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迭戈·马泰伊（Diego Mattei S.J.） 《给我猜个谜》近期在意大利再版[1]，这部收录了四篇作品的短篇小说集再次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作者蒂莉·奥尔森（Tillie Olsen）。这位犹太裔美国作家以其短篇小说的深刻性而著称于“热衷者”之中，尽管作品数量不多，她仍被视为二十世纪北美文学界该文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
蒂莉·勒纳·奥尔森于1912年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的瓦胡镇（Wahoo）。其父母是犹太裔俄罗斯人，于1905年所谓“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移民至美国。两人同是社会主义者兼革命者，他们随着20世纪初的大规模移民潮来到了新大陆。在那场卷入了成千上万被迫逃离苛刻法律、民事限制以及沙皇当局纵容甚至煽动的群体反犹暴行（pogrom）的犹太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移民潮中，一个经常出现的共同特征是，犹太裔俄罗斯人往往积极参与政治，加入新兴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他们大多不信教。例如，与奥尔森同时代的另一位美国女作家格蕾丝·佩利（Grace Paley）的父母同样具有上述社会文化特征。格蕾丝于1922年出生在纽约，原名Gutseit（后来被英语化为Goodside）。
蒂莉·奥尔森与格蕾丝·佩利的比较：若干生平信息
两位女作家具有诸多共同点：她们都出身于沙俄时期的东欧家庭；都属于犹太文化圈，但秉持宗教身份而非宗教精神；都接受过社会主义和革命教育；都因同一历史事件——“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失败——而来到美国。除这些家庭与血统 因素之外，她们还有其他共同点。两人都选择以短篇小说作为自我表达形式。在其作品中，可以找到类似的社会和文化张力的印记，她们共同秉持那个年代的理想和斗争：“冷战”时期的反战主义；历史性紧急关头越南战争期间的和平主义；为非裔美国人的民权而斗争，反对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即1929年“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旨在重塑女性社会角色并推动提升女性地位的运动；以及环保意识开始萌芽时的早期运动。她们的另一共同点是文学作品数量极少：尽管两人都很长寿，却都未能勤于笔耕。两人相隔十年出生——奥尔森生于1912年，佩利生于1922年——却在同一年中相继离世，其间仅相隔数月：奥尔森于2007年1月1日去世，享年近95岁；佩利于同年8月22日辞世，享年84岁。她们的生活背景使其有所区别且各具特色，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仍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生平巧合。佩利的生活与写作扎根于纽约街区，直至1997年才随第二任丈夫迁居佛蒙特州（Vermont）；奥尔森则在年轻时移居旧金山，直至1997年定居加州奥克兰（Oakland）并终老于此，她也有过两段婚姻。
两位女作家在形式和语言上所具有的一个重要共同点是，她们都特别注重并将自己生活圈中的俚语和“口语”融入到短篇小说中。为此，佩利展现了纽约大都市的语言和习语，纽约是其短篇小说中恒定的背景，是她笔下人物的欲望和斗争得以生动的舞台，她尤其关注城市中讲意第绪语（Yiddish）的区域。奥尔森则通过收集加利福尼亚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旧金山码头工人、非裔美国人浸信会教堂、尤罗克 (Yurok) 原住民群体的习语和语言 “组合/拼贴(pastiche )” 。“奥尔森是一位倾听人们语言表达方式的女作家：她将口语、短语和习语记录在手边任何可用的纸张上，在多年中积累了数百张记满俚语的草书”[2]。
奥尔森与佩利的比较：若干文学作品信息
两位女作家都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学中积极进取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在六十至八十年代——但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写作基调存在着根本差异。奥尔森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性和政治参与性，充满明确的理想主义张力。我们提到的作品中不仅包括短篇小说——特别是构成《给我猜个谜》选集的四篇作品——还有新闻报道、短篇随笔和具有社会关怀的诗歌[3]。“奥尔森坚信必须构建一个能够实现‘完整人性’的世界，一个守护并培育人类尊严与每个人能力充分发展的世界”[4]。
佩利同样积极投身政治（她当年奔波于世界热点地区的行程安排足以证明其参与的严肃性[5]），其写作风格更具普世性与同理心。如果说奥尔森揭露社会弊端并站在弱势群体一边，那么佩利则以更广阔的视野倾听现实，能够展现多彩而细腻的社会图景。借用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在佩利逝世十周年纪念文章中的表述，这位纽约女作家热爱身边的世界，并提醒我们去爱它——因为当我们忙于生存时，对世界的爱往往会被忘却[6]。相比之下，奥尔森多年来展现出比这位东海岸同行更强劲的语言创新能力：只需将1931年的《我不是为你而哭泣》[7]与1970年的《雷夸》[8]进行对比便可知晓。我们所面对的这一写作历程充满了“从不同意识流与视角到叙述者直接介入的实验性形式，其中穿插着歌曲、诗歌和政治演说的引用”[9]。
“奥尔森作品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性和政治参与性以及一种明确的理想张力。
为什么这两位世俗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兼女权主义作家的作品值得阅读？我们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她们能够怀着极大尊敬倾听来自底层民众与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揭示他们的渴望、抗争、挫败甚至局限与失误。两位女作家为那些通常是无声者的人发声，为那些通常不具备文化和文学代表的人提供可见性。“奥尔森经常被人们忆及，因为她将工人阶级这一被排除于文学话语之外的群体引入了这一领域。[…]奥尔森将一种她喜欢称之为关于‘多数人的生活’的叙事体推上了舞台”[10]。教宗方济各曾在“诗歌对现实的描述并不基于抽象原则，而是倾听现实本身：工作、爱情、死亡，以及充盈生活的所有微小而伟大的事物。借用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的话来说，你们拥有的是‘倾听之眼’”[11]。
第二个原因是贯穿她们写作的使命感：佩利和奥尔森的写作是为了推动进步，两人皆坚信自己的话语能够改变世界。“这种对变革可能性的绝对信念是其（奥尔森）作品的核心，它源于20世纪初——尤其是1930年代——的激进社会运动及其成果，并随着此后几十年对人们能够且懂得如何共同努力实现变革的证明而不断增强”[12]。在当今这个“无政治倾向”的时代，人们面临着虚拟图像的肤浅化风险，两位女作家在其作品及生活中所展现的积极与自觉的公民意识仿佛回荡的警钟，恰如教宗所言：“你们（诗人）也是人类焦虑不安的代言人。[…]我指的不仅是社会批判[…]。我是在谈灵魂的张力、抉择的复杂性、存在的矛盾性”[13]。此处对诗人的提及并无不当之处。事实上，“奥尔森运用页面、行文、词语的方式更接近诗歌而非散文，这种形式‘几乎构成了一种新的叙事体’”[14]。
第三个原因是她们的短篇小说中女性声音的真实性：这是女主角的力量所在，她们常常在个人抱负与家庭需求之间经历矛盾和内心痛苦。她们展现了关怀者的眼光，展现了不顾一切守护生命的目光。在重要的道德层面之上，存在着一个更深层的生命境界，它被倾听、被揭示、被接纳，重获唯有最真实的文学才能赋予的存在尊严。“这部作品使圣神得以行动，在人类生活的张力和矛盾中创造和谐，点燃良善的激情之火，并促进各种形式之美的成长——那是一种通过艺术的丰富性而展现的美”[15]。
奥尔森的作品及《给我猜个谜》
奥尔森漫长的一生中创作甚少。政治活动和家庭责任耗尽了她的时间与精力。其断断续续的创作集中于某些时期，出版物之间往往相隔数十年。事实上，其现存作品主要分属四个阶段1931至1934年的三十年代初期；第二阶段跨越1953至1960年的五十年代中期，并以196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给我猜个谜》中的四篇作品达到巅峰；第三阶段是《雷夸》作为短篇小说于1970年出版的时期，它本来被构思为一部长篇小说的第一章，但这部长篇并未能问世；第四阶段是奥尔森写于1984年、献给她的母亲的最后一部传记作品《梦境幻象》，其中讲述了母亲伊达晚年的一个梦境幻象：梦中，三贤士化身为谦卑朴实的女子前来探望她。可以说，奥尔森的写作随着岁月流逝变得愈具实验性；她的文字挑战着读者“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建”[16]。
《给我猜个谜》既是单篇短篇小说的标题，也是1961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名称。对于短篇小说爱好者而言，这部作品无疑是二十世纪的瑰宝之一。在其于1961年出版之际，另一位美国短篇小说大师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曾指出奥尔森“只用精准的词语”。对精准词汇的执着追求，使奥尔森的文字如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诗篇般深邃，如巴尔扎克（Balzac）的作品般有力[17]。
除首篇之外，其余三篇通过若干反复出现的人物——一个犹太家庭的成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遭遇而存在着松散的关联。通过这些人物，奥尔森成功地表达了作家及其短篇小说中的女性主角们在经历政治与公民参与、示威游行和工会斗争岁月之后逐渐产生的幻灭感。这些活动曾在1930年代初广泛开展，当时，1929年股市崩盘引发的经济危机导致数百万美国人失业并陷入贫困。
构成这些短篇小说的背景多为日常生活，发生在一个奉行平等与社会正义价值观、反对剥削工人、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左翼”家庭中。其中的日常生活片段通过女性视角展现，作家也借此而重塑了女性的处境：她们常常背负着牺牲、从事着卑微的重复劳动，因无法施展创造力和实现自我价值而感到挫败，被生存需求或潜移默化的社会顺从主义扼杀。
短篇小说《嘿，水手，哪艘船？》（1957）讲述了老怀蒂的故事：他是一个染有酗酒陋习的水手，在停泊旧金山时前去探望两个朋友，一对曾与他共同经历过奋斗、牺牲和青春理想的夫妻（伦尼和海伦）。岁月流逝，但在社会边缘辗转于酒馆与绝望者之间、因斗殴而频频入狱的艰难生活留下的身心伤痕却为他刻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对于他看着长大的三个女儿（珍妮、卡罗尔和艾莉）来说，他是个越来越奇怪的“叔叔”；大女儿对他无法忍受，并在自己的同龄朋友面前为其感到羞耻，希望他别再踏进家门。
他与这对夫妇的情感纽带虽然深厚，但却已是今非昔比。这位一生漂泊海上、全力以赴于工会斗争前沿的老水手属于另一个时代：如今的他不仅精疲力竭，而且陷入了令其感到痛苦和惊讶的疑惑，他怀疑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皆成泡影，那些为争取权益所付出的努力已被遗忘，那些通过巨大牺牲才获得的成果如今也被视作理所当然。唯一留给怀蒂的只有工船上的身份认同。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短篇小说融合意识流、即兴对话、往昔回忆与第三人称叙述的叙事手法。这种碎片化与变幻莫测的风格恰如其分地呈现了水手模糊的感官知觉、混沌的意识、痛苦而“支离破碎的”记忆。
短篇小说《哦，是的》（1957年）展现了奥尔森公民运动的另一面，即：为非裔美国人争取民权、推动社会融入与教育平等。该作品也最具宗教氛围，因为作者在其中反思了天主在社会“弱者与贫民”生命的位置。
短篇小说分为三部分。开篇讲述一名12岁的黑人女孩（帕里）即将接受所属教会团体的洗礼仪式。海伦和她的同学卡罗尔也受邀参加庆典。激昂的歌声、激烈的情感、近乎狂热的激情，以及炽烈的光与热，使年轻的卡罗尔难以承受，她当场昏厥并被抬出教堂。帕里的母亲向她解释了这种强烈氛围的缘由：教堂是那些生活艰难的人们得以宣泄情感和获得自由的空间。场景在短篇小说的后半部分发生转换，海伦回到家中，向丈夫讲述了发生的一切。此时的海伦意识到，两个女孩（她的女儿及其黑人女友）注定要分离，因为她们属于不同的种族与社会群体。长女珍妮在父母对话时在场，她毫不留情地揭示了社会力量对女孩们施加的终将使其无法抗拒的压力。母亲重新审视了女儿卡罗尔学生时代某些默然顺从的片段，这些正是制度欲强加的种族隔离的预兆，而她直到此刻才对其意义恍然大悟。最后，在第三部分，时光流逝，女孩们长大成人，姐姐预见的景象似乎正在兑现。然而卡罗尔不仅要面对与挚友渐行渐远的现实，更要直面自己经历的强烈宗教体验。歌声在时隔许久后仍在她心中回荡；于她而言，那次团体信仰的体验是真正的精神浸润，是母亲所说的“人性洗礼”：她与此同时希望女儿能够超越社会所强加的隔阂。
从语言角度看，小说的前半部分是一幅由光影、歌曲、声响与联觉组成的非凡的马赛克，将读者卷入感觉漩涡的中心。文字与留白、停顿与继续，这些技巧的精心运用几乎在物理层面构筑起诗一般的页面。后半部分则更为传统，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中所描述的姐姐对社会现状的洞察与深刻见解，以及母亲所展现的惊奇、困惑与痛苦，这位母亲虽然开始理解但仍无法用言语向女儿解释自己为安慰她而经历的感受，或许这是因为连她自己也弄不清楚。
《给我猜个谜》（1960年）是这三部文学作品中的最后一部，也是篇幅最长的一部；它长达60页，实际上相当于一部中篇小说的篇幅。这篇小说的主角是埃娃和大卫，他们是伦尼年迈的双亲。标题源自孙辈们在每次祖母探望他们时反复吟唱的童谣：“给我猜个谜……给我猜个谜……给我猜个谜”。这句话凸显了女主人公毕生承受的源于家庭要求与社会期待的围困感。这位女子年事已高，而且还要面对虚荣的丈夫，后者试图说服她卖掉房子搬进被理想化（命名为“天堂”）的养老院。然而，这位女性在经历了毕生的劳碌、牺牲、他人要求与期待后，只想别无旁顾地安享晚年。当她被诊断患有癌症时，丈夫陷入了茫然与恐惧。他隐瞒真相，竭尽全力照顾她、缓解她的痛苦。他安排女儿和儿子们轮流探望，而外界喧嚣的家庭现实与老妇人渴望平静的心声形成鲜明对比。子女和孙辈的压力与期待如影随形，但她已疲惫不堪，厌倦了这一切，渴望离开，渴望隐退、躲藏、逃离，渴望回家。病情日益恶化，小说一直讲述到这位女性在垂死挣扎中度过的生命中最后的绝望时刻。
陪伴她走过生命最后几周的是孙女珍妮，海伦和伦尼的长女。在前两部短篇小说中，她以愤世嫉俗、冷漠疏离的年轻人形象出现；而在这部短篇小说里，她却是一个充满关怀与温柔的存在。这部短篇小说采用更传统的叙事形式，但奥尔森在某些段落里为这位女性的意识流营造了空间。临终时刻的描写尤为深刻，在神志不清的妻子与绝望的丈夫两个不同意识层面的对话中，丈夫惊愕地发现，他们年轻时共同怀抱的理想依然存在于妻子心中，她始终忠于并默默守护着这些理想，而他却早已将其遗忘、出卖、弃至一旁。
本文介绍的最后一部短篇小说是《我站在这里熨衣服》（1957年）。这是该部小说集的开篇之作，本文则在介绍其他三篇短篇小说后将其作为结尾。这部作品“是一个对母性的犀利而复杂的剖析”[18]，是“一位母亲以诚恳而严谨的态度探讨母女关系的最早的文学见证之一”[19]。短篇小说以一位妇女的独白展开，她在家熨烫衣物时才得空（利用熨烫几件衣物的时间）思考大女儿艾米丽——她正是因为这个女儿而被学校找去谈话。回忆女儿的生活让这位母亲得以审视自己的人生轨迹并反思作为母亲对这一职责的履行，包括已完成的任务与疏忽之处。“”[20]，艾米丽因始终在为经济生存而奋斗的母亲的“疏忽而承受着最大的重担；艾米丽没有得到那些她与第二任伴侣生下的其他子女所获得的照顾与关注：即便在家庭关系中，这个女孩也体会到了情感竞争的残酷。母亲意识到自己的缺失，意识到与女儿之间产生的隔阂，希望女儿能拥有不同于自身生活的未来。想到那位她不会见面的校长，母亲在心里对他说：“请帮她明白——让她有理由明白——她远不是熨衣板上的这件衣服，在熨斗面前无助地等候着”[21]。这是一个强烈而令人心碎的结语。
- 参见T. Olsen, Fammi un indovinello, Bologna, Marietti1820, 2024. ↑
- R. Edwards, »Introduzione«, in T. Olsen, Fammi un indovinello, cit., 11. ↑
- 奥尔森1934年的诗作《我想让你们北方的女人知道》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她在这首诗中揭露了墨西哥奇卡诺妇女 (Chicana) 所遭受的劳动剥削：她们以微薄的报酬缝制儿童服装，这些服装随后被美国北部城市的富有妇女购买。这首诗首次将女性劳动所面临的不公平待遇与其他生产领域男性的同等遭遇相提并论。 ↑
- R. Edwards, »Introduzione«, cit., 10. ↑
- 非常值得一读的一部作品是：G. Paley, L’importanza di non capire tutto, Torino, Einaudi, 2007。该书收录了Paley在各种公民活动场合撰写的自传体文章、旅行回忆、演讲和文本。 ↑
- 参见G. Saunders, «La santa patrona del vedere», in G. Paley, Tutti i racconti, Roma, SUR, 2018, 8, ↑
- 参见T. Olsen, Non è per te che piango, in Id., Gola di ferro e altri scritti, Urbino, QuattroVenti, 2008, 11-29. ↑
- 参见同上，Requa, in Id., Gola di ferro e altri scritti, cit., 69-101. ↑
- R. Edwards, »Introduzione«, cit., 10. ↑
- 同上，第10、12页。 ↑
- Aa.Vv., Versi a Dio, Milano, Crocetti, 2024, 7. ↑
- R. Edwards, »Introduzione«, cit., 10. ↑
- Aa.Vv., Versi a Dio, cit., 8. ↑
- R. Edwards, »Introduzione«, cit., 10 s. ↑
- Aa.Vv., Versi a Dio, cit., 8. ↑
- R. Edwards, »Introduzione«, cit., 11. ↑
- 参见同上。 ↑
- R. Edwards, »Introduzione«, cit., 14. ↑
- C. Biagiotti, “»Una ragione per credere”: gli scritti sparsi di Tillie Olsen«, in T. Olsen, Fammi un indovinello, cit., 123. ↑
- T. Olsen, Fammi un indovinello, cit., 34. ↑
- 同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