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费德里克 隆巴尔迪 (Federico Lombardi S.I.) 在方济各教宗当选的初期，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朋友们见到他时，对这位新教宗的活力和精力感到惊讶。他们爱他、敬佩他，自然也对他的当选感到高兴。但在他担任总主教的最后日子里，他们曾觉得他的精力和活力大不如之前，或许是因为他即将步入75岁这一里程碑，接近完成他长期以来为之倾注全力的牧灵使命。我不止一次听到他们中的一些人说，在罗马遇到的教宗，跟他离开阿根廷时的形象截然不同，在某种意义上显得年轻许多，更加充满活力。
即使是那些在罗马与他共事的人，虽然之前没有见过他，也被他日复一日展现出的活力和能量所震撼，这种活力和能量以一种相当令人惊讶的、在某种程度上不断增长的方式，在一位已经不再年轻、也不算强壮的人身上体现出来。在牧灵工作和接见中，他不遗余力，甚至不畏风雨。他无所畏惧地重新踏上他的前任认为超出自己体能的艰苦国际牧灵访问。确实是非同寻常。在他第一次前往韩国访问的旅途中，我私下问他，如何解释他这种出人意料的精力。他立即非常简单地回答：“这是天主的恩宠”。他的意思是——正如每个信徒所知道的——如果天主的旨意将你置于某种生活环境中或托付给你某项使命，祂同时也会给予你所需的一切恩宠，帮你实现祂对你的期待。
这份“天主的恩宠”伴随他走过了12年，这段时间或许比我们预期的要长，他自己在最初似乎也没有预料到会这么长久。现在我们可以回顾并思考，在与天主的恩宠合作中，他为教会和人类社会所做的一切，必将在第三个千年之始的教会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
作为意大利裔的阿根廷人，首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教宗，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选择了——至今为止唯一的——“方济各”这个名字。我们立刻明白这是一个充满责任与勇气的选择：《太阳颂》、贫穷之母、访问苏丹……创造、穷人、和平。他决定住在圣玛尔大之家，而不是在宗座宫。在圣周四，他选择不在拉特朗大殿或圣伯多禄大殿庆祝主的晚餐弥撒，而是在一所青少年监狱里庆祝弥撒并为那里的青少年洗脚。虽然他不精通多国语言，但他却能立即展现出一种与人亲近和自发共鸣的魅力，这使他成为沟通领域的杰出人物。在他当选一个月内，基于选举教宗的预备会议上枢机主教们的建议，他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来自全球五大洲的枢机组成的枢机咨议会，（最初七位，后来增至九位），每年与他们举行数次会议，甚至在梵蒂冈城国之外进行磋商，研究改革方案。他首次进行牧灵访问竟出人意料地前往兰佩杜萨岛（Lampedusa），这是地中海移民和沉船遇难者的登陆地。
从一开始，他就以极大的诚意和透明建立了两个重要的“新”关系：一个是与仍然住在梵蒂冈的前任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关系；另一个是与他所属的耶稣会的关系，该会当时由倪胜民（Adolfo Nicolás）神父领导。除了前往巴西参加世界青年日之外，他还利用暑假时间起草了宗座劝谕《福音的喜乐》（Evangelii Gaudium），这是一部真正的纲领性文件：一个福传的教会，而不是“自说自话”的教会，必须将福音带给世界，使之成为喜乐的源泉。
可以说，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了解新教宗的路线和精神。一股巨大的同情和信任的潮流席卷了整个教会和世界，带来了更新的热情和活力。此前，教会不仅面临时代带来的困难，还遭遇了性丑闻危机、梵蒂冈泄密事件、关于梵蒂冈银行（IOR）的讨论，以及那些不理解本笃十六世辞职意义的人们的困惑。因此，新教宗任期的开始无疑是教会展现活力、迎来积极转变、鼓舞人心甚至可以说是令人兴奋的时期。这是一个充满恩典的时刻。回顾那段时光有助于我们今天聚焦坐标，解读过去12年由方济各教宗领导的教会历程，尽管我们无法记住一切。
福传
教会的使命是宣扬福音，福音是好消息，宣讲带来喜乐，而喜乐是圣神临在的明确标记。“福音的喜乐”这几个字不仅出现在上述纲领性文件《福音的喜乐》的标题中，也出现在教宗任期内几份主要文件的标题中，这绝非巧合：爱的喜乐（Amoris Laetitia）、愿祢受赞颂（Laudato si’）、你们要欢喜踊跃（Gaudete et exsultate）、真理的喜乐（Veritatis Gaudium）……
方济各，尤其是在他任期的最初几年，非常强调宣讲福音不应被复杂和繁琐的细节所淹没，而要直击核心，抓住本质，而这个本质就是天主的慈悲。他的前任们也曾多次谈及慈悲，特别是若望·保禄二世，但方济各教宗以极大的坚持继续这一主题，并通过众多有效且具有示范意义的举措来加以实践。“慈悲特殊禧年”（2015-2016）是一个高潮和创新的时期，首先在中非共和国的班吉（Bangui）开启圣门，而不是在罗马；在监狱和世界各处的圣地设立圣门；在周五下午突然访问救济所、养老院和病人之家，所有这一切都是教宗方济各神、形哀矜的慈悲行动。他对告解神父们的建议是始终成为天主慈悲的使者，始终给予宽恕，这使告解圣事重新焕发生机，教宗方济各不仅多次亲自去领受告解圣事，还以身作则，鼓励信友们毫无畏惧地去告解。
方济各在圣玛尔大之家早晨的弥撒讲道也立即树立了一个福传者的榜样，这些讲道——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起初以不公开的形式进行，尽管如此，仍获得了许多信徒的关注；然而，在疫情期间，这些讲道被适时地现场直播，成为无数人的安慰之源。我们要特别强调方济各在疫情期间所提供的安慰和灵性支持。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在某些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它在方济各教宗任期内席卷了全人类。这不仅要求他，并给予他机会，超越一切界限提供灵性服务。在他任期内，最令人难忘的事件之一，无疑是他在看似空无一人的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伟大祈祷，其本质却充满着强烈灵性与普世存在感。
关于教会在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重要牧灵议题，教宗方济各将家庭问题置于优先地位，并将此问题列为其任期内前两届世界主教会议的议题。这些会议不仅以积极且具有说服力的方式重新阐释了爱作为家庭基础的价值，更从牧灵与教义双重角度，发展出一种平衡的方法来应对当今日益普遍的、基于教会法视角的棘手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应对许多家庭的现实与天主教传统伦理教导之间日益明显且令人尴尬的鸿沟。教宗方济各勇于面对这一挑战，在主教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以寻求共同的应对方式。当然，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我们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也体现了教宗方济各牧灵视野中的关键理念：即牧灵和灵性的“分辨”，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寻找天主的旨意，在理解其意义的同时，不停留在一般规范和规则的层面上而让生活陷入瘫痪。
方济各亲身经历并倡导的另一个重要牧灵主题是青年。方济各于2023年在里斯本，正如此前在里约热内卢，克拉科夫、巴拿马等地举办的“世界青年日”活动中，展示了他作为欢乐和基督徒热情传播者的非凡魅力，同时他在一次特别的主教会议中以他独特的方式倾听青年人——包括千禧一代和数字原住民——的心声，并让他们参与其中，因为他们有新的视野与所要面对的巨大困难[1]，最终在漂亮的宗座劝谕《生活的基督》（Christus vivit，2019）中得到了表达。我们如何才能在信仰的光照下，以基督宗教的希望为动力，应对人类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与他人的关系所产生的深刻变革所带来的挑战？
追随保禄六世、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的足迹，方济各以坚定不移的决心重启了世界牧灵之旅，共进行了47次国际访问，足迹遍布66个不同的国家：这些牧灵访问旨在巩固教会信仰、福传、促进对话与和平。这些访问遍布各大洲，地理分布基本均衡。但我们要强调的是，方济各多次来到他的前任没有去过的东亚。他还至少飞越了中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教会给予了特别关注，成功地使该国的全体主教恢复了与罗马的完全共融，尽管面临疑虑、困难和批评，他没有停下脚步。与他的前任们一样，他也未能前往俄罗斯访问，但至少他与俄罗斯东正教宗主教见了一面，尽管是在古巴过境时……
他具有全球传教性质的临在，开放与其他宗教的对话，与各民族及其不同文化相遇。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仅仅是为基督徒，而是为所有人，这一点从方济各为当今世界所传达的最具特征的信息中可见一斑。
受造界、穷人、为和平的兄弟情谊
方济各的最重要的通谕无疑是《愿祢受赞颂》（Laudato si’, 2015），“论关爱我们的共同家园”[2]。环境问题和人类责任的议题当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方济各以极广阔的视野——神学和灵修、科学、社会、经济和政治——有效地解读了人类关于未来及其对所有生物、对所有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和对后代的责任的最紧迫、最严峻和最关键的问题。在此通谕之前，这位教宗已经因为在难民、移民、经济和社会不公以及“抛弃文化”等严峻问题上发表的许多勇敢言论而备受瞩目，通过这部通谕——不仅面向教会，还面向整个世界——他以坚定姿态登上全球舞台，展现作为一位权威道德领袖，能够客观识别风险的严重性，能够剖析其成因和相互关联，并能够为推动克服这些挑战的积极努力提供指引，以实现共同利益。
如果说这封通谕仍然是最具权威性的干预措施，那么值得指出的是，在这篇通谕之后，方济各在其整个教宗任期内多次重申这一主题，不仅通过进一步的文件、演讲和强有力的呼吁，还亲自出席国际会议，公开呼吁政治领导人采取行动，尽管他们的这些行动在面对解决实际问题时总是显得过于薄弱和不足，无法应对当前的挑战[3]。教宗方济各与时俱进、关注时代问题，近年来，他也越来越关注人工智能及其对人类未来的影响[4]。
众所周知，方济各教宗教导我们要从边缘而不是从中心看待现实和问题。现实和紧迫的问题、各种不公和痛苦的情境不能仅仅被看到，重要的是要以一种更投入、更紧迫的方式去理解、去感受。这需要我们走出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权力的庇护所，与生活在地理和社会边缘地区的人们共同生活……同样的现实，“从马德里的视角和麦哲伦海峡的视角所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事实上，这一思路在教宗的欧洲之行中得到了非常清晰的展现，在早期几年，他优先访问了非中心国家，如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耳他、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
教宗对前面提到的移民、难民、各类边缘群体问题的坚持和强烈表态，从一开始就成为其标志性特征，并且在这些年中从未减弱[5]。访问兰佩杜萨和莱斯博斯，或在南苏丹的行程，以及与被迫害的罗兴亚人的会面……依然令人难忘，此外，在伯利恒的隔离墙前举行的庆祝活动，或在墨西哥与美国边界围栏前的情景……这些例子不胜枚举。在教宗强烈地鼓励和支持下，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天主教会都积极采取立场和行动，支持移民和难民，尽管这是一个在各地都极为敏感且有争议的话题。
圣方济各亚西西的灵感在教宗强调人类兄弟情谊的重要性中得到了清晰而明显的体现，这也正是教宗任期内另一部伟大通谕的标题：《众位弟兄》（Fratelli tutti，2020），关于兄弟情谊和社会友爱，就像前一篇通谕一样，不仅面向信友，也面向所有人。这篇通谕同时又极具福传色彩，虽然以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为起点，但完全向整个世界敞开：一个分裂严重的世界，但必须通过对话和兄弟情谊来重建。
方济各确实在与人们的相遇中展现了独特的魅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理解他所说的“相遇文化”的含义。他所指的是一种真诚而全然态度：包括倾听、随时随地、同理心、理解、信任的对话。这种态度超越任何概念性讨论的深度，以达到思想与心灵的和谐， 为了实现心灵与情感的和谐，这种和谐在尊重差异的同时，成为共同前行、友谊与具体行动的基石，朝着修和与和平建设的方向迈进。
这种寻求相遇的努力——不仅是“被动”地接受相遇，更是“主动”地寻求遇见——在方济各教宗的任期内得到了许多具体的实践，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更广泛的外交、宗教对话和跨宗教领域也取得了成果，有时是非常重要和超出预期的成果。最明显的例子是2019年在阿布扎比，教宗方济各与逊尼派穆斯林世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阿兹哈尔大伊玛目艾哈迈德··塔伊布（Ahmad Al-Tayyeb）签署的《人类兄弟情谊文件》。这一事件此前被认为几乎不可想象，但在这一教宗任期内却并非孤例：还可提及方济各教宗2021年对伊拉克的访问，以及他在纳杰夫与什叶派穆斯林世界最高宗教权威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il Grande Ayatollah Ali al-Sistani）的会晤。
“教宗方济各从一开始就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和深刻的洞察力谈到了零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是，在地上建设和平仍然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使命。教宗方济各从一开始就以务实的态度和深刻的洞察力多次谈到了“零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他竭尽所能致力于化解冲突。例如，他明确表示愿意为委内瑞拉进行调解，推动南苏丹实现和解；还有他勇敢前往中非共和国访问……然而，在其任期内，这场世界大战的更多可怕“碎片”逐渐逼近罗马，并使其深受牵连。首先想到的就是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以及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可怕而凶残的袭击，导致以色列、哈马斯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加沙和黎巴嫩遭受的破坏。
虽然教宗方济各调动了梵蒂冈的外交力量，加大了人道主义援助力度，以远见卓识和高尚的呼吁与祈祷保持了超然立场，但是他还是不得不再次目睹仇恨的肆虐、武器的疯狂破坏、毫无意义的屠杀、人际关系的崩溃、以及许多致力于跨宗教和犹太与伊斯兰对话所作努力的受挫。在这个黑暗而痛苦的背景下，方济各并没有气馁，而是再次向世界提出以“希望”为主题的新禧年，为了使这份希望在仇恨与爱的根本斗争中保持活力。我们必须继续铭记2014年圣地之行传递的和平信息，以及教宗与拉比斯科尔卡（Rabbi Skorka）和穆斯林领袖阿布德（Abboud）在哭墙前的拥抱。
“改革”的各个方面
如前所述，教宗方济各在当选后一个月内便成立了史无前例的“枢机咨议会”（当时称为“C7”），并将对罗马教廷的改革列为议程的首要议题（尽管并非唯一议题），从一开始他还加入了对世界主教会议的反思。他的前任虽然深知改革的重要性，但仅进行了些微边缘性调整来应对。因此，选举教宗的预备会议已确认了改革的紧迫性。方济各勇敢地开始了这项工作，开启了一个“进程”，而不是预设好完整蓝图的改革，这种方式与他一贯强调的以信心在“分辨”（discernimento）的带领下前行的风格相符。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甚至还发生了新的“梵蒂冈泄密事件”——并通过对原有的各圣部、教廷委员会、国务院以及与社会传播相关的机构进行多项局部改革而得以推进。此外，还设立了新的经济机构，赋予其比以往更大的权限，并采取了其他一系列措施。因此，罗马教廷的改革在九年的时间里逐渐成形，直到2022年3月《你们去宣讲福音》（Praedicate Evangelium）宗座宪章的颁布。从标题本身即可看出其灵感来源，实际上从一开始方济各就清楚：罗马教廷是教宗服务于普世教会，即宣讲福音的工具。因此，万民福音部在16个部会中象征性地占据首位，由教宗本人直接领导。如此艰巨而复杂的改革自然会遇到困难和局限，因此它无疑始终存在改进的空间。但必须承认，尽管面临质疑、并非毫无根据的反对意见以及强大的阻力，教宗方济各凭借坚定的意志，敢于为使命的更高利益要求做出牺牲，最终将这项改革工作付诸实施。
机构改革当然不是教会福传更新的全部。正因如此，方济各始终倡导改革应该以服务精神相随，这种精神必须贯穿于教会的所有架构以及各种形式的权威和权力的行使之中。他对“仕途主义”或“服务官僚化”的批判始终贯穿于他的讲话中，并试图通过制定任期和职务期限的规则来规避这一领域的风险。在这些改革过程中，他并未刻意迎合教廷圈子，在必要时采取果断手段，但也始终相信，多数同僚怀有对教会与教宗的忠诚与爱，这种精神足以支持改革之路。。
除了罗马教廷，方济各还立即想到了世界主教会议。在他的任期内，世界主教会议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可以说，它需要这种变革来重获活力和动力，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旅途中的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主教会议逐渐演变成一种冗长的会议，虽然许多主教的发言值得称赞，但内部对话与深入探讨的动态却相当有限，甚至与“共同前行”这一名称本身所蕴含的意义相矛盾。我们认为，教宗方济各对世界主教会议举行的方法和角色进行的革新努力，与他对教廷改革的努力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更为重要[6]。显然，我们还无法评估两次“同道偕行的世界主教会议”在向全球教会团体传播这种主教会议精神的动态和风格方面所取得的持久成果，但我们确信，教宗方济各已为我们指明了这条道路，并尽其所能引导我们在当今世界以教会的方式共同前行，不断求问并倾听伴随我们的圣神。
近年来，在罗马教廷以及在世界主教会议中，女性——无论是修女还是平信徒——在重要职位上的责任范围显著扩大，甚至担任高级职务。方济各并未以任何方式改变教会对女性神职的立场，也未采取任何重大措施推动女性执事，除了成立一个研究委员会；但不可否认的是，鼓励女性在教会生活和使命中积极参与并承担责任，确实代表了真正的进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绝对必要且紧迫的进步，不仅是出于社会原因，更是为了回应每位受洗者的尊严与召叫的正确愿景，正像梵二大公会议强烈肯定的。
教宗方济各当选时，天主教会正面临性侵丑闻危机，特别是神职人员涉及的性侵事件，形势非常严重。教宗本笃十六世以诚实和勇气面对这一问题，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包括一系列广泛的应对策略和具体行动：从亲自倾听受害者的诉求，到严格筛选神职候选人、再到加强纪律和刑事程序的严谨性，等等。然而，道路依然漫长而艰难，方济各必须付出巨大努力，也承受了相当大的痛苦，才能继续深化并拓展前任所开辟的道路，打击犯罪、其根源及其掩盖行为。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特别提到他的一些重要举措，例如：2019年2月，在罗马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邀请全球各主教团和其他权威人士的代表参加；制定了多项新的法律与牧灵规定[7]；与性侵受害者的多次个人会晤；深度介入智利教会的危机并接受了该国全体主教的集体辞职；设立了教廷的特别委员会来系统应对这些问题。方济各在这一方面的努力中，最显著特征在于将视角从对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扩展到更广泛的良知和权力的滥用领域。他明确指出，“神职主义”是造成此类问题的根本病因之一，他也坚持要求全体天主子民参与从性侵这一祸害中更新、悔改和治愈的进程。
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的，还有对多个修会、宗教团体或教会运动实施的众多“接管”措施，常常是一些新成立的团体，那里权力的行使已经退化或有退化的风险，演变为各种形式的滥用。甚至是一些颇有名望和具有魅力的人物，也意外地被发现——常常在多年之后——犯有严重的罪行。邪恶与罪恶的存在将始终继续侵蚀教会，但必须坚决予以抵制，在这一点上，透明度、坚实性和灵修的深度以及人的培育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方济各已尽了他的职责。
“充满圣神的福传者”
教宗方济各的宗座劝谕《福音的喜乐》（Evangelii Gaudium）最后一章的标题是“充满圣神的福传者”：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成为对圣神行动开放的福音仆人，既要祈祷又要工作。“从福传的角度来看，若高谈神秘概念却没有在社会和传教上作结实的外展，这对福传毫无帮助。同理，讲道也好，社会或牧灵上的实践也好，若缺少能转化人心的灵修，都是无济于事”（EG 262）。
对于这位热切致力于福传使命的教宗，除了在演讲、讲道、接见和庆祝活动中孜孜不倦地谈到基督徒的生活和灵修之外，我们还想提及他灵性经验中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件，以及他提出的灵修建议。
其中最主要的可能仍是那篇精彩的宗座劝谕《你们要欢喜踊跃》（Gaudete et exsultate），“论当代世界成圣的召叫”（2018）。对于那些对教宗方济各的印象仅限于他主要关注社会问题的人来说，这篇著作堪称惊喜，它向所有人揭示了教宗灵修视野的深度，以及他照亮日常生活的能力，重新唤起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在论述教会及其使命时所提出的 “普世成圣召叫”这一伟大主题。“近在咫尺的圣人”，“圣德的中产阶级”不仅指被册封的圣人，还包括爱护子女的父母、靠诚实的劳动养家糊口的工人、微笑面对生活的老人和病人、以宁静之心关心照顾他们的志工……他们行走于天主子民之中，我们感受到他们的陪伴与鼓励。但实际上，这些圣人就是那些倾听并追随圣神的人，圣神陪伴他们并帮助他们“分辨”，以喜乐和热忱寻求和发现一条日益慷慨和忘我，类似于耶稣的爱之路[8]。
方济各还与我们分享了他最珍视的敬礼，这些敬礼伴随着他的生命，甚至早在他成为教宗之前就已如此。我们想到他于2020年发表的致敬圣若瑟的宗座牧函《以父亲的心》（Patris corde）。恰逢圣若瑟瞻礼日，方济各教宗主持了他的就职典礼。再如2023年致敬圣女小德兰的宗座劝谕《是信赖》（C’est la confiance）。最后，方济各再次令我们惊喜，将他的第四部通谕，也是最后一部，《祂爱了我们》（Dilexit nos），献给耶稣圣心，时间为2024年。
这首伟大的最后赞歌，歌颂天主在耶稣基督内对我们的爱，自然使我们回想起教宗上任初期以天主的慈悲为主题的讲道。这位教宗的伟大历程，在许多方面都令我们惊叹不已，其整体意义在于福传，即向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宣告天主的爱和祂的慈悲，这种爱以最可信和最深刻的方式在为我们敞开的基督圣心中显现出来。
- 卡洛·阿库蒂斯（Carlo Acutis）的封圣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这一事件应置于此背景之下去理解，皮耶罗·乔治·弗拉萨蒂（Pier Giorgio Frassati）的封圣亦是如此。 ↑
- 美丽的通谕《信德之光》（Lumen fidei，2013年），实际上是方济各签署的第一份通谕，但实际上它一直处于阴影之中，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前任教宗任期内准备的，然后很快就被方济各的新纲领性文件《福音的喜乐》（Evangelii gaudium）所取代。 ↑
- 例如，可以提及教宗方济各于2023年10月4日发布的宗座劝谕《赞美天主》（Laudate Deum），该文件强调了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并指出教宗曾希望亲自出席在迪拜举行的以同一主题为议题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该大会于数周后在迪拜召开。值得注意的是，在环境责任问题上，教宗方济各经常强调他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宗主教巴尔多禄茂的见解完全一致，甚至通过共同信息表达这一立场。 ↑
- 正是在人工智能发展影响这一议题上，教宗方济各于2024年6月14日出席了在普利亚大区博尔戈·埃格纳齐亚举行的G7峰会，并发表了重要演讲。 ↑
- 请允许我分享一个个人回忆。在教宗方济各首次接见新任驻圣座大使团的那天，他清晨特意给我打电话，当时我正在吃早餐，他叮嘱我转达他即将发表的简短讲话内容，而这篇讲话正是围绕这些议题展开的。 ↑
- 在回顾教宗方济各的教宗任期时，我们不能忘记2019年的亚马逊特别主教会议，随后教宗方济各发表了《亲爱的亚马逊》（Querida Amazonia）劝谕。这是一次专门针对特定地区的会议，其中社会、文化、生态和教会/牧灵维度以一种意义深远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正义、本土化、生态转化、福传：所有这些元素在充满活力的对话与灵性探索中交织在一起，绝不能仅限于人们热议的关于神职人员独身制的讨论。这是一次在对地球未来至关重要的广大地区进行的“共议性”的重大“实验”。 ↑
- 例如，致智利朝圣途中的天主子民的信函（2018年5月31日）、致天主子民的信函（2018年8月20日）、教宗颁布的手谕《你们是世界的光》（2019年）、取消关于性侵案件的“教廷保密规定”（2019年）等。 ↑
- 方济各性格中最具“耶稣会”的一面或许正体现在此。他的性格深受“依纳爵式”的开放精神启发，这种精神鼓励人以愈发深厚的爱去接纳他人，并以分辨为指引。这并非某种特殊主义，而是通向基督宗教生活核心的一条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