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乔瓦尼·塞尔（Giovanni Sale S.J.） 今年是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e Bonaparte）逝世200周年。他于1821年5月5日在圣赫勒拿岛上去世。1815年，欧洲反法大同盟的”胜利者”在维也纳恢复了封建秩序，将这位”独裁皇帝”流放至大西洋中部的这座小岛上。如同历史上的许多其他伟人，在近两个世纪中，拿破仑受到一些人的拥护和爱戴，也引起另一些人的憎恨和厌恶，是一个至今仍不断引起争议的传奇人物。那么，究竟应如何从历史意义上看待这个人物？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早在他为拿破仑逝世而作的名诗《五月五日》中便提出：拿破仑是否取得了”真正的胜利”？诗人将这个”艰巨的评判”留给了后人。对于今年的纪念活动，法国和意大利的公共机构和学者将以各自的观点为依据予以相应的关注[1]。总之，关于拿破仑的是非功过，至今仍众说纷纭，这仍是一个引起争议和分歧的问题。
当然，他人生经历的某些方面离我们相去甚远，我们的感性认识与历史伟大领袖及其辉煌战绩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距离，然而，这位 “小小的科西嘉将军”留下的印记无法抹灭，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对现代欧洲历史、文化和制度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显而易见的是，通过拿破仑的民法和其他立法改革，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和政治基础遍及整个欧洲大陆，传播了平等、自由（包括良心、思想和宗教自由）、世俗主义和法治思想[2]。对此，有人指出，拿破仑”奠定了现代国家的基础，在被征服的国家建立了简单易行的合理行政管理，即使在拿破仑退位后，复辟的政权仍在多数情况下继续延用了他推行的制度”[3]。
然而，关于拿破仑执政的某些方面，至今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其中包括他对代议机构及民主制度的蔑视。出于无度的个人主义，他对此类机构可能带来的公共利益置之不理。自执政以后，他最偏爱的常用语之一是：”人民代表非我莫属”。
此外，拿破仑是公民投票主义（亦称 “波拿巴主义”）的创始人，他用代表民众呼声的公民投票代替自由选举，企图以此消弱法国革命激发的民主政治思想，从而独揽国家利益的代表权。通过这种手段，任何选举代表或机构都无法限制独裁领导者的专制权行动和个人野心加以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是现代历史中的第一个”民粹主义者”。
拿破仑无疑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官和杰出的政治家，他有许多优点，也有许多不足。自其军事和政治生涯伊始，他就与许多重要人物交往甚密，并经常利用这种密切关系为自己和家族成员谋取私利。一位历史学家曾这样对其加以描述：”在走向成功的过程中，拿破仑深愔如何以人情世故呼风唤雨，从功名利欲、尔虞我诈到英雄气概、豪情壮志，他不惜以一切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他也懂得如何施展恐怖的震慑力，使众人对自己唯命是从”[4]。
历史学家通常将拿破仑的政治生涯和人生经历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是他的崛起，也就是年轻的科西嘉总司令从初显军事才能直到1799年雾月政变的成功，在这段时期，他在意大利的战绩尤为引人注目；第二阶段包括他在欧洲大陆上节节取胜的军事征服，以及法兰西帝国的建立；第三阶段是拿破仑不无凄凉和悲壮的陨落，他先后两次被流放，第一次是在厄尔巴岛，第二次是在圣赫勒拿岛，直到逝世。
作者将在本文重点介绍以上提到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关注的两个方面一是拿破仑与意大利的密切关系，二是这位科西嘉总司令的气质和才干。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以拿破仑和宗教为主题，讨论他与当时”在位”的教宗庇护七世之间的复杂。
拿破仑：从意大利战役到埃及战役
1796年3月2日，拿破仑取代了舍勒将军（Barthélemy Schérer），被任命为意大利军队的总司令。这是波拿巴期待已久，要在上层社会和战场上展露锋芒的时机[5]。1793年，拿破仑在意大利军队中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成为一名有胆识的年轻军官。随后，他被派往亚维农Avignone）负责组织火药运输；1793年9月，他被委以重任，指挥围攻土伦（Tolone）的炮兵部队。在攻克该城后，他被提升为准将。从年轻时起，拿破仑就是一个”蒙田派”，作为雅各宾派的热衷者，罗伯斯庇尔的兄弟奥古斯丁（Robespierre Augustin）曾是他的保护人。在热月政变后，他被 “执行代表”罢免军队指挥权，并以罗伯斯庇尔主义者的罪名被囚禁于安提比斯（Antibes）的卡雷堡（Fort-Carré）。但此后不久，他被释放并恢复职务。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索布尔（Albert Soboul）所言，从那一刻起，”公民让位于冒险家，任其肆意而行；热月政变的耻辱结束了它所坚持的政治路线，此后不久，拿破仑的野心便暴露无遗”[6]。
1796年春天的意大利战役意义重大，它不仅使巴黎督政府的权力得到巩固，更使拿破仑名扬天下，成为一个战无不胜的传奇人物。正如司汤达在《帕尔马修道院》中所言，”经过多少世纪之后,恺撒和亚历山大终于后继有人”[7]。众所周知，公共安全委员会早在1793年就已经筹备了这次战役：法军计划在控制皮埃蒙特之后攻克伦巴第，然后越过阿尔卑斯山直接进军维也纳。对于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位科西嘉司令仅执行了他本人认可的一部分。当年4月，他履次击败弱小的皮埃蒙特军队，迫使撒丁岛国王将萨伏依、尼斯、腾达和布罗格里奥等区域割让给法国，并于4月28日签订了《切拉斯科条约》。5月10日，他凯旋进入米兰；几周后，他在短期围攻后占领了曼图亚；随后，当教宗把他当作解放者欢迎时，拿破仑从其手中夺取了博洛尼亚城[8]。尽管被征服的地区不断发表声明以理据争，它们最终还是遭受了沉重的战争赔偿，从而引起民众对占领者的反抗[9]，支持法国的只有意大利的雅各宾派。
翌年，拿破仑彻底平定了被占领区域。他不顾政府的指示，在摩德拿（Modena）和从教宗手中夺取的北部辖地上成立了”奇斯帕达纳共和国(Repubblica Cispadana)”。1797年2月19日，他与庇护六世签署了繁重的《托伦蒂诺条约》，亚维农两区域以及教宗国北部辖地被割让给法兰西，北部辖地归属新成立的奇斯帕达共和国，此外，条约中还规定了巨额军费赔偿。另外，督政府还命令拿破仑占领罗马，并摧毁教宗的世俗权力[10]。
与此同时，拿破仑在”外交政策”和战争计划方面与督政府产生了日渐明显的分歧。当督政府计划以伦巴第为条件与帝国就莱茵河西岸地区进行谈判时，波拿巴则打算用强大的威尼斯共和国进行领土交换[11]。拿破仑提出的”意大利计划”以摧毁奥地利的战略思想为基础，但同时也注定将使督政府的莱茵河政策落空。在这个背景下，拿破仑和奥地利于1797年10月18日缔结了《坎波福米奥条约》[12]，科西嘉司令提出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紧接着，拿破仑将被占领或割让的意大利领土(包括伦巴第、威尼斯的部分领土和奇萨尔皮纳共和国共和国)统一归入新成立的奇斯帕达纳共和国中，并为其制定了新宪法。同时，热那亚成为一个由当地雅各宾派掌管的独立共和国。尽管该条约与拿破仑的”保证莱茵地区统一”的计划相抵触，但最终得到了督政府的批准。在一个被战争蹂躏的国家，新的和平协议使所有人感到欢欣。
值得注意的是，与帝国时期的伟大战役相比，虽然意大利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所经历的战争显得微不足道，但这片土地实际上”是科西嘉司令脱颖而出，成为法国革命继承人的地方。虽然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无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其他地方，拿破仑及其是非功过仍然显得模棱两可，但不应否认的是，如果没有他的行动，意大利将无法摆脱徘徊不决而迈向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带来的现代性”[13]。拿破仑时期的亚平宁半岛共和国虽然短命，却在矛盾和疑惑中预兆了几十年后出现的意大利国家统一运动。
可以说，虽然最初并非拿破仑战略策划中的关键，但意大利的和平”解决”却为其地中海政策提供了一个坚实后盾。意大利半岛在地中海地区的军事意义尤其表现在与英国势力的军事博弈。此后不久，拿破仑争夺欧洲霸权的最终选择使他将注意力转向法国传统政策中的欧洲大陆：莱茵河、德国和北海。总之，地中海是拿破仑第一个时期的战略和活动中心，无论其原因是出于争权、提高个人威望，还是与其他军事将领的竞争。
在坎波福米奥的谈判中，拿破仑向奥地利全权代表坎布尔（Johann Ludwig von Cobenzl）宣称：”法兰西共和国视地中海为本国主宰海域”[14]。紧接着，他煽动督政府占领马耳他，并通过占领埃及来制衡地中海上的英国人——法兰西共和国最不共戴天的敌人。1795年的葡月政变之后，督政府落入军事将领们的掌控之中，由此，拿破仑的”帝国”计划变得势不可挡。
埃及远征军的舰队于1798年5月19日起航，并于一个月后轻易地征服了马耳他。7月2日，拿破仑躲过海军上将纳尔逊（Horatio Nelson）指挥的英国舰队，攻陷亚历山大港，然后直接向开罗进军，在金字塔下大捷马穆鲁克骑兵后，他于1798年7月23日凯旋进入开罗。但是，纳尔逊的英国舰队于8月1日在阿布基尔港袭击了艾盖里耶（Paul Brueys d’Aigaïlliers）的法国舰队，法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两艘战舰得以逃脱。阿布基尔海战使英国一举成为地中海的霸主，而波拿巴则沦为”出征的俘虏”[15]。拿破仑立即意识到埃及战役大势已去，无法挽回；此外，督政府对”东方事务”毫无兴趣。
尽管埃及战役就此结束，但它在历史文化层面上却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历来被视为落后异邦的伊斯兰世界更接近欧洲。被公认为现代萨拉菲主义之父的库特布（Sayyid Qutb，1906-66）认为，拿破仑在埃及的出现是 “伊斯兰历史上一个最大的突破口”[16]，它使开罗和其他文化中心的新精英们向新思想敞开窗口，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放眼法国大革命、技术进步和世俗主义的思想。
在埃及登陆时，与拿破仑同行的还有一支为研究备受推崇的古埃及文化而来的庞大团队，其中包括考古学家、建筑师、历史学家以及负责”绘制”国家地图的地理学家。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大量工作，并将考古中复制的各种碑文和草图传入法国[17]。在此后几十年中的拿破仑时期，各种真假不一的埃及符号和徽记在欧洲广为流传，这个一向被欧洲视为边缘和落后的世界重展新姿，以其迷人的古老智慧激起了一股新的文化浪潮[18]。可以说，拿破仑虽战败沙场，却带着另一种不可抹煞的光荣战绩凯旋而归，赢得了”光荣的埃及远征”之美誉[19]。
就这样，在取得几场胜利后，拿破仑一如既往地荣归故里，头顶胜利者的光环。实际上，从军事战略角度来看，他的埃及远征是一场失败。但必须承认的是，拿破仑转败为胜、点铁成金的能力无与伦比。
1799年的革命危机
1799年春天，执政四年的督政府旨在”向欧洲各地”传播革命信息和遏制哈布斯堡长期以来对法国的威胁而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革命武装”丧失了此前不久征服的大部分领土，督政府本来准备在欧洲会议的边界谈判中以其为”抵押”。事实上，督政府动武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共和国所谓的”自然边界”的完整性，也就是说：在大西洋沿岸，除了经过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同意而已被纳入国家领土的比利时，仍需争取荷兰；在陆地部分，需在莱茵河西岸确立与帝国的边界。此外，军事行动之后，先前属于教宗国辖地的亚维农郡县仍归属法国，已经通过1796年5月的巴黎条约而归属法国的萨沃伊和尼斯也重新得以确认[20]。
这场军事行动在德国的战果令人扫兴。3月，由茹尔丹（Jean-Baptiste Jourdan）将军指挥的革命军在斯托卡赫（Stockach）被哈布斯堡大公查尔斯的奥地利军队击败。同时，苏沃洛夫（Aleksandr Suvorov）将军率领的俄军在意大利各地击溃了法国军队，结束了短命的所谓”姊妹共和国”——它们是几年由拿破仑和其他雄心勃勃的革命军将领在”意大利战役”中建立的一系列法国附属共和国[21]。虽然法兰西共和国在各条战线上节节败退，但”自然边界”却得到了保障。在意大利战场取得胜利后，反法联盟中的奥地利和俄国之间产生了分歧，督政府因此得到了一刻短暂的安宁。事实上，奥地利政府对俄国军队插手意大利战事深感不快，并试图将苏沃洛夫及其取胜的军队从意大利半岛遣往瑞士，以独占它视为己有的势力范围。同时，对战争进一步逆转的恐惧和内部反革命势力的威胁重新唤起了法国人的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自豪感，激起了最后一次短暂的革命浪潮。
此时的”执政党”面临着新的紧迫问题。一方面，鉴于议会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雅各宾派残余，执政官需要以强大的国家行政权来摆脱议会的制约；另一方面，年度选举制度是造成政治和体制动荡的根本原因，必须予以取消[22]。为此，执政府需要着手修正《共和三年宪法》。
这个计划实际上是一个需要以决心和气魄来推动的政变，拿破仑恰是理想的”过渡人选”。当时，他于8月2日带着两艘护卫舰秘密离开埃及，躲过称霸于地中海的英国海军，回到法国。临行前，他将军队指挥权交给了克莱贝尔（Jean-Baptiste Kléber）将军。此前几天，法军在阿布基尔（Abukir）战役中击败了土耳其军队。
10月14日，波拿巴抵达巴黎的消息不仅轰动了法国首都的社交圈，也传遍了全城。对此，当时的报刊《Le Moniteur Universel》评论说：”每个人都欣喜若狂。常胜的波拿巴人还未到，他归来的喜讯便不胫而走，使奄奄一息的联盟回光返照”。在当时的公众舆论中，拿破仑不仅是意大利的征服者和坎波福米奥条约的缔造者，也被视为结束欧洲战争的救星。此时，按产业份额享有投票权的资产阶级看到了争取社会和经济稳定的希望，作为法国革命的推动者，他们将始终如一地继续巩固革命成果。
雾月18日政变
重返家园的拿破仑被卷入动荡不安的政局：富有的新生资产阶级已大权在握，他们在击败议会中的新雅各宾派之后，正准备通过修改《共和三年宪法》来”瓦解”督政府。虽然这部制定于1795年的宪法对修宪有所规定，但过于繁冗的程序使推进新政权的执政官无法接受。因此，大力支持变革的督政府权威成员之一西耶斯（Emmanuel Joseph Sieyès）提出以军事政变取代”法律途径”的方案，但雅各宾派在军队中的影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顾虑[23]。为此，政变需要竭力争取军官们的支持，尤其是那些最具有号召力的将领。
于是，茹贝尔（Barthélemy Joubert）成为指挥政变的将军，但应任不久之后，他便于1799年8月15日在诺维（Novi）战役中殉职[24]。西耶斯于是求助于莫罗（Jean Victor Moreau）将军，但后者对这个提议热情不高，一时无法决定。正在他踌躇不定之际，拿破仑回到了法国。莫罗闻讯后对西耶斯说：”你们需要的人到了”[25]。通过背教的塔列朗主教（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的眼线，拿破仑立即了解到详细情况，并在得到充分保证后答应指挥政变：事实上，他正是为此特地从埃及返回巴黎。
同时参与这一策划的还有绝大部分的国家最高行政长官，其中包括五名督政官中的三位，元老院主席，还有五百人院主席卢西亚诺∙波拿巴（Luciano Bonaparte）。这是一场”行政制度”的重建，政变的策划人是共和国代表机构所指定的执政者，为了全力保护共和国免受内外敌人的攻击，他们费尽心机，同时利用了对和平安定的渴望和体制变革的诉求。此外，他们还散步恐怖，煽动国会议员对富有的资产阶级的仇视：后者被视为危及经济利益、”要求平等的恐怖主义”，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予以铲除。为了使政变名正言顺，他们还编造了”恐怖主义阴谋策反”的谎言，并在政变的几个星期前在报刊上大肆加以渲染，使许多人信以为真。
雾月18日（11月9日）早晨7点，元老院召集特别会议，但其所在地杜伊勒里宫（Tuileries）前却布满了以检阅为借口的部队。议会上，一位议员揭穿了其中的阴谋，他指出：”只要一个信号，谋反者们便会对国会代表的成员举起匕首”。元老会成员于是根据宪法第102条的规定，投票决定将议会转移到圣克卢宫（Saint-Cloud），并授权担任巴黎近卫军指挥官的拿破仑执行命令。由此，国会完全丧失了保护督政府的军事力量。
第二天下午1点左右，议会会议在圣克卢宫开幕。与此同时，波拿巴在城堡周围聚集了约达5000人的人民代表。政变者显然被说服了，认为两院将主动宣布终止宪法。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没有制定任何计划，也没有预备可以讨论的文本”[26]。但事实上事与愿违：元老们犹豫不决，他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拒绝做出决定着共和国命运的重大决定。波拿巴于是直接干预，一面向元老们保证他对共和国的忠诚，一面坚决否认建立军事独裁政权的动机。他宣称，宪法”已不存在”，并且，”督政府也已不再存在”。同时，拿破仑向议会保证说：”一旦危险解除，我将主动放弃因此而被授予的特权”[27]。紧接着，他在手榴弹兵和军将们的簇拥下冲进五百人院，议会立刻轰然，有人高喊：”罪犯！打倒独裁者！”政变至此已势不可挡。督政府及其宪法已被相继推翻[28]。
当晚，元老院的多数人和五百人院中的少数人组成了临时执政府。他们下令废除督政府，并以”一贯放纵无度的行为和攻击”为由，将62名代表排除于国民议会之外[29]。事实上，这次对不良分子的”肃清”活动同往常几次异曲同工，目的是统一议会，使其对新执政官俯首听命。一方面，由西耶斯、拿破仑和杜科斯（Roger-Ducos）组成的”执政府委员会”被授予完全的独裁权力；另一方面，两个各由25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取代了以往的两院议会，负责对执政官提出的法律进行投票，并准备宪法修订[30]。在”三权分立”中，军权在握的波拿巴将军很快就独占鳌头，成功地挤除了另外两位执政官，独霸了”共和国第一执政官”的职务。由此，雾月政变结束了法国大革命。
自从一系列重大”叛乱”事件点燃了法国大革命之火之后，整个国家处于社会和经济的动荡不安之中，这种局面要求执政府以严厉的特殊立法来保障公共秩序，一面”阻挡”过于偏激的革命进程，一面防止恢复王权或重蹈恐怖时代的经验。总之，它必须确保政治稳定和土地所有者的经济权益。为此，富有的资产阶级将波拿巴将军推崇为”天赐良者”[31]。
然而，事与愿违，事实证明，雾月政变建立的专制政权仅有益于军队和拿破仑的个人权力。共和国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事独裁政权，此外，主导它的还有各种社会名流和许多通过购买教会财产而致富的地主。
1799年雾月18日的政变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民主和镇压之后，始于1789年7月的法国革命开始走向衰亡。执政府和1804年的帝国使法国人忘记了他们在此前十年中”震惊世界”的光辉历程。拿破仑确立了由雅各宾派革命演绎而来的代议制，他一面实行个人”独裁”，一面向欧洲人民传播法国革命带来的平等和自由的思想理念。
拿破仑的军队遍及欧洲各地，连同《拿破仑法典》一起，成为新思想的主要传播途径。《拿破仑法典》将民法领域的所有立法和习俗进行了系统化整理，于1804年3月21日正式颁布。它废除了封建贵族和王权，采纳了1789年的基本原则，即个人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国家的世俗性和良心自由权。此外，它还强调财产私有权是一种绝对的和个人的、先于社会而存在的自然权利，并对此前法国革命中确立的”民主”权利予以全部否定。这部法典巩固了新生资产阶级的优越地位，并在法国和其他法兰西帝国军队统治下的国家被实施，即使在拿破仑倒台和君主制复辟后，该法典仍继续生效。因此可见，《拿破仑法典》为传播1789年的革命思想做出了贡献。
拿破仑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也曾尝试继承法国革命的”社会遗赠”，但其独裁专制的倾向与革命所宣扬的自由思想格格不入[32]。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拿破仑逐渐远离了激励他青年时代的革命理念和雅各宾派思想，正如列斐伏尔（Lefebvre）所言，拿破仑幻想”建立一个欧洲帝国，但他寻求对外扩张的梦想却从未得到民族愿望的认可”[33]。
- CfrP. Panza, «Madre, mogli, sorelle, amanti. Tutte le donne di Napoleone», in Corriere della Sera, 4 gennaio 2021。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他将在今年5月5日正式举行纪念拿破仑逝世200周年的活动。当前，历史人物引起的争议并不足为奇，在意识形态化和党派化的历史学聚光灯下，他们的是非功过往往成为修正和批判的对象。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1802年，拿破仑在法国殖民地及其他地区恢复了八年前被公约废除的奴隶制。法国的一些重要人物明确指出，”纪念不意味着庆祝”，需要”格外小心”的对待。前任社会党外交部长韦德里纳（Hubert Védrine）建议说：”拿破仑及其事迹是历史事实，固然可以纪念，但不应举行庆祝活动，因为庆祝表达的是骄傲和自豪，我们需要与当今的思维和观念看齐”。(S. Montefiori, «L’anniversario dei 200 anni dalla morte. È giusto celebrare Napoleone?», in Corriere della Sera,19 marzo 2021)。在我们看来，以上的不同见解的确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论题。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不同判断和解读在所难免，通常取决于评价者的敏感度和心理文化取向，尤其是某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主流文化。 ↑
-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拿破仑法典》对离婚有所规定，却未承认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作用。拿破仑出于科西嘉传统家庭结构的观念，确定了身为父亲和丈夫的男性在家庭生活中的绝对权威。关于拿破仑和女性的关系，请参见A. Necci, Al cuore dell’Impero.Napoleone e le sue donne fra sentimento e potere, Rome, Marsilio, 2020. ↑
- V. Criscuolo, «Modernizzatore e populista Napoleone oggi», in Corriere della Sera, «La Lettura», 28 dicembre 2020. ↑
- G.Lefebvre, Napoleon, Rome – Bari, Laterza, 2015, 72. ↑
- 意大利是拿破仑的祖籍，他曾这样表达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我是意大利托斯卡纳人，不是科西嘉人”（V. Criscuolo, Napoleone, Bologna, il Mulino, 1997, 135）。 ↑
- A.Soboul, La Rivoluzione francese, Roma – Bari, Laterza, 1964, 525. ↑
- Stendhal, La Certosa di Parma,Milano, Feltrinelli, 2020, 53. ↑
- CfrV. Criscuolo, Napoleone,cit., 136. ↑
- CfrM. Viglione, Le insorgenze. Rivoluzione e Controrivoluzione in Italia: 1792-1815, Città di Castello (Pg), Ares, 1999, 19-55. ↑
- CfrA. Soboul, La Rivoluzione francese, cit., 527. ↑
- CfrV. Criscuolo, Napoleone,cit., 137. ↑
- 诗人福斯科洛（Ugo Foscolo）称其为 “一个可耻的市场”（同上，第139页）。 ↑
- L. Mascilli Migliorini, «Quell’“appendiabiti” di Napoleone Bonaparte», in Il Sole 24 Ore,10 gennaio 2021. ↑
- A. Soboul, La Rivoluzione francese,cit., 536. ↑
- V.Criscuolo, Napoleon, cit., 39. ↑
- C. Coker, Lo scontro degli Stati-civiltà,Roma, Fazi, 2020, 223. ↑
- CfrG. Adilardi, Napoleone Bonaparte. Trono e altare 1801, Firenze, Pontecorboli, 2019, 24. ↑
- 被称为”拿破仑式”或”帝国式”的新建筑和装饰风格由此而生，它深受埃及艺术和象征符号的启发，简朴大方，很快便风行于世。 ↑
- 许多古埃及艺术品被带回巴黎，其中包括一些巨大的方尖碑以及著名的罗塞塔石碑：它是欧洲人破译象形文字的钥匙。CfrC. Coker, Lo scontro degli Stati-civiltà, cit., 220. ↑
- 共和七年的牧月选举（1799年6月18日）替换了代议制议会三分之一的成员，选举在对督政府十分不利的气氛中进行：在187名的”官方”督政官候选人中，只有66人当选，但这并未造成国家议会的实质性改变。引起人们普遍不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危机、税收收紧和为保卫国家而实行的强制征兵制度。特别是在6月的选举之后，由于以上原因而被削弱的行政部门很快便求助于国民议会，而在国民议会中的多数成员是激进的革命者，也就是所谓的”新雅各布派”。这一行动引起执政”党派”的极度不安。 ↑
- 例如，那不勒斯共和国，今年是其二百周年纪念。CfrG. Sale, «La Rivoluzione napoletana del 1799», in Civ. Catt. 1999 I 450-463. ↑
- CfrG. Lefebvre, Napoleone,cit., 86. ↑
- CfrF. Furet – D. Richet, La Rivoluzione francese,Roma – Bari, Laterza, 2020, 576. ↑
- Cfr ivi, 578. ↑
- A.Soboul，《法国大革命》，前引，578。 ↑
- G.Lefebvre, Il Direttorio, Turin, Einaudi, 1952, 269. ↑
- A. Soboul, La Rivoluzione francese,cit., 580. ↑
- 同上。 ↑
- 关于此项罢免事宜，Sieyès指出：”权力由上而来，信任由下而来”（G. Lefebvre, Napoleon, cit. 79）。 ↑
- 1799年底表决通过的《共和八年宪法》仅含95条法规，未对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加以明确规定。有人称其为一部”简短而晦涩”的宪法，便于新执政者”自由”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它认可第一执政官的独裁权，授予他完全的行政权力、专门立法权和任命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力。其他两位执政官只有委托投票权。在新宪章中，立法权被分配给两个议会：法庭（由100名成员组成）和立法机构（300名成员），每年更新五分之一。CfrV. Criscuolo, Napoleone,cit., 43. ↑
- “[拿破仑]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士兵，是哲学家的弟子，他厌恶封建制度、公民权力的不平等以及缺乏容忍的宗教；他在开明的专制主义中看到了权力与政治和社会改革之间的调和，身体力行地树立了一个近代史中最杰出的榜样：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G. Lefebvre, Napoleone,cit., 74)。 ↑
- 谈到人的自由权，拿破仑曾这样说：”自由是什么：野蛮人和文明人一样，需要一个主子和主人，一个通过严格的纪律来支配他的想象力的巫师，把他放在链子上，防止他咬断时间，的人要打他，带领他去打猎：服从是他的命运，他不配得到更好的，根本没有权利”（E. Ludwig, Napoleon。想征服世界的将军的生活，米兰，加尔桑蒂，2017，135）。)然而，在年轻时，他一直是启蒙运动哲学家的忠实弟子，他们在这方面的教导完全相反。 ↑
- G.Lefebvre, Napoleon, cit.,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