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 迭戈·马泰伊（Diego Mattei S.J.） 1996年2月1日，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小说《无尽的玩笑》（Infinite Jest）由纽约小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出版。今年是该书出版30周年，它至今仍被视为美国文学界最复杂、最具争议的小说之一。作为“小说世界”，《无尽的玩笑》构成一条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确认了作者在摈弃元文学和讽刺手法的同时，努力创作能够直面人生重大主题的文学作品[1]。
书名《无尽的玩笑》来自莎士比亚所著《哈姆雷特》[2]中的一句台词：年轻的丹麦王子手持其父王宫廷弄臣约里克的骷髅头说，“唉，可怜的约里克！我从前认识他的，霍拉旭。他是个滑稽百出、妙想天开的家伙”。此处提及这位弄臣的妙想天开，是为了表达生命的脆弱性和“铭记死亡”（memento mori）这一经典主题。约里克的滑稽百出在《无尽的玩笑》中化为无尽的、绝对的、因而也是致命的玩笑。
生平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于1962年2月21日出生于伊萨卡（Ithaca，纽约州），在中西部都会区香槟-厄巴纳（Champaign-Urbana，伊利诺伊州）长大。该地区是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所在地，华莱士的父亲曾在该大学教授哲学。他的父母是詹姆斯·唐纳德·华莱士（James Donald Wallace）和莎莉·珍·福斯特（Sally Jean Foster）；作为作家，大卫决定采用双姓氏[3]。
高中毕业后，他被享有盛誉的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录取，他的父亲也曾就学于此学院。追随父亲的脚步，他很快便展现出敏锐而卓越的才智，并因其在模态哲学和数学方面的论文而获得重要奖项。1985年，其哲学学士论文荣获盖尔·肯尼迪纪念奖（Memorial Prize Gail Kennedy）；1987年，他凭借小说《系统的扫帚》获得怀廷作家奖（Whiting Writer’s Award），被评为新锐作家，而这部小说也是他的第二篇论文，即英语专业毕业论文[4]。
因对文学与哲学的双重热爱，他向多所大学提交了哲学博士申请，在同时被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录取的情况下，他最终决定了哈佛。遗憾的是，大卫自青年早期便饱受抑郁症困扰，不得不依靠药物来控制病情。他在《阿默斯特评论》（Amherst Review）上发表的首篇短篇小说《蒂拉丰星与那件糟糕的事》（The Planet Trillaphon as It Stands in Relation to the Bad Thing）便是对抑郁症的描绘。抑郁症成为其小说创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多年后，他在1999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对丑陋人物的简访》（Brief Interviews with Hideous Men）中创作了《抑郁的人》（The Depressed Person）一文——此外，《无尽的玩笑》中关于凯特·戈姆珀特（Kate Gompert）的篇章也体现了这一主题[5]。
大卫在其大学生涯中曾多次因抑郁发作而中断学业，但直到1989年在波士顿麦克莱恩诊所（McLean’s）住院之后，他才最终决定放弃哲学研究并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自1987年起，华莱士开始发表小说作品和散文集。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展现出一种对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将渊博的学识与丰富的信息和犀利、讽刺且引人入胜的文风完美地融合在一起[6]。自九十年代起，他开始讲授创意写作，先是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随后，自2002年起转至加利福尼亚州的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
2008年，华莱士于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Claremont）自杀身亡。他一生饱受抑郁症折磨，而此次自杀正是由于中断了药物治疗所致。据一些人称，作家是为了完成他正在创作的小说《苍白的国王》（The Pale King）而决定中断服药；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后果应归咎于医生的一个不利建议，即以新研发的药物替换他已服用多年的老一代药物[7]。不幸的是，新药物对大卫并无疗效，而当有人建议他恢复服用以前的药物时，却发现它们已因服药连续性被中断而不再有效。尽管华莱士的妻子、朋友及其父母一直密切地关注他，他还是因为承受不住巨大的痛苦而选择了自杀[8]。
《无尽的玩笑》的诞生
令人迷恋、饱受折磨、聪颖无比、才华横溢：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生前便已是一个流行文学的偶像。悲剧性的结局使他获得了无人能及的作家地位，尽管其作品其实并不很多：三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被作者本人否认（《系统的扫帚》），一部篇幅庞大（《无尽的玩笑》），一部于其死后出版（《苍白的国王》）；另外还有三部短篇小说集和两部散文集。
在他的写作生涯中，至少可以区分出两种风格：叙事小说与散文创作。虽然我们认为他最精彩的文本是短篇小说——其中行文的澄澈生动与篇幅的精炼相得益彰——但他的名声却与《无尽的玩笑》密不可分。这部小说诞生于作家的一场深刻危机之后，那场危机不仅与其个人生活紧密相关，也涉及文学创作层面。在谈到那段时期时，华莱士对它的定义有两个：一是在27岁时遭遇的中年危机；一是宗教与精神层面的危机。
1989年是大卫人生中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彻底放弃哲学学业。原因多种多样：无法承担哈佛大学博士课程所要求的繁重学业负担；严重的抑郁症和自杀倾向迫使他住进波士顿的麦克莱恩诊所接受治疗；在戒除毒品和酒精的过程中继续投身文学创作，这种渴望使他成为“匿名戒酒会”支持小组的忠实成员。
在那段时期，大卫曾做过一些非常卑微的工作[9]，这一方面是出于AA（匿名戒酒会）计划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难以将自己想象成一名创意写作教师 。不过，尽管担心教学会对自己的写作机制产生影响，他最终还是决定成为一名教师。学生和同事们的见证不约而同地向我们展现了大卫出人意料的一面：作为教师，他严谨、严格、守时、慷慨且敬业。从创作角度看，华莱士在那几年面临的挑战是难以在长篇小说Westward the Course of Empire Takes Its Way（意文版：Verso Occidente l’Impero dirige il suo corso）问世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大卫深受巴塞尔姆（Barthelme）的短篇小说《气球》（The Balloon）震撼——据他本人所言，正是这部作品早在他还是阿默斯特学院年轻学生时便点燃了他的写作灵感——因此大卫早年致力于实验性叙事研究、元文学研究以及被归类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流派。他以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唐·德里罗（Don DeLillo）、威廉·加斯（William Gass）和威廉·加迪斯（William Gaddis）等作家为榜样，其中托马斯·品钦尤其成为他在创作和编辑《无尽的玩笑》期间的一位重要导师，华莱士曾多次向这位比自己年长的知名作家寻求帮助。
其敏锐的才智促使他与当时已被视为该流派精神领袖之一的作家约翰·巴特（John Barth）展开对话。短篇小说Verso Occidente l’Impero dirige il suo corso既是对巴特《迷失在欢乐屋》的改写，也是一次狂野的元文学表达练习：它超越了师承的范畴，构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弑父”行为，因为它将元文学评论的技法推向了无法逾越的极致。写成之后，大卫开始思考：[10]写作将走向何方？正是在这种不确定的背景下，他重新开始写作。在利普斯基（Lipsky）与他的长篇访谈中，大卫指出，在某个时刻，那些原本独立、疏离且彼此并无联系的篇幅开始围绕着一个计划凝聚起来，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计划的宏大格局，以至于在找到书名的很久之前，当他与其历来的文学经纪人邦妮·纳德尔（Bonnie Nadell）谈论自己的创作时，这位作家便用“那部长篇”来指代它。
在大卫的回忆中，这部小说诞生历程的宏大程度并不亚于作品本身：起初是为精简篇幅而进行的斗争，接着是与出版商的漫长商讨，最后还有校对工作。数百页被删减，另有数十页被转化为388条注释，作为独立章节置于小说末尾。有些注释仅寥寥数语，有些则长达数页。在意大利文最终版中，这些注释合计占据了全书100页的篇幅，汇集了化学、物理、数学、药理学、光学和力学等领域的知识，同时还穿插着文字游戏及纯粹的虚构元素。因此，《无尽的玩笑》的出版历程，无论从写作角度还是出版角度来看，都堪称独特。
小说《无尽的玩笑》
《无尽的玩笑》讲了些什么？小说中的大量素材来自作家的亲身经历。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曾是年轻网球天才的往昔、家庭内部的紧张关系以及父母的离异、与母亲的复杂关系[11]、与抑郁症威胁的抗争、药物滥用及其戒毒过程——一个回归生活、重获自由生活可能性的历程。
概括这部小说的情节实属不易，原因是华莱士在其中讲述的故事和人物数量庞大，细节描述也极为丰富多样。《无尽的玩笑》主要由两部分故事构成，它们被置于一个反乌托邦的框架之中，该小说的标题正是受这一框架的启发而来。 小说的第一部分围绕波士顿的恩菲尔德网球学院（一所培养年轻人才的体育学院）、创立学院的因坎登扎家族（意大利裔，确切地说来自翁布里亚地区）以及该家族最小的儿子哈尔展开。哈尔虽是网球界新星，却深陷于严重的毒品成瘾问题。第二部分，或许也是篇幅更长的一部，讲述了发生在恩内特之家的故事，它同样位于波士顿，是一所专门收治酗酒者和吸毒者的康复中心。这一部分的主角是唐·盖特利(Don Gately)，一位体格魁梧的29岁非裔美国人，既是吸毒者也是罪犯，他在该机构内接受戒毒治疗，同时也担任工作人员。D. T. 马克斯（D. T. Max）认为，在最终的演变中，这个人物[12]有一种明显的基督论隐喻[13]。
贯穿这些章节的主题与故事不胜枚举：死亡与重生、希望与自我毁灭、暴力与堕落，涉及来自社会各阶层的男男女女。与网球学院篇相比，这篇由吸毒者故事组成的章节更像是一幅描绘受伤且被边缘化的人性的拼图，一部汇聚了历经地狱磨难、寻求新常态但未必总能如愿的声音与面孔的合集。在这个章节中，华莱士抛弃了实验性与戏仿性笔调，以尊重与尊严的态度将从讲述者那里听到的故事再现给读者。
小说的第三部分是对前两部分的整合和完善，它篇幅最短，但为小说提供了框架。这些章页的笔调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此，我们面对的是一部反乌托邦、荒诞不经且时而充满幽默的叙事，书中人物古怪、疯狂且自相矛盾。在这幅色彩斑斓的反乌托邦图景中，华莱士成功地预见了某些似乎与当今某些事件遥相呼应的政治扭曲。在此，整个北美大陆已整合为一个单一实体，它由“北美国家组织”（Onan）构成，除美国之外，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加入了这一组织，从而成为美国的保护国。这个国家由一位曾是歌手的总统约翰尼·詹特尔 （Johnny Gentle）领导，他善于利用电视的影响力而谋取权力。这个反乌托邦的未来——在许多方面都与我们当下的现实相似：关于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的讨论、北约的解体、要求欧洲国家承担军事开支以及领土兼并与割让等问题[14]。此外，还有人开发了一段视频，仅需观看一次便足以摧毁观看者的大脑，因为它能制造出一种无法遏制的快感恶性循环，将人推入绝对且无法挽回的木僵状态。“这些人的生活意义已坍缩至一个极其微小的焦点，以至于没有任何其他活动或关系能吸引其注意力”[15]。
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利益，美国特工与魁北克分离主义活动家为此而展开了对话，试图找回该视频的原始拷贝：前者意图销毁它，后者则想将其作为报复武器。
这些情节线相互交织，甚至跨越不同年份——这些年份的命名不再以耶稣基督诞生后的年数为顺序，而是取决于购买该年份名称来推广产品的公司（例如“华堡年”、“塔克斯药用创可贴年”、“试用装多芬香皂年”等）。小说的大部分情节发生在“得伴成人纸尿裤年”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之内，据《无尽的玩笑》爱好者推算，与这一年相对应的年份是2009年。考虑到作家于2008年自杀身亡，小说中这一出人意料的时间设定在读者中引起了一种伤感，也赋予了整部作品一种近乎末日的氛围，而这正是作家本人或许不会介意的。
华莱士行文的密度、细节的丰富与精准、语言的考究以及所运用的多种文体和许多篇章所蕴含的伦理张力使得阅读《无尽的玩笑》既是一项艰巨而费力的任务又充满着迷人的魅力。华莱士曾指出：“如果一位作家能够干好自己的工作，那么，实际上他所做的无非是提醒读者有多么聪明——我是说读者自己。也就是说，这样的作家能够让读者看清某些自己本来就已经知道的事情”[16]。
《无尽的玩笑》中出现的若干主题
《无尽的玩笑》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更是一个创造沉浸式阅读体验的“小说世界”。在与大卫·利普斯基的长篇访谈中，华莱士表示，文学应当让读者产生身体上的感受：“实验性与先锋派文学能够捕捉并呈现世界对我们的神经末梢所产生的刺激，这是传统现实主义所无法企及的”[17]。
《无尽的玩笑》穿梭于奇幻、伦理、政治、精神与反乌托邦等多重层面，既涉及通过武力而获取可用资源的道德反思，也有关于传播媒介的社会思考：正是这些思考使华莱士预见了当今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他断言说：“于是，到了某个时刻，我们必须在直觉层面上构建一种机制，以帮助我们应对这种状况。由于技术只会变得越来越先进，独自面对屏幕上的图像将会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舒适、越来越令人愉悦。但是，向我们提供这些图像的那些人并不爱我们，他们想要的是我们的金钱”[18]。
华莱士并不相信互联网的民主性和民主化作用：“任何在网上花费过一些时间的人都会立刻明白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它会彻底掌控你 […]。因此，在我看来，这显然很快即将为网络流量监管者开辟一个不错的利基市场。明白我的意思吗？管它们叫什么都行，节点、枢纽，或者别的什么。它们不仅要根据主题进行筛选，还要根据质量[…]。我们也将会祈祷这些东西能够存在，因为否则我们将把95%的时间耗费在任何一个小丑都可以从他狭小的半地下室里制造的垃圾上，在里面苦苦搜寻……而这些小丑不过是彻头彻尾的[19]”[20]。
在《无尽的玩笑》中，华莱士反思了麻醉物质的普遍滥用、当代“绝对”享乐的人类学[21]、孤独、美国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扭曲[22]以及自由意志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已脱离了任何现实参照[23]。
这位作家表示：“我想写一些能从深邃的底层触及美国本质的东西。归根结底，在我看来，在新千禧年伊始，当下最鲜明的美国特征既与娱乐相关，也与一种奇怪的、无法抗拒的…嗯…想要沉溺于某种事物的渴望有关。我最终将这种渴望视为一种扭曲的宗教冲动[…]。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在一本书中探讨人与任何形式的神灵之间的关系可谓异常艰[24]”[25]。
华莱士曾多次强调，文学的使命在于战胜孤独，而阅读的功能则是跨越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屏障与差距。这一目标无法通过逃避来实现，却通过联结而完成，事实上，逃避是一个致命的诱惑。大卫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有担当的作家，[26]不仅热爱精湛的文笔，更致力于探讨人类生命的终极命题。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大卫也将写作视为一项[27]伦理使命与追求。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华莱士也将写作视为一项旨在探索生命意义的伦理使命与追求。
华莱士肩负着构建一种人性化且具“叛逆性”的文学的使命，其目的是将情感重新置于核心位置[28]。他希望超越那种在他看来由电视导致的、对当代敏感性造成巨大扭曲的讥讽。在《无尽的玩笑》中，他触及了生命中的重大议题，其中包括对救赎的渴望以及救恩的主题。“是啊，怎么说呢…我为谁而活？我信奉什么，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它们属于那种如此深刻的问题，一旦被大声说出来，反而会[29]”。
这是一种深沉的渴望，早在1989年的首部短篇集《怪发女孩》中便已若隐若现。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尽管华莱士的许多篇章带有戏仿性质且无疑充满实验性——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但在文字的表象之下，仍能使人感受到一种真实的张力以及对叙述或描绘的故事中人性内核的深刻尊重。他也向利普斯基表示：“但我认为，部分原因还在于某些事物会影响一个人所经历的内在体验。此外文学必须探讨的情感。也就是说，当今的人在屏幕前花费的时间远远超过以往。在霓虹灯照亮的房间里，在办公室的隔间里，置身于数据传输的两端。那么，在这样的交流中，人类、活着、践行自身的人性——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文学的技巧，在我看来，是尝试创造丰富的细节，并发展出一种能够展现这一切的语言。[…] 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感官体验截然不同的世界里，弄清楚如何做到这一点”[30]。
“歇斯底里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已广为人知，这一批评性定义由评论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提出，用以指代一种文学作品，为了传递一种故事与人物并不具备的生命力，这种文学作品致力于极度丰富的细节和繁复的叙事结构。
在我们看来，对于《无尽的玩笑》以及这位作家的短篇小说而言，这一评价未免过于苛刻。当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位构思丰富的作家。其作品蕴含着高度的理论与社会反思。他的处女作《系统的扫帚》几乎是一部哲学小说，涉及语言在与世界的关系中的作用，其中与分析哲学以及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和德里达（Derrida）观点的联系频繁且深入。《怪发女孩》（在美国原版中包括短篇小说《帝国向西拓展》[Westward the Course of Empire Takes Its Way]）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融入了大量关于元文学影响和文学理论[31]思考。《无尽的玩笑》汇集了作家多年来在其散文中展开的诸多思考。特别是，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华莱士在990年所著散文《合众归一》（E pluribus multam），这篇文章探讨了电视在美国文化中的作用以及电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同样，在《无尽的玩笑》中还有对职业竞技网球世界的描述，此类描述至少出现于这位美国作家的五篇文章中，其中最精彩的一篇无疑是《罗杰·[32]》[33]。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宗教感悟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无尽的玩笑》及其他作品的多个段落中，华莱士展现出鲜明的基督信仰和天主教情怀。虽然他的父母都是无神论者，但可以肯定的是，成年后的他至少曾经两次接近天主教，并踏上了基督信仰的慕教历程。尽管未正式皈依，但我们认为，他已对信仰和教会形成了成熟的感悟与真实的认知。《无尽的玩笑》多次涉及超越性与信仰。书中三次提及由贝尼尼（Bernini）创作的《圣女大德兰神魂超拔》雕像[34]，该雕像位于罗马圣玛丽亚·德拉·维托里亚（Santa Maria della Vittoria）教堂内，被视为与《无尽的玩笑》相呼应的神秘超越性象征。小说的某个段落还间接提及了这位西班牙圣女的著作《内心的城堡》。
此外，华莱士在许多段落中提及了耶稣会士，他通常采用一种自得其乐的幽默方式，这些段落频繁且普遍地出现于其作品中，以至令人猜想他可能对耶稣会有某种切身的了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无尽的玩笑》结尾处出现的一个简短故事，其中讲述了一名加入耶稣会的男子所经历的信仰危机。另外，耶稣会士也是（精彩的）短篇小说《并非[35]手建造的教堂》中的一个人物。再有，一位耶稣会士也在其去世之后出版的著作《苍白之王》中出现。此外，广为人知的还有对华莱士一篇[36]的依纳爵灵修解读，这篇演讲是他在肯扬学院（Kenyon College）向一批即将毕业的学生所做的讲话，[37]题为《这是水》[38]。
据多位作者指出，这位美国作家在向学生们描述其思想态度时，明确提到了《神操》中那篇属于核心默想的“两旗默想”。华莱士在那篇值得我们通读的演讲中指出，文学研究不仅教人如何思考，更教人思考什么，而且它也是同理心、耐心、自嘲和善良的学校。此外，在与利普斯基的访谈中，华莱士还对C·S·刘易斯（C. S. Lewis）所著《贝利奇的信》（意文版：Le lettere di Berlicche，英文原版：The Screwtape Letters）一书极高的价值与声誉表示认同。这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形式的关于辨别神类的手册。据其传记作者D. T. 马克斯所述，福斯特·华莱士还曾参加过一个依纳爵[39]课程[40]。
概而言之，我们可以认为，《无尽的玩笑》在出版三十年后，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展现出了鲜活的现实意义：首先是其语言的力量，它至今仍然吸引读者并让他们体验到一种独特的沉浸式阅读感受；其次是该书对某些政治与社会扭曲现象所展现出的预见性和先知性，这些扭曲的现象与以享乐为中心的人类学以及某些技术所滋养的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密切相关；第三个方面是书中蕴含的伦理与精神张力，虽然以消遣为题，却旨在探讨最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做人。
- 关于致力于创作超越讽刺与幻灭的文学这一主题，请见：E Unibus Pluram: gli scrittori americani e la televisione, in D. F. Wallace, Tennis, tv, trigonometria, tornado (e altre cose divertenti che non farò mai più), Roma, minimum fax, 2018, 35-129.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对“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这一格言的戏仿，作为美国的非官方格言，它出现在不同的硬币和纸币上。该格言诞生于13个英国殖民地联合起来组成新生独立国家之时。 ↑
- 参见D. F. Wallace, Infinite Jest, Torino, Einaudi, 2016, 285. ↑
- 采用双姓氏的决定似乎是出于某些人的建议，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与当时颇具名气的作家大卫·雷恩斯·华莱士（David Reins Wallace）产生混淆。参见D. T. Max, Ogni storia d’amore è una storia di fantasmi. Vita di David Foster Wallace, Torino, Einaudi, 2013, 105. ↑
- 将小说作为毕业论文这一构想是大卫的室友兼终身挚友马克·科斯特洛（Mark Costello）向他提出的建议。两人后来合著了一部作品：Signifying Rappers:Rap and Race in the Urban Present。 ↑
- 参见D. F. Wallace, Infinite Jest, cit., 86 s.; 834 s. ↑
- 我们在本脚注中注明美国出版日期及意大利首版日期。就小说创作而言，继1987年的The broom of the stick（La scopa del sistema，1999年）之后， 华莱士于1989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Girl with curious hair（1998年在意大利以La ragazza dai capelli strani为标题出版；随后，其中篇幅较长的短篇小说Verso occidente l’impero dirige il suo corso于2001年单独出版），Brief interviews with Hideous Men，1999年（Brevi interviste con uomini odiosi，2000年）；Infinite Jest，1996年（Infinite Jest，2000年）；Oblivion: stories（Oblio，2004年）；此外，其小说作品系列还应包括最后一部在他死后出版的小说The Pale King（Il re pallido，2011年）。 最著名的散文集包括：A Supposedly Thing I’ll never do again，1997年（在意大利分两卷出版：Una cosa divertente che non farò mai più，1997年； Tennis, tv, trigonometria, tornado [e altre cose divertenti che non farò mai più] ，1999年）；Consider the Lobster，2006年（2006年在意大利出版，书名为Considera l’aragosta e altri saggi）；Roger Federer as religious experience，2006年（2006年在意大利出版，书名为Roger Federer come esperienza religiosa）。 ↑
- 参见D. Lipsky, Come diventare se stessi. David Foster Wallace si racconta, Roma minimum fax, 2011, 17-21. ↑
- 关于华莱士的生平，参见两部最著名的著作：D. T. Max, Ogni storia d’amore è una storia di fantasmi. Vita di David Foster Wallace, cit.; D. Lipsky, Come diventare se stessi. David Foster Wallace si racconta, cit. ↑
- 莲花（Lotus）仓库的夜班保安和健身房负责管理毛巾的员工。在随笔集《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中，华莱士用几页篇幅以极大的同理心描绘了在游轮上从事这些工作的年轻人。 ↑
- 参见D. Lipsky, Come diventare se stessi. David Foster Wallace si racconta, cit., 122 s. ↑
- D·T·马克斯（D. T. Max）的传记对此主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参见Ogni storia d’amore è una storia di fantasmi…, cit. ↑
- ↑
- 参见同上，第344页。 ↑
- 参见D. F. Wallace, Infinite Jest, cit., 464-470. ↑
- 同上，第657页。 ↑
- D. Lipsky, Come diventare se stessi. David Foster Wallace si racconta, cit., 98. ↑
- 同上，第92页。 ↑
- 同上，第154页。 ↑
- ↑
- 同上，第156页及以下。 ↑
- 换言之，这也正是华莱士对邮轮之旅进行反思与重新解读的核心所在，他以此为素材为《哈珀斯》（Harper’s）杂志撰写了题为《一件有趣的事，我再也不会做了》（Una cosa divertente che non farò mai più）的报道。这或许是这位作家最著名的一篇文章。参见D. F. Wallace, Una cosa divertente che non farò mai più, cit. ↑
- 参见同上，Infinite Jest, cit., 508-510; 514 s. ↑
- 参见同上，第380-385页。 ↑
- ↑
- D. Lipsky, Come diventare se stessi. David Foster Wallace si racconta, cit., 149. ↑
- 参见同上，Il Dostoevskij di Joseph Frank, in Id., Considera l’aragosta, Torino, Einaudi, 2014, 285-306. ↑
- 参见D. T. Max, Ogni storia d’amore è una storia di fantasmi. Vita di David Foster Wallace, cit., 333 s. ↑
- 参见D. F. Wallace, E Unibus pluram: gli scrittori americani e la televisione, in Id., Tennis, tv, trigonometria, tornado (e altre cose divertenti che non farò mai più), cit., 127 s. ↑
- D. Lipsky, Come diventare se stessi…, cit., 409. ↑
- 同上。 ↑
- 参见同上，第204页。 ↑
- ↑
- D. F. Wallace, Roger Federer come esperienza religiosa, in Id., Il tennis come esperienza religiosa, Torino, Einaudi, 2017, 3-40. ↑
- 参见同上，Infinite Jest, cit., 282; 448; 891. ↑
- 同上，Chiesa fatta senza le mani, in Id., Brevi interviste con uomini schifosi, Torino, Einaudi, 2016, 189-206. ↑
- 参见J. Martin, «David Foster Wallace and the Two Standards»，2012年1月22日，载于https://tinyurl.com/4evzz99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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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D. F. Wallace, Questa è l’acqua, in Id., Questa è l’acqua, Torino, Einaudi, 2017, 140-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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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D. T. Max, Ogni storia d’amore è una storia di fantasmi. Vita di David Foster Wallace, cit., 368. ↑
