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乔凡尼·库奇（Giovanni Cucci S.J.） 长期以来，认识论的反思（la riflessone epistemologica）总与伦理分不开，并就其彼此间能否相容进行讨论。例如以分析哲学来分析道德语言，或思考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mo）的价值主张是否可以证实，或对当代认识论研究中存在的价值与信仰的承认：这些问题即使来自不同领域，但都越来越见于当今的讨论中。某些有关的科学研究，即便方式并不明显，却都涉入这个特定的议题。
观察
观察是任何研究的基本态度，是选择和感情上的基本态度。圣多玛斯说：“哪里有爱，目光就投注在那里”（3 Sent., d. 35, 1, 2, I）；当视线聚焦在某个事物时，其他的一切都成为背景，内心的渴望在此显露无遗，那是专注力的真正发动机。从另一方面说，观察影响人的习惯和性格，塑造观念和工作的方式（modus operandi）。
现代哲学最认同的论点之一就是科学鲜能接触到事实。英国哲学家洛克（Locke）以第一属性（qualità primarie）和第二属性（qualità secondarie）之间的区别，来为这个论点辩解。他所谓的第一属性指的是客观的形式和量（forma e quantità），它们独立于观察者的主观而存在；第二属性则是颜色、气味和味道，它们受到观察者的影响，因此是主观的。根据这位哲学家，只有第一属性可以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然而，深入检验这个问题时，第一和第二属性之间的区分就显得难以成立，因为观察者的观点与他感受的形式分不开；再说，当代认识论认为的由人的理智建构而成的“世界”概念也是有问题的[1]。因此，不仅第一属性的概念令人存疑，而且就连唯物论对事实的普遍看法也令人困惑。
如果必须使用语言来阐述说明观察行为，则主体所具的作用更为明显，因为语言先于任何观察而存在。语言含义（dimensione linguistica）总与信念（credenza）分不开，而信念是团体共享的果实，所以语言正是这个果实的主要特征之一。从这方面看，所谓的客观性（oggettività）并非与主体无关，而是主体间性，是一连串交流和相互作用的结果。承认并证实一项观察的效果的主体是团体：“通常我们看到的总是相同的对象，也就是说我们共同看到它们，理由就在于我们始终持有相同的概念。人虽不同，表现的智力活动却相似，因为他们使用的概念相似，而每个人都需要用团体内部共同使用而意义确定的话语来表达”[2]。
这里就涉及观察的伦理问题：上面所提到的现象经常发生在观察者的生活中，有时很明显。这就表示任何慎重的决定都需要以合理的资料和了解问题症结的能力为基础。忽略这样的准则足以造成严重的后果，如“错乱，分裂，支离破碎，逐渐自我毁灭，死亡”[3]。
方法
使用的方法，除了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之外，也提供严密的准则，藉以分辨研究行为中可能出现的恶习和品德。希腊语词源学解析方法（metodo）一词为：方法是一种进程（percorso），由meta（超越）和hodos（路径）组成。这个进程引领人实现不同的事工（参见Platone, Sofista, 218d; Aristotele, Etica Nicomachea, 1129a 6）。进程指出一条连接（congiunge）每个步骤的假定红线，让人可以依循这条线路按步进行研究。方法的可重复使用性乃是科学研究的特征。
哲学思想史首先确定了运行这种连接（congiunzione）的两个程序，即从普遍（universale）到特殊（particolare）以及从特殊到普遍。前者可在典型的论证推理结构中找到三段论法（sillogismo）这个传统的公式，即：从一个普遍和一个特殊的两个前提中得出一个不可否认的结论。后者即归纳法（induzione），也是很古老的方法，它从观察出发，进而检验出一个普遍可行的原则（参见Platone, Repubblica, VI, 509d; Aristotele, Topici, 100a）。
现代哲学界人士，特别从休谟（Hume）开始，对这种推理程序的实际有效性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演绎法（deduzione）是同语反复，而归纳法（induzione）则靠不住。例如，即使重复观察白色的天鹅，但绝对无法排除存在黑天鹅的可能性。然而，这样的反论也需要不断确证自己的论点始能成立：“究竟根据什么可以肯定来自澳大利亚的黑天鹅的确是一只天鹅，而不是另一类动物？即使我们认为未来观察天鹅的方式将与过去的类似，但我们也必须决定这些鸟类究竟有哪些基本要素应被认为是可以表现其相似性的。比方说，以天鹅的颜色而不以牠的重量来确立其相似的关系，这显得有些武断”[4]。为此，反对其根本结论，就不再可能肯定使日常生活运转的不变原则。
科学发现史也指出逻辑（logica）和讯息收集（raccolta di informazioni）这两种分析方式并不足以了解事实真相并增进认识：事实上，不论理论或经验都首先需要想象（immaginazione）和隐喻（metafore）。比方发明飞机一事，威尔伯·莱特（Wilbur Wright）和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两兄弟既非工程师，也不是大学毕业生，只有高中文凭。他们怎能超越那些财力雄厚、充满理论知识、拥有更大马力样机者的竞争，而完成设计并建造第一架飞行器这桩大业？无他，只因为这两兄弟具有非常的想象力[5]。这项事业成功的基础在于一个关键性的隐喻：他们从已认识的载运工具中想象哪种更接近假设中的飞行物。他们排除船只、汽车和火车，因为这些载具固然有其无可置疑的载力，但缺乏某种飞行的要素：不稳定性（instabilità）。因此他们得到的结论是，最接近假设中的飞行物乃脚踏车：它之所以能保持平衡全因为骑车者的熟练技能。莱特兄弟从思考脚踏车的结构进而察觉到飞行的主要问题不在马力（他们的竞争者如此认为，以致悲哀地跌落撞地），而在可靠性、掌控的能力。
发明史就像我们所谈的观察，它表明研究者的人格多么具有决定性。休谟及莱特兄弟的竞争者的批判揭示了一种具有逻辑性和严谨性的观念，但这样的观念过于抽象和简化。
日常生活同样显示我们不断使用归纳、想象和演绎法作为推断论证方式。这正是科学研究真正的依据所在。我们每日都接受一些非我们所制定、但必须接受的规则，藉以激发我们的设计制作能力：“当我们从观察一定数目的天鹅而得到某种有关天鹅的一般性结论时，我们不是在不同的观察中发明一种关系，而是在做一项逻辑假设，即假定独立于我们的观察之外存在着一些规律，这些规律属于观察对象的本质…。重点在于归纳法代表一种启发思想的方式，其目标在辨认业已存在的规律性”[6]。
正是规律性显示出研究方法的伦理层面：秩序源于对意义的经验（esperienza del senso），信赖秩序乃是生活和重新制订现世事务（rielaborazione temporale）不可或缺的要素，这是记忆（memoria）和设计（progettazione）之间取得平衡的成果。美国精神病学家亚洛姆（Irvin D. Yalom）指出认知结构（strutture conoscitive）、凸显意义（rilevazione di senso）和行为指标（indicazioni per l´agire）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些关系是辨认价值的基本条件。从心理学来看，价值是健康生活必要的指标[7]。
所有这一切不能由个人任意制定。亚洛姆甚至认为，导致精神心理不适的主要原因正是缺乏对意义的经验。规律性不断给人带来信心和希望，而信心和希望乃是任何计划和创举的基础。
解说
解说是方法的结果，是使所观察的得以理解的能力。可理解性，就如我们在谈发明时所看到的，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是使生活成为可能的条件。缺乏可理解性不可能有人性的生活，而是一团混乱。
解说本身也不纯是理智的问题，它同样需要不可或缺的品德，如谦虚和谨慎，愿意倾听和反省自己的论点。若视一个理论为完整，此乃与其严谨性背道而驰；但若把严谨性绝对化，则可能成为片面性。奥地利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1931年提出一个著名的原则，认为一个形式系统（sistema formale）或是严谨的或是完整的，但不能两者兼具，如此才能避免陷于无法给出明确的答复及矛盾的危险[8]。这个原则再次突显了它在一般行为中的明显意义。如果一个人被问及为何决定前往某一特定的地方，他却在回答时指出介入这个行动的肌肉和神经，这未免古怪；或者一个人以列举出画中含有的原子来描述一幅画时，这也引起同样的反应：“在认知层面，始终坚持跟随更精密理论的态度，其所代表的是失落而非受益。之所以如此，因为存在着不同层次的事实…。客观现象的真理乃是从不同层面的认知中取得彼此一致而确立的”[9]。理想的解说不在于尽其可能地完善，而在于符合所提出的问题的需要。
另一个与解说有关的问题是：确定研究工作何时该被视为结束。这个问题让我们重新面对主体的决策责任、主体的兴趣所在、他与事实的接触、尤其是他眼中的理论所具的象征性和实际价值。这些态度再次显示与冷漠、不关心和仅是记录事态的看法相左。
诠释
每个解说都是一种诠释。为能使诠释对意义做出可能的贡献，除了需要数据之外还该对背景和相关内容有所认识：例如烧香，它可视为化学元素的相互作用，也可视为宗教礼仪的举止。诠释虽然不同，但不因为如此而被视为武断。当前有关人类心智的研究指出，那些彼此不相通的各种提议都与人本身的结构和与他人及周遭世界建立关系的方式有关。在一天之内，同一个人能够扮演极为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要求不同的“参与规则（regole del gioco）”。观察行为可因为所接触的外表对象相同而是同样的，但观察的内容和目的可不同。一座山可以用地质学者、诗人、地理学家、登山者、滑雪者、旅游者、摄影者、画家或神秘者的眼光来观察。山总是那一座，不同的只是观察者的角度，是观察者的内心世界。这个内心世界让他注意到山的某些方面，而非其他的。这正是人类具多方面接触的特征。
对这个议题，美国认知心理学家（psicologo cognitivo）杰罗姆·布鲁内（Jerome Bruner）引入“多面向心智”（mente a più dimensioni）概念。这个概念指出主体多种认知的行为，这些行为演变成不同的选择与活动：“不同的文化培养并发展出不同的才能、不同的才智形式，甚至给以定义…。我们的心智不但根据文化而产生对事实的某种说法，也就是以已稳固的文化信念给“事实”正统和一致的说法，而且也因为我们的想象力而产生一系列可能的世界，这些世界或许存在，要不然我们可以如此祝愿”[10]。
从这里我们看到任何诠释都牵涉到伦理问题：这种多方面的涉及可以视为一种获益，也可以视为一种威胁。尊重问题的复杂性和渴望认识各种不同的观点，这种在反思上保持平衡就是伦理态度的榜样，这种榜样有助人格的成熟。反之，要求中立的、缺乏任何展望的诠释，必使人性经验再度陷于严重的贫乏[11]。
不同观点彼此对话的意愿可使人避免相对主义（relativismo）所持的既相同也相对的危险：其实相对主义也是从威胁角度来看思维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向可能存在的不同世界开门，其中没有某个特别的比其余的拥有更多的权利。此外，思维的多样性也帮助人意识到感情和期待的重要性：它们经常也是促进或阻碍研究的最重要因素。
回想科学史，卡尔·波佩（Karl Popper）沮丧地说：“如果我们要依赖科学、科学家、乃至自然科学的不偏不倚，那是完全不可能的”[12]。“科学”思想充满偏见、预期和幻想，这些就是多样世界同时存在的标记，它们之间彼此交缠，但没有人注意到。试想，十九世纪医师依纳斯·菲利普·森梅维斯（Ignaz Philipp Semmelweis）曾假定传染与卫生之间的关系，用以说明产妇的高死亡率，但他的说法遭到强烈的反对。虽然医院各科的死亡率急速下降，但医生小组仍拒绝在接触尸体后洗手，并将森梅维斯医师免职，甚至把他关在精神病院，在那里遭到种种暴力侵犯和屈辱：“这不禁令人惊讶具有如此竞争力和高度专业人士，竟在自己的科学领域显得如此盲目和愚蠢”[13]。
在科学界那些“有害的”、却难以铲除的假设中，犹记得直到十九世纪末欧洲城市还把白水（清水acque bianche）和导致可怕的霍乱及瘟疫传染病的黑水（污水 acque nere）混为一物，或信以为敷汞软膏（l´unguento di mercurio）可以治疗梅毒。因此病患之间流行一句警语：一夜与金星（Venere，罗马神话中的爱神，此处指美女）销魂，终生与水星（Mercurio，此处指汞药）为伴。从另一方面看，正由于发现这些思想做法的不合逻辑，才得以进一步肯定，即使环境阻碍，也有可能澄清某些主张的真伪。
乐意检讨自己的论点，不拒绝对比，这是科学思想必备的伦理态度。根据托马斯·昆（Thomas Kuhn）的说法，一个人接受改变成规这表示他真正的转化，这种转化使他接近传统思维所称的“实用的明智（saggezza pratica）”。从这个意义看，一位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有品德”的研究者，该当显示他有能力在“相信自己的评估”和“乐意接受事态的演变可能否决他所相信的”之间取得平衡，如此才能接受其他更尊重事物复杂性的见解[14]。
研究乃生活的艺术
科学与品德之间的关系自始就是哲学的特征。事实上哲学是作为生活的艺术而诞生的；它的各种探讨虽然横跨极为不同的识知领域，但其目的不外教导人认识并实践善（il bene）：自现代（l´età moderna）以来，意义失落的问题得以在最近又获得重视，这特别要归功于皮埃尔·哈多特（Pierre Hadot）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t）两位哲学家的贡献。我们不禁要问：今日科学能以何种方式帮助我们找回失落的原始意义？
想到科学研究的某些过程如观察、方法、解说和诠释等等，可以看出它们与哈多特和福柯的分析一致，都在尝试塑造人格，设法与人的信仰和最普遍的世界观对话。在提出存在（esistenza）的终极问题时，科学和哲学都不约而同地与神学相遇。与此同时也必须明确指出：一个人为了实践生活艺术不能仅追随前人的发现，这是与科学研究的不同之处。每个人都应该走自己追寻智慧的道路，不能一味模仿前人。无论如何，师长、教育者、朋友、影响人心的文章、以诚实和专业见称的研究者的表样，都有助于人从事智慧的反省。在这方面，许多科学界人士的态度同样能够为生活的艺术做出重大的贡献。
- 参见 L. Caruana, Scienza e virtù. Uno studio sull’impatto della mentalità scientifica sul carattere morale, Roma, Gregorian & Biblical Press, 2021, 34; J. Locke, Saggio sull’intelletto umano, Milano, Bompiani, 2012, l. II, cap. VIII, 9. ↑
- 同上，42；参见29s。 ↑
- 同上，58。 ↑
- 同上，71；参见D. Hume, Trattato sulla natura umana, Milano, Bompiani, 2001, 3, sc. 12. ↑
- 威尔伯后来谈及他如何设计第一架飞机说：“在活跃地描绘东西方面，我的想象力比我的眼睛更明亮” (W. Wright, «Lettera alla sorella», 8 giugno 1907, in F. C. Kelly [ed.], Miracle at Kitty Hawk: the Letters of Wilbur and Orville, New York, Straus & Young, 1996, 212). ↑
- L. Caruana, Scienza e virtù…, cit., 83. ↑
- 参见I. D. Yalom, Guarire d’amore. I casi esemplari di un grande psicoterapeuta, Milano, Rizzoli, 1990, 18. ↑
- 参见 K. Gödel, «Über formal unentscheidbare Sätze der Principia Mathematica und verwandter Systeme», in Monatshefte für Mathematik und Physik 38 (1931) 173-198. Sul rapporto verità-dimostrazione, cfr D. Hofstadter, Gödel, Escher, Bach: un’eterna ghirlanda brillante, Milano, Adelphi, 1979; G. Gamow, Trent’anni che sconvolsero la fisica. La storia della teoria dei quanti, Bologna, Zanichelli, 1966. ↑
- L. Caruana, Scienza e virtù…, cit., 111. ↑
- J. Bruner, La mente a più dimensioni, Bari, Laterza, 2009, VIII. ↑
- “科学主义基本上是一种说明形式，是缺乏与背景环境有密切关系的理念。这种理念对事物的原委只接受耐得住物理严峻考验的说明。因此，科学主义让我们看到：一种说明如果不与背景环境有密切关系，这对个人并不好，它所认同的生活条件阻碍人的真正发展”（L. Caruana, Scienza e virtù…, cit., 130; cfr 122）。 ↑
- K. Popper, Miseria dello storicismo, Milano, Feltrinelli, 1984, 136. Cfr G. Cucci, «Il potere dell’illusione», in Civ. Catt. 2018 IV 338-351. ↑
- M. Manzotti, «Perché lavare le mani: storia di un grande incompreso», in www.7per24.it/2011/07/04/perche-lavare-le-mani-storia-di-un-grande-incompreso ↑
- 参见 T. S. Kuhn, La struttura delle rivoluzioni scientifiche, Torino, Einaudi, 1979, 179-183; N. R. Hanson, I modelli della scoperta scientifica. Ricerca sui fondamenti concettuali della scienza, Milano, Feltrinelli, 197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