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黄正岩（Jeong Yeon Hwang S.J.） 在2021年庆祝纳匝肋圣家节之际，教宗方济各用“人口冬季”一词表达了对意大利等国低生育率的深切关注[1]。随后，教宗强调有必要提高人们的相关认识以及应对这一危及我们的家庭、国家及未来的人口下降问题。同年，意大利的总和生育率也依然驻足于1.25[2]：这种低于人口更替率2.1的生育率是一个正在欧洲、北美和东亚大部分发达国家中显现的趋势[3]。尤其是，韩国于2023年经历了一场最严酷的人口寒冬：根据2024年2月公布的统计数据，该国2022年与2023年的暂定出生率分别为0.78和0.72，2024年的出生率预计为0.68[4]。
面对这一令人担忧的现实，所有关心生命和人类的人士都应进行深刻反思并及时采取具体行动，以扭转大多数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二十多年以来，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1.3。许多韩国人对这一趋势表示担忧，众多专家也就此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为了提高出生率，韩国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例如，提供各种经济激励措施，其中包括现金奖励、育儿补贴和不孕不育治疗报销，等等。这些支助还包括诊断胎儿畸形的超声波扫描和检查项目[5]。然而，尽管对生育和养育子女所提供的多种形式的直接及间接支持，该国出生率下降的趋势不仅持续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并已接近现代世界前所未有的最低点。
韩国惊人的低生育率不仅在韩朝两国，而且也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引起了极大关注。例如，去年12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杜萨特（Ross Douthat）撰写了一篇题为《韩国可能消失》的文章，文中指出，韩国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也在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有所显示[6]。总体而言，低生育率的相关因素包括工作不稳定、住房负担能力不足、养育子女所需的可观经济资源以及“不利于家庭的职场文化”[7]。
尽管这方面的科学分析不计其数，但透彻理解韩国出生率如此之低的原因并非易事，也很难找到从就业到住房等与生育有关的主要问题的有效且持久的解决方案。必须承认，鉴于政府以支持年轻父母及其年幼子女为目的的政策成效欠佳，有必要更多地关注韩国青年和年轻夫妇，将焦点投向有子女的家庭所需承担的经济负担，而不只是财政支持的程度。
面对这场史无前例且有可能在将来冲击到其他国家的危机，了解韩国青年的实际生活和工作条件至关重要。因为尽管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生活尚可应付，甚至可以说是幸运的，但如果他们感到找工作和维持最起码的社会地位困难重重，则可能会对婚姻和生育踌躇不定。因此，当务之急是关注青年在应对这些挑战时的脆弱性，并考虑他们如何能够通过积极应对自己的问题和行使自身权利而寻求解决办法，尤其是在政府对他们的困难尚未提出补救措施的境况中。
放弃五样东西的一代
“Opo世代”（在韩语中，“o”是“五”的意思，“po”是“放弃”的意思）是指韩国年轻一代放弃了五个关键方面：约会、结婚、生子、置房和从业。这种特殊提法出现于2010年代中期，后来演变为“Chilpo世代”（“chil”在韩语中是“七”的意思），在Opo世代的五个要素之外又添加了社会关系与爱好，并最终演变为“N-po世代”（即“放弃无数东西”的一代）[8]。
尽管以上表述可能放大了年轻人所面临的挑战和痛苦，但却代表着韩国青年的脆弱性。不幸的是，许多韩国年轻人都在努力寻找经济上的稳定，而这种稳定来源于有保障且令人满意的工作。即使是那些在首尔等大城市中拥有稳定工作的人，也可能因为买不起能容纳一家人的房子而无法成婚。这些经济挑战会给韩国年轻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韩国青年面临的困难不仅源于经济不稳定，还源于竞争性的、以成功为导向的社会潮流，如证书主义。在这个国家，证书主义的基础在于医生和律师等高收入职业的大学学位及被政府认可的证书，等等。高水平的大学学位和高收入职业的证书具有巨大社会价值，是高地位的代名词。这种形式的证书主义助长了年轻人在整个童年时代、青春期及成年早期的竞争。
大多数韩国家长认为，没有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子女就不可能在这个国家得到幸福和成功。因此，他们在教育子女时非常重视学业成绩和社交能力，并投入时间和金钱，努力为他们进入名牌大学做准备。在上大学之前，约有80%的学生会进入补习学校（hagwons）学习，这些补习学校是私立营利性机构，为准备上大学和高中的年轻学生提供辅导。首尔有24,000多所补习学校，远远超过了城区便利店的数量[9]。
为了确保子女学业有成，韩国家长需要支付的既有正规学校的学费，又有私立学校的费用，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如今，随着对稳定、高薪工作的竞争日趋激烈，就连大学毕业生也要去私立收费中心准备就业考试。因此，韩国的青年及夫妇都非常清楚培养智力超群的孩子所需的花费，他们的学业经历会成为未来家庭的心理和经济负担。
韩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该国约88%的女青年和83%的男青年（19-34岁）均为已经毕业或正在就读的大学生[10]。韩国在培养高教育水平人口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是国家在文化上高度重视教育的结果。这种进步意味着大多数年轻人都是在一种童年及青少年时期通常只需要专注于学习而且不必太为个人经济状况操心的环境中长大的。尽管存在个体差异，但得益于韩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大多数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长大的人并未经历过绝对贫困。然而，如今的他们却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和拥有个人住房的巨大困难。面对这一挑战，韩国的年轻成年人不得不推迟订婚和结婚计划，甚至根本不想组建家庭。
为获得好的学位和证书所做的努力看似中性或积极，但却对婚姻和生育具有负面影响。研究人员发现了证书方面的投资增加与生育率降低之间所存在的相关性。在韩国，个人在证书方面所投入的时间和金钱越多，其生育率也就越低。在高度不平等和激烈的地位竞争条件下，这种相关性也愈加明显[11]。不幸的是，贫富家庭之间的社会两极分化不仅继续存在而且仍在加剧。这影响到社会流动性，因为穷困的父母通常无法为自己的子女在这种争夺最高证书的竞争中参加预备课程而承担经济费用。
证书主义已成为该国的思想和机制成分，学业优异在这个国家被视为通往世俗成功的唯一途径[12]。许多夫妇和年轻人认为，他们必须把孩子培养成能力出众、竞争力强的人。要知道，以这种方式培养孩子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而且会造成极大的挫败感，因为在父母的想象中，自己的孩子有可能成为这个国家高度竞争体系中的失败者，并由此而对生育问题犹豫不决。这种现象严重威胁到人的尊严和权利，它不仅是传统上极其重视教育的结果，而且也是韩国系统性将人的价值与资历及经济能力相提并论的资本主义竞争性质的结果。在一个证书主义与可憎的金钱和名利暴政融为一体的国家里，年轻人自感不得不放弃人生中宝贵且不容讨价还价的方面，其中包括婚姻和家庭。
“压缩的现代性”社会中的职场母亲
低出生率与年轻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妇女承担着怀胎和分娩的主要责任，也拥有重要的决策权。她们在建立和维持家庭生活的生育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在韩国，大多数女性都受过高等教育并追求个人事业。因此，大多数婚后青年都是双职工夫妇。事实上，在当今韩国社会，年轻夫妇认识到，一个人的收入并不能保证理想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低生育率问题便显现了出来，因为许多已婚就业妇女在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方面面临严重困难。特别是在工作场所，许多母亲都会在养育子女问题上遭遇上司及同事的敌对态度。即使在家庭中，她们也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因为大多数配偶工作时间较长，而且许多青年男子尚未养成习惯去分担教育子女及家务的责任。
2022年9月，韩国的一位职场母亲不幸离世。这位计算机程序员在自杀时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职场母亲难道是罪人吗？”。据其家人言，她在休完产假重返工作岗位后在公司里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例如，她被分配到一个与她的日常职责不符的部门。她请假参加了女儿的毕业典礼，典礼是在工作日举行的。不幸的是，她很快便意识到上司和同事开始在自己的这次缺席之后欺负她。随后，这位母亲在悲痛和孤独中悲惨地自杀了[13]。
劳动部在对这一案例进行调查之后作出了监督并根除这种欺凌行为的承诺。然而，在劳动领域，许多职场母亲仍然遭受职场当权者冷漠苛刻的对待。此外，求职的年轻母亲往往在筛选过程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因为有年幼子女会被视为从业的一个障碍。由于韩国法律不允许基于性别的歧视，这些虐待和不公正现象以隐蔽的方式发生。因此，若要支持职场母亲，就必须重新审视并扭转公司及机构中可耻的落后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威胁着性别平等及韩国母亲的权利。
遗憾的是，韩国职场母亲所面临的挑战可能会延伸到家庭环境中。丈夫往往较少参与育儿和家务活动。除了男性工作时间长以外，那种认为照料幼儿和家务的工作非女性莫属的传统性别意识形态也影响着年轻伴侣之间的分工。大多数妇女声称，她们婚前并未在校园内遭遇过性别不平等，在工作中碰到的不平等也少于以往。然而，婚后，许多妇女均在家务分工方面遇到性别不平等问题。
研究表明，当丈夫分担家务时，妇女更有可能实现生育头胎或二胎的愿望[14]。在证实生育率与男性在育儿和家务中的合作之间存在关联的同时，快速的经济增长与一些落后的文化习俗之间的不平衡仍然显而易见。虽然韩国已经在经济方面赶上了发达国家，但在工作场所和家庭中，有关性别角色和平等的文化变革却并非如此。
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不平衡可以通过“压缩的现代性”这一概念来解释。这是一种社会环境的特点，在这种环境中，深刻的社会变革不断迸发，尤其是在经济或政治领域。因此，这些变化被高度浓缩在很短的时间跨度和有限的空间内。韩国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典型范例，因为这种压缩的许多方面似乎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来得更快，其中包括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快速迁移以及妇女在大学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等等[15]。然而，虽然这种快速而实质性的发展在教育和经济领域清晰可见，但在工作场所和家庭的文化层面却缺乏类似的变化。
尽管生活在一个看似经济发达和富裕的国家，但这种不平衡阻碍了青年做出结婚和/或生育的决定，其中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由于许多女性发现在没有必要支持的情况下难以兼顾婚姻、生育及事业，她们的婚龄从2000年的26.5岁上升到2022年的31.2岁，终身单身的女性比例从2013年的5%上升到2023年的14%[16]。当然，无论是女性的婚龄还是单身比例，都会影响到韩国的生育率，但人们对出生率的提高抱有信心的变化仍尚无踪影。
韩国青年中的性别两极分化
近年来，20至35岁韩国年轻人中的性别两极分化愈演愈烈，令人担忧。这一前所未有的现象对2022 年的总统和地方选举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18-29岁年龄段的男性中有75.1%支持一位国民力量党的保守派候选人，而同一年龄段的女性中有67%表示倾向于一位民主党的进步派候选人[17]。由此可见，相当大比例的男青年支持保守派政治家，这与女青年形成了鲜明对比。过去，无论男女，年轻人都倾向于自由党而非保守党。但于今这种倾向已荡然无存，有证据表明韩国青年的政治观点因性别而大相径庭。这种性别两极分化会削弱年轻选民对政治家的影响力，从而使得选民更易被人左右。如果出现分裂，青年将很难团结一致地行使政治权力，这将阻碍青年男女有效地设定对目前及未来的共同愿望。
在性别两极分化严重的背景下，尽管韩国社会需要加大力度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但年轻男性可能会抵制一些旨在改善妇女权利的政策。例如，2022年，韩国的男女工资差距为31.2%，位居经合组织国家水平之首。韩国女性的平均收入远远低于男性[18]。此外，女性参政比例仅为19%，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19]。与男性相比，韩国女性在政治领导和决策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在韩国近代史上，许多活动家和政治家都曾为争取妇女权利而斗争，促动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认为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低于男性。尽管如此，许多年轻男性目前表示担忧，声称与女性相比，他们在获取高学历方面处于劣势。
造成韩国青年性别差异的原因之一与该国的地缘政治局势有关，即南北分裂及两国间紧张局势。在这种情况下，韩国要求所有男性服兵役18至21个月，具体时间取决于军种。而女性则被免除义务兵役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大多数男性来说，这种性别差异并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士兵一旦退伍，就可以在公务员招聘考试中获得加分（5%-10%）。但是，1999年12月23日，宪法法院以违反公民受法律平等保护的原则和从事公职的权利为由，裁定这项规定违宪。法院认为，这种加分损害了社会弱势群体获得平等机会的机会，不符合韩国宪法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此后，越来越多的青年认为服兵役的奖励不够充足。
根据2021年的一项调查，56%的男性认为服兵役是对男性的歧视，82%的18-29岁年龄组男性认为服兵役是国家单方面要求男性做出的牺牲[20]。在韩国年轻人中，义务兵役越来越不被视为对国家崇高而神圣的服务，而是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种浪费时间和追求资历过程中的一个路障，尤其在与女性同龄人相比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青年男女在社会及人生观方面的差距日益扩大。在政治领域，20岁左右男性的权利受到保守派活动家及拥护者的维护，他们通过传播当前社会制度对其不利的观点而说服这些人，从而使其支持自己的政治理念[21]。相反，大多数20岁左右的女性则继续支持自由派政治家。
此外，青年男女之间在婚姻和子女方面的差异也相当明显。在未婚青年中，75.3%的人计划在未来成婚，男女之间的差异为10.1个百分点（男性79.8%，女性69.7%）。同时，63.3%的人也希望在未来生育，男女差异为15.2个百分点（男性70.5%，女性55.3%）[22]。在这个国家，男女青年生活于异常激烈的竞争之中，他们的政治观点截然相反，对婚姻和家庭的态度也各不相同。
性别两极分化是否会影响韩国的低出生率？虽然这并非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易于核实的假设，但对这一点的调查或许有助于突出这一现象的一个关键方面，即韩国青年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在谁能扭转出生率趋势这一问题上。韩国政府在解决超低生育率问题上一败涂地，这是因为对年轻人的需求了解有限，在制定有效政策和措施以解决这一问题方面也缺乏创造性。仅限于观望或依赖立法者和政府代表的做法对年轻人来说非常危险。事实上，如果青年人不对影响他们个人的未来积极建言献策，他们就无法寄希望于从当前的政治体制中获得解决低生育率这一复杂问题的动力和主意。
遗憾的是，对政治感兴趣的年轻人仅占37.5%。事实上，年轻人参与选举的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年龄组，尤其是60岁以上的人群：在2022年的第20届总统选举中[23]，20至40岁的成年人只有70.4%至71.5%参加了投票，而60岁的成年人参加投票的比率则为87.6%。如果不参加投票，这种两极分化的年轻人也就无法对政治家产生具有重大意义的影响。正因如此，政治家们应寻找推动年轻人行使个人权利和义务的措施，以普遍提高幸福指数，实现未来的梦想。
在人口严冬中为年轻人服务的当地教堂
面对社会生活、经济不稳定以及青年缺乏政治能力等种种促成出生率下降的挑战，我们需要能够使青年团结合一、体验手足情谊并共同创建未来的团体。这些团体应提供完全不受大学或职场竞争影响的聚会良机，使个人能够超越男女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
韩国教会可以发挥打造此类团体的作用。于教会而言，倘若不积极支持作为未来生命守护者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实现尊重并保护生命的理想呢？在现实中，于教会内部创建一个这样的团体绝非易事。许多年轻人已经远离了教会，尤其是在大流行病之后，参加主日弥撒已经成为一个选项，而不是一种需求。与其是抱怨参加教堂活动的青年人数锐减，司铎与热心信友更应聆听他们的困难和需求，帮助他们相逢相遇并建立团体和博爱意识。
韩国青年自幼便在通往成功的竞争中承受持续压力，而如今，在追逐资历与社会地位的过程中，面对激烈竞争的同时，他们有可能产生职业倦怠和孤独感。根据2022年的一项调查，33.9%的年轻人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年中经历了职业倦怠，原因包括对职业缺乏安全感（37.6%）、工作负担过重（21.1%）、对工作持怀疑态度（14.0%）以及工作与生活失衡（12.4%），等等[24]。除职业倦怠风险外，韩国也是经合组织国家中社会关系得分排名最低的国家之一。用以衡量社会关系质量的方式是向个人提出“在需要时是否有可以求助的亲朋好友”这一问题。21.5%的韩国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一指数明显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10.1%）[25]。薄弱的社交网络使许多韩国年轻人极易陷入社会孤立。
在这种紧张环境中，即使是最微小的差异和冲突也会造成明显的分歧和敌意。例如，一位学者将韩国的性别两极分化描述为女权主义者与反女权主义者之间的性别战争[26]。这场冲突的主要受害者是韩国青年。他们需要一个可以提供相互支持与关照的团体。
教宗方济各提出了一个教会的新理念，即：教会好似“野战医院” [27]。这于韩国年轻人而言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观念。事实上，许多韩国年轻人不仅仅是对成婚及为人父母犹豫不决：社会成功和经济保障不确定环境中的激烈竞争已把他们搞得疲惫不堪。其焦虑和苦恼并非源于自虐：恰恰相反，他们是因追求出类拔萃而精疲力竭的人，在这个充满对资历及社会地位的持续竞争的世界中沦入孤立而被恐慌所驱使的人。为了成为一个能够为这些人提供治愈和憩息的教会，韩国天主教司铎与信友必须深入思考如何参与并采取实际行动。
谁能成为在人口寒冬中战栗的年轻人的希望？在这个性别鸿沟严重、未来是未知数、出生率极低的社会中，谁能使青年人团结合一？教宗方济各指出：“你们年轻人不仅更为坦直，也更有能力建立联系和友情、克服偏见和意识形态的藩篱，我想对你们说：要作手足情谊的播种者，你们将成为未来的收割者，因为世界只有在手足情谊中才能走向未来！” [28]。每个年轻人都必须充当希望的使者，以手足情谊的名义传递光明，就像纳匝肋的青年耶稣一样，祂和祂的门徒一起为以色列人民带来了希望。没有其他人能够胜任这一角色。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职业倦怠和社会孤立的风险很高，创造和料理新生活的能力不断下降，但韩国青年并未失去生命力。研究表明，在韩国青年中，94.8%依然坚信可以实现自己所憧憬的未来，95.7%优先考虑接近生活中正能量的人[29]。尽管年长者和当局并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青年男女并未放弃追求幸福与爱情的纯真梦想。他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团结合一。这种团结不仅有助于缔造一个共同的愿景，而且将赋予他们实现这一愿景的力量。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韩国天主教会应努力在教会内外创造增进年轻人相遇的机会和空间。在一个团体内，年轻人可以体验到超越信仰和性别差异的手足情谊，彼此关照，治愈创伤，携手合作，早日寻回韩国的人口之春。
- Francesco, Angelus, 26 dicembre 2021 (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angelus/2021/documents/papa-francesco_angelus_20211226.html). ↑
- Istat, Natalità e fecondità della popolazione residente. Anno 2021, 2020年12月19日。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名妇女生育的子女数，是通过比较每个育龄期妇女（14-50岁）的活产婴儿数与年均女性人口数计算得出的具体生育率商值：参见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Glossary:Fertility ↑
- 根据联合国数据，总生育率在欧洲从2011年的1.59降至2021年的1.48；在北美从1.87降至1.64；在东亚从1.65降至1.17：参见 https://data.un.org/Data.aspx?d=PopDiv&f=variableID%3A54 ↑
- 参见Korean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Tasso di fecondità totale futuro«, in https://kosis.kr/statHtml/statHtml.do?orgId=101&tblId=DT_1BPA101&conn_path=I2 ↑
- 参见 K. Jeong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in the korean fertility rate and policies to encourage fertility», in BMC Public Health (https://doi.org/10.1186/s12889-022-14722-4)，2022 年12月8日。 ↑
- 参见»South Korea could be disappearing«, in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2023年12月5日，9。 ↑
- 参见G. W. Jones, «Ultra-low fertility in East Asia: Policy responses and challenges», in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15 (2019/2) 131–149 (https://doi.org/10.1080/17441730.2019.1594656). ↑
- 参见»Gyeongbuk Top News«, 2021年10月11日, in www.ktn1.net/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2199 ↑
- 参见G. W. Jones, «Ultra-low fertility in East Asia: policy responses and challenges», in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15 (2019/2) 131–149 (https://time.com/6292773/south-korea-crackdown-hagwons-cram-schools-competition). ↑
- 参见«Paesi più istruiti 2023», in Wisevoter (https://wisevoter.com/country-rankings/most-educated-countries). ↑
- 参见M. K. Shenk – H. S. Kaplan – P. L. Hooper, «Status competition, inequality, and fertility: Implications for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https://doi.org/10.1098/rstb.2015.0150)，2016年4月19日。 ↑
- 参见Y. A. Cheng, «Ultra-low fertility in East Asia: Confucianism and its discontents», in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18 (2020) 83-120. ↑
- M. Kim, «“Le mamme che lavorano sono peccatrici?”. La storia che mi è venuta in mente il giorno della festa della mamma», in www.ohmynews.com/NWS_Web/View/at_pg.aspx?CNTN_CD=A0002925419/，2023年8月5日。 ↑
- 参见E. H. W. Kim, «Division of domestic labour and lowest-low fertility in South Korea», in Demographic Research 37 (2017) 743-768. ↑
- 见 C. Kyung-Sup，“第二个现代条件？压缩的现代性作为内化的反思性世界化”，载于《英国社会学杂志》61 (2023) 444-464 (https://doi.org/10.1111/j.1468-4446.2010.01321.x)。 ↑
- 见 Y. Sun – W. Ji, “Bank of Korea”, 2024 (;rs=/weview/result/P0002353/202401).Sun – W. Ji，”韩国银行”，2024 (www.bok.or.kr/viewer/skin/doc.html?fn=202401081009369860.pdf&rs=/webview/result/P0002353/202401)。 ↑
- 参见 “第八届全国同时地方选举，”载于 https://en.namu.wiki/w/Á¦8ȸ%20Àü±¹µ¿½Áö¹æ¼±°Å ↑
- 参见Oecd Data, «Gender wage gap«, in http://data.oecd.org/earnwage/gender-wage-gap.htm ↑
- 参见同上，«Women in politics», in http://data.oecd.org/inequality/women-in-politics.htm 。 ↑
- 参见S. Yoo, »Conflict between men and women surrounding the conscription system – a rift created by the absence of appropriate compensation and recognition for military service«, in https://hrcopinion.co.kr/archives/18805/, 14 luglio 2021，2021年7月14日。 ↑
- 参见M. Y. Chan, »Unveiling Gender Polarization: The Rise of Right-Wing Populism and Anti-Feminism Sentiments among Idaenam« ,in Korea Journal 63 (2023/4) 226-260 (https://accesson.kr/kj/assets/pdf/34022/journal-63-4-226.pdf). ↑
- 参见Office for Government Policy Coordination Prime Minister’s Secretariat, The 2022 young adults life survey. ↑
- 参见同上。 ↑
- 参见同上。 ↑
- 参见同上。 ↑
- 参见J. Kim, »The Gender War and the Rise of Anti-family Sentiments in South Korea, « in R. Schoen (ed.), The Demography of Transforming Families, New York,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3, 183–201 (https://doi.org/10.1007/978-3-031-29666-6_9). ↑
- 参见Francesco, Udienza generale, 28 agosto 2019, in www.vatican.va ↑
- 同上， Discorso nell’Incontro con i giovani, Scuola del Sacro Cuore ad Awali (Bahrein), 2022年11月5日, in www.vatican.va ↑
- 参见Office for Government Policy Coordination Prime Minister’s Secretariat, The 2022 young adults life surve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