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的企业观

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曾在1982年访问西班牙期间，接见工人和企业家时指出，工作虽无疑是一种属于人类并为人类服务的财富，但若不首先承认每个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 其价值便无法得到充分体现。他补充道，非自愿失业是对工作权作为保障基本生存需求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的否认。在对企业家创造就业机会和财富的成果予以肯定和赞扬之后，教宗邀请他们思考基督宗教的企业观，并提醒他们说，经济若不以人为本、服务于人类，便毫无意义。工作应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工作而存在，因此，企业应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企业而存在^[1]。

此外，卡洛·沃伊蒂瓦（Karol Wojtyła）还重申了他在此前一年刚刚发布的通谕《人的工作》（Laborem exercens, 简称LE）^[2]中所提出的核心主张，即：必须克服劳资之间即不合常理也不合逻辑的矛盾。他强调，唯有人——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工人——才是工作的主体，而且身为位格；资本不过是物品的总和。他总结了教会社会训导中的企业概念：企业不仅是生产结构，更是生命共同体，是人类共处、建立关系并促进个人发展的场所。

本文旨在厘清这一主张是对一个思想理念的呈现还是涉及到一个可以实现的方案。它能对哪些企业模式带来启发？是否的确带来了启发？

企业中的人际关系

将企业视为人类共同体意味着什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逐步发展的提案。唯有阐明其背后关于工作、工人在企业管理中的薪酬和角色定位以及企业家职能与职责等一系列理念，方能理解其深远意义。

工作是教会社会训导的首要关注对象，以至可追溯至其起源——教会社会训导绝不是一种抽象思考的产物，而是对由工业革命引发的工厂与矿场中具体的，工作条件所作出的回应。教宗良十三世在通谕《新事》（Rerum novarum，简称RN）中以酷似卡尔·马克思的措辞谴责了一小撮富人对广大无产阶级所施加的近乎奴役的枷锁。可见，首要任务是将贫困工人从滥用人力的剥削者的残酷压榨中解放出来。为此，必须确保工作日不超过体力所能承受的时长，并始终保证工作中的定时休息时间^[3]。

其次，教会社会训导的第二个关注和要求是工资必须公平并进一步为工会的必要作用奠定基础。作为衡量雇员与雇主关系公平性的关键要素，工资不能单纯取决于供需的自由竞争^[4]：它必须满足工人抚养家眷的需要，同时也要顾全企业乃至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这些正是教宗庇护十一世在通谕《四十年》（Quadragesimo anno，简称QA）中所强调的观点。

渐渐地，参与管理的权利作为工作的自然要求进入了历任教宗的论著中。庇护十一世结合资本主义制度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以及1929年经济危机所引发的反思提出了将某些公司章程引入工作合同的建议。由此，雇员得以参与经营管理，并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企业收益。若望二十三世在通谕《慈母与导师》（Mater et magistra，简称MM）中继续了这一论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也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简称GS）^[5]中对此予以重申。

若望·保禄二世在通谕《人的工作》（1981年）中将工作视为理解并从伦理角度评价所有社会问题的最佳切入点，这体现了圣座训导的巅峰。该通谕的出发点是由工业革命而引发的“资本世界”与“工作世界”之间的巨大冲突，因为雇主们在剥夺工作保障和健康保障的同时试图压低工资。通谕重申了教会社会训导的原则，即工作优先于资本。工作始终是首要的有效原因，而资本，即生产资料的总和，只是工具或手段。资本不能与工作分，：工作不能与资本对立，反之，资本也不能与工作对立，更不能与这些概念背后的具体的人对立。通谕确认，那种既具有内在真实性又符合道德正当性的工作体系应从根源上克服工作与资本的对立并根据上述工作实质性优先原则而构建^[6]。

企业家在教会社会训导中的定位

当然，教会会具体说明她认为适合实现其企业理念的企业家形象，这是理所当然的。对此，教会的做法是以各种主要情况为依据。因此，在工业革命爆发之际，良十三世将雇佣人与劳动者的关系定义为雇主-雇工关系，并规定：雇主不得将雇工视为奴隶，而应尊重其尊严，不得强迫他们从事过度繁重的工作，并按时支付报酬。雇工则须遵守合约，不损害资本，不冒犯雇主，不煽动暴乱。

这在当时是切合时宜的论述。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新的因素被纳入分析范畴。因此，若望二十三世在继承并发展庇护十一世关于工人参与企业活动权利的观点之基础上，赋予企业家以保障企业高效管理所需团结的使命^[7]。

在此背景下，教宗庇护十二世对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表示了高度赞赏：“那种认为这一活动总是与自身利益相符的想法是错误的[…]。可以说它更像是源于无私灵感的科学发明或艺术创作，其指向远不止于个人，而是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繁荣”^[8]。教宗保禄六世肯定并拓展了这种企业家的形象：“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你们，都必须承认你们的才能、力量和不可替代性。你们的作用对于从大自然掌控中汲取自身活力及其崇高与抱负的社会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你们拥有诸多功勋与责任”^[9]。

共产主义崩溃与2008年危机后的企业家观点

教会的社会训导由恒久不变的原则与随着应对不同问题而变化的具体应用结合而成。这种特有的历史维度使其对两个重大事件作出了回应，其一是三十四年前苏联于1991年解体，其二是2008年我们被卷入一场撼动了国际经济的新金融危机。两部通谕对这些事件的教训进行了探讨，它们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百年》（Centesimus annus，简称CA）和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在真理中实践爱德》（Caritas in veritate，简称CV）。

若望·保禄二世认为，引发共产主义崩溃进程的决定性因素无疑是侵犯工人权利的行为（参见CA 23）。此外，另一个原因是由于经济领域内对创业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的侵犯而造成的经济体系效率低下。这使他认识到，自由市场是配置资源和有效满足需求的最有效工具，而具有纪律和创造性的人的工作角色以及作为工作本身重要组成部分的创业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不仅显而易见而且具有决定性^[10]。此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上文所述《人的工作》中区分了两种雇主类型：直接雇主是指与工作者签订确定特定条件的工作合同的个人或实体；而间接雇主则包括所有以某种方式影响工作合同和工作条件的主体（政治党派、工会、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以及国家本身）。

本笃十六世在回应2008年经济危机——由美国发放无充分担保抵押贷款所引发的金融投机活动而造成的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指出，重大的挑战在于证实不仅传统社会伦理原则不可被抛弃，而且无偿原则以及作为兄弟情谊体现的馈赠思维能够且必须作为其内在逻辑、仁爱与真理的要求而融入正常经济活动之中^[11]。

这一切促成了宗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于2012年以一个有些出人意料的标题发布的一份文件：《企业领导人的使命》^[12]。

企业家的使命

该文件是面向企业家和经济学教师的一份指南，其中明确指出了全球化经济环境中企业家使命的重要性以及教会社会训导的基本原则对现代企业活动组织的作用^[13]。其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当企业与市场受到政府的合理监管时，它们不仅会运转良好，而且会为社会的物质与精神福祉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近期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了缺乏合理监管会造成何其严重的损害。

2）基督徒企业家始终能够为实现共同利益作出贡献。

3）以个人工作为奉献和服务于公共福祉的困难源于法治缺失、腐败、贪婪和资源管理不善；但在个人层面，最大的困难在于接受一种脱离社会的生活、对世俗成功抱有可悲的痴迷。以服务为宗旨、以信仰为基础的领导力有助于以社会伦理前提平衡商业需求。这需要观察、判断和行动。

4）洞察时代征兆需考量四个复杂交织的因素：全球化、通讯发展、金融经济的崛起以及个人主义的盛行。

5）良好的商业决策应基于尊重人性尊严和追求共同利益。这将促使企业以负责任的方式生产满足人类真实需求的物品并建立尊重工人尊严的组织架构。根据辅助性原则，工人积累经验、承担责任并能制定决策。他们通过行使自由与运用智慧而成为共同创业者。以这种方式，可以实现通过公平的价格、工资、福利和税收进行公平分配的可持续财富。

6）企业领导者通过在日常工作中践行美德与伦理道德原则而回应自己的使命。这样，那些所获甚丰的人也会对社会给与更多回报。领导者由此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们的实践智慧使其能够在福音启示的原则下，认识、判断和应对挑战，并作为服侍天主的信徒采取行动。

对该文件的评估

该文件深入探讨了市场在最佳状态下的潜力及其内部应遵循的正确行为准则。正如其标题《企业领导人的使命》所示，该文件的核心贡献在于阐释了企业活动作为基督徒使命的内涵以及这一使命与追求共同福祉、与这一活动作为财富创造者的积极观点之间的紧密联系。

文件的反省对象是：在企业工作中深信自己受天主召叫从事此类活动并因此而成为天主创造之协作者的人。这是反省的出发点。此外，通过肯定从事企业经营的使命无论从人还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都是真正的圣召，这种信念随即得到强化。必须考虑到的是，这份文件诞生于一场关于上文已提到的本笃十六世通谕《在真理中实践爱德》的研讨会，而该通谕的核心反省正是：人类发展犹如一份圣召^[14]。

该表述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正如上文所言，与那些倾向于将市场体系中的重要工作视为难以与基督徒生活和灵修实践相容的人的观点相反，该文件断言此类活动构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圣召，其重要性甚至无需进一步论证。它是对共同利益的贡献。良好的管理能够提升雇员的尊严并促进诸多美德的发展，例如：团结、实践智慧、纪律和牺牲等。种种潜在益处显而易见。只需回顾近现代史，便能理解企业创新如何以无已计数的方式带来繁荣，其中一些成就尤为显著，例如对种种可怕疾病的消除。我们常常在谈论和思考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时忘却承认那些发挥关键作用的人：企业家和财富创造者，他们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繁荣和人性化。如今，我们在发达地区的生活水平远高于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

这份文件的根本局限是什么？也许是其中所反映的一个特定环境，即美国天主教学术界和企业界^[15]。该文件反映了对企业应如何运作的成果与信念，并阐述了理想企业的形态^[16]。它意识到“将企业打造成人类共同体[…]并非易事。特别是大型跨国企业 ，可能难以制定旨在促进员工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与政策”^[17]。

传统企业的现状

传统企业组织以劳资分离、决策权集中于所有者、经济利益归属所有者为特征。由于其首要目标是最大化股东财富，企业不断追求成本最小化。这意味着，对企业而言，工人仅仅是生产要素之一，因此当需要缓解经济困境或提升盈利能力时，企业往往会采取裁员政策。

失业对受影响的工人及其家庭和团体造成灾难性后果。他们面临经济支持的丧失、可理解的灰心丧志、自尊与尊严的丧失以及社会边缘化。

众所周知，生产全球化导致就业岗位流失，这些岗位迁移至工资更低的、欠发达经济体^[18]。企业并购意味着那些创建公司的人往往会被解雇。自动化导致机器人取代了原本由人类承担的工作。“重组”实为“裁员”的委婉说法。此外，裁撤正式员工将催生一批不仅工时有限而且薪资也更加低廉的临时工群体。企业所有者因此而从中获益。

解雇员工时通常会给出牵强的理由，这既是对人性的践踏，也是对工作尊严的亵渎。有多少管理者会承担己任，为那些导致问题却只想通过解雇来解决的错误道歉？有多少人愿意接受减薪、减福利来分担重组的负担？有些人甚至因成为擅长裁员的无情管理者而声名鹊起。对于这类人而言，员工不过是劳动力而已。

这种做法在工作领域营造出一种恐惧和虐待的环境。那些能保住工作的人往往不堪重负且脆弱不堪。那些采用胁迫手段的领导者也会带来痛苦和伤害。在被恐惧笼罩的环境中，工作会剥夺人的尊严：“恐惧渗透于我们的整个存在中，将我们的勇气变成懦弱，将我们的激情变成痛苦，将我们的真理变成谎言，将我们富有创造力的头脑变成荒芜的土地。它会摧毁我们的灵魂和思想”^[19]。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写道：“在工作中[…]人本身并不遭受尊严的贬损。众所周知，工作也可以被用来反对人[…]可以成为压迫人的手段，最终，可以利用不同方式剥削人的工作，即工作者本身”（LE 21）^[20]。与此同时，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谴责了那种将人的工作简化为“商品”的经济观念，即视工作者为单纯生产要素而“出售”给作为资本所有者的企业家 ^[2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n）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仅限于增加利润^[22]。

经济主义导致人的边缘化

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且愈加好战的世界里，工人的权利受其影响。中国之融入世界经济对西方许多工人的工资造成了负面影响，也带来了诸多社会及政治后果^[23]。2008年大萧条之后，“工作”因素以不稳定性和不平等加剧、灵活性增强以及由就业两极分化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为特征。尽管各方为缓解危机影响而作出了努力，其冲击仍在全球范围内的工作条件和社会经济不平等中显现^[24]。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作出了如下评价：“失业对发达经济体造成了尤为沉重的打击并将产生长期社会影响，例如对失业工人的健康及其子女的影响”^[25]。许多研究表明，失业和就业不足是导致自杀的原因^[26]。这难道不是教宗方济各所谴责的情况吗：“今天，面对排他经济和不公正，我们必须说‘不’”^[27]？

我们从现代经济与企业生活中所看到的景观并不令人欢欣。那些被视为不必要的人往往被抛弃，而那些仅仅被利用的人并没有得到尊重。由此而造成的风险是太多人无法应对所面临的挑战并陷入抑郁和边缘化^[28]。

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需要践行人类作为兄弟情谊缔造者的召叫。这要求我们直面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通过承认工作的优先性来化解资本与工作的对立（参见LE 13）。

符合工作尊严的新企业模式

合作社运动已有近200年的历史。这一运动的产生源于对资本主义过度发展的反应。其倡导者的启发来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念，其中尤其是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思想。

如今，全球有愈7.2亿人口以某种形式参与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未能在任何国家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的事实表明该模式尚未成为传统企业模式的主流替代方案。然而，蒙德拉贡集团（Corporación Mondragón）是一个例外：作为全球合作社运动中发展与一致性的参照，它不仅是巴斯克（Baschi）地区最大的企业集团，也在西班牙排名第十^[29]，是创造和维持就业岗位的一个典范。

这些企业的特点是以所有人均享有同等尊严并必须得到相应对待为原则，以促进员工参与企业的管理、福利和所有权为基础。成员间的团结互助体现在合理的薪酬分配机制上。这有助于促进社会凝聚力和共同愿景。这种组织的宗旨不仅在于获取利润，更在于为个人和社会创造有价值的产品，此外，企业还应承担起协作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这些企业属于互助合作团体，各合作社可接收其他合作社的冗余人员。任何成员都不会被淘汰，最多不过是调动职位。其创始人何塞·玛丽亚·阿里兹门迪亚里埃塔（José María Arizmendiarrieta）神父的目标是开展一项以基督宗教人文主义原则和价值观为基础、通过企业转型而实现社会变革的方案。其愿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合作社的成员不仅是劳动者，也是企业家”^[30]。

“当今的重要任务是建设福音化的经济，这涉及到对企业的正确理解。”

迈向范式转变

我们当今的重要任务是努力让经济福音化，这涉及到对作为首要社会经济细胞的企业的正确理解。此任务就是实现一个即符合道德又强力有效的经济模式，它将团体福祉置于中心。

如今，传统组织模式的替代方案不断涌现，例如《在真理中践行爱德》所提及的共融经济。该经济模式由卢嘉勒（Chiara Lubich）于1991年5月在圣保禄（San Paolo）创立，汇聚了企业家、工人、管理者、消费者、投资者、公民、研究者及经济从业者，他们致力于在不同层面推广以共融、无偿和互惠为特征的经济实践与文化，提出并践行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主流体系的生活方式。此外，其他与这一理念相契合的企业倡议还包括自主管理运动、团结经济、合作经济、公民市场经济、公共利益经济以及人民团结经济。

我们深知，社会范式转变既不会骤然发生，也不会以相同的速度进入所有领域。但这无疑是教宗方济各的重要努力方向之一。作为结语，我们在此引用《方济各的经济》中《最终宣言》的两段内容：“我们坚信自己能够通过工作参与天主的创造，在我们的团体中实现自我价值。我们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工作文化，优先考虑人的尊严，认可每位工作者的贡献，创造共享的经济价值，打破劳动者的贫困。[…] 我们相信管理是一种通过团体领导力而非霸权将人们团结起来为共同利益服务的艺术”^[31]。

倘若不怀抱理想，人便无法生存，而实现这些理想则能使我们活出受召而肩负的使命（参阅Ef 4,1-13）。

1. 参见Giovanni Paolo II, s., Incontro con i lavoratori e gli imprenditori, Barcellona, 1982年11月7日（www.vatican.va/content/john-paul-ii/it/speeches/1982/november/documents/hf_jp-ii_spe_19821107_lavoratori-imprenditori.html）。 ↑
2. 通过该文告，教宗在重新提出教会社会训导的同时不仅赋予它高于以往的重要地位，而且强调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和保禄六世本人尚未以明确方式提出的某些方面。若望·保禄二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教宗，他来自一个寒冷的国度（如果译为“寒冷之地“，如何？因为担心”寒冷的国度“会让读者产生不同的解读，仅供参考 ），亲身经历过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且此时需要面对自由主义的挑战。 ↑
3. 这一谴责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例如，对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农场采摘工，劳动法并不承认他们为避免中暑而安排休息时间的权利（参见www.aljazeera.com/program/fault-lines/2024/10/23/deadly-heat）。 ↑
4. 这让人想起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名言：“假设你有一份需要招聘一名工人的工作，而且来应聘的只有一个人，那么你就得按照他的要求付给他薪水。但假设有一百个人来应聘。[…]假设有一百个人想获取这份工作；假设这一百个人都有孩子，而且这些孩子都正在挨饿；假设只用十美分就能为那些孩子买一些玉米粉。[…] 你给他们出价五美分，看看他们会不会为了你的五美分而互相残杀” (J. Steinbeck, Furore, Milano, Bompiani, edizione Kindle Amazon, 2024, 359). ↑
5. 参见QA 65；MM 82-83；GS 65。 ↑
6. 参见LE 13。 ↑
7. 参见MM 83-91. ↑
8. Pio XII, Discorso ai Partecipanti al Congresso dell’Associazione Internazionale degli economisti, Roma，1956年9月9日， in Acta Apostolicae Sedis XLVIII, 673. ↑
9. Paolo VI, s., Discorso al XI Congresso nazionale dell’Unione cristiana imprenditori e dirigenti，1964年6月8日，(www.vatican.va/content/paul-vi/it/speeches/1964/documents/hf_p-vi_spe_19640608_economia.html). ↑
10. 参见CA 23; 24; 32. ↑
11. 参见CV 36. ↑
12. 《反思企业领导人的使命》文件产生于2011年2月举办的一场研讨会，该会议以《在真理中践行爱德：馈赠的逻辑与企业的意义》为题，由圣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联合明尼苏达州（Minnesota）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圣多玛斯大学的约翰·A·瑞安天主教社会思想研究所（John A. Ryan Institute for Catholic Social Thought）及生态哲学基金会（Fondazione Ecophilos）共同举办。该文件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团队在约翰·A·瑞安研究所所长迈克尔·诺顿（Michael Naughton）和圣座社会科学学院现任院长海伦·阿尔福德（Helen Alford）的协调下共同撰就（https://tinyurl.com/yckcd2uj）。 ↑
13. 于2018年发行的英文版第四版收录了教宗方济各关于企业家使命、整体生态学、技术官僚范式以及更公平的财富分配之重要性的最新教导（https://tinyurl.com/fe32ymfp）。 ↑
14. 参见CV 11; 16-19. ↑
15. 参见H. Alford – M. Naughton, Managing as if Faith Mattered: Christian Social Principles in the Modern Organization,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1. ↑
16. 参见S. Del Bove – F. de la Iglesia, »Annotazioni a margine del decennale della pubblicazione del documento “La vocazione del leader d’impresa” «, in Gregorianum, n. 103, 2022, 877-900. ↑
17. La vocazione del leader d’impresa, cit., 59. ↑
18. 参见M. Camdessus, »Globalization, Subjective Dimensions of Work and the World Social Order«, in Pontifical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 Work as Key to the Social Question, Città del Vaticano,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02, 291-300. ↑
19. L. Wright – M. Smye, Corporate Abuse: How «Lean and Mean» Robs People and Profits, New York, MacMillan, 1996, 6. ↑
20. 参见H. Alford, «Job design in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em Exercens”, in Pontifical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 Work as Key to the Social Question, cit., 215-233. ↑
21. 参见R. G. Lipsey – P. N. Courant – D. D. Purvis – P. O. Steiner, Economics: Tenth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1992, 178; P. Drucker, 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1985, 40. ↑
22. 参见M. Friedman, «A Friedman Doctrine –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 in The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1970/09/13/archives/a-friedman-doctrine-the-social-responsibility-of-business-is-to.html)，1970年9月13日。 ↑
23. 参见R. B. Freeman, «Are Your Wages Set in Beijing?», 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9, n. 3, 1995, 15-32 (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jep.9.3.15). ↑
24. F. Hoffer, «La Gran Recesión. ¿Un momento decisivo para el trabajo?», in Crisis financieras, deflación y respuestas de los sindicatos. ¿Cuáles son las enseñanzas?, Ginevra, Oficina internacional del trabajo, 2010 (https://tinyurl.com/3wxzzmbr). ↑
25. «Fuerte aumento del desempleo debido a la recesión mundial», in Boletín del FMI，2010年9月2日（www.imf.org/external/spanish/pubs/ft/survey/so/2010/new090210as.pdf）。 ↑
26. 参见A. Skinner et Al., «Unemployment and underemployment are causes of suicide», in Science Advances, vol. 9, n. 28，2023年7月12日（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adv.adg3758）。 ↑
27. 教宗方济各，《福音的喜乐》（EG），第53条。 ↑
28. 参见F. Chica Arellano, «Globalización y desperdicio: grandes desequilibrios y desafíos socioeconómicos y ambientales para la búsqueda de la paz», in Ecclesia 38 (2024) 301-327. ↑
29. 蒙德拉贡集团拥有愈70,000名员工，其业务遍及全球，涉及金融、工业、分销和知识领域。该集团拥有一家银行、一个保险公司和一所大学。参见F. de la Iglesia Viguiristi, «Don José María Arizmendiarrieta, creatore della “esperienza cooperativa di Mondragón”», in Civ. Catt. 2024 IV 373-389. ↑
30. J. M. Arizmendiarrieta, Pensamientos. Selección de Joxe Azurmendi, Otalora, 2023, n. 492. ↑
31. The Economy of Francisco, Dichiarazione finale di Assisi 2022, nn. 7 e 9 (francescoeconomy.org/it/final-statement-eof-assisi-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