馆的建设需要巨大的筹款工作,今天可以从其书信集中,以及从他将一切工程归功于那些富裕的资助者的言辞中,推知他的成功。他的交际圈遍布整个地中海界,从遥远的伯利恒到今天的埃及,突尼斯,土耳其,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

然而,热罗尼莫的沟通艺术并不仅限于外交行文,而且植根于人际关系。他热衷于以神学讨论为目的的会见,尤其是与罗马阿文提诺(Aventino)的女子们的会见,且成功地说服其中几位前往圣地献身隐修生活。404年宝拉去世给热罗尼莫带来的痛苦,可见友谊对他而言何等重要:在两年的时间内,他无法完成任何重要的工作。

除此之外,热罗尼莫还需要沟通的力量来为针对他的作品原创性的攻击和批评辩护。这一辩护首先涉及他对圣经翻译的修正,因为古老的拉丁文版本,尽管也许是多样的,但对许多人而言,他们被认为是权威且不可更改的。在对福音书的所撰写的序言中,他事先声明,任何意识到他的新译本中对圣经有所更新的人,都可将其定义为“一个错误的,渎神的,【因为】我敢于增加,更改,校正古籍中的任何内容”。热罗尼莫从希伯来语翻译《旧约》,由此不得不与诸多认为七十贤士子圣经版本是圣神启示的作者争论。在完成了圣经的希腊版本的大部分的翻译后,他坚持认为其著作传达了“希伯来真理”(hebraica veritas)。

隐修院的自我隔离与无法逃脱的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巨大变迁之间的张力,标志着热罗尼莫生命的最后阶段。410年8月24日,从维斯高蒂(Visigoti)而来的对罗马的攻击和毁坏,使得他感到不安,他说, “如同流行的格言所说,‘我甚至已不再记得我的名字了’。我沉默了一段时间,知道这是流泪的时间” (《书信》126,2;参见训: 3,4)。两年后,巴勒斯坦和埃及经受了外邦人的攻击,当他的隐修院被围困,被劫掠,且被纵火时,热罗尼莫与他的大部分的同伴成功地在房屋的防御塔中幸免遇难。

这一事件看起来为他的学术生涯画上了句号。此段时间,他对《耶肋米亚》先知书的注释,仍然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也许,因为他的个人图书馆在这一巨变中被摧毁,或者因为在他死后不久,这一著作将很快会被遗失;然而,他的作品在热罗尼莫健在时已在全地中海地区流行,且在较大的程度上被完好保存,直至今天。

阿奎塔尼亚的布绕斯佩罗(Prospero d’Aquitania)(大约390-455年),在他的《编年史》(Cronaca)中记载热罗尼莫于420年的9月30日辞世,但是今天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一日期更可能是419年的秋天。他的遗骨首先被埋葬在伯利恒的洞穴中,在第十三世纪被迁往罗马古往今来引人争相朝拜的圣母玛丽亚圣殿 4

热罗尼莫的足迹

热罗尼莫成为中世纪隐修教育的模范,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o da Rotterdam)将其视作人文博雅培育的典型代表。然而,马丁·路德(Martin Lutero)却对热罗尼莫的寓意解经兴趣冷淡。特利腾大公会议将《拉丁文(圣经)通行本》(Vulgata)钦定为教会官方圣经版本,与新教改革派对推广圣经通俗本的做法相对,这些均在随后的世纪使得热罗尼莫的形象被“天主教化”了。

为了纪念热罗尼莫去世后的1500年庆典,教宗本笃十五世(papa Benedetto XV)推出教宗通谕《圣神护慰者》(Spiritus Paraclitus),并冠以提名“大圣师(doctor maximus)”,“为了理解圣经”,热罗尼莫由天主恩赐给教会的。通谕邀请主教们不忘提醒他们的司铎认识圣经的重要性,尤其推荐他们前往由教宗庇护十世(Pio X)创办的宗座圣经学院学习圣经。圣经学院的期刊《圣经杂志》(Biblica)的编撰者将热罗尼莫视为天主教释经学的里程碑。同时,圣经学院将热罗尼莫视作沿着护教学传统释经,反对新教和现代历史批判释经的模范。如今,学院的功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热罗尼莫也以被以另一种视角看待,但可以确定的是,来自全球各地的350名学生,正努力地在罗马圣经学院和耶路撒冷圣经学院的两个分部致力于语言学和释经学的学习,且聆听着来自不同学派的基督徒和犹太教教徒的释经课程,他们正是在追随热罗尼莫的足迹。

热罗尼莫是基督宗教前一千年最具影响力的灵魂之一,一个旅行中的人,且以无与伦比的严谨和苦修热情学习语言。他是多才多艺的交际师,直面他所处时代的释经的伟大传统,致力于与犹太人对话,尽管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存在着众所周知的敌对性。他秉持一份希伯来真理(hebraica veritas),且将基督宗教的拉丁世界与作为它的根基的希伯来和犹太世界重新建立紧密的连结。他所遵循的改革就是致力于将圣经从原始语言翻译为通俗语言,天主教教会自梵二会议后,也已沿着同一导向勇往直前。

今天,热罗尼莫可以被视为释经者和所有圣经学者的榜样,即如何以一个开放的心胸面对他们的课题:他们应当使用一切他们可以使用的媒介,与来自有各种各样的文化背景的人交流,从而能够以我们的时代言语更为深刻地方式来理解圣经。除此之外,语言和文化的学习应当使得他们能够成为译者和中介者,且成为有能力致力于整合的人。

参考文献

  1. 关于热罗尼莫的传记性信息,我们所查阅的资料如下:专著A. FÜRST, Hieronymus: Askese und Wissenschaft in der Spätantike, Freiburg im Breisgau, Herder, 2016。一个关于热罗尼莫的生平和著作的简明介绍,参见A. KAMESAR, «Jerome», in J. C. PAGET – J. SCHAPER (edd.),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1: From the Beginnings to 6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第653-675页。关于他的待人接物,尤其参见T. SCHECK ET AL., “Jerome”, in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and Its Reception, vol. 13, 2016, 第986-997页。
  2. 本文所引用的热罗尼莫的书信中的句子,取自,热罗尼莫:Le lettere, S. CODA编, Roma, Città Nuova, 1997, vol,1-4。
  3. 参见:SULPICIO SEVERO, «Dialogo» I, 9, in ID., Lettere e dialoghi, D. FIOCCO编辑, Roma, Città Nuova, 2007, 第130页。
  4. 参见:I. IVIĆ, “Recubo praesepis ad antrum: The Cult of Saint Jerome in the Church of Santa Maria Maggiore in Rome at the End of the 13th Century” in Il capitale culturale 21 (2020),第 87–119页 (网址参阅: riviste.unimc.it/index.php/cap-cult/article/view/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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