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乔凡尼·库奇（Giovanni Cucci S.J.） 关于信仰与文化的关系，道明会前总会长赖茂德神父（Timothy Radcliff）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我是在天主教亚文化中长大的，这是一种以感恩和祝福来解释存在和世界的文化。我们相信，天主俯听我们的祈祷，祂爱我们，在我们去世时使我们进入天国[…]。我们的许多朋友既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基督徒，但他们也同样对生命的永恒性确认无疑。如今，这种亚文化正在大面积地走向隐没[…]。我认为，持续发展基督宗教的唯一途径是与当代文化积极互动，保持基督宗教文化的活力、自信和生命力”[1]。
因此，作为宗教团体，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弘扬基督宗教的文化意义，特别是对于当代的一些严重问题，圣经的教导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出于同样的原因，数千年以来，我们的前辈对圣经的研究和评注从未中断，对欧洲历史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如今，我们的时代充满了各种严重的制度和经济问题，生命意义的危机以及主要意识形态的失败，这种社会特征愈发凸显了《圣经》历久不衰的文化意义和对人生观的辅导作用。圣言的”智慧”有益于每个人对天主的体验。
禁令
我们将通过《圣经》中的一些关键词对这个主题进行反思。虽然对当代文化的某些方面具有较强的批判性，但这些悖论性概念却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第一个概念是禁令。这是天主给人的第一个重要的诫命：”上主天主给人下令说：「乐园中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吃，只有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那一天你吃了，必定要死。」”（创2：16-17）。
“禁令”虽不讨人欢心，却是人生活中不容忽视的概念。禁止吃那树上的果实，意味着人要忠于天主的一切旨意，禁止篡夺其位。天主在造人之始便有所告诫：为了得以生存，为了品尝生命的滋味，你要牢记身为受造物的身份，时刻记得你的不足。这是你作为受造物的真相，是你的生命的界定，但如果你不尊重这种不足，你的生活将由美好变为苦涩。
这个话语带来的巨大文化影响首先反映于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根据发展心理学的观点，人的出生、断奶和恋母情结是成长过程中的三个根本阶段，可以帮助我们脱离无所不能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信念[2]。这三个阶段是成长过程中典型的”不归点”，涉及出生前状况、母乳喂养以及与母亲的特别关系，是进入生活和成年时期的必经之路。
在寻求心理帮助的人群中，我们发现了他们所具有的一个根本共同点，那就是很多人往往否认自己具有局限性和脆弱性的受造物身份：他们不接纳自己，不接受自己的身体和家庭出身，对自身经历、性格特征及能力一概予以否定。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泰宁克（Catherine Ternynck）的一部著作题为《沙子堆成的人》，这是她对当代问题的一个生动的写照。作者指出，当一代人以自我为中心，放荡不羁，无视禁令时，就会丧失维持正常生活的能力，她写道：”几十年来，我们看到年轻人力不从心地徘徊于成人生活的边缘，他们似乎无力跨越进入成人阶段的门槛，并因此沦为焦虑的囚徒”[3]。
古往今来，多种文化以成人仪式作为引导年轻人步入成人生活的途径。如同基督宗教中的基督徒成人入门圣事，成人仪式是以身体为具体表现的过渡形式，其作用是帮助未成年人进入成年阶段，获得对强暴、痛苦和死亡的认识，换句话说，也就是对自身的脆弱性的认识。
但是，如果这些仪式得不到应有的关注，便会造成一系列的失衡和紊乱，导致社会上各种暴力”团伙”的蔓延。如今，各种各样的越轨和堕落行为正在年轻人中愈演愈烈：少年黑帮、欺凌、集体强奸、周六夜恶搞、高危性行为、聚众吸毒，穿孔、纹身以及形形色色的恐怖晦暗行为倾向涉及到肢体、关系、暴力、痛苦等各个维度，包括死亡。年轻人失去了成年人或团体的指引，他们的需求继续被社会淡忘。
此外，被遗忘的禁令还向我们敲响了第二个警钟，它集中表现于一个荒诞的悖论现象：那些大肆宣扬自主、独立和 “白手起家”的人，常常会被卷入依赖性的漩涡，无法自拔。也就是说，”一方面，自主是风靡当代社会的大众诉求，但另一方面，成年人群中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依赖性，包括吸毒、性瘾、色情瘾、网瘾、情感瘾、游戏瘾、工作瘾、酒瘾、购物瘾，等等。如今，似乎一切都容易让人上瘾，造成依赖性”[4]。
“你们……将如同天主一样”（创3:5），这曾是狡猾的蛇触人心弦的诱骗。但当人触犯了禁令，他就失去了做人的根基：非但不可能如同天主，反倒变成”沙子堆成的人”，结果是越想趋于完美，就越发现自己的赤身露体。
让我们来反思一下盛行于当今的所谓”养生文化”。随着对身体健康问题的研究日益增长，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身上的疾病，越来越无法忍受生活的负担。例如，”一项英国的政府调查表明，近10年来，认为自己是残疾人的英国人数增长了40%，其中16-19岁年龄段的增长幅度竟高达155%！该调查的工作人员得出的结论是，10年的时间显然不足以解释如此惊人的实际增长，但究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给自己打上残疾人的标签呢？他们对此无从解释[…]。当今文化中流行着一种夸大受害者角色的风气，它导致某些人的ˋ自我贬低，并进而导致对自身脆弱性和易伤性的刻意渲染ˊ”[5]。
尽管科技发展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选择，但我们依然因赤身露体而自惭。从这个视角出发，《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的发展过程引人深思。这本手册是精神疾病领域公认的职业性”圣经”，在1952年的第一次发行版本中，它以106页的篇幅对106种疾病进行了分类介绍。在1994年的第四版中，它收纳的疾病种类已达到300种，篇幅也随之增长到900页之多。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些数字的变化呢？是40年中患有精神障碍的人数的飙升，还是研究过度导致的结果？
可以说，这是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中的悖论的再现：人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脆弱，我们并非无所不能，这是我们存在的真理，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天主向我们发出的第一个诫命便是禁令。因此，针对当前日益严重的问题的疑难，泰宁克以反问的形式做出了她的解答：”难道如今还有禁令”？可见，在接受恩典和尊重的同时，合理的禁令和限制是接触现实和近人的必要条件。人各有异，我们不能将别人还原成自己的肖像和模样。
失败
失败是创世纪第三章中所指出的人生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在这段经文中，堕落并没有被看作是无可挽回的灾难：天主并未因此收回祂的信任，而是继续与人对话。承认自己的脆弱性意味着接受失败，努力从中吸取教训。
但是，失败似乎是另一个被普遍忽略的训导，大家通常不愿给错误和失败任何机会，以恐惧的心情将它们拒之于门外。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尤其是在成长时期。我们不妨想一想教师在这个问题上与学生家长对话的难度，究其原因，是由于家长“事前”（a priori）[6]便拒绝接受孩子身上可能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作为父母，他们历来难以承受子女的脆弱、不足和失败，这里面的最终原因也许正在于他们对问题既缺乏认识又拒绝接受，但是，掩盖问题和缺陷并不是帮助青少年成长的办法
为此付出最大代价的往往是最弱小的人群。例如，青少年自杀人数剧增的现象令人瞠目。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在过去50年中，自杀人数总体上浮超过60%，但就青少年而言，同时期的增长率是400%，自杀人数从每10万人中的2.5人增加到11.2人。在美国，每90分钟就有一名青少年自杀[7]。
在一个生命之花绽开的年龄阶段，为什么自杀率的攀升会如此惊人？对此，据2009年意大利的一项研究推断，青少年自杀现象的蔓延主要与心态的变化有关：受害者渴望成为赢家，他们无法容忍自己的失败、缺陷和无能，并不惜为此付出一切代价[8]。这种在成长时期形成的人格反映出一种令人担忧的内在脆弱：学校成绩不佳、同伴的嘲笑、感情的挫折，还有父母的责备，每一次失败都可能成为对自我价值的彻底否定，造成难以挽回的灾难。
由此可见，问题的根源仍然是无法容忍自己的脆弱，无力面对生活的障碍和困难。竭力避免每一个困难会使少男少女变得更弱小无能，无法赢得自尊。
创世记第三章回顾了原罪的伤痕，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正视失败的勇气中成长。这个认识是儿童进入生命不同阶段的标志，在不同文化中，它通常是孩子的父亲的责任，在此之前，孩子的参照和依附一直是母亲。这就是精神分析学中的”恋母情结”，是”父亲造成的第一道情感上和心理上的伤痕，它割断了与母亲的共生关系[…]；但孩子在受伤的同时却变得更强壮[…]：失去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经历，它非但不会在心理上和超性上造成损害，相反，失去将使人懂得如何汲取生命中最珍贵的琼浆玉液，那就是爱：对自己和近人的爱。这两种爱只有在失去的体验中才可能获取，而无法在拥有的幻想中得到保全”[9]。
禁令、受伤、惩罚：这三个”不受欢迎”的词是长大成人不可或缺的条件。拉什（Christopher Lasch）将自恋主义解释为无所不能的幻想。在对此进行的有关研究中，他引用了一封11岁男孩的信，男孩在这封有趣的信中谈到自己的父亲倾向于避免对他采取任何形式的惩罚：”他教我打[棒球和]其他运动[并]给我一切我想要的东西”；但令他感到失望的是：”当我应受处罚的时候，他却从未动过我一根手指头”。对此，拉什的评论是：”这个孩子想表达的似乎是，他感觉到自己在做错事情的时候应该受到惩罚，但他的父亲却没有这样做。难道有人会因为自己的失误未遭惩罚而感到不安？对于生活在放任文化中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奇事一桩。但犯错而不受罚，对于某些儿童来说比挨打还难受”[10]。
《圣经》明确指出，忏悔和赎罪是我们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途径，它们传达的是希望和修和的信息。也就是说，为了弥补缺点、错误和过失，我们需要改邪归正，而不是执迷不悟。哲学家利科（Paul Ricœur）对此做出坦率的评论：”真正的惩罚可以恢复正常秩序，大快人心；真正的惩罚令人欣慰。这就是高尔吉亚悖论[…]的真正含义：ˋ比接受惩罚更糟糕的是对它的逃避ˊ”[11]。
事实上，拒绝错误会导致一个人对自己的不断怀疑，生活于惶惶不安的人际关系中，他将陷入不切实际的幻想，盲目地追求别人的认可；另外，不管是在儿童、青年还是成年阶段，控制自己的攻击性将成为他们的另一个难题。
前些年的一篇报刊文章报道了一个与此有关的趣闻。一所英国学校发起了一个名为”失败周”的悖论式教育活动，”这个模式要求学生在体育锻炼中勇于尝试，不怕犯错误，因为正确对待失败的经验能使人从中得益，取得不可思议的更佳成绩。实际情况表明，学生们往往极力维护安全性，害怕犯错误，无法接受和正视自己的失败，他们因此害怕冒险，处处循规蹈矩，消极被动[…]。学校邀请家长们参加了讨论，还播放了成功人士讲述他们从错误中得到收益的视频节目”[12]。
这篇文章的作者希望类似的活动能够在其他国家得到推广，让失败的经验发挥出良好的教育作用。比如意大利，如果想调整对完美和成功的过分追求，就必须从现实出发、正视自己的弱点，她指出：”校园生活中的竞争性日益增强，进入优良的高中和大学需要通过严格的选拔，在家庭和老师的敦促下，孩子们必须全力以赴地避免失败和错误，争创最佳成绩。实际上，在与其成熟度相应的范围内，挫折可以避免学生的失望和气馁。有人把成长过程视为一个充满幸福的星光大道，但这是不现实且危险的幻想。每个人都将面临做出选择、承担风险的时刻，暂时的回避可能充当救命稻草，但并非真正的生活之道。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既享受使其免受挫折的过度保护，又同时承受获取成功的过度刺激：他们必须做理想的孩子，哪怕失去孩童的本色，也要在学校科目、体育、文艺、社会关系中拔尖。其实，承认孩子的错误会使大家受益匪浅，为此，教育者必须放弃对完美的一味追求，认识到每个人的极限，克服无所不能的奢求，逐步培养年轻人对自己的责任感”[13]。
对于《创世记》的教导，本文在以上内容中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务实性评论。发出禁令者再次提醒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已经淡忘了幸福有其允许范围”[14]。父母双亲是至高天父的代表，他们的根本任务是把创世纪的教导传授给子女：认识并适应自身的局限性，这是在生活中走向成熟、结出果实的基本条件。
在这方面，我们不应忽视宗教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遗憾的是，过去三十年以来，在大多数意大利家庭中，出于一系列值得深思的原因，父母越来越漠视对子女的信仰教育，他们更愿意向子女保证一种肤浅的物质上的幸福：”孩子们在布莉欧修面包和卡通片中长大，没有人培养他们对祈祷、阅读圣经和在信徒团体中生活的重要性的认识。实际上，连他们自己的父母本身也都已经与这一切保持距离”[15]。这种现象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涉及宗教信仰的实践，而且表现在教育方面。
叙事和情感
圣经文化不喜用概念、理念和辩论，而是邀请我们倾听内心，心灵是情感的园圃，也是孕育评价、决定和欲望的地方。《圣经》不是以抽象的、理论的方式来展示生命的奥秘，而是以叙事的形式来揭示人生的基本问题：生命中的一切意义何在？为什么存在邪恶、死亡、性暴力和环境灾害？
这些是人生中在所难免的问题，对它们的解答意味着在文字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建立对话。这种对话，与其说是向读者提供答案，不如说是邀请他们踏上一个激发情感的历程。在个人层面上，每个人都对自己都有所了解，在向别人讲述自己的时候，他明白自己是谁，在生活中或心理治疗中有何需求。
正如加林贝蒂（Umberto Galimberti）所指出的那样，青年人目前的困境首先是缺乏叙事，而叙事能够赋予事件以意义和秩序，确定自己的意愿或不同意见。今天，很多年轻人精神不振、抑郁寡欢，但不明白自己的问题究竟由何而起。实际上，他们生活于凌乱无序的经历和事件中，飘流在漫无目的的失落中，缺少可以提供身份认同和生命解读的叙事。情感和欲望并非自然产物，它们不是生物学现象，而是对叙事和事件及其表现方式的认识和理解。情感是我们与自己、与他人和与天主的关系中的一个真理要素，也是心理不适的警钟。
法国哲学家贝纳萨亚格（Miguel Benasayag）和精神病学家施米特（Gérard Schmit）合著的《悲情时代》（L’epoca delle passioni tristi）一书在意大利引起了极大反响。他们在这本书中反思的问题是，近年来寻求心理帮助的法国青少年数量日益增加，令人担忧。这种现象标志着一种巨大的内心痛苦，它由心灵深处复杂的不适感造成，无法通过技术或药物得到解决[16]。”悲情”表达的是生存的痛苦，”不是一般的痛苦或哭泣，而是无能、失落和乏味，这使当前的危机与其他危机有所不同[…]；这个危机直接涉及到我们的文明基础”[17]。
圣经的智慧邀请我们把知识和情感——也就是心灵、智慧和信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帮助我们确认自己的观点、选择和决定。想一想福音书多么地重视面对重大事件的感受，如贤士们见到那颗明星时的高兴欢喜（参玛2:10），富足的年轻人不愿为舍弃一切财产而跟随耶稣时的悲伤（参路18:23），比拉多得知耶稣宣称天主之子时的恐惧（参若19:8）。还有厄玛乌的门徒，虽然他们在与主相遇之初未能认出祂，但在回想自己被祂话语中的爱所打动时，不禁感叹道：”「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路24:32）。
当今，我们拥有的海量信息是一个宝贵资源，但它并不足以帮助我们做出更安全可靠的决定，因为我们采取抉择的依据是关系和情感。让我们想一想贤士们的亲身遭遇。一方面，他们在知识方面毫无准备，不识圣经、语言和当地的风俗习惯；他们会由于天真而犯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比如向心怀不轨的黑落德求助。但这一切并没有为他们寻找天主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最重要的是他们满怀寻找天主的愿望，并为此毫不迟疑地踏上了旅程。在这里，这段经文向我们指出的是：贤士们是唯一有所行动的人，至于认识不够、能力不足和判断失误等等，可以说它们属于次要因素。
这段经文告诉读者，只要遵循寻找天主的贤士们的三个特征，就可以找到主，它们是：星辰/经文/情感；换言之，也就是自然之书、天主的话语和自知之明。它们是三个标志，有助于我们对叙事和自己的人生故事的解读和理解。凡是有勇气探索自己情感深处的人，不论是与信徒还是与非信徒，都会发现倾听和对话的空间。
对此，马蒂尼（Carlo Maria Martini）枢机在主持”非信徒的课堂”系列研讨会的开幕式时寓意义深刻地指出：”我内心的非信徒使我心中的信徒感到担忧，反之亦然[…]。我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以个人的坦诚宣称自己没有信仰的非信徒，以及耐心地保持自己信仰的信徒，二者之间可以互通有无，在交流中得到鼓励，更好地继续自己确认的道路。另外，以团结一致、不设防线的坦诚态度来履行这种关系，还将造益于社会，否则，不勇于反省自身的社会只能生活在虚伪和不满中”[18]。
对话
由此，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对话。在整个《圣经》的叙述过程中，天主总是被大家簇拥着，虽然这些人似乎无法理解祂。我们不妨回顾耶稣的故事，想一想他如何用比喻讲述天主的奥迹。比喻是一种特别的文体，它一方面引起人们的好奇，一方面又有些令人不解。这是一种与口号完全相反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它通过对日常事件的叙述，邀请人们以另一种方式思维、生活和看待事物。
尤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比喻中的人物之间进行的交谈，甚至很多时候还会发生争吵：比如长子和最早到葡萄园的工人的强烈抗议，或者懒散的仆人那种以更事故圆滑的方式表达的不满。实际上，他们的思想并没有被夸张：比喻中所展示的这些人物，他们的悲剧在于对父亲和主人的行事的不解、畏惧和拒绝。
但这些叙述同时也呈现了叙事者的故事：在比喻中，人物之间的对话反映着耶稣和他的对话者的处境，也同时展露出一种风格，一种对待误解和冲突的方式。面对那些拒绝祂建议的人，耶稣既不会不屑于他们对信仰的不解，也不会以居高临下的权威而结束讨论。相反，祂不断邀请每个人进行反思，因为祂相信我们有能力寻得答案：”「你们以为如何？如果一个人有一百只羊，其中一只迷失了路，他岂不把那九十九只留在山上，而去寻找那只迷失了路的吗？[…]同样，使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丧亡，决不是你们在天之父的意愿。」”（玛18:12-14）；”「你们中间，谁的儿子或牛掉在井里，在安息日这一天，不立刻拉他上来呢？」他们（指法利赛人及法学士）对这话不能答辩。”（路14:5-6）；”耶稣向群众说：「几时你们看见云彩由西方升起，立刻就说：要下大雨了；果然是这样。几时南风吹来，就说：天要热了；果然是这样。假善人哪！你们知道观察地上及天上的气象，怎么不能观察这个时机呢？你们为什么不能由自己来辨别正义的事呢？”（路12:54-57）。
首先，这些问题发出一种文化皈依的邀请，在与天主的关系中克服魔法性的、信德主义或惩罚性的观点：”面对与其逻辑相反的旧逻辑和人们的不解，耶稣不会局限于简单地宣布天主的神圣逻辑或法令，而是通过对话进行理性的开导”[19]。
在比喻中，这种对话的态度也存在于不时扮演天主的人物身上：”父亲[…]试图说服他的长子参加宴席。雇主并没有以自己作为老板不容置疑的权威为掩护，而是平静地向抗议者解释理由：ˋ朋友，我并没有亏负你。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德纳吗？ˊ你的任何权利都没有受到侵犯[…]。难道你看到我这种慷慨便不高兴，希望那些一直闲着的人饿着肚子，空手而去吗？田地的主人向仆人解释为什么不应该立即拔除莠子：因为有可能ˋ你们收集莠子，连麦子也拔了出来ˊ（玛13:29）；君主在谴责懒惰的仆人时，彻头彻尾地解释了其中的道理（玛25:26；参路19:22-23）；就连亚巴郎也在自己的光荣中，以非常礼貌的态度回答了在阴间受折磨的富人的抗议”[20]。
比喻中的耶稣向我们呈现了一位擅长对话的天主，祂丝毫不回避我们的疑问，而是邀请我们反思，鼓励我们以理性去经历祂，对我们”追寻真理的能力”充满信心[21]。张力虽然可能依然存在，对比喻的理解并不意味着对它深信不疑，但可以打动人心，排除阻力和偏见。
这种张力代代相传，延续不断。寓意深长的是，这些比喻的结尾并没有向我们揭示长子、仆人、最早到葡萄园的工人的回应，因此，留给每个人的是发人深省的悬念，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在抗议之后是否回心转意。对话似乎仍在继续，它向我们发问：”你对此有何看法？”
千百年来，天父继续在尊重每个人自由的前提下，邀请子女参加盛宴，留给他们反思的机会。圣经训言为我有益，胜过千万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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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cliffe，Being Christians in the 21st Century.A Spirituality for Our Time, Brescia, Queriniana, 2011, 19-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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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G. Cucci, La crisi dell’adulto. La sindrome di Peter Pan, Assisi (Pg), Cittadella, 2012, 70-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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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Ternynck, L’uomo di sabbia. Individualismo e perdita di sé, Milano, Vita e Pensiero, 2012,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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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引文略有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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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uredi, Il nuovo conformismo. Troppapsicologianella vita quotidiana, Milano, Feltrinelli, 2005, 139 s. CfrD. Wainwright – M. Calnan, «Rethinking the work stress “epidemic”», in Europe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 (200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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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P. Mastrocola, Togliamo il disturbo.Essay on the freedom not to study, Parma, Guanda,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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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G. Cucci, «Il suicidio giovanile. Una drammatica realtà del nostro tempo», in Civ. Catt. 2011 II 121-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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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 G. PietropolliCharmet – A. Piotti, Uccidersi. Il tentativo di suicidio in adolescenza, Milano, Raffaello Cortina, 2009, 4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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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isé, Il padre. L’assente inaccettabile, Cinisello Balsamo (Mi), San Paolo, 2003, 12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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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icœur, Finitudine e colpa. II. La simbolica del male, Bologna, il Mulino 1970, 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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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Vegetti Finzi, «La scuola inglese che insegna la sconfitta alle sue studentesse», in Corriere della Sera (http://27esimaora.corriere.it/articolo/%ef%bb%bfla-scuola-inglese-che-insegnala-sconfitta-alle-sue-studentesse), 7 febbraio 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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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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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Ternynck, The Sandman…, cit.,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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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tteo, La prima generazione incredula. Il difficile rapporto tra i giovani e la fede, Soveria Mannelli (Cz), Rubbettino, 2010,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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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医疗化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具有垄断医疗服务的倾向。你病了吗？你很痛苦吗？药物实验室于是提出了以解决分子机制紊乱为主的治疗。毕竟，无论结果如何，人都是不同分子组成的结果，难道不是吗？”（M.Benasayag-G.Schmit，L’epoca delle passioni tristi，Milano，Feltrinelli，200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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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Galimberti, L’ospite inquietante. Il nichilismo e i giovani, ivi, 2007,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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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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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109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