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迭戈·马泰伊（Diego Mattei S.J.） 生平与作品
“于我而言，格蕾丝·佩利（Grace Paley）就像一位世俗的圣人。谁是圣人？就是一位对事物本质格外敏锐、并且拥有非凡接纳能力的人”[1]。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在佩利逝世十周年之际这样写道。那么，这位值得如此赞誉的作家是谁？格蕾丝·佩利于1922年在纽约布朗克斯区（Bronx）出生，她的父母是两位乌克兰裔犹太社会主义者，因为沙皇当局在东欧的反犹迫害而于20世纪初移居美国[2]。佩利在纽约长大并在那里度过了其大半生，直到90年代初决定与第二任丈夫迁居佛蒙特州（Vermont），并于2007年在那里离世。
这位女作家的重要性与其文学创作数量成反比。事实上，佩利仅著有三部短篇小说集、若干短篇随笔、几乎全部收录于单卷著作中的一些应景讲话及文章以及若干诗歌合集。其作品数量相较于她的漫长人生显得寥寥无几，而与其小说中震撼人心之美相比，更是微不足道。但正是凭借这些作品，她在生前便已跻身北美及国际文学经典之列。
她的三部短篇小说集跨时约二十五年，它们是：《人的小小烦恼》（1959）、《最后一刻的巨变》（1974）和《当天晚些时候》（1985）。其中首部作品集收录了十一部短篇，后两部分别收录了十七部短篇，总计四十五篇，均以纽约为背景。与诸如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的其他女作家一样，佩利也在短篇小说中发现了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由于出版界中的普遍信念是将长篇小说视为赢得声誉和必要经济回报的唯一途径，她也曾在这一影响之下而试图创作长篇小说，但两年之后她便放弃了这一尝试而专注于短篇小说的创作。
喜爱佩利的五个理由
阅读佩利的作品之所以重要且必要，原因众多。我们可简要指出以下五点。
首要原因是女作家在特定地域执着坚守中，向读者揭示了人类经验的普世性。她的故事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它们不仅发生在纽约，而且几乎都集中于同一些街区。对本土现实的忠实和对特定地域及其语言的生动体现非但未使女作家的创造力受到压制，反而使其得以升华并拓展至普世层面。佩利的小说人物都是平凡的男女。故事的背景是都市，我们看到这些人物参与的事件是日常的工作、劳累、琐碎事务、巨大的牺牲与质朴的快乐、友情与挫折、背叛与幻灭。这些日常生活故事以偶尔显露于人物的评论和回忆的更宏大的历史为背景。佩利本人曾这样写道：“至于重大命运[3]：它关乎政治运动，关乎你在洗碗时所遭遇的历史，包括某些人为他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孩子而策划的战争”[4]。佩利的故事之不凡正在于其紧凑性。作者仅以寥寥数页的篇幅便能成功地将多重主题与议题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她以生动的语言捕捉现实与生活的复杂性，这些复杂性以整体而非碎片化或割裂的形式呈现，因此，我们不能说这位女作家只是逐一单独谈论女性处境、政治、家庭关系、两性关系或是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境遇[5]，而是将它们融于一体，正如在生活中一般。
第二个原因是佩利对生活所展现出的真诚敬意。她用心倾听生活且随遇而安；她珍视其美好、接纳其矛盾并将其视为一个奥秘[6]，一个她深知永不枯竭且有待探索的奥秘；她孕育希望，并因此而相信在最艰难的境遇中或许存在着某种未被察觉的契机，这些契机终将出现在她笔下人物的生命中[7]；她以温和的讽刺凝视人生[8]，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同理心。“格蕾丝·佩利的所有作品都洋溢着人情味、精准度和对他人的关注，充满真实而无序的生活以及切实经历过的真实生活带给我们的那些感受：无助、被朋友包围、时间紧迫、充满遗憾、幸福得难以承受或是爱到如痴如醉”[9]。
欣赏这位纽约女作家的第三个理由是她赋予其作品的道德立场：佩利对其笔下所展现的生活怀有责任感，并深刻意识到自己肩负着改善世界的使命。她通过毕生致力于和平事业的政治活动而为此做出见证[10]；也通过写作而践行了这一理念——写作于她而言是改善世界的工具，她从犹太传统中汲取了Tikkun ‘Olan理念[11]，意即“修复与完善”世界。
第四个原因是其语言的力量，因为她并不是描述一个预先构思好的世界，而是任其随着话音跃然纸上。佩利所描述和讲述的世界是纽约布朗克斯区和这个大城市中其他几个街区的世界。这是一个声音与音调交织在一起的世界，而感动读者的正是女作家忆述这个世界并将其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能力。这是一种由习语和语调构成的语言，一个需要倾听的世界。而倾听正是佩利的一个主要特长，也是她对读者的要求。这一特征甚至在被翻译成其他文字的作品中依然存在。佩利的短篇小说是有声的叙事，这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汇聚着纽约居民的声音；其二是她的笔韵。曾有人认为佩利的作品应被朗读。这位女作家曾对自己作出这样的描述：“我在1954或1955年间下决心写一部短篇小说。虽然当时写出了一些挺好的段落，其中有些句子的文笔也相当不错，但始终无法将鲜活的男女形象融入语言，也未能在那些散文段落中找到故事的脉络。[…]写短篇小说使它（佩利在此意指自己的耳朵）突然开窍，忆起了街头用语和带着俄语和意第绪语口音的家乡语言，家乡语言是我的早期人物所熟悉的语言，也是我那时会说的唯一语言。一位女作家需要两只耳朵，一只为了文学，另一只为了家乡话”[12]。
佩利短篇小说价值的第五个理由在于她为女性、母亲和妻子们的声音所提供了发声的空间[13]。《树上的菲丝》开篇令人震撼：“当我最需要有重要的对话、最渴望一丝浩瀚男性世界的气息，总之，至少是一个有头脑的伴侣能够将我的友情语言转化为不灭的肉欲之爱的语言时，我却被迫在街区小公园里闲逛，周围尽是孩子”[14]。
佩利超越了性别写作的范畴，因为她以独特的透明度展现女性处境，塑造了一系列反复出现的人物形象，其中最突出的是其文学另我（alter ego）菲丝·达尔文以及她的友人露丝、苏珊和凯蒂。菲丝是一个出现次数日益频繁的人物：她在第一部作品集里出现了两次，在第二部作品全集里出现了六次，在最后一部作品集中出现了九次。这个人物是佩利的某种分身，承载着其个人经历的诸多元素，包括乌克兰裔犹太人身份，以及成长于纽约都市的背景。与此同时，菲丝也是一个独立的文学角色，在女作家的笔下，她的某些特征会有所变更：有时有两个孩子，有时有三个；有时是家庭主妇，有时工作，有时还是女作家[15]。
一部短篇小说：《菲丝的下午》
我们为具体展现佩利的写作特色而选取的短篇小说题为《菲丝的下午》，被收录于其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最后一刻的巨变》（1974年）。
在这篇19页的小说中，佩利讲述了菲丝探望父母的故事，他们决定搬进一家名为“耶路撒冷之子”的养老院。。这次探访成为他们互通养老院内外生活近况的契机。在佩利的笔下，这个故事成为对情感关系与生存之脆弱性的省思，其中穿插着有关历史（大写“H”）的注脚，将其作为日常生活的常态呈现。通过几处过渡性笔触，佩利将菲斯牢牢置于犹太宗教与文化框架之内，并以温和的讽刺笔调淡化了那些原本会令人感到痛苦的回忆。小说的开篇令人想起惠特曼（Whitman）庄严的语气，同时又以讽刺的笔触刻画了某些新世纪（new age）运动追溯祖先传统的态度：“至于你，西方阵营的自由思想者，若有真知灼见，切莫迟疑。此刻就大声疾呼吧。二十年后，无论春天是否如期而至，你的孙辈们将躺在世界各地的游乐场里，用耳朵贴着地面，试图捕捉遥远过去的信号”[16]。
属于她的是一个东欧的过去：“几乎在每个工作日的午夜，菲丝都会把头埋在枕头下面，梦境中的她汗水淋淋，因海浪的轰鸣而晕船，因被困在涨潮的大浪中风的尖声呼啸而眩晕。这是因为她的祖父曾乘风破浪，在波罗的海冰封的海滩上滑行数英里，口袋里装着一条冻僵的鲱鱼。而她，这个全神贯注的女孩，却出生在康尼岛”[17]。
实际上，她的祖先只有父母二人；她的家庭环境由她的两个兄妹构成，妹妹的名字颇具深意——霍普（Hope），意为“希望”。父母双亲在刚刚六十岁时就决定隐退到一所讲意第绪语的犹太人养老院，这令子女们感到困惑；女儿霍普责备母亲为什么偏要与不讲英语的人生活在一起，母亲回答道：“我这一辈子讲英语已经讲得太多了”[18]；儿子则指责父母为什么不愿意移居以色列，并一边推断说：“‘人们会更能理解这样一个决定’。‘把你们都留在这里？’，她反问道，眼里闪着泪光，因为想到孩子们会很孤独，将在生活的浅滩上挣扎度日，没有她的泪眼相伴”[19]。
菲丝的母亲达尔文夫人以一种钢铁般的坚定方式解决了身份认同问题，而佩利则以这样一幅生动的画面精准地刻画了其言语的坚定、有趣以及她的个性：“她的母亲反而对此毫不在意，在康尼岛与同族人安定下来之后，她便认真学习意第绪语，还帮助不太擅长语言的丈夫，刚刚学会说那些必要的动词和名词，她就许愿说要用意第绪语发牢骚、用意第绪语抱怨，这成了她至今仍然执守的信念”[20]。这些词汇被收藏在舌尖上，因为它们需要被细细品味。
菲丝“自从意识到自己会由于里卡多的缘故而陷入一个伤感的时期后，她只去探望过父母一次。菲丝是个地道的美国人，和所有人一样，她成长于一个以幸福为明显前提的环境。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她现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来都痛苦不堪。为此，她在父母面前深感羞愧”[21]。不幸就像是必须承受的流感或命运，而她的美国身份却不允许她活得不开心。她的父母是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知识分子，因此被卷入了那个年代的各种争议：“他们的头脑中充斥着各种事件。耶路撒冷的分裂；持续主导其讨论话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它是否真的必要？）：新的反犹主义浪潮正冲击着他们获取的平静的海岸”[22]。
面对这些社会事物与发展的前景，不快乐对于其父母而言不过是凡人琐事，并不值得关注；仿佛存在着这样一个悬念：在美国怎么可能不快乐呢？对此，佩利精妙地指出：“菲丝和她在繁荣时期的可笑处境只能让他们感到厌恶。她怏怏不乐的执念会使他们感到羞耻”[23]。佩利以何等精妙的笔触勾勒出年迈父母面对女儿的不幸福而感到的困境及其将自身性格特征投射到他人身上的充满人情味的表现，菲丝的不快乐是由于自己的执拗，而不是因为他们不妥协的立场！
接下来是对菲丝的第一任丈夫里卡多的介绍。女作家这样描绘他：“那个里卡多，菲丝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个优雅的男子。他为其他男人对自己的钦佩而沾沾自喜。正因如此，他宣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也和所有真正的男人一样，他追逐女人。[…] 他会给每个女人起个通常与其身体缺陷有关的绰号”[24]。于是，光头妹、胖妞、虱子妹应运而生。佩利以短短三行字将这个充满缺陷的男子塑造为一个她假称“优雅”的形象：实际上，他不仅虚荣肤浅，而且只在乎其他男人的看法。通过这一缩影，佩利还描绘了某一历史时期中的男女关系格调，以一种不刻意强调的方式忆述了那种男人以贬低女性而自得其乐的社会背景。
作者对菲丝向母亲透露与里卡多的婚姻陷入危机的描述堪称点睛之笔。菲丝对母亲说：“我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总是在一起了”[25]。她试图在欲言又止的含糊其辞中减轻残酷现实的打击：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在一起了…对此，母亲的回答令人吃惊：“ ‘菲丝！’，母亲对她说，‘你脾气太不好了。不，听我说。这种事很多人都经历过。过两天他就会回来的。说到底，孩子们…跟他说你很抱歉就行了。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无足轻重。两个月前他过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多了。别想太多。打扫打扫房子，烤个牛排。让孩子们安静点，叫他们去邻居家看电视。不等你回过味来，他就已经回来了。别在意。去做个头发，爸爸会更乐意多给你点钱花。[…]别担心。明天他就会回来。不如现在就回家，你会看见他正在开唱机呢’。‘妈妈，里卡多五音不全’。 ‘哎，菲丝，你得把日子过得更好一些’ ”[26]。
达尔文夫人对女儿的回答是一幅传递出多种情感和想法的整个人生的画面：短短几句话中透露出母亲的惊恐。急促的呼吸显出她正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试图找出过错和责任（将它们归咎于女儿）以及挽回局面的办法，她一边叫女儿“别想太多”、“别在意”，一边劝她整理家务、打扮自己，以重新营造舒适的环境，促使丈夫归来。一切都源于这样的信念：女人必须忍耐；女人离开男人就无法生存；女儿得把日子过得比现在更好，也就是说，不能没有丈夫在身边。这既是对现实的全然否定，同时也是女性代际之间无声的理解。
正在此时，一位年长许多（也更世故）的邻居吉特尔·黑格尔-施泰因女士坐着轮椅进入了房间，她惊讶地发现友人的女儿的来访。“等等，别告诉我，这是菲丝。天哪，菲丝？我认识霍普，但这是菲丝。总算有时间来看看你妈妈了…她真幸运，你并不总是忙个不停”[27]。母亲立刻为女儿辩护：“拜托，吉特尔，请别这样”，菲丝的母亲羞愧地说道。“真的，求你了。菲丝会抽空过来的。她也当妈的。两个孩子都还小，她还要工作。吉特尔，你忘了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吗？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什么最重要？孩子…年幼的孩子，他们是最重要的”[28]。母亲一边提醒吉特尔也曾经历且不可能忘记的女性共同处境，一边向她提出理解女儿的请求。
此处，佩利又添了一笔，让轮椅上的女士开口说道：“哦，当然，当然，最重要的，我可知道什么最重要。阿奇不是最重要的吗？多么大的荣誉啊。佛罗里达最重要的先生和夫人给我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哩”[29]。这正是怨恨和责备的根源：这个女人所感受到的孤独。吉特尔也在菲丝不曾前来探望母亲的日子里体会到自己所感受到的被遗弃感，因为远方的儿子和儿媳也都不来看望她，他们只是从佛罗里达寄来一张明信片。于是，黑格尔-施泰因夫人拿出需要绕成线球的毛线，三位女士在这个如此平凡的日常动作中重新找到了和谐与理解的空间：“‘再来点毛线，再来点毛线’，达尔文夫人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将一个缠好的毛线球塞进购物袋。她们像蜜蜂一样勤劳，在女性的低语声中编织着生活与生命的故事。她们劳作着，交换着必要的信息，宛如一个基布兹的缩影”[30]。
在这个重归和谐的一刻，女儿问道：“‘对了，妈妈，街区里有什么新闻啊？’ […]。或许她们能在里卡多逼近的阴影像指头般地戳进眼睛之前享受片刻的欢愉”[31]。菲丝心中满是悲伤，对丈夫的记忆如同泪水一样在眼眶里打转，戳进眼睛的指头会使泪水决堤而下。
在吉特尔的坚持下，菲丝的母亲终于克服了她想对各种家庭情况守口如瓶的羞怯，开始谈起女儿的一些友人。她的朋友苔丝·斯洛温斯基几年前生了个孩子，“是个怪物。真正的怪物。没人见过他。他们把他送进了一个机构。好吧，然后是第二个。他们立刻重新开始，再次尝试，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这个孩子生下来就对什么都过敏。橙汁会让他起红疹。牛奶会噎住他。带他去乡下，他的眼睛就会肿起来。好吧，然后是她的丈夫阿诺德·利弗，一个真正的好小伙子，得了癌症。[…]医生切除了他的一根手指。但病情又恶化了。他们对他的手予以截肢。但还是无济于事。这位可爱的小伙子就此一命呜呼了”[32]。在这串不幸事件的清单中，不断出现的“好吧” 蕴含着何等强大的承受力，或许那只是听天由命的帐簿吧！
此外还有琼·布劳恩的经历：她和丈夫遭遇了一场财务崩溃。菲丝对她毫不同情。他们选择了“非犹太人”的生活，忘记了自己 的犹太血统，并不值得同情。接着是安妮塔·富兰克林的故事，她嫁给了一个塞法迪犹太人，一个大学教授。这位儿时好友遭到丈夫的抛弃，他让一名女学生有了身孕。在此，佩利发现了一个用以表达菲丝的共情的非凡意象。此前，她始终以克制的态度接受消息，但好友的遭遇让她重新置身于自己作为被遗弃的妻子的处境：“就在那一刻，里卡多逼近的阴影突然刺入她的左眼，向世人揭示了她的情感裂痕的浅薄。就在那一刻，她肌肤上的梯田可以种植稻米，稻苗会在从那一刻起的整个下午都将她淹没的上涨的河流中茁壮成长。为了自己，也为了安妮塔·富兰克林，菲丝垂下头来，啜泣不已”[33]。储满了水的水稻梯田的意象象征着菲丝洒下的泪水；我们眼前的她浑身是泪，整个身体在那泪水的冲击下形成层叠的水田。而后是一片寂静。
接下来，故事描述了菲丝与走进房间的父亲的对话，她向他隐瞒了自己的哭泣。在送女儿去地铁站回家时，父亲穿过养老院“正在进行着关于当今俄罗斯犹太人问题的激烈争论”[34]的几个大厅和“上面焊有令人不安的金属草体字‘耶路撒冷之子’”的铁栅栏[35]。仅用寥寥数笔，佩利继续忆述那些年的社会争议氛围，甚至隐约透出德国集中营那段并不遥远的往事。谈话进行到一半时，这位曾毕生致力于工会工作的老社会主义者父亲说道：“嗯…你知道的，如果你真的愿意，我也可以放弃这些政治活动。最近我有点迷失方向。这是个过渡期。别笑，菲丝。总有一天你也要经历这样的事。从我的经历里学点东西吧。我曾想让服务人员加入工会。看门人、电梯员，知道吗？他们大多是有色种人。你该是也注意到他们现在开始崭露头角了。尽管怀有希望，但我从未料想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天。我想是战争造成的吧。你怎么看，菲丝？战争使犹太人成为美国人，使黑人成为犹太人”[36]。在这段文字中，佩利成功传达了自五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所经历的焦虑与深刻变革（首要的是种族问题）以及部分社会成员所经历的阶层攀升感。正如本文在开篇所言：我们面对的虽是一段关于探望年迈父母的小故事，但重大历史与其交织在一起并通过故事主人公的言语得到间接的展示。
最后，故事以留有悬念的开放式告终。在此，家庭阴影重新出现：“‘我知道孩子小的时候是什么情况，菲丝，你总是被束缚着。我们多年无法自由行动。那时候，我除了开会没有别的。我不喜欢甩开你母亲一个人去看电影开心。当时还没有保姆。保姆真是个绝妙的发明。多亏了她们，夫妻才能永远保持爱人关系。哦，对不起！’，他喘着气说，‘我的宝贝…’菲丝对他的惊呼感到惊讶，因为她还没感觉到心痛，眼泪就涌上了眼眶”[37]。我们再次看到，对一生社会奉献的回忆、养育孩子和为夫妻生活争取空间的困难、以及在心痛之前涌出的泪水，这些元素被共同表达出来。在地铁站台的楼梯边缘，父亲要求女儿早日回来探望他们：“‘菲丝’，他叫住她，‘你能早点回来吗？’。‘哦，爸爸’，她从四个台阶下抬头望着他说道，‘我得先找到一点快乐才能回来’”[38]。在年迈父亲的坚持与女儿的抗拒之间，对话短暂地进行着，直至她最终同意带孩子们一起来探望姥爷。
“以其富有同理心的倾听能力，
佩利提醒我们，这个世界需要的是更多的爱。”
此时——我们已来到故事的最后几行——佩利“创造”了（更准确地说“发现了”）父亲做出的一个使两人的告别令人难忘的动作：“达尔文先生从栏杆后伸手握住她的手指。他紧握着她的手指，将它们贴到自己湿润的脸颊上。随后，他发出‘啊啊…’的声响，那是突然发作的反胃，完全出于消化不良。不等她将视线从那张饱经风霜的受辱的面孔上移开，跑下地铁楼梯回家，他已将她汗湿的手从自己的手中放下，转过身去”[39]。
父亲的举动和发作标志着一种根本的悬念：这一举动是因为老人意识到自己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见不到女儿，还是因为生活的痛苦？是在那触动感情的时刻感到对自己的厌恶，还是菲丝在故事开头所指责的羞耻感击中了他？这是一个不明确的结局，它显然不是好莱坞电影中那种和解的大团圆结局，而是对人生本质最人性化的承认。同时，故事开放式的结局也为希望留下了空间：菲丝终将重获幸福，她将再次探望父母而无需掩饰自己的眼泪；两位老人也将继续生活，将看到孙辈的成长。
结语
佩利所构建的这片“光彩四溢的语言表面”[40]并无意于恢复世界的线性轨迹（这种线性轨迹并不存在），而是唤起世界之璀璨，如同万花筒将光线折射成层出不穷的彩色影像和晶体，而她所使用的不过是随便在一个抽屉里就可以找到的最简单的材料。凭借她惊人的同理心和倾听能力，这位女作家完成了一个更深刻的举动：她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更需要被爱。或许，我们需要有人提醒我们去爱它，并告诉我们如何去爱：因为有时候，当我们忙于生计时，对世界的爱会从我们心中悄然溜走”[41]。
- G. Saunders, »La santa patrona del vedere«, in G. Paley, Tutti i racconti, Roma, SUR, 2018, 7. ↑
- 参见A. Accardo, L’arte di ascoltare. Parole e scrittura in Grace Paley, Roma, Donzelli, 2012, XVII. ↑
- 对佩利而言，她的“小幸运”是五十年代中期幸遇肯·麦考密克（Ken McCormick）——这位出版商在应其妻子兼佩利女友之邀而读过她的三篇作品之后鼓励佩利继续创作短篇小说。 ↑
- G. Paley, Tutti i racconti, cit., 25. ↑
- 关于这一点，参见G. Paley, »Come tutte le altre nazioni«, in Id., L’importanza di non capire tutto, Torino, Einaudi, 2007, 43-51. ↑
- 参见同上，第170-175页。 ↑
- 参见短篇小说»Una conversazione con mio padre«, in G. Paley, Tutti i racconti, cit., 320-327. ↑
- 参见A. Accardo, L’arte di ascoltare…, cit., 99-101. ↑
- G. Saunders, »La santa patrona del vedere«, cit., 15. ↑
- 佩利一生中多次因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的静坐和抗议活动而被捕。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大熔炉中，除了促使人们深刻重新思考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的巨大社会风气变革之外，人们对生态和自然保护的最初意识也日渐成熟。值得回顾的是，最高法院直至1954年才作出宣布学校种族隔离违宪的历史性判决。佩利曾撰写文章、参与辩论并致力于推进和平主义、反核、反军国主义和民主保护的立场；她的足迹遍布全球，其中包括中国、北越、俄罗斯以及中美洲各国。 ↑
- 参见G. Paley, Tutti i racconti, cit., 129 s. ↑
- 同上，23 s. ↑
- 参见A. Accardo, L’arte di ascoltare…, cit., 66-88。关于母性作为共享的社会角色与责任这一主题，参见G. Paley, »Altre madri«, in Id., L’importanza di non capire tutto, cit., 30-35。另见短篇小说»Parchi giochi nordest« in Id., Tutti i racconti, cit., 308-311。还可参见短篇小说»Il momento costoso«的结尾，其中菲丝·达尔文与一位来自中国的女性访客就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展开讨论并发现母性体验是将她们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超越国界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共同条件（参见同上，Tutti i racconti, cit., 504）。 ↑
- 同上，Tutti i racconti, cit., 247. ↑
- 参见A. Accardo, L’arte di ascoltare…, cit., 6-8. ↑
- G. Paley, Tutti i racconti, cit., 211. ↑
- 同上。 ↑
- 同上，第212页。 ↑
- 同上。 ↑
- 同上，第213页。 ↑
- 同上。 ↑
- 同上，213 s. ↑
- 同上。 ↑
- 同上，第214页。 ↑
- 同上，第216页。 ↑
- 同上。 ↑
- 同上，第217页。 ↑
- 同上。 ↑
- 同上。 ↑
- 同上，第218页。 ↑
- 同上，第219页。 ↑
- 同上，第221页。 ↑
- 同上，第225页。 ↑
- 同上，第226页。 ↑
- 同上。 ↑
- 同上，第227页。 ↑
- 同上，第228页。 ↑
- 同上。 ↑
- 同上，第229页。 ↑
- G. Saunders, «La santa patrona del vedere«, cit., 8. ↑
- 同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