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威廉·麦考密克（William McCormick S.J.） 随着世界各国领导人就格陵兰（Groenlandia）的命运进行磋商，该岛再次面对这样一个于其而言已屡见不鲜的处境：成为大国之间博弈争夺的疆界。作为位于北大西洋文明永久性交汇点和世界最大岛屿，其战略重要性正在极地冰盖融化以及欧洲、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紧张关系加剧的局势之下变得尤为凸显[1]。
近期事件已引发一个新的思疑：格陵兰岛是否可能落入他人之手？这将可能对其自治权、丹麦王国的凝聚力以及北约的团结产生深远影响。尽管这些仍属假设情境，但它们凸显了一个更深层的现实：格陵兰人民的未来仍受制于塑造其历史的结构性力量，其中包括地缘政治地位、经济依赖性和外部安全格局。
任何希望了解当前争议（包括其政治选择局限性及民意）的人，都必须将它们置于更久远的历史背景之中来考虑，包括其有限的自治权、不断变化的主权和地缘政治效用等因素。
格陵兰概况
为了理解格陵兰岛的现状，需要具备对其地理、气候、人口、文化以及政治经济地位的基本认知。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岛总面积约为2,166,086平方公里[2]，其中大部分领土位于北极圈之内。这种地理位置使格陵兰成为一个严寒且人口稀少的地区。它位于北美东北角，介于北美大陆与欧洲之间，毗邻加拿大北极群岛和冰岛。
格陵兰岛内陆地区被号称“格陵兰冰盖”的广阔冰川所覆盖，它约占岛屿总面积的81%[3]。此外，其余大部分地区也终年积雪。因此，人类聚居地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带，这些海岸以从海洋延伸至内陆的深邃峡湾为特征。
2025年，格陵兰人口约计57,800人[4]。人口主要集中在岛屿西南部的城市区域，其中，约三分之一总人口（逾20,000人）居住在首都努克（Nuuk）。大多数居民（约51,000人）属于格陵兰因纽特族群，此外还有丹麦少数民族和少量其他移民，其中菲律宾移民工人数量近期有所增长。这些移民标志着该国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他们被岛上的就业机会所吸引，尤其是在鱼类加工业领域[5]。然而，移民数量是否足以刺激格陵兰经济或扭转人口增长停滞的局面仍然有待观察。
格陵兰语是该国官方语言，被大多数人使用。但是，丹麦语仍是通用语，是约12%人口的母语。此外，英语的使用也很广泛。语言学专家指出，通常所称的“格陵兰语”实际上指西格陵兰语，有别于东格陵兰语和极地格陵兰语。
绝大多数格陵兰人是基督徒，该信仰由皈依后的诺曼殖民者引入。红发埃里克（Erik il Rosso）之子莱夫·埃里克森（Leif Erikson）建造的教堂是美洲大陆最早的基督教堂。这些诺曼人殖民地后来经历了宗教改革，因此如今大多数格陵兰人属于信奉路德教派的丹麦教会。
“格陵兰的政治地位复杂，这是其地缘战略重要性及其历史的反映。
格陵兰的天主教会规模较小：唯一的一个堂区——“基督君王”（Kristus Kongens）位于努克 ，约有500名堂区信友，隶属于哥本哈根教区[6]。天主教会曾在宗教改革期间被驱逐出格陵兰，但随着宗教自由政策的放宽，教会于20世纪得以重新返回。如今，菲律宾移民构成了该国天主教徒的一个新群体，此外，许多岛上的美国军人也是天主教徒[7]。
格陵兰的政治地位复杂，这既反映着其地缘战略的重要性，也是其悠久历史的体现。该岛如今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因为丹麦王国并不等于与其同名的斯堪的纳维亚独立国家：事实上，丹麦本土只是其三个领地之一，另外两个领地是格陵兰岛和法罗（Faroe）群岛——位于北大西洋，它与格陵兰岛一样与诺曼民族有着悠久的贸易和殖民联系。
作为丹麦王国的三个领地之一，格陵兰在内政方面享有广泛自治权，而国防和外交事务仍由王国掌管。该岛实行多党议会制，以国王弗雷德里克十世（Frederik X）为国家元首，由总理行使主要权力。格陵兰议会由31名议员组成。与丹麦不同的是，格陵兰由于在1985年脱离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前身）而未加入欧盟，但它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海外国家和领地”仍与欧盟具有关联[8]。作为丹麦王国的组成部分，格陵兰是北约成员。
格陵兰的经济受其地理位置和政治状况影响：主要产业为渔业和甲壳类加工业，而公共部门是经济中占比最大的部分。格陵兰岛的煤炭、钻石和稀土等自然资源虽然长期备受关注，但迄今为止商业回报有限。对此，一些分析师预测，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促使岛上某些地区更易于开发，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9]；另一些分析师则强调基础设施和物流方面的持续困难仍然限制着企业获取和开采这些资源的能力[10]。对于大多数格陵兰人而言，他们表示担心采矿活动可能造成生态破坏和外国企业影响力增强。
格陵兰从丹麦获得大量补贴，其数额约占政府收入的一半。这些补贴分为两部分：无偿拨款和对主要政府活动的直接资助。据证实，近年来的平均年补贴额约为7.2亿欧元[11]。此外，格陵兰还通过开放其专属捕鱼海域而从欧盟获取资金。
对出口和补贴的经济依赖使该岛易受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格陵兰是北极最贫困的地区之一：2023年，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其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为58,499美元（按当前汇率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0.9%[12]。有鉴于此，任何进一步实现政治独立的前景似乎都取决于能否摆脱对丹麦资金的经济依赖。
格陵兰岛的历史：介于欧洲与北美之间
格陵兰岛至少自公元前2500年便开始有人类居住。最早的定居点由古因纽特人（paleo-inuit，或称前因纽特人）建立，分布于现今的该岛屿西部及西南部区域。
随后，冰岛和挪威的维京人（vichinghi）开始了其发现活动。早在公元986年左右，挪威人埃里克·索尔瓦尔德松（Erik Thorvaldsson，以“红发埃里克”著称）便在格陵兰西南部的峡湾地区建立了定居点，这些地区一直是该岛的主要居住区，直至今日。这是欧洲人在北美洲的首次定居。后来，诺曼人于公元1500年前后出于某些至今不明的原因而离开了格陵兰岛。这些早期定居者与后来的丹麦殖民活动并无直接关联。
当今的格陵兰人绝大多数可追溯至因纽特人，即“图勒人”（Thule）：他们于十三世纪从阿拉斯加穿越北极地区，途经加拿大群岛，最终抵达格陵兰岛，取代了北部更古老的古因纽特人以及西南部的维京人。如今，格陵兰人中已无古因纽特人的遗传痕迹，尽管他们与维京人之间可能存在过接触和混居。
现代时期，随着欧洲探险家们为寻找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西北航道”而展开的一系列探索，格陵兰岛再度受到欧洲的影响。然而，早期诺曼定居点的遗产在后来的丹麦君主的领土野心中得以延续：作为丹麦-挪威联合王国的统治者，他们宣称对挪威海外殖民地拥有主权，包括格陵兰岛那些古老而失落的团体。随着由汉斯·埃格德（Hans Egede）领导的商业殖民远征，这些主张变得更为具体。1728年，埃格德在格陵兰岛建立了戈特霍布城（Godthaab，意为“美好的希望”），即今日的首都努克。
自1814年《基尔条约》将挪威与丹麦分离，并将此前属于挪威的格陵兰和法罗群岛殖民地分属给丹麦之后，格陵兰岛便由丹麦直接统治。该条约终结了格陵兰与挪威之间复杂而绵延数世纪的关系，却使其与丹麦一同踏上了同样错综复杂的历程。这一关系的关键节点包括：1940年纳粹占领了丹麦，随后美国为开展北大西洋军事行动而占领了格陵兰；1951年丹麦与美国正式签署协议，允许美军使用格陵兰军事基地；1953年，格陵兰被正式并入丹麦王国，结束了其殖民地处境；1979年，格陵兰获得自治权；2009年，其自治政府获得最终承认。
格陵兰于1953年被并入丹麦王国的事实，从一开始便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此后，恢复自治权成为该国政治生活的核心议题之一。1979年的自治法赋予该岛在八个公共政策领域（包括体制架构、宗教事务、教育文化及劳资关系）的重大内部自治权，而丹麦则继续负责司法、警察及监狱系统[13]。自治法案的一项关键条款规定，丹麦将提供财政补贴，以支持格陵兰政府所承担的治理职能。
若果说自治在当地受到了欢迎，它同时也厘清了丹麦、格陵兰和欧洲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尽管格陵兰作为丹麦王国的一部分于1973年加入了欧洲共同体，但此举并未在该岛获得普遍认同，其部分原因是渔业法规被认为与国家利益相抵触。由于自治法规定了该政府退出欧洲共同体的机制，格陵兰于1985年正式脱欧。
通过于2009年颁布的自治法，丹麦将更多职能移交给了格陵兰，其中包括司法、警察和监狱管理等系统。此外，该法规还在重申当地人民自决权的同时规定了格陵兰岛完全脱离丹麦王国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的批准程序本身就预示着格陵兰与丹麦之间关系的新模式。该法案由丹麦议会正式拟定，但其草案是由两个政府此前拟定。更重要的是，格陵兰于该法案出台前举行了2008年全民公投，投票率达71.96%，其中75.54%的选民支持实行自治[14]。
自2009年至今，公众舆论对格陵兰独立的支持率始终居高不下。然而，关于完全自治的实际可行性仍存在诸多疑问。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加大对格陵兰的关注力度后，支持立即独立的呼声似乎有所减弱；一些观察家认为，这些举动凸显了该岛在没有丹麦支持的情况下不具备独立保障自身防务的能力[15]。在维里安研究所（Istituto Verian）于2025年1月进行的一项调查中，84%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格陵兰脱离丹麦而独立；但与此同时，类似比例（约85%）的受访者表示反对脱离丹麦王国并加入美国。此外，近半数（45%）的受访者表示：倘若独立将导致生活水平下降，那么他们会加以反对。或许正因如此，“仅有8%的人认为格陵兰岛可能在一年内成为独立国家，而52%的人则认为这或许会在十年或二十年内实现”[16]。
近期历史：冷战与全球变暖
在近期历史中，两个主要问题塑造了格陵兰岛的地缘政治格局，即其在冷战中的角色以及气候变化。
冷战时期，该岛的重要性源于苏联对北约组织的核威胁。其地理位置不仅便于及早发现绕过西欧而穿越北大西洋前往美国东海岸进行威慑的苏联飞机，也同时为北约提供了一个战略基地，使其可以从该基地打击苏联西部的关键目标，包括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1951年，丹麦和美国签署了《格陵兰防务协定》，尽管格陵兰本身并未出席谈判，但该协定在许多方面确定了它在冷战中的角色[17]。这发生于1951年，也就是北约成立两年之后。在那一时代背景中，苏联在东欧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如前所述，格陵兰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处于美国占领之下 [18]。因此，1951年的协议并未开启格陵兰岛在北美防务中的角色，而是对这一角色的延续。具体而言，该协定使美国得以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特别是建立了图勒空军基地（现称皮图菲克太空基地，Pituffik Space Base）。因此，1951年丹麦与美国签署的条约不仅是一项双边协议，而更是对北约明确要求所作出的回应。由于丹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严重经济破坏，这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对等的合作。
除冷战之外，气候变化也对格陵兰岛产生了深远影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对外关系方面。北极地区受到全球气温上升的冲击尤为严重，而冰川融化不仅释放出二氧化碳，且同时引发了一种反馈循环，从而加速了气候变化。格陵兰岛因此而经历了气温上升和冰盖逐渐融化的过程。对于许多格陵兰人而言，这些变化危及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正是因为气候变化导致冰层融化、气候变暖，从而使自然资源更容易开发，许多国家开始将北极视为一个充满新机遇的地区。这尤其激发了中国对资源开采的兴趣。然而，由于岛上存在对开发生态后果的普遍担忧，中国在格陵兰的投资迄今为止仍然有限。
此外，气候变化也开辟了新的北极航道，使该地区从冷战时期的潜在导弹走廊变为在北美、欧洲和亚洲之间运送部队和武器的海上战略通道[19]。因此，北极仍然是安全领域的首要议题，这不仅特别是对于北约而言，也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冰上丝绸之路”（Polar Silk Road）——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延伸，这一愿景由中国与俄罗斯于2017年共同提出，旨在扩大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存在。
当前争议
上述情况点明了近期有关格陵兰岛控制权争端中所涉及的部分因素。对于格陵兰人而言，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在其他怀有特定意图的参与者的谋划之间斡旋，以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和自治权。美国总统近期的言论凸显了这一挑战——至少自2019年起，他便多次表达有意购买该岛。在2025年3月4日于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他曾表示：“今晚，我还要向伟大的格陵兰人民传达一个信息。我们坚定支持你们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如果你们作出选择，我们将欢迎你们加入美利坚合众国”。然而，紧接着，他将焦点从格陵兰的自决权转向了美国利益：“为了保障国家及国际安全，我们需要格陵兰，而且我们也正与各方合作，以争取获得该岛。正是因为出于全球安全的原因我们的确需要它，我认为无论如何我们都将得到它。我们会得到它的”[20]。
美国总统对格陵兰岛的开放姿态反映了其外交政策中两个相对稳定的要素，即：所谓“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以及特朗普与北约的疏离。关于门罗主义，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战略文件中这样描述道：“经过多年的忽视，美国将重新主张并执行门罗主义，以恢复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保护本土安全及在该地区关键地理位置的使用权。我们将阻止西半球以外的竞争对手在该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或其他威胁性力量，或拥有、控制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资产。这一‘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是对美国力量和优先事项的合理且有力的恢复，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21]。
美国国内正就门罗主义的正确解读展开激烈辩论。但毫无疑问，特朗普政府将其作为“美国优先”政策的补充：该政策虽强调国家主权优先，却毫无全面孤立或撤军之意，而是允许美国在符合战略优先事项时进行海外军事介入[22]。
尽管格陵兰岛通过丹麦王国成为北约成员国，而且美国与丹麦在数十年来于防务领域保持着广泛合作，但美国总统及其某些主要顾问仍然对北约乃至整个欧洲表现出不满：这一点尤为明显地表现于副总统J·D·万斯2025年2月于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中[23]。他们的主张是：欧洲应承担更多国防财政责任，恢复对自身文化和公民身份的信心，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尽管如此，格陵兰的历史表明，格陵兰、丹麦和美国之间仍可能继续开展三边合作，共同捍卫北冰洋地区的安全。2004年的《伊加利库协议》（Accordo di Igaliku）为这种合作提供了近期先例，该协议修正了1951年的条款，并将格陵兰岛作为与丹麦和美国平等的谈判伙伴纳入了协议[24]。
与此同时，多个北约成员国重申了其集体防御承诺，并于近期向格陵兰派遣部队进行了军事演习[25]。尽管特朗普在达沃斯表示无意使用武力获取格陵兰岛，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他针对格陵兰岛提出的许多行动方案存在歧义，而且其诸多声明也制造了混乱[26]。例如，此类对美国总统的批评也来自欧洲右翼人士，这体现了欧洲对其支持的有限性[27]。
丹麦和格陵兰政界人士明确反对将格陵兰岛移交美国的主张。例如，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警告称，美国对格陵兰采取军事行动将标志着北约的终结[28]。从格陵兰政府方面而言，它历来反对美国对该岛的主权主张，包括仅限于岛上美国军事基地主权的提议[29]。
继格陵兰和丹麦总理之后，对美国总统提出最严厉批评的或许是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他在2026年1月20日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远不止是对特朗普的简单回应，而是阐述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应对这个世界的新政策。他呼吁各国保持“诚恳”和“务实”，建议它们“停止呼吁建立‘基于各种规则的国际秩序’，仿佛它仍像宣传中的那样有效。请对此直言不讳：这是一个加剧大国竞争的体系，其中强权国家利用经济一体化作为胁迫手段来追求自身利益”[30]。
就此而言，教宗良十四世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谈到了“多边主义的弱点”，他在2026年1月9日向驻圣座外交使团发表的讲话中警告说：“战争重新成为风潮，对战争的狂热正在蔓延”。教宗因此而呼吁一种“健全的多边主义”，以调解和相遇取代“以强凌弱”的思维方式[31]。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鉴于格陵兰民众普遍反对美国收购该岛、丹麦承诺保障格陵兰自决权以及北约成员国公开表示愿意将其作为该联盟的一部分给予支持，世界正拭目以待，期盼国际秩序与人民主权得到尊重。
无论局势在未来数月中如何演变，格陵兰都必须继续权衡其对自治、经济生存和主权的诉求。美国方面的控制将对格陵兰人民自主决策的能力施加新的限制；相反，若留在丹麦王国，格陵兰人则将继续考虑如何推进自治——随着世界日益逼近自己的家园，他们或许会以更大的紧迫感面对这个问题。无论结果如何，格陵兰的选择都将产生远远超越北极范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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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S. Meredith, «NATO nations deploy to Greenland after tense White House talks», in CNBC (www.cnbc.com/2026/01/15/greenland-nato-troops-denmark-germany-arctic-trump.html)，2026年1月15日。 ↑
- 参见«Davos 2026: Special Address by Donald J Trump,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26年1月21日(www.weforum.org/stories/2026/01/davos-2026-special-address-donald-trump-president-united-states-america). ↑
- 参见M. Rego, «Greenland minister: Trump push to acquire bases as sovereign US territory a “red line”», in The Hill (https://thehill.com/policy/international/
5708168-greenland-official-rejects-trump)，2026年1月27日。 ↑ - 参见A. Kongshaug – C. Ciobanu – S. Dazio, «Danish prime minister says a US takeover of Greenland would mark the end of NATO», in AP (https://apnews.com/article/denmark-greenland-trump-2b12bb104faaaafda2ed270febfb0522)，2026年1月6日。 ↑
- 参见M. Rego, «Greenland minister: Trump push to acquire bases as sovereign US territory a “red line”», cit. ↑
- » “Principled and pragmatic: Canada’s path” Prime Minister Carney addresses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Annual Meeting«, in https://tinyurl.com/3szz6eny ↑
- 参见Leone XIV, Discorso al Corpo diplomatico accreditato presso la Santa Sede, 2026年1月9日 (www.vatican.va/content/leo-xiv/it/speeches/2026/january/documents/
20260109-corpo-diplomatico.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